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八轮中美对话·声音 | 郑京平：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分析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向第五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提供的交流文章，原标题为《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是硬道理——中美供给侧改革比较分析》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文/ 郑京平 CF40特邀成员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共同主办的2016年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研讨会选择“供给侧改革”这一热点议题进行讨论非常必要。本文在给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对中美“供给侧改革”进行了简单比较，并重点对中国应该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美“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为了使讨论问题更加具有针对性，弄清楚中美“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内涵，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而且，没有清晰的内涵和定义，在讨论时，也很容易出现各说各话，说的不是同一件事的尴尬。
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说到美国“供给侧改革”，一般是指为实施以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供给侧管理而进行的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整。较为典型的代表，是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推行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以供给侧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削减政府预算，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等。其目的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刺激投资和企业经营，降低企业经济活动成本，重新焕发美国经济活动。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中国“供给侧改革”是指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其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定义：“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俗地说，就是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合理性和技术含量。这里所说的技术含量，是指包括技术进步、体制机制创新、效率提高等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 Productivity）。而结构性改革一词，归纳国际经济界使用的情况，则主要是指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常说的体制改革。
中美“供给侧改革”的简单比较
从内涵看，中美“供给侧改革”都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美国的“供给侧改革”似乎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更加强调改革。
从面对的困境看:
美国经济当时主要是遇到了所谓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继续简单依靠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已经无法解决问题。自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济受到滞胀困扰。一方面，通胀持续高涨，CPI从1976年的6%一直上升到1980年的13.5%；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1980年已经变成负数，为-0.2%，失业率则高达7%。
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尽管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但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中高速水平，不但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还伴有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2015年，GDP增长率为6.9%，CPI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是下降5.2%。今年一季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GDP增长6.8%，CPI上涨2.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是下降4.8%。
从所处的环境看: 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高；资源约束也远不及今天这样紧；环境保护意识远不如今天这样强烈；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远不如今天这样高；信息化远未达到今天这样无所不在，这样便捷高效；全球物流、服务、人员、资金、信息、思想、技术的交流、交往与传播远不如今天这样迅速、方便、广泛和深入。
从推出的目的看: 美国是为了走出滞胀，重新焕发美国经济活力。而中国同样是为了矫正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稳定增长。
小 结
由于中美两国“供给侧改革”在上述诸多方面的异同，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可以通过比较，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汲取美国的一些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目标，因地制宜地设计好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好配套的推进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将两国的“供给侧改革”进行类比。以问题为导向，对症下药，提出有效思路，解决问题是硬道理。
要充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中国目前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依靠刺激投资和出口需求发展经济。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需求已经从过去量的满足，转变为对品质的追求。靠扩大投资、扩大出口，把问题积累起来并后移的“增加投资→扩大产能→继续增加投资→形成新的产能”的恶性循环已经转不下去，必须要有新招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正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新招数。
一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命门——提高供给侧质量。很多品牌商品的关键竞争力往往就在品质上。中国国外代购、跨境电商（海外淘宝）、进口消费品迅猛增长的事实说明，中国消费品市场需要进行一次品质革命！
二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中国供给侧的短板——水平不高、反应不快、效率低下，单纯依靠要素规模扩张发展经济遇到了“天花板”。近些年来，中国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正在丧失。以劳动力成本为例，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上涨速度一直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15年与比2010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3%，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提高了53%，比前者高出10个百分点。由于产能过剩、要素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风险加大。2015年末货币供应量M2达到139.2万亿人民币，比5年前的2010年末增加了91.7%，而5年间现价GDP仅增长39.8%，前者是后者的2.3倍！
三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成本概念，强化了投入产出意识。说一千，道一万，国家间竞争力的终极源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强化投入产出意识，才能不断提高生产率。四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改革！惟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影响供给侧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眼下的关键是如何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以顺利有效实施。
要统筹协调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无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手段——改革看，还是从其落脚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一个涉及长期发展的问题，发挥作用需要时日。因此，为解燃眉之急，实现年度或中期“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还必须要与需求侧管理一起抓。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把总需求管理好。
