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这10年，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了？|《2017·径山报告》分报告一
下一步如何推进我国金融开放，既取决于国内金融改革的进程，也与国际战略环境密切相关。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整个国际体系的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新一轮变革。这一变革有哪些新特点？当前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多边体制的冲击，会如何影响我国的金融开放进程？如果要营造一个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应如何布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7·径山报告》（下称《报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报告》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战略环境新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融危机催生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在财政约束和国内政治压力下,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意愿都在减弱。第二,始于美欧的金融危机刺激国际社会反思既有政策框架的有效性。
特别是，2016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频出的“黑天鹅”事件，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治理危机和社会分裂。尽管上述事件增加了地缘安全环境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规范开始受到现实世界变化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经验的挑战。
《报告》强调，虽然国际形势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在今天仍然适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望持续。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变”与“乱”交织的重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体国际环境仍有利于中国继续推进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民族复兴事业。
当前，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重要外部挑战是三个“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具体来说——
首先,世界总体和平的态势可望维持, 但国际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中国要在坚决维护主权与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同各国共同合作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
其次,全球相互依存仍在继续深化，开放发展仍然是各国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但是，传统发展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各国亟需探索一条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最后，全球问题凸显与全球治理赤字并存,使得全球治理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我国改革和发展仍大有可为,但其条件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正在由被动依赖外生性的战略机遇,向主动创造内生性机遇转变。
《报告》对中国营造未来国际环境的策略选择提出了建议，包括——
坚持合作路线分散国际压力。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规则层面。 为此,中国要创建新的平台来应对和分散这些压力。这就意味着要走“合作”的路线,要更多地强 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将中国的复兴融入其中。
承担适当责任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需要与自己的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集中力量谋求自身的发展仍然是中 国长期的任务。而且,全球领导者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并不完全契合,中国也没有如此 强大的能力独自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努力探索包容性发展道路。在今天及以后的世界,仅强调中 国的发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胁还不够,而应突出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发展” 。比起“和平发展”的提法,它更强化对于中国发展之正外部 性的要求,尽可能减少负外部性。
渐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搞另起炉灶,也不是对现存国际制度的革命,而是对现存多边机制进行适度改革。无论是在创建新的平台还是改革现有的多边治理机制,中国都应该走“合作” 的路线,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要更多注重对现有多边机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
理性应对外部刺激和挑战。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威胁。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在领土、海洋维权中的“度”,做到“止于至善”。同时也要看到极端民族主义 的有害性,看到掉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危险性。对于许多国际问题,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轻重缓急、 能拖和该拖的问题,要有长期的打算。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国际舆论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我国需要加强同外部世界的沟通,积极表达 中国声音,营造一种能够阐述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容发展”理论的氛围,特别要有一个好的“故 事”,充分说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福祉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让国际上能够认同中国的发展。
以下为《2017·径山报告》分报告一——《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部分章节有删节。分报告一的执笔人为张宇燕、冯维江、沈陈、刘玮。报告所述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by 张宇燕、冯维江、沈陈、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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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总体和平态势可望维持，但国际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化
和平与战争问题攸关国家的生存,既是国家战略目标和手段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影响国际经济环境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因素。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国际社会的总体和平可望维持,但是局部性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隐患仍在增加。尤其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交往深度的不断拓展,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卫生、信息等领域的相互溢出效应日益增强,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成为国家稳定繁荣的重要威胁来源。
(一)大国间和平趋于常态化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以下四个革命性变化,削弱了大国间诉诸战争的动机,抑制了战争的各类间接和意外诱因,提供了长期的群体价值基础,使大国间长期和平成为可能。
第一,大国间战争已不再是获取战争性收益的合理选项。
第二,大国间战争也已不再是获取战争性收益的唯一途径。
第三,现代大国对外决策体系和决策过程出现革命性进步,抑制了大国间战争的各类诱因。
第四,信息技术、全球化、消费主义、后现代思潮等增强了主要大国民众的非战价值观。
对中国而言,大国间长期和平的“新常态”,具有以下战略指向性:首先,“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将长期适用。其次,“大国间和平新常态”下大国竞争将长期化、复杂化。
(二)周边呈现“乱而不战,斗而不破”态势
虽然大国间的总体和平可望维持,但是我国面临的周边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加,安全风险也日趋分散和多样化,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中国周边和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塑造未来国际格局的关键角力场。大国间战略互信降低,安全困境凸显。域内安全问题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而趋于复杂,热点升级成危机的频率上升,但整体可控。
（三）大国力量对比进入质变期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上升并全面地走上全球舞台,而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整体相对实力下降而逐渐丧失国际体系的绝对主导权。另一方面,美国仍将长期占据超级大国地位,而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渐接近美国,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在国力对比发生质变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由依赖外生性的战略机遇向创造内生性机遇转变。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外生性是说,对该国而言,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与条件外在于或独立于该国的选择或行为;换言之,对特定国家、尤其是对绝大多数世界格局中非系统重要性国家来说,它(们)能做的事情大多是被动地等待机遇的到来并充分利用之。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是指,对特定国家而言,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机缘与境况内在于或取决于该国的选择或行为;换言之,对该国来说,机遇来自于自身主动地创造或采取行动成功地化挑战为机遇。
(四)网络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显现
