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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别拿“一线教师”作标签掩饰自己的苟且与卑下,这是对真正一线教师的玷污

2018-01-23 李镇西 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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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我身边的一线普通老师抓拍的课堂瞬间。——李镇西摄影)

【李镇西专栏】

别拿“一线教师”作标签掩饰自己的苟且与卑下,

这是对真正一线教师的玷污

原创作者|李镇西

本文为李镇西校长原创,首发李镇西校长个人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ID:zhenxichaguan”,校长传媒获得授权发布


这篇文章可能会让某些“一线教师”愤愤然,但我相信更会赢得广大真正一线教师的认可与共鸣。不过,无论反对,还是赞成,我都希望读者把这篇长文仔细读完(以防止断章取义),再做评论,好吗?


 

有一次在贵州讲学,我提到云南一位普通而让我尊敬的女教师。我说:“表面上看,我是所谓‘名师’,而她则毫无知名度,但我和她,谁更能代表全国广大的一线教师?当然是她!她没有出版过专著,没有做过大型讲座,也没有获得过显赫的荣誉,甚至连学校荣誉都没有。但她每天都过着平平淡淡而踏踏实实的日子,陪着一届又一届的孩子成长,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组织班级活动,和孩子一起玩儿……她所有的学生都记住了她。全国千千万万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她就是典型的一线教师。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老师也和她一样,默默无闻却令人尊敬。我向你们表示敬意!”说完,我深深地向台下的老师鞠躬。


2001年9月10日教师节那天,我写下一篇短文《把祝福献给普通的老师们》,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兢兢业业地上好每一堂课;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机会上公开课,却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送进了高一级学校;他们可能由于办学条件差、生源不理想等原因,很少有学生考上大学,但他们仍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学生;他们的工资经常被拖欠,他们因此也发牢骚,但发完牢骚后仍然夹着教案走进了教室;他们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声情并茂地讲长城、讲故宫、讲“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可他们的双脚迈得最远的地方不过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小县城;他们的丈夫或妻子已经下岗,因而日常生活捉襟见肘,但当自己的学生因家境困难打算辍学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给学生以微薄而温暖的资助;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能归入这个“模式”也不能纳入那个“体系”,他们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上好每一节课,仔仔细细地批改每一道作业题;走在繁华的都市大街上,他们朴实、木讷、憨厚、迟钝甚至有些“猥琐”,但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最美丽、最英俊、最有才华、最有激情的偶像;沉重的人生压力使他们的腰背已经微微有些佝偻,但正是这些微微有些佝偻的腰背铸就了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


这就是我眼里的“一线教师”。十六年过去了,我依然这样评价绝大多数的“一线教师”。


注意,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可见我并不认为所有“一线教师”都是值得我尊敬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某些人(当然是极少数,但因为这极少数人活跃在网上且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往往给人感觉为数不少,影响不小)眼里,“一线教师”四个字有了另外的含义。它成了一种“人格保险箱”,好像只要说一声“我是一线教师”,就占据了“道德高地”,在人品上就比“非一线教师”要高尚得多;它成了一种“批评豁免权”,可以抵挡一切批评,好像可以批评任何人,就是不能批评“一线教师”,否则就是“与人民为敌”;它成了一种“吐槽垃圾桶”,抱怨、发泄甚至讽刺、谩骂,似乎源于一个“正当理由”,那就是“我是一线教师”;它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保证书”,只要是“一线教师”说的话,都是对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墨索里尼,永远有理!”在这里可以改为“一线教师,永远有理”,我把这种现象称作“教师民粹主义”。


我不相信这少数在网上叫嚣的老师能够代表所有“一线教师”。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真正的一线教师也不认可这些人是他们的代表。


只想听顺耳的话,而一听不合己意的话便愤愤不平,这就是少数自称“一线教师”的人的特征。以最近我的“有趣”经历为例——我写《谁给谁抹了黑——请教屯留县纪委》,为几位AA制聚餐却被通报批评的老师鸣不平,于是赢得网上一片喝彩:“李老师和我们最贴心!”“李老师才是真正的专家!”;我写《体罚并非世界教育的主流》,戳穿有人所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学校体罚都合法”的谎言,便有曾经的喝彩者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我们这里带个班就知道了!”“李老师离一线老师越来越远了!”;我写《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对这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提出质疑,于是网上点赞不断:“还是李老师理解我们!”“李老师的文章总是那么接地气!”;我写《夏老师没有自杀为何让有人失望》,于是先前有的点赞者又说:“李镇西变了”“让我们寒心”……


