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依赖有名和重要的人，来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但明明他们口中的世界大势，都是会影响到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呀。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和他们故事——某个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不可逆的并且远远大于他们个体生活范围的趋势裹挟着走。只是，他们是怎样被裹挟的呢？
在边界，在孤岛
我想先描绘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我的报道经历中可能比较典型。不知道符不符合大家心目中国际新闻记者的工作状态。恰好是一席的策划联络我的那天，我正在马达加斯加采访，就是非洲大陆东南的那个面积很大的岛国。那是南半球的冬天，天气很好，海面平静，下午村里没什么人，都出海了。我看到海滩边坐着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就是照片角落里的这位。▲ 马哈赞市的小渔村Katsepy，老妇人坐在渔船旁（右下角）。 摄影：宁卉
我想跟她搭话，但她一直不理我，还冲我手里的相机生气。一直到她双胞胎儿子出现在了海平面上的时候，她忽然就变友善了，说，如果我给她买瓶啤酒的话，她就跟我聊天。这家就三口人，老人和她两个已经年过半百的儿子。他们都等着这天的渔获吃第一顿饭。两个儿子早上4点就出海了，下午3点起风前才回来。这天的收成并不太好，一条大鱼，三条小鱼和一条鳗鱼。够吃，不够卖。▲ 当地渔民打捞上一条鳗鱼。摄影：宁卉
老人一边盯着儿子准备烧鱼，一边对我说，她50年前嫁过来这个村子的时候，一次出海能打300斤鱼。然后一旁一个在修船的年轻邻居就笑了，他说，开什么玩笑，10年前一次出海打六七十斤，已经不能再好。如今，一天只有三四斤鱼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就问老人：50年前300斤，10年前60斤，现在3斤，那以后会不会就没有鱼了？老人瞪着我说：怎么可能呢？大海里怎么可能没有鱼呢？然后这个邻居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女儿在一旁玩，听到这里忽然转过来，很坚定地跟我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捕鱼靠不住，一有机会，我们就会离开的。”我晚一些再告诉大家这个采访的前因后果。可能你也会觉得疑惑，这个场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确，我常常会去到一个偏远却也很平淡的角落，看似蛮偶然地去遇到一些人，听他们聊自己的生活、聊他们眼里的世界。类似这样的不起眼的时刻，在我的采访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一直都很怀疑，可能我是一个很不合规范的国际新闻记者。比如，我手机里的突发新闻提醒一直是关闭状态。这几年的世界大事，英国脱欧、特朗普推特治国甚至是中美贸易战都没有太过频繁地占据我的视线。这样做，我顶着蛮大的心理压力的，能够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应该说是国际新闻记者的基本素养。我却把触手可及的侃侃而谈给屏蔽了。屏蔽掉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能帮助我来定义我想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记者。比起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里更是充满了大人物，小人物特别少——距离远嘛，本来音量就很小的普通人，距离一远，不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也许他们都不存在了吧。我们总是依赖有名和重要的人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在发生大事件，但明明他们口中的世界大势，都是会影响到像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和他们故事——某个地方的某些人的生活，正在被一些看似抽象的、不可逆的并且远远大于他们个体生活范围的趋势裹挟着走。只是，他们是怎样被裹挟的呢？