一是要认清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有机统一性。供给与需求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供给学派鼻祖萨伊就指出，“一种产品一经生产，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这就是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此外，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合理性和技术含量，提高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使供给产品更具竞争力，而更具竞争力的供给就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创造更多的需求。
例如，通过改革，我们可以消减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能，把相应的要素资源转移到效率高的领域，解决企业“僵而不死”、劳动者隐性失业、资金固化低效问题，提高效率好的行业供给能力，从而需求提高。
反过来，刺激需求的需求侧管理，可以解决救急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根据萨伊定律，刺激需求，尽管并没有增加新的需求，而只是消耗掉过去积蓄的需求，是把长远需求消费于当下。但这毕竟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例如，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以把潜在的、长期需求刺激出来，带动相应产品供给的增加。
二是要使需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的环境。具体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通过需求侧管理，使需求有利于把经济增长稳定在7%左右；特别是要防止出现通货紧缩。此外，为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应注意收入分配的改革和管理。例如，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居民收入、降低政府部门收入水平等，都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
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改革。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体制供给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仍存在诸多不相称之处。
一是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并存。防止权力寻租、为政不为，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些领域的垄断仍相当严重，市场经济秩序仍需要规范。一些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同一部门的不同环节之间，推诿扯皮、设租寻租问题依然存在，全社会运转的交易成本依然较高。
二是价格、金融、财税、土地制度、国企、收入分配等关键领域改革仍不到位。以市场经济运转的核心——价格为例，由于改革不到位，价格手段的运用还不够。如，棚户区改造项目，运用货币化手段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多可为之处。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通过市场化，特别是价格手段，给企业的负外部性行为定价，从而形成约束，也做得不够。
三是政府决策机制仍不尽合理。有些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操作性较差。还有些政策大方向好，但缺乏具体实施细则，难以落地。凡此种种，惟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然而，所谓改革，实际上就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势必受到现有得利者的强力阻挠。更何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好吃的肉都吃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此，要对改革的艰巨性有充分认识。
正因为改革的艰巨性，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性。也决定了改革要明显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例如，要改变企业不太注重产品品质的陋习，就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这不仅是简单地使用好材料、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治理方式、企业文化、队伍素质、产品标准、生产流程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从过去习惯做一般产品的老路上，脱胎换骨、死而后生。因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只争朝夕，立即行动，但也要有耐心和恒心，不操之过急，更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推进改革。要通过很好的顶层设计和切实可行的操作举措克服重重困难，稳步向前推进，逐步达到目的。
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又要防止其越俎代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又要十分注意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弊端。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定目标、下任务、层层考核。如不注意，很可能会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化为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经济结构，而这往往是行不通的。
为此，要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政府要搞好顶层设计，并督导所属部门强力推进。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给企业松绑，为创业者提供便利条件。要严格立法和执法，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坚决打击一切侵权行为。要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让改革创新者得到应有的奖赏。要靠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和市场准入的阻挠。
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地利用市场规律和价格手段引导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决防止在政府主导下，靠行政手段调整经济结构。如，地方政府为保持地方经济规模，用行政力量把一些产能过剩、经营困难的企业与盈利企业，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为了暂时的社会稳定，把一些亏损企业“养”起来，不按正常程序破产等等。
用全球化眼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提高供给侧的灵活性、有效性和技术含量，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充分利用好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因为，如果仅从单一国家或经济体看，市场容量总是有限的。以此为标准去衡量，许多国家都会有一些产品的产能是过剩的。但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全球化角度看，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如果仅从泰国自身消费的角度看，泰国的产的香米是过剩的，但从全球角度，它可能是供不应求。又如，中国的纺织品生产能力也是如此。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必须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
统筹运用好财政和货币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均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尽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也形成了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的效果正在减弱。中国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量也大大超出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和。现在提出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正当其时。由于财政政策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特征，例如，定向减税、去产能补贴、低收入者的保护和救济等等。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但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减速，加之减税降费等举措，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亦大幅放缓，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使财政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政府债务率不断升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压缩。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须同时发挥好财政和货币两个宏观管理政策的作用，使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达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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