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云、路江涌：疫情消散之后，世界形势将变成啥样？

导读：

“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自由贸易额下滑、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停滞甚至倒退。

随着“逆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欧美多国借助疫情，以“国家安全”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不妨思考以下问题：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政策主张？中国政府和企业又应该如何积极应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复旦大学EMBA《战略管理》授课教授孙金云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路江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源丨正和岛（ID：zhenghedao）

文丨孙金云 路江涌

孙金云、路江涌：疫情消散之后，世界形势将变成啥样？

近来，随着疫情全球扩散，各国对于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物资的短缺纷纷开始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物资安全，进而发展成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

事实上，这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并非一时兴起。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即大兴贸易保护主义；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提出法国要公投退出欧元区；英国“脱欧”成功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全球化发展的进程开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开展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退群”行动。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并且实施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

“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自由贸易额下滑、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停滞甚至倒退。

随着“逆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欧美多国借助疫情，以“国家安全”为名，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不妨思考以下问题：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政策主张？中国政府和企业又应该如何积极应对？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

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个是商品物资的全球化销售，即一个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或物资可以销售到其他国家，外贸业务大幅增加，进出口额不断攀升。

第二个是服务的全球化，例如印度可以向全球提供大量的呼叫中心服务、软件编程外包等等。

第三个是资本的全球化，伴随资金的国际流动，不断寻找更大的获利空间。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全球化。

互联网推动下信息的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对前三个要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人们对于国际化的理解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进出口，而是伴随着境外直接投资（FDI）和大量跨国公司开展全球化的布局。

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交换使得总产出最大化。可以说，正是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带来了全球经济过去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

然而，全球化的弊端却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并得到了政商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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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国乃至各阶层进行平等的分享。

瑞士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 2016》指出，世界上1%最富裕的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群独占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底部9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贫富悬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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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强了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力量，扩大了一些国际机构的权力，不断扩张的跨国公司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其经营活动不受国家政府的约束，使得一些权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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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缺失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不断增加国际资本的跨国投机行为，毫无约束地发行与运转金融衍生品，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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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环境的工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第二个问题：

我们再谈谈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近十余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同时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刘玉峰，2020）。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人类历史的维度，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在过去的千余年来，大部分时候的经济总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举足轻重的。

对于不同国别在历史长河中GDP在全球的占比，有两个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一个是麦迪逊提出的计算方式，他认为182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为32.9%，这个数字是中国历史上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的最高水平，这与许多人印象中腐败的清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个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峰值为1600年的34.6%（金星晔等，2019）。

不管怎样，二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历史上，中国经济份额曾经占据全球的三分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后，中国GDP在世界占比开始呈现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所幸，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复，现在接近五分之一的水平，可以说，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公元1600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

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提到两个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概念。一个叫斯密型增长( the Smithian Growth)，由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较高生产率带动经济增长，这是古典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都属于这种类型。

然而，伴随着欧洲的工业革命，他们开始突破斯密型增长的局限，转变为库兹涅茨型增长( the Kuznetsian Growth)，即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则没有完成这一转变（金星晔等，2019）。

由于没有实现技术突破，“斯密型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增长的极限。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好处：

一个是通过开放，打开了全球市场的大门，扩大了市场容量，使得斯密型增长突破了原有本土市场容量的限制，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个好处是，通过引进外资、走出去学习等各种途径，开始提高技术发展水平。

外资的进入并不仅仅带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人才和知识的溢出，提升科技水平，推动库兹涅茨型增长。如果不能看到后者，就很容易得到“外资离开恰好为国内企业腾出了发展空间”这样错误的结论。

另外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是“中国市场很大、产业链配套成熟，逆全球化首先伤害的不是中国”。持有这类观点的人，混淆了本土产业集聚和全球产业链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实，自上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生产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环节分离和空间整合，促成了以“生产的全球解构”和“贸易的全球整合”为鲜明特征的全球价值链(GVC)。

在对外开放和产业集聚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表现出本地化集群高度嵌入和全球价值链广泛参与的双重特征。