本文草稿写好后,曾在网上发过两段,马上有一位网名为“心已远”的网友评论:“我觉得凡是没有正在从事一线的老师没有资格评价一线老师,哪怕你做过一百年的一线老师,只要现在不是,就请闭嘴,包括镇西老师。”


一言不合,便武断地要别人“闭嘴”——如此霸道,有半点胸襟吗?如此评论,有半点逻辑吗?


如果这样的人说他能够代表“一线教师”,恐怕才真正会激起广大真正的一线教师的“公愤”。

 

 

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老师”总喜欢——不,是“只喜欢”——听符合他心意的话,我今天依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极少数自称“一线教师”的人说点他们“不爱听”、“很反感”的话。


的确——我承认,是有一些不良媒体把教师中个别“害群之马”的所为当做热点新闻来渲染,比如说“现在的老师对重要的知识,课上不讲,课下收费再讲”,又比如热衷于报道哪个学校的教师“奸淫”“猥亵”女生了,还由此造出一个类别化的称谓:“禽兽教师”……这些事不能说不是真的,但毕竟是个别的。一些不良媒体却往往以此“妖魔化”我们整个教师群体,令人寒心。


但对这些负面报道的反感,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正视自身问题、更新教育观念、改善教育方式的理由。我们本身的确也需要不断成长,需要继续加强式的建设、提升职业认同感、提高教育教学的专业素养——这是每一个“一线教师”的追求。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一线教师,应该听得进各种善意而中肯的批评,应该正视自身的不足,这是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己的前提。


要知道,我们是教育者啊!我们的所言所行直接影响着我们每天面对的孩子,并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你别给我扯“家庭教育更加重要”,我在这特定的语境里重点是谈学校教育,谈教师素养,“家庭教育更加重要”是另一个话题,如果你非要硬说“家庭教育更重要”,那我只能说你是铁了心和我抬杠。

 

 

最近读到一篇题为《引入“倒推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文章,作者叫“龙向东”,是贵州的一位中学教师——一位标准的一线教师。龙老师在引用了德高望重的顾明远先生“我们教师水平太低,所以提高水平是对的”的话之后,这样写道——


刚看见那句话的时候,我也有点疑惑:这样讲到底准不准确?是不是太过了?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一个家长会,才体会到也许顾老所言并非夸张啊。


第一位老师上来,先请大家安静,然后很不客气地说:“不愿听的就出去!”接下来,是介绍成绩:“这次我们班考倒数第一!已经是第三次倒数第一了!”听了这话我感觉很意外,一般人不会这样讲的,这是缺点啊,隐瞒都来不及,还当众强调,难道要自我批评?到了后来才知道她这样强调的原因,“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考得不好肯定是家长的责任,就是家长不重视!”“我教的另一个班就考第一,同样是我教,这不是家长的责任会是谁的责任?!”她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孩子们考试成绩很差,家长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然后当众宣读每位学生的成绩。


对这位老师的做法,我有几点看法:一是不大尊重家长和孩子,不是将他们当成朋友,而是当成不欢迎的人,无视孩子的隐私权;二是过于重视考试成绩,把教育当成了考试,通过宣读成绩给孩子“贴标签”,诱导广大家长、孩子给孩子“贴标签”;三是逻辑推理非常混乱。


第二位老师上场了,同样是当众宣读成绩,接下来布置若干作业:书法抄写一遍然后听写、朗读下学期的课文三遍然后背诵默写部分篇目、写六篇作文、阅读作业、家长签字……总之很全面。然而我在想,提前把下学期的东西都学完了,下学期干什么呢?在我看来,很多作业并不是非做不可。成年人们可以回忆一下,你小学所学的课本知识现在还记得多少?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假期布置这么多作业,孩子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发展兴趣和特长呢?我倒以为,教师过多地布置作业,恰恰暴露了老师对自己的教学缺乏信心。因为没底气,所以才大量全面地布置作业,这么做不过图个心安罢了。作业的多少应当取决于客观的必要性,而不是主观必要性;如果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缺乏把握,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客观必要性”,于是就只能依赖“主观必要性”。

