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听到很多人跟你的经历相似，你在这个世上并不孤单 | 寇爱哲 一席第599位讲者

寇爱哲，故事FM创始人。

我大概采访了没有一千人也有几百人，我觉得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的故事呈现出来的话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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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每个故事都会被听到

大家好，我是爱哲，是一个收集故事的人。非常感谢一席的邀请，因为我平时都是在幕后讲故事，这是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所以有点小紧张。

我有记忆以来读过的第一本书是《格林童话》，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在上小学之前就把它翻烂了。如果读过这本书的话，你可能有印象，它几乎每一篇故事都是以“从前”两个字开始。这本书也将我训练成了一只“巴甫洛夫的狗”——每一次翻我爸的书柜，想找故事书的时候，只要看到里面有“从前”两个字我就直流口水。

可能大家也知道，《格林童话》是由德国的格林兄弟走遍德国的城镇、森林去收集故事，最后变成了这本书。没想到，很多年之后我也变成了格林兄弟这样的人，背着一只录音机满天下地去寻找故事。最后我收集的这些故事都变成了一档声音节目，叫故事FM。

这个节目非常特别，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在中文世界里听过这种类型的节目。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纯粹的声音节目，没有图像和文字；第二，我们每期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声音去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第三，每一期故事的配乐都是原创的，我们是以生产电影的标准和方式去制作声音故事。

我这么说可能大家很难有直观的印象，我用几个故事来解释一下，先给大家放一段我们的节目片段。

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紫红妈妈，是我们故事FM的一个听众。

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的标题是“跨性别者的母亲”。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这几年大家可能听过很多同志群体的新闻故事，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年轻人的角度去讲述的——这个当然也很自然，因为年轻人一般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点，互联网使用得更娴熟一些。但是我觉得像这样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讲她的体验非常难得，后来我们就去采访了紫红妈妈。

刚才你们听到的就是她的女儿跟家人出柜的那一幕。女儿出柜了之后，紫红妈妈就拉着她去了心理诊所。我觉得她遇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听了情况之后把她女儿支开，单独对紫红妈妈说，你知道吗，你的女儿曾经考虑过自杀。

紫红妈妈非常紧张，就问这位医生：那您见过的这种情况多吗？医生说，见得非常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例能够把性取向扭转过来的。

紫红妈妈只能选择接受这种情况，她甚至开始容忍女儿给自己注射雄性激素。

一开始，女儿是躲在房间里，背着家人给自己注射，但一个人拿着注射器给自己的胳膊打针是非常不方便的。有一天，女儿就对妈妈说，妈，你来给我打针吧。

因为打针前先要把上面那段空气推掉，紫红妈妈说，那一刻我举着那个注射器，在推空气的时候我就想，我多推一点，我多推一点，这样也就可以少一点药注射进我女儿的身体了。

后来时间慢慢过去之后，紫红妈妈发现自己曾经那个桀骜不驯的女儿，总是跟自己吵架的女儿发生了变化。

大家从紫红妈妈的声音当中应该能听出来，她的语气中透露着对女儿——不好意思，这时候可能应该称作儿子——那种自豪。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她还是在用“疾病”这个词来称呼跨性别这样的性少数群体。其实紫红妈妈跟你我的父母是一样的，她受教育程度一般，她的思维比较保守，但是她会一点一点地为了自己的孩子去发生改变。

她不是那种邪恶的父权代表，要控制自己的子女，也不是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母亲，她就是一个有瑕疵的人。只有当她用自己的口说出了自己在那段经历当中的体验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代入到她的角色里去感受到她的感受。

这就是我创建《故事FM》这档节目，选择用声音去记录真实故事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声音是最能够促进理解的一种媒介。为什么这么说？我是2010年开始转行进入媒体的，我既做过文字报道，也做过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

我在写文字报道的时候，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写的这个人物到底符不符合真实的人物？因为那时候做国际报道，我会通过Skype越洋电话去采访一些外国人，然后再把这些采访翻译过来。我发现在翻译的时候，语气经常不自觉地有偏向性，并且这不算违反新闻伦理。

我知道大部分的文字记者都是非常有职业操守的，甚至会跟自己的偏见去死磕，但是我在读文字报道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段距离。因为你在写东西的时候笔稍微倾斜一下，连你自己都是意识不到的。

后来我又在一家电视台工作，我们是一支非常小的新闻团队，但是每天都要背着大包小包的专业设备到采访对象的家里去采访。我发现一个特别让我沮丧的现象，每一次我们把灯光布置好，把摄像机架好的时候，受访者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表演模式。