地域性的产业集聚虽然得益于三个外部性，即共享劳动力储备、中间投入物和行业知识溢出，但这种产业链环节的外部协同与全球价值链的专业分工是并行不悖的。

企业总是试图在全球价值链（GVC）当中不断通过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或链条升级，试图获取更大的网络权力和超额利润，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然而，研究表明，企业在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生产率越高，并且出于对环节核心技术和研发创新诀窍保护动机而实施的战略隔绝削弱了与国内相关产业的空间关联度，进而弱化了本地产业集聚的生产率正向溢出效应。

简单讲，企业在产业链中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时，对于自身的战略隔绝（或专有知识保护）是不敏感的，正是这种不敏感提升了本地产业集聚的外部协同。

厘清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中国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产业链下游低技术含量企业的产业集聚，而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环节却是本地产业协同较弱且国际化中难以替代的（苏丹妮等，2020）。

如果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市场，这样的市场空间靠那些技术含量低的企业在外部知识溢出甚至减少的背景下是难以得到弥补的，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并不因为中国市场容量大而得到缓解。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国化”的政策主张？

前文已经提到，跨国公司和跨国际组织的壮大部分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

事实上，国际化背景下的经济格局的确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国际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过一个“全球经济的三元悖论”(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该理论指出: 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做到三个同时选择。

这一理论所蕴含的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本的逐利动机则会使得本国资本流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生产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都更为低廉的国家，这样一来，无法自由流动或者说自由流动性极低的本国劳动者势必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更高的失业风险。

所以，利益受损的本国劳动力就会利用民主政体通过相应的程序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使得自身的意愿通过国家主权来得到表达，逆经济全球化或者受限的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避免（葛浩阳，2019）。

以美国为例，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外流，企业境外投资，导致本国劳动力失业率上升（参见汽车产业外迁带来的“锈带”），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得那些失业的选民支持提出“产业回迁”主张的总统候选人，而要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民主政体下，那些候选人也一定会迎合这样的选民主张，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的联合作用导致推出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政策。

“三元悖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克鲁格曼的金融“不可能三角”理论(Impossible trinity)。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最多只能同时拥有其中两项，而不得不放弃另一项（葛浩阳，2019）。

参考后者，我们或许对当下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我们选择了哪两项，又被迫放弃了哪一项。

第四个问题：

面对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既然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全球化的轨道，而西方某些国家又一定会选择“逆全球化”的主张，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无论政、商、学界，都不会赞成全球经济退回到各自闭关锁国的时代。所以，全球化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但是疫情推动部分国家基于“安全考虑”保留部分产能，美国提出的“去中国化”是在借题发挥，补贴搬迁费用并不能保证企业搬回美国能够具备更强的竞争优势持续经营，背后是中美两国大国博弈争夺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大背景。

更加具有典型性的是日本提出的“中国+1”政策。即不能在某一项产品上完全依赖中国的生产，而是要在中国以外存在一个备用的替代选项。

对于这样的担忧，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面对“逆全球化”的潮流，参照前文论述，我们需要避免一些错误的应对策略。

例如盲目自信构建本土化的全产业链布局，自绝于全球化；抑或单纯依赖动用政府的力量强力拉动内需，尤其是大基建缓解GDP的下降，饮鸩止渴。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提出一些可能的应对策略：

1. 继续积极坚定推动市场化进程，尊重市场规律，用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竞争优势留住外资企业，对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政策釜底抽薪；

2. 尊重新情境下各国对于安全的担忧，面对全球产业链再布局积极分析应对，鼓励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展现大国担当，敌退我进；
3. 保护私有产权、完善市场化机制、培养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创新，生产替代进口，尤其是美国那些具有技术含量产品部件的替代性开发生产，不被别人扼住发展的瓶颈，自强不息！

最后，疫情终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不可能完全回到当初。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终须奋发图强、理性面对，不冲动，少对抗，“发展才是硬道理”。

正如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里描述的九阳真经口诀：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 孙金云 -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EMBA《战略管理》授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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