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我花很大的力气去了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国家，厄瓜多尔、刚果（金）、莫桑比克、保加利亚、波兰、波黑、捷克、墨西哥等等，至今大概有30多个国家。我去的地方比较多，但在每个地方采访的时间都比较短，很多是追随一个题目，像一根针一样，只扎在那个具体的题目上。有时我会担心，这样会让我的观察不够沉浸。不过，这些年下来，我发现有意无意的，我在不同国家做的非常不一样的选题，相互之间产生了蛮强的联系。这也许是另一种收获吧。一席给了我一个不曾有过的机会，让我可以把我看到的这些联系分享给大家。在我的报道经历中，有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广的题目：人的流动与不流动。我举几个例子。
2016年10月，我去了隔着海峡与英国交界的法国边境城市加莱。在加莱的郊区，有一大片被称作是“Jungle”（丛林）的地方。大片大片的帐篷和临时棚户，都是由自发聚集到这里的难民搭建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难民营。▲ 加莱难民营。摄影：宁卉
这里的难民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为了偷渡去英国，他们白天睡觉，晚上会去高速公路上试着跳到从海底隧道过境的长途卡车上。成功的不多，很多是花巨资让人贩把你藏在卡车车厢里混过去。每年能过去几千人。加莱可能是这些难民逃难路上的最后一站，他们大多都先从地中海偷渡到欧洲。边境是被标了价的：在北非利比亚，蛇头可能几百块钱就会在偷渡船上给你一个位置；在加莱，要想偷渡英吉利海峡，一定会要好几万。
富裕的英国是他们心中美好生活的目的地。比起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很有吸引力——有的是因为那里已经有来自自己国家的社群，有的是因为已经会说一点英文，觉得英国更有机会。▲ 加莱难民营的一面涂鸦墙。摄影：宁卉
其实难民们要想融入欧洲社会其实非常难。在丛林，他们能与经历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去英国，可能只是一个更好的生活的念想。因此，尽管从加莱偷渡成功的并不多，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到了这里。我去采访的时候，这个丛林已经存在18年了。难民营存在了这么久，又是以偷渡为目的的地方，里头开始形成非常复杂的派系，没有治理，也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暴力事件。离市区又远，这片荒地的确成了一个像是“丛林”一样的地方。▲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当时才16岁的苏丹男孩，穆罕穆德。▲ 穆罕穆德，苏丹难民，16岁
他在14岁时踏上了这条成为“难民”的路，原因很偶然：因为他看管的一只阿拉伯人的骆驼误食了有毒的树叶，忽然倒下死了。阿拉伯人说如果不留下赎金，就杀了他，他的妈妈就说，你走吧。十四岁穆罕穆德一路搭车到了北非利比亚，干了苦工，再付钱偷渡到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他一路乞讨、逃票，梦想着能去其他难民嘴里说的那个好地方英国，最后却停在了加莱。 ▲ 穆罕穆德“难民之路”：苏丹→利比亚→西西里岛→加莱
在利比亚，穆罕穆德可以挖土豆赚到一些钱，在加莱，他毫无指望。他一路艰险到了欧洲，发现自己依然身处丛林，被牢牢挡住。年轻的他并不知道，重建生活的心愿应该怎样才能开始。穆罕穆德很努力，很快就学了一点英文；又很乐观，一直问我欧洲会不会给他机会，让他成为一名有用的工程师。那个时候，丛林里住着一万多人，熙熙攘攘的，一眼看不到每个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只是跟这个苏丹男孩聊天，会在心里偷偷留出一点希望。可是，我马上又遇到了另一个在难民路上漂了更久的人。那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第二次再去加莱丛林，那恰好是一个比较残酷的时刻：法国政府要把这座“丛林”彻底拆掉。曾经住着一万多人的地方，瞬间变成了垃圾。 ▲ 2016年10月，法国政府下令拆除加莱难民营。摄影：宁卉
拆到最后，政府不想动手拆难民们自己搭建的一座教堂和一座清真寺，因为宗教场合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他们想让难民们自己动手拆。那天，挖土机隆隆作响，我在离挖土机不远的地方，遇到了另一位来自苏丹的难民，他叫费萨尔。他蹲在帐篷里，没有要走的意思，其他大多难民要么已经自行离开丛林再找其他机会，要么已经跟从法国政府的安排，被重新安置了。费萨尔不愿意多说话，他说不记得自己多大了，只说在路上四年了，也不想提逃难的经历。旁人跟我说，他其实已经去了英国，但不知为何，又回到了丛林。我问他会担心明天吗？因为整个丛林都要被拆了，他很平静地说：“不需要。”▲ 费萨尔，苏丹难民，年龄不详。图片来源：《世界说》