大部分人是比较紧张的，然后语气会非常干瘪生硬；少部分人正好相反，他会夸夸其谈地进入一个亢奋的模式。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自然的状态。

我个人非常喜欢看纪录片，但只限于那种记者跟拍了很长时间，已经让受访者慢慢地放掉心理戒备的纪录片。否则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被受访者脸上不自然的表情所吸引，特别是当受访者的眼睛不时地瞄向摄像机的时候，我会非常地抓狂。

而且在看视频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往往会通过讲述者的长相和衣着先入为主地去判断这个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干扰信息。这个人躯壳里面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我们往往注意不到。

我觉得声音可以促进理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的代入感特别强。我们在听一段声音故事的时候，当撇去所有的外部干扰信息只听他的声音，他声音当中透露出来的语气，稍微的丝毫的情绪变化你都能感知得到，能体会得到。

我去年专程去了一趟上海采访了一位妈妈，那位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的孩子很不幸地在刚出生的时候被发现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不久就过世了，她把自己从怀孕到孩子过世的整个过程都通过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找到她的时候，我说那你就给我读几段你的日记吧。

后来这个故事播出之后，我们在后台收到了大量留言，让我非常惊讶的是，留言的很多都是男性。有好几个二十几岁的大男孩对我说，我听到这个妈妈读自己的日记，她强忍着自己哽咽的时候，我放声大哭，我完全理解了她的感受，我知道那种痛是什么样的感觉了。我现在给大家放一点片段，我每次听这段故事的时候都有点激动。

听众一般在几个特定的场景下听我们的节目，要么是在睡前，要么是在健身的时候，要么是在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在这种独处的环境当中，戴着耳机一个人去听这些声音故事。

当你在独处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你的耳朵边说话，你就会非常容易为他的命运揪心，为他的成长欣慰。听众经常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明明没有图像但我却像是在看电影一样？

我们在制作声音故事的时候，在每次采访的时候，都会不厌其烦地去问受访者，在经历自己故事的时候眼睛看到了什么。我们希望通过受访者的眼睛把听众带到现场，去感受他感受到的东西。

我觉得声音可以促进理解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你可以听到一些平时听不到的声音。以前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打过无数个电话找采访对象，很多人一听说要出镜就选择拒绝，但多数人都不会拒绝只露出自己的声音。

去年11月份，我去南方的一个城市采访一位入殓师，他的化名叫考拉。这位入殓师非常年轻，是94年的。他知道我不需要图像也不需要照片，所以非常热情地邀请我，要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停尸间。

因为预计抵达的时候是晚上，那时候也没什么人了，所以我听了之后是兴奋和恐惧齐飞。兴奋是因为作为一个声音故事的收集者，我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中都会去收集那些环境的声音。

你想一想，在一个安静的殡仪馆里，拉开停尸间的大门发出的“吱呀”的声音，走进去的时候鞋踢在地板上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考拉给我讲解的时候，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的他的声音。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声音素材，想想就流口水的那种。

恐惧大家肯定是能理解的，因为是在大半夜里。但是后来很遗憾，我的行程改了，白天抵达——白天有非常多工作人员在现场作业，所以噪音非常大，完全不能用。但是在我看到那些入殓师特别敬业地去对待逝者的时候，我非常感动。

我跟考拉见的第一面是在我住的酒店门口。因为我之前是在外国媒体工作，一直跟老外打交道，我习惯了每次跟人见面的时候主动伸出手去握手，一定要用力地去握，以表达我的热情。

考拉看到的时候迟疑了一下，然后软绵绵地把手递过来，我大手一挥就把他手直接扬起来了。他后来跟我说，不好意思，爱哲，因为很少有人会跟我们握手，我们为了避免尴尬也不会主动伸手。

其实考拉和在座的大家应该都差不多，跟我也一样，都是大学毕业生，他通过考公务员考上了当地的民政局。突然有一天，民政局的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咱们下属的殡仪馆现在缺人，想派个年轻人去锻炼一下。考拉还没有反应过来，当天就让他去报道了。

我给大家放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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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最清楚，我去单位上班的第一天，回家的时候我奶奶告诉我，她说你穿鞋子不要进门，你把鞋子放在外面，拿进厕所洗一下再放进房子里。感觉自己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说社会上面的偏见，真的，做这行的，明显会感觉朋友变少了很多。

说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同事他今年腊月二十一要结婚，现在也没有告诉他未来老婆他是做什么职业的，打算生米煮成熟饭以后再去坦白。这就是……真的，也是为我们自己感到挺悲哀的。

