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特会”之后的中美经贸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目前包括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前阵子，一直扬言要征收高额贸易关税的特朗普突然将贸易战的第一把火烧到了加拿大头上。接下来，美国是不是就要借着NAFTA重新谈判的当口，对墨西哥动手了？
反正，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已经坐不住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位经济部长Ildefonso Guajardo呼吁，美国应该将墨西哥视为与中国低成本制造商竞争的合作伙伴，表示可以利用部分TPP条款为美国提供快捷、相对容易的贸易胜利，“美国要维持对中国的竞争力，我们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很明显，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主意，更何况美国已经退出TPP，再拿其说事未免一厢情愿。然而，大国之间的博弈永无止境，加之特朗普心意难测，很难说下一步美国会对中国采取何种行动。
在中美目前已经就经贸问题开启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前提下，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两国如何建立一个可信的合作框架，以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就这一问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主任宗军撰文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策略选择。
新形势下的中美经贸关系与全球化
by 宗军
中美贸易领域存在较大赤字，过去长期相安无事，因为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国得到就业，美国得到利润和消费者剩余。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原有的结构性缺陷使得这一分配格局在中美内部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中美均面临国内情绪的影响和调整的压力。
在中国内部，由于制造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就业增加的潜力越来越小，重资产投资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大，需要更新要素组合才能恢复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海外净资产收益低下，需要在促进国民福利最大化方面有所作为。
在美国，由于技术出口限制，与在产业链中地位相似的欧洲相比，对中国出口结构中高技术含量产品比重不足，没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固化了贸易赤字，而欧洲是贸易盈余[1]，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抑制了美国本土制造。由于企业税水平较高等因素，大量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没有顺畅回流美国税收体系下，加剧了国内分配不均。
因此，尽管中美贸易的紧密联系是无可置疑的，互利共赢的，但却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不加解释和调整，该格局将难以维系。
（一）如何调整呢？打贸易战解决不了贸易赤字问题。一个是宏观的经济结构因素。美国消费大于储蓄，必然产生贸易赤字。与中国打贸易战，只会发生贸易转移和通货膨胀，损害美国国内福利，不会消灭赤字，更不会增加就业。另一个是微观的产业结构因素。中国出口美国的中低端产品，许多在美国境内已不再生产；此外，中国出口美国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加工贸易[2]。打贸易战直接损害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和美国企业利益，也会破坏全球产业链。
（二）打汇率战也解决不了贸易赤字问题，而且也没有必要。从中国看，随着经济形态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过度贬值会损害国民福利，且服务贸易的汇率弹性很小。因此中国官方反复声明，不追求过度的贸易盈余，更不会通过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从美国看，长期仍然坚持强势美元政策立场，短期宣称过度强势的美元对美国不利。这样，中美汇率立场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协调合作的空间。
为了尽可能克服汇率波动对贸易计量的扰动，应当推广以SDR作为全球经济比较的会计核算单位。因为SDR作为篮子计值货币，其波动性相对较为缓和，也会对冲短期扰动因素。使用SDR计值，可以进一步缩小计值货币差异造成的中美贸易统计差异，更好地跟踪衡量两国贸易状况。也只有基于普遍采用SDR计值，才可能发展出比较活跃的市场化的SDR债券等SDR资产市场。
新“广场协议”（仿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让美元贬值的协议）几无可能，也无必要。如今情势与当时有很大不同，一是宏观经济不同，当时美国受供给冲击衰退严重，而其他地区先期复苏，而本轮危机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早复苏的；二是汇率水平不同，当时由于美元高息政策带来的美元指数急剧上扬，从1979年到1984年，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而本轮美元指数上升幅度远不及历史高点；三是汇率制度不同，目前主要国家的汇率均已采取浮动制，市场时刻会对贸易状况等综合因素做出反映和调整；四是外汇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干预成本效益比较大。
（三）中美应对双边贸易赤字的务实合作策略
原则一是积极策略优于消极策略。积极的策略立足于做大蛋糕解决问题，会产生良性循环，消极的策略立足于缩小蛋糕的条件下利益再分配，只可能加剧矛盾。对于中美来说，重要的是美国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减少从中国的进口。
原则二是对称策略优于单边策略。单方面要求对方让步或者放弃比较优势，很难奏效，只会造成僵局，无法尽快回应各自民众的期待。采取灵活的立场，双边互有退让就意味着对方互有进展。中国放松服务贸易，同时美国放松高技术出口。中美双方不需要完全放弃原有立场，只需要在各自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过“行动对行动”的互动互惠行为，就可以取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