费萨尔一身非常整洁，帐篷里干干净净的，连捡来的柴火的粗细都一样的。与丛林已经成了垃圾这样的绝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蹲在地上，拿着一支树枝搅着锅里的米糊，脸上毫无波澜，跟我说”明不明天的没所谓的……“可能是我遇到过的一个人最没有希望的时刻。他们应该都是为了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却在明明只是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被困住了。做完加莱难民的报道之后，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很多中东的难民会拼命想要去欧洲呢？明明阿拉伯世界也有富裕的国家，他们在宗教文化上更相近，为什么不去这些国家呢？我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曾经做了一个看起来跟难民完全不相干的题目，也许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卡塔尔是一个典型的中东海湾国家，有石油、天然气，“富得流油”四个字，基本就可以概括了。只不过，卡塔尔有260万人口，只有30多万人是“真的”卡塔尔人，剩下的230来万都是外劳。“真的”卡塔尔人才富得流油，他们坐拥最好的福利，无需缴水电费，出国念书到博士都免费，政府给地、给特别优惠的贷款盖房子。所以，当这个富裕小国要大兴土木，要有好的服务业的时候，劳工都是外国人，很多中产的岗位也是外国人来做。如果你第一次到卡塔尔，很可能都看不到这些劳工。在那些明亮、清凉的高楼大厦和商城里头，都没有这些人的身影，这些外劳，尤其底层劳工们，60%都住在劳工营地里。
▲ 多哈劳工营。摄影：宁卉
我去了那些营地。刚好遇到他们下工，都是很疲倦的样子，大多是青壮年男子，三三两两，不吭声地走在路上。营地附近有店铺、饭堂、修鞋店、ATM，这是他们在超市买菜。卡塔尔的外劳中，八成都是青壮男性。当然也有很多女性外劳，尤其是在家政这一块。但是，为了避免她们恋爱，或者其他麻烦，譬如性交易，雇用女性劳工的公司通常设有宵禁，晚上8点后，这些女工便不准再出宿舍了。我当时在这个劳工营外头拿着三个问题问路人：你从哪里来，你在这里多久了，你喜欢多哈吗？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有的可能只来了三个月，也有半年的，三五年的，甚至八年的。但当我问到“你喜欢多哈吗”，很多人听后都会顿住，然后笑出声，“这有什么好问的”；有的人会皱起眉，狠狠地摇头：“当然不喜欢。”海湾国家有一个外籍劳工制度，卡法拉制（Kafala），外来劳工必须获得本地人或本地公司的担保。在卡塔尔，担保人一度拥有极大的权力：雇员未经允许，不得更换工作、不得自行结束合同甚至不得离开卡塔尔。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都是卡塔尔人说了算的。卡塔尔要举办2022年的足球世界杯，雇佣了更多的劳工，也吸引了更多劳工组织的注意力，如今在劳工制度上有些好转。但是，外劳遭到剥削和虐待的新闻，还是层出不穷。在雇人的时候，劳工中介有时会说，“耐热”是来这里工作的唯一条件。但生活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人，在来之前并不知道，卡塔尔夏天动辄50度以上的高温，不是你能“抗热”就能应对的。由于残酷的气候和不当管理，卡塔尔的建筑工地上每年都有数百工人死亡。而且，许多尼泊尔和菲律宾的工人为得到工作机会，给黑心中介付钱，欠下高利贷；来了卡塔尔，又被这边的公司拖欠工资，等脱身回国时，竟然会比离开时更穷。
去卡塔尔之前我总觉得，这样的人口流动肯定都是暂时的，他们都是来到这里赚钱养家，不行就换个地方继续打工或者赚够了就回老家。其实不是的。我去的那个劳工营地不是最差的情景，事实上，那是卡塔尔为了不被国际社会批评打造的劳工营“门面工程”。那天再晚些时候，我到了市区更外围，那里的劳工宿舍会更复杂，几乎像法外之地一样。在沙漠深处，还会有特别大的劳工集中宿舍，上千上千的劳工住在沙漠之中。那里更是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没人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见面聊得更多的是“钱赚够了吗？”“什么时候离开？”有的说一两个月，有的说一两年。但一个孟加拉的外劳跟我说，他听到那些说几个月就回去的，根本不会相信。他说：“一旦来到这儿，你就走不掉啦。“