 

 

当然不能说每一个老师都是这样的,但这样的老师恐怕就不是个别的了。这样的老师还不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品质恶劣的“害群之马”,相反他们都是很敬业很负责任的老师。也许有读者会为这两位老师辩护:“他们也没办法啊,都是应试教育的体制给逼的!”


可是我要问,离开了渊博的学问、高超的智慧、精湛的技艺,就算是应试,仅凭着通过家长去“督促”孩子在假期里“书法抄写一遍然后听写、朗读下学期的课文三遍然后背诵默写部分篇目、写六篇作文、阅读作业、家长签字……”就能把孩子的成绩真正提高吗?


面对这样的“一线教师”,大道理不用多讲,每个老师就问自己一个朴素的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老师越“认真负责”,孩子越受害匪浅。


有的老师动辄就爱“抱怨”,而且还为“抱怨”找了一个“正当理由”,说“抱怨是对官僚主义施压”,是一种“抗争”。可我以及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任何教育弊端是靠“抱怨”解决的。有吗?你给我找哪怕一个例子,就一个!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那种成天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而对工作敷衍塞责、对学生毫不负责的老师,称作“怨妇”。于是,有自称“一线教师”的人就说他“很反感”“很寒心”,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名师哪知一线教师的苦”,说“专家、名师都是既得利益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抱怨”是不可避免的,谁敢说自己就没抱怨过呢?包括我,任何人遇到不如意多少都会抱怨几句,这很自然。我经常批评的“抱怨者”不是指这样的老师,而是特指那些只抱怨、不工作,或混日子、消极应付、耽误孩子的“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发牢骚本身无可指责,有良知的老师也会发牢骚,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因此也发牢骚,但发完牢骚后仍然夹着教案走进了教室”,埋怨几句不公,但不因此而迁怒于孩子,不因此而懈怠职业,这样的老师不是我说的“怨妇”。


我从来就不主张教师面对不公而逆来顺受。对于种种教育弊端,我们当然需要呐喊,但这种“呐喊”应该理性而有程序地表达。比抱怨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是通过途径反映、申诉乃至抗争。


我所知道有这么一位一线教师(由于某种原因,我隐去其姓名),就在我所在附近的地区(同样由于某种原因,我隐去其具体的区市),为教师待遇问题依法起诉地方政府,这位老师的诉讼请求有四:第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市政府发放绩效年终目标奖的范围、划分该范围的依据,以及为何将教师划分在年终目标奖范围之外;第二,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原告2001年至2016年应发和实发的第十三个月工资数额;第三,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公开原告2009年至2016年应发和实发的绩效工资数额;第四,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诉讼费。法院已经受理此案。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位一线教师依法行驶权利维权的行动值得我为她点赞。


所以我今年二月就教师待遇搞了一个大型调查,并根据调查写成一篇万字报告,递交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所以我今年6月就教师所承担的“非教学工作”也搞了一个大型调查,然后也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递交教育行政部门。这就是“理性而有程序地表达”我们的“呐喊”——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感和幸福感,关键在于“加薪”和“减负”双管齐下。


但教育种种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个早晨能够完成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些问题没解决之前,我们只能做我们权限范围内能够做到的,比如调整自己的心态,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教育素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一线教师这样做,本身也是在超越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强大,最终赢得别人的尊重,包括赢得相对富足的物质待遇。

 

 

那天,我的朋友李海林先生在我的微信圈里留有一段话,愿老师们能听得进去——


高待遇从来都不是社会赏赐给你的,你必须用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殊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迫使这个社会给你想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别人没有的特殊知识和技能呢?不知道老师们能否听得进这样的话。事实上,所有卓越性教师没有一个陷于贫困的。每当这个时候,老师又痛斥这个社会的不公,认为是权贵在使怪,或者斥责这些名师吹牛拍马。他们看不见成功的教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付出。如果他们看到了,又在私底下说,这些傻子,这样辛苦又有什么用。这是一批没有希望的人。可悲的是,正是他们,在教我们的孩子。