原则三是善意策略优于敌意策略。中美应与人为善，强调利人利己，而不是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中美应使双方相互确信，相关政策的推进有利于双方繁荣，不谋求压倒性胜利或者破坏性胜利。
原则四是全面策略优于局部策略。应当超过贸易政策范畴，着眼于贸易、金融、投资、财政等各领域的政策协调。贸易领域可以解决部分贸易问题，但贸易问题不能仅限于在贸易领域打转转。例如，加快直接投资谈判，通过公平引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直接投资，美国可以在本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适当降低企业税率，吸引海外利润回流，从而适度增加国内居民分配，有利于从根本控制赤字之源。
通常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包含有两个方向的矛盾，一是新兴大国是否主动挑衅守成大国，二是守成大国是否刻意压制新兴大国。从中美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说，美国采取不合作立场、压制中国的风险更大一些。那么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简言之，应当建立可信的合作框架，以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
（一）政策宣示层面
一般情况下，无论美国是否做出合作态度的反应，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表述。中国保持定力，主动采取合作态度，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政策误判，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保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性。
实践中应讲好两个伟大的故事，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的关系。两者可以基于共同基础深化合作。一方面，中国“伟大复兴”的战略路径选择是和平崛起，其经济基础是贸易和分工。而贸易和分工，可以创造出比封闭自立大得多的生产率，不断增大的蛋糕使得帕累托改进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美国“再次伟大”不可能在孤立主义状态下实现，自由贸易是美国立国的思想和经济基础。打贸易战必然遏制贸易和分工，也会打击全球增长，从而招致全世界的反对。因此，建立宽容自信的大国关系总体上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对全球合作也有利。
妥善处理中美双边和国际多边组织的关系。中美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仍不足以在全球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发挥国际多边组织（包括区域多边组织）的作用，可以有助于化解单边压力，增加单方面破坏国际规则的成本，也可以降低一方对另一方超越国际规则的戒心。
此外，中美应加强公开透明的交流，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说服和澄清工作。例如，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近日宣称，一些美国的贸易伙伴用从美国身上赚的钱购买美国的公司和技术，降低了美国竞争力，美国要重新夺回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领导地位，扭转制造业劳动力数量下滑的趋势。但实际上，美国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而阻碍购买美国公司和增加制造业就业的政策目标是矛盾的。中美双方面临国内压力，需要注意宣泄，也要做好解释工作，避免被民粹主义绑架。
（二）在政策实施层面
作为互动第一步，中方采取合作的措施。这些方面可包括：更多参与美国发起和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邀请美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活动；在新的条件下协同美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限制“避税天堂”，协调全球企业所得税政策等；就双边和全球发展问题提供建设性思路和方案；加深经济战略合作的双边智库研究。当上述措施美国不回应或拒绝时，中方可保留美国后续参与的余地。
基于投机、寻找替罪羊等心态，美国不会轻易放下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在德国G20会议和IMF会议公报上的行为，表明美国依然会挥舞保护主义大棒。美国在两国元首会晤期间针对叙利亚的行动，凸显其单边冒险主义色彩浓厚。大规模的贸易战几乎不可能爆发，但美国当局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强烈，决策成本也较廉价（尽管其经济后果并不廉价），化整为零的贸易磨擦几乎不会缺席。如果中国不具备可信的防御性反击措施，则中美合作也无法推进。
当美国在某项下采取不合作措施时，如单方面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方应当有不合作的惩罚选项，包括关税政策、世贸上诉等；但可保留其他项下合作的宽容选项。中国的应对可以确定性预期，即一方面在世贸规则下应对，另一方面采取单边对等行动。这样，几次摩擦下来，美国在中国庞大进口市场中的比重并不会比现状更好。美国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改而采取比较合作的立场。
上述策略是理性对称的，合作的收益和不合作的风险更加具有确定性，符合博弈论的合作博弈均衡，因而对美国也是最优解。
总之，中美应变求变，进行贸易协作，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中美合作不仅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
注：
[1]2015年，中国对欧美出口相当，其中对欧出口4032亿美元，对美出口4092亿美元。但中国对欧进口6963亿美元，对美进口1478亿美元。
[2]中国出口中约50%为加工贸易，而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比重接近70%，大大超过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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