这个孟加拉人叫瓦斯姆，19岁就来海湾打工了，等到家里给包办婚姻了才回去。回去后才发现，在海湾做简单的劳力就有不错的收入，但也意味着没有学到什么技能，回到孟加拉再想做一样的活，根本赚不到钱。 ▲ 瓦斯姆，45岁，来自孟加拉国
但是，家里人已经习惯了他是那个会一直往家里汇钱的人。他原本在迪拜打工，但又要顾家人，又要送弟弟们上学，并没有剩下多少存款。回去一段时间后，能够给家里的钱就越来越少了。他不得已，还是要一个人再来当外劳，妻儿都留在了老家。再过来的时候，迪拜遇到经济问题，外劳的工作已经不太好找，瓦斯姆只好来到卡塔尔当司机。
他跟我说：“在这里赚到一点钱不难，难的是决定何时收手离开；老家永远有更多的难题，永远需要更多的钱来解决，你就永远栽在这儿了。”我一边听着瓦斯姆念叨说他一双儿女在长大，以后上学、结婚、盖房子的钱，一笔一笔的，他越算越担心，一边就想起我在机场送走的一个菲律宾外劳。他叫吉米，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刚满60岁，从沙特到卡塔尔，在海湾国家工作了30年，离开前已经是一个收入很好的工程师。他到60岁生日这一刻，才终于买了单程票，彻底离开了卡塔尔。▲ 吉米（中），60岁，来自菲律宾
其实，就算他还不想走，他的工作签证以及在卡塔尔生活的权利，都在法定退休年龄60岁的那一刻完全停止了。我还记得在机场，看着吉米慢慢地走进登机口快步离开，连我都有一种黄粱一梦的感觉。卡塔尔小小的，像个孤岛一样，却总是有人不停地过来用青春换取价值，也在将人生交给这个陌生冷酷的国家。可能加莱难民营也是一样，像是一个承诺了美好生活，却不负责实现诺言的一个泡沫。▲ 插画：Rosa Lee
一顿淘金者的家宴
如果要在我的报道经历中再搜寻出一个特别有“孤岛”特质的画面，那会是在刚果（金），准确地说，是在刚果（金）一个叫做马塔迪（Matadi）的港口城市的一顿家宴上。招待我们的是一个叫“老韩”的中国人，他家在这座城市的“省长大道”上。说是大道，其实就是一条土路。刚果（金）非常不安全，尤其是偷抢事件十分泛滥，但是因为路的尽头住着省长，所以治安相对比较好。还好我的酒店也在这条大道上，去老韩家就几步路，但是天黑下来，走得还是有点忐忑。到了老韩家，打开两道铁门，越过四条壮实的狗，进门后我才真的吓一跳——一张小桌子上，摆满了鱼、虾、蟹、猪蹄。我记得有一盘吃着像是鱼肉的菜特别鲜嫩，但直到最后才被老韩提醒，说那是龙虾肉。这大概是我采访路上吃的最好的一顿了。老韩已经在刚果（金）住了十多年了，他是在2004年刚果内战结束的时候来的。也许你我在电视里听到非洲哪里战乱，会拿起遥控器换频道，但老韩和他的亲戚们一起，却知道这是商机：战乱后要重建，人们一定会急需各种日用品。他就来这里开杂货店，一开就到了现在，他还说他带了老家几百号人过来一起淘金。他说：“99.99%都是成功了的。”老韩给我定义了何为成功，“在老家游手好闲或是一个小木工，来这里捞了一栋别墅回去的。”我们聊着聊着，餐桌上陆续又来了老韩的几个朋友，有一个医生，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做科技产品维护的，一个在刚果金砍过木头、开过车、修过路的承包商，还有这个承包商为了修路，从国内喊来的一个道路工程师。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时间有长有短，道路工程师来的时间最短，他一直问我，刚果金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大学生来了半年多，已经不想继续待了；承包商说他一开始觉得这个国家又穷又乱，结果待了几年反而习惯了，天气好，佣人也便宜。老韩见过的人最多，他说，也有亲戚赚了钱回老家，待了几年，无聊了又回来刚果金的。“在这边至少还是一个小老板当当，国内竞争太厉害了，根本做不了什么。”只有那位开了间医院的医生大叔，他逃来非洲是因为妻管严，又有个凶狠的老母亲，实在不堪两个女人，来了刚果（金）就不走了。那两道铁门把丛林一样的现实锁在了外面，他们喝着二锅头，在饭桌上的侃天侃地，又朴素又急切，也带着不易察觉的辛酸。我听得出他们相互之间的依赖，这一顿家宴想来也是他们在陌生世界里构筑的一个安全港湾。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想要在欧洲找到生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丛林的难民；忍气吞声做劳工，舍不得赚钱的机会，不离开也许就会耗上大半辈子的劳工；到非洲淘金明明是一件见好就收的事情，却也十几、几十年，把淘金过成了生活的淘金者。