有时候感觉真的跟遗体打交道比跟活人打交道简单，因为跟活人打交道真的太累了，勾心斗角什么的，遗体多简单。

我在那儿采访的两三天里，考拉和他的同事们特别热情地招待我，那几天坚决不让我买单，每天喝得我肚子都要胀破了。我平时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但那些天我不想扫他们的兴，因为太久没有朋友来看望他们了。

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你们是怎么让这些讲述者都道出自己的心里话的？我很感恩我们的听众，他们特别地信任我，他们知道我不会去曲解他们的故事，也不会去评判他们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三分之一的故事都是听众主动找过来讲述的。

我非常愿意跟他们聊天，但是我不太喜欢采访名人。因为很多名人都有一套非常熟练的对待媒体的方式，有一套套话，听起来非常干瘪，不真诚。我一般在采访的时候都是面对面地采访，因为只有两个人，坐得特别近，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的时候，才会彼此信任。

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个录音室，我把它叫作小黑屋，每次来一个受访者我都会把他拉进小黑屋单独聊。创建这个节目以来，我的同事们从来没见过我采访，因为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场让受访者感到压力，我希望他能够在一个非常放松的聊天状态下慢慢地道出自己的故事。

我们选择故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讲述者有没有反思力。我曾经做过一个故事，我相信传统媒体是绝对不会做这种类型的题材，就是它没有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些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反转，这些元素统统都没有。

那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慧新，这是一个真名，他也是我们的听众，他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中产阶级。有一天傍晚，他去洗车的时候跟别人发生了口角，对方下车来要打他，那个人用手臂卡住他的脖子想把他扳倒。他说，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好多好多。

当时他3岁的儿子，正坐在车的后座拿着iPad看动画片。他说，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要保护好自己，要如何去保护好自己，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而且我的孩子看起来比同龄人还要强壮，他长大之后会不会去欺负别人？他能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暴力？这些都是我身为一个父亲应该教给儿子的东西。

慧新还是北京一家企业的中层，他带领着一个团队，所以每天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即便作为一个中产阶级，他也很清楚他们一家老小如果哪天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可能瞬间就会破产，所以这种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每天都在压迫着他。

他说，在那一刻，他感觉所有的压力都具化成了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卡住他的脖子，想把他扳倒在地，他不能倒，所以当时他用尽全身力气站住了。对方看到他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制服，后来推搡了几下这事就完了。

后来在回来的路上他就不停地想，他说，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搏击俱乐部》，我终于懂了那种感觉，我找到了自己充满勇气的那种感觉。他说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去做。

他们家附近原本有个垃圾站，一到夏天的时候周围两三公里都是臭味。他一直没有去解决这个事情，那天他下定决心要去解决这个事。我给大家放一段他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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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闪光的故事，就是事情可以非常简单非常小，但你从中能看到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2008年左右，我当时的单位是在北京的宇宙中心五道口旁边。大家可能知道，那周边是高校林立、研究所林立，所以有非常多的讲座和文化活动，我经常辗转在这些活动之间，去听一些大师的讲座。

我记得第一次听完一个讲座的时候，激动兴奋得上下牙齿打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激动的时候牙齿会打颤，我就想到居然可以谈这样的话题，简直太棒了，那段时间真的学到了很多理论和价值。但时间长了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些理论和价值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应该是在3000块钱左右，住在一个隔断间里。我妈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催婚，我又刚跟前女友分手，这些一切的油盐酱醋，一切的人际关系，我都需要去处理。

我所崇拜的那些讲座当中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教给了我很多理论和价值，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去生活。后来我想，如果我想参考更多的人生经验过好我这一生的话，只有记者这个职业可以让我去见到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故事，对我有帮助。

后来我就提出了辞职进入到媒体。从2010年到现在，我大概采访了没有一千人也有几百人，我觉得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的故事呈现出来的话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有非常多的经历，也许一件或两件，就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些经历可能后人还会再经历，如果有人说出来的话，对别人会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在上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们都是在无数个夜晚里围坐在篝火旁边听老者讲故事，讲人生经验，我们的这些知识在文字发明之前都是这么口口相传下来的。其实听故事是最自然的讲故事的方法，只不过我们可能忘了。

我有一个想法，再过几年之后，我会把我收集的这些故事都灌注成磁带。因为我之前是学图书馆学的，我知道磁带是保存时间非常长的一种介质，我要把这个磁带装进一个盒子里埋到地下。

等到千百年之后，人们挖出这些磁带的时候，他们听一下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讲话的，当时的语言体系是怎样的，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定能给他们还原出一个真实的21世纪。

我常常说每一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可能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能被听到。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故事FM》，你能听到有很多人跟你的经历是相似的，你在这个世上并不孤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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