“事实上,所有卓越性教师没有一个陷于贫困的。”李海林老师这句话也许说得有些绝对了——可能也有一些老师很卓越却由于某些原因而陷于贫困,但至少大多数或我认识的许多“卓越教师”,没有一个不是从“一线教师”成长起来的,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是“一线教师”,而他们的确没有一个“陷于贫困”的。


看看那些名师的经历吧,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崛起于畎亩之中”,成长起点恰恰是“一线教师”。


比如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还有石中英先生、刘铁芳先生、王崧舟先生……他们刚参加工作时,都是普通学校或乡村小学的一线教师,有的学历并不高,但现在都成了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他们现在当然不可能“陷于贫困”。可当初他们作为一线教师时同样遇到了许多困难、坎坷、不公,如果他们因此抱怨因此沉沦因此得过且过,会有今天的卓越吗?


还有著名特级教师王栋生(笔名“吴非”)老师。这么多年来,他多次撰文抨击某些“一线教师”的种种有违师德的言行,而他自己直到退休都是标准的“一线教师”。当然,他是一位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一线教师”。这个影响力不是靠他“抱怨”得来的,而是他多年奋斗的实至名归。


我自然想到冰心那首著名的小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它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也许有人会说:“您说的都是名人,而名人毕竟是少数啊!”好,那我再说几位非名人的“一线教师”——


我想到了李国斌老师。李老师是四川金堂县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不幸于2004年患上了淋巴癌。在生命已经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情况下,他依然乐观,笑对人生,在与病魔做斗争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居然不可思议地重返课堂,而且当班主任。关键是,他不只是应付式地完成教育教学的常规工作,而且是积极思考,大胆改革。他在病中完稿并出版《我的学生我的班》,记录他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教育故事。在一个小县城教书,所有“一线教师”所遇到的困难他都遇到了,但他没有抱怨,更没有沉沦。他说:“我知道,作为学校一个小小的班主任,虽然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不能左右学校的教育规定和要求,不能决定教育的‘大气候’,但是我可以营造教育‘小环境’。在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的前提下,按照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思考,在我管理的班级进行教育改革试验。”


还有胡兰老师。作为一名乡村女教师,她长期在最基层的学校陪伴着农村孩子——不仅仅是“陪伴”,还潜心研究教学、探索教育改革,在教书育人方面成绩卓著,因此而荣获“全国模范教师”的光荣称号。2014年8月,她在一次体检中,偶然被查出患有脑部恶性肿瘤胶质瘤,做了开颅手术。医生说她三年后复发的可能性为90%。可是,手术后四个月,她便主动要求重返课堂,继续当班主任、教语文。一年后,病情复发,她一方面接受治疗,一方面继续工作——没有谁强迫她上班,也没有谁对她进行“道德绑架”,是她自己把教育当做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她在2016年工作总结中写道:“2016年,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饱受脑部肿瘤复发困扰,在忍受病痛发作疼痛、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折磨的同时,咬牙坚持,负重前行,努力展示积极乐观、豁达向上的健康形象。我战胜了病痛,战胜了困难,没有成为学校和同事的拖累,并尽我所能,把微弱的光亮惠泽于一同前行的所有人。”

 

 

有“一线教师”可能又会说了:“你说的都是患有绝症的人,并不具有代表性。”   

       