如果我们单独看到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个为了活下去，或是为了活得更好的普通个体，各自有各自的选择。但把他们放在一起，也许能帮着我们看到更多。比如，看到一些驱动他们的力量，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基于种族、文化、历史和现实而产生的几乎无法撼动的阶层感。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现实下的鲜活的人，正在横冲直撞，试着寻觅他们在这些阶层中的边界。有时看起来很个人的选择，其实非常地普遍；有些看起来是暂时的，却又被固定住了；有时我们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想要的，但很多时候，却可能又是他们被逼着在继续的。我一直寻找着这些“横冲直撞”，这些边界，这些普通人构筑的孤岛。同时，我也目睹着在这些流动的过程中，一些看起来无可奈何的不公。就像马达加斯加的那个老人，她无法想象，如此广袤的大海，可能都不会给他们安身立命的机会。她也不像年轻的邻居那样，还对未来有很多期待。与之前几个故事里的人物不同，这个老人一辈子都没有挪过窝。她让我想起我曾经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遇到的一些原住民社群，他们一穷二白，只想像祖父辈那样生活，再死去。 ▲ 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原住民。宁卉/摄
但现实是，他们普通清贫的家园里，有着很多别人千里迢迢过来寻找、心心念念的、无比宝贝的资源。资源和资本的流动比人的流动可能还要快。只不过开发这些资源的代价，经济增长的代价，便是牺牲他们家园原本的样子。而且，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不会是他们。比如，把我带到老人所在的那个渔村的原因，便是2018年的一条新闻头条，说一家中国公司要在马达加斯加投资27亿美金用在渔业资源上。如果实现的话，这会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的一笔渔业投资。但是，我们刚刚透过老人一家的生活也能够稍微看到，这个岛国的渔业有很多问题，监管不善、捕鱼不可持续，依赖水产为食物来源的传统渔民们，果腹都很难。可我也见过一张图，记录了半年来围绕着马达加斯加经济海域的渔船活动，密密麻麻。 ▲ 来源：Global Fishing Watch那个协议后来没有继续，但人们对这片海域的胃口并不会消失。可那个86岁的老人看不到眼前几十里以外的大海，她更想象不到，这个世界的胃口会那么大，大到能吃光大海。她的想法，也很不重要。她身后的马达加斯加的50万传统渔民社群，声音都太过弱小了。他们是不是会被无声地牺牲掉呢？平时，拿起国际新闻的版面，常常会觉得世界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我有时，在安安静静、下着细雨的雨林里，在半夜不停歇的长途汽车上，在飞机越过大江大河的时候，或是盯着街头缓慢行走的老妇——不管肤色、文化、语言，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这样的老妇人们，走路的神态总是非常相似，辛苦了一辈子的神态。这样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将那些二十一世纪的大议题和眼前的片刻景象重合在一起。这些年，我们讲移民、技术、消费、资本、国家、真相与后真相……种种的力量，其实是围绕着世界这一头和那一头的所有人的。有时，这些力量给出一些窥探的机会，更多时候，它们铸就了一堵根本绕不过去、也爬不到顶的围墙。这些墙让我们明明身处暴风雨的正中心，却感受不到一点波澜。
很难说清为什么，但因为我记录到了马达加斯加的这个老渔民的只字片语，并带到了这里，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还蛮骄傲的。记者的形态有很多，我这一挂，应该不是刨根究底、去寻找能够打开“真相”魔盒的钥匙的那一种；相反地，我特别开心，能够在世界的角角落落，听到截然不同的说法和故事，可能都是真相，可能都不是。但这些脚步，却可以慢慢打破我对这个世界的猜想。如果也能打破一些大家对世界的猜想，那就太好了。我少时看一部意大利电影，里头一个老人，跟一个懵懂少年说，你不要一直留在这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以为这儿就是全世界。我很以为是。送给大家。我也会继续去遇到世间不同角落里的老人和懵懂少年。此时此刻，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记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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