好,那我就说说罗民吧!“罗民”,这个名字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是我的网友,网名“滇南布衣”。十五年前我和他在网上相识,感动于他长期坚守在云南南部的一个山坡上,陪伴着12名孩子。于是,我利用一个暑假专程去看他。几间低矮阴暗的土房,残砖垒砌的乒乓球桌,玉米地旁坑坑洼洼的“操场”……就是“校园”。就是在这里,罗民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其艰苦一言难尽。临走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没有想过调出村小,到县城工作?”他说现在还没有想过。我说是不是没有机会,他说不是,“我的一个表叔曾在县里机关工作,曾经主动给我说过,如果想调到城里来可以去找他。”我问,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想调到城里工作呢?他说:“我想还是再在乡下待一段时间,把现在乡里各小学这一批三十多岁的老师带一带,他们很有培养前途的。我想通过他们去改变现在的乡村小学教育。”话语中,“布衣”流露出一种使命感。我说,你真相信你能够改变现状吗?他说:“能!1993年我曾经有几次机会调进城,但我没有,而是去了金鸡村小学。现在看来,我改变了金鸡村小学,正是在我任教期间,金鸡村小学修建了全乡第一所钢筋水泥的教学楼,而且培养出金鸡村第一个大学生!”十五年过去了,我和罗民早已失去了联系。但经常想起他。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那山坡上教书,也许早已调到县城,物质生活改善了许多。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他自己奋斗的结果。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写过的汪敏老师、王兮老师、卢晓燕老师、刘朝升老师、蒋长玲老师、王晓波老师、郭文红老师、卢韵笛老师……这些令他们的学生感到温暖的老师,许多人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他们不都是“一线教师”吗?

 

 

但有的自称为“一线教师”的老师却不是这样的。他们随时都总是那么“悲情”而“悲壮”。2000年前后,那时我刚上网,在一些网站论坛担任版主,和许多每天在教室上课的一线教师相识。其中有一位来自重庆的小学教师(姓名这里隐去),每次上网或给我写电子信件总是那么“满腹委屈”,因而“悲愤不已”,透过网络我似乎都能感到他满脸纵横的泪痕。我每每开导他,他却总是说“你们名师不懂我们……”后来我只好放弃了对他的“使命感”。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他是否还生活在自己的“悲情”、“悲壮”和“悲愤”之中。


什么叫做“你们名师不懂我们……”?总有人把“专家名师”一刀切地骂为“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脱离实际”“专制帮凶”……总有人有意无意(对有人来说,是“故意”)把“专家名师”与“一线教师”对立起来——好像“专家名师”一定是“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胡说八道者,而“一线教师”一定是“富有经验”“实事求是”的勤奋实干者;一旦贴上“专家名师”的标签,你就已经“输三分”了,而只要声称自己是“一线教师”则“怎么说都有理”。


而真理不认身份,只认事实。无论“专家名师”还是“一线教师”,都可能胡说八道,也都可能勤奋实干。何况二者可以是互相转换或合二为一的:同一个人,可能先是“一线教师”后为“专家名师”(比如前面所说的顾明远、石中英等先生),或者成为“专家名师”后又重返课堂成为“一线教师”(比如,2004年4月,我以特级教师和博士的身份,从成都市教科所的岗位上主动回中学教语文并担任班主任),或者成为“专家名师”后依然一直是“一线教师”(比如,我多次说到的著名特级教师吴非先生)。以“出身”论“英雄”,曾经是一个荒唐年代的特征,难道这个荒唐还要继续下去吗?

十一

 

吴非曾建议我“脱离群众”(他对这四个字有特殊的解释),他对我直言:“远离尘嚣也就远离市侩主义——说实话,和装作听不懂的人去说理,你就比他还要蠢。”


是的,我知道“永远叫不醒一只装睡的耳朵”。我倒也没有“蠢”到指望这篇文章能够“说服”谁“改变”谁,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让自强不息的一线教师感到不孤独。


几年前我去看吴非时,他很自豪地谈到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组:“我们语文组有些老师真不错,庄敬自强,有真正的教师修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苟且!”


当时,他说的“不苟且”三个字让我心里一震。不苟且,意味着抵御外在的诱惑,坚守内心的良知,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决不放弃应有的理想、情操和气节——


敬业,但不愚昧;郁闷,但不沉沦;嫉恶如仇,却决不迁怒于自己选择的教育工作;偶尔也发发牢骚,但决不因此而与教育为敌,与孩子为敌;就算迫不得已做“应试教育”的奴隶,但思想上决不做助纣为虐的奴才;环境昏暗,内心却始终燃着一盏明亮而温暖的灯;身居一隅,目光却始终投向“诗和远方”……


我身边乃至遍布于全国各地许多角落的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普通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线教师”。 

2017年7月22日于从新西兰陶波至惠灵顿的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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