进入21世纪,科技创新继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带来了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网络安全等新的严峻挑战。在近几十年的各种技术进步中,对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当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形成。由于兼具开放性和匿名性两大特征,网络成为部分群体接触信息和宣泄情绪的主要平台。一些过激的甚至扭曲的信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随时可能演变出偶发的、剧烈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五)恐怖袭击升温凸显文明冲突
20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最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之一。恐怖主义肆虐的背后不仅是经济不平等积累的矛盾,更突显了文明冲突的价值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民族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专属,白人基督徒固有的种族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潜流,这股潜流又长期被政治正确性压抑在地壳之下。特朗普的上台使西方社会内部的宗教矛盾从幕后走到前台。随着发达国家的内部民族主义兴起,使西方社会积压多年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压力得以借选举周期或社会运动集中释放,可能诱发社会动荡与恐怖活动的共振,甚至可能因为内部矛盾的向外转移而引起国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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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各国亟需探索一条
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诉求,是人类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但是,发展赤字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发展面临的能源与资源瓶颈、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事业。
(一)全球经济处于长期结构性低迷
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低于普遍预期,全球经济增长率比2015年有所下降，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将维持低缓复苏的态势。
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所致，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除了由于技术进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以外,还由于国际层面和各国内部仍存在诸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因素。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恢复缓慢也是影响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低迷与国际投资准入和开放的推进力度较慢以及发达经济体开始鼓励制造业回流息息相关。此外,全球债务水平的持续上升,不仅增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还使得经济复苏进程受到消费放缓的拖累。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引起反全球化力量的兴起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议论风向出现偏转,冷战后作为高频词汇之一的“全球化”开始被“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替。具有典型意义的“去全球化”风向标,首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两年来的急剧增加。
“反全球化”力量兴起的重要原因是国与国之间增长不平衡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突显。南北发展失衡仍然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同时,经济全球化引起各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政府未能有效地采取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更是加剧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正在侵蚀全球经济一体化依赖的国内社会基础。
(三)全球相互依存继续加深
全球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促进全球总福利和国家福利的增加。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使得构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各国的共同利益。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内核,商品、服务和资本不受歧视的自由流动需要一套制度保障。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需要建立在各国协商一致的国际规则之上。
在国内层面,市场经济需要一套保护产权和强制实施合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保障。在国际层面,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需要各国通过协调合作放弃“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例如贸易保护、竞争性汇率贬值、金融监管政策的不协调。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外溢效应加强,亟需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因此,全球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趋势,客观上要求各国必须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四)新兴经济体效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受到资源环境制约
随着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人口过快增长等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资源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共同约束。
资源与环境约束使新兴国家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不考虑生态因素的增长、消费模式,有必要用包含生态环境之福利影响在内的衡量指标来替代GDP。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已处于调整之中,但这种转型必将伴随痛苦,并持续较长时间。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将会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但是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发展的内涵也在不断升级。中国不再单纯地追求GDP增长,而是要寻求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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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问题与治理赤字并存,全球治理改革大势所趋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和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合法性、有效性和代表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改革全球治理体制。
(一)集体行动困境加剧全球治理赤字
在2017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坦承,治理赤字是他一直思考的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之一。全球治理赤字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改革却步履蹒跚。
全球治理可视为国际社会通过集体行动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的过程。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性质构成了其供给不足的内在逻辑,全球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换言之,即使一国不为这些产品的提供作贡献,它也可以享受这些产品带来的好处。这使各国无形中受到一种激励,那就是尽量让别国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同时让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就是掣肘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各国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形式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多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除了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某些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或过度提供,比如带有偏袒性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通过利用非中性全球公共产品,其主导者们甚至会不惜牺牲大多数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来增进自身利益。表现为国际制度或秩序的全球公共产品,实际上已呈现出某种意义的“私有化”,扮演着实现特定利益集团目标之手段的角色。
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这些机制建立后,维持了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些热点地区的冲突仍此起彼伏,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依然盛行,气候环境、网络信息和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的挑战日趋加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诸多弊端。由于缺乏适应性的调整和变革,一些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日益难以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的需要。
(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适应性改革
随着全球主要国家博弈者之间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不可或缺者。它们与现行国际制度的利益攸关度显著提升,希望通过全球治理来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调整现行国际秩序、使全球制度逐步趋向中性化的诉求不断涌现,也就自然而然了。但与此同时,那些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下拥有巨大既得利益的国家则希冀维持自身优势地位。如果现行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机制的主导者能够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在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权利和责任匹配诸方面,同曾经的全球治理边缘参与者、如今的不可或缺者理性地协商与合作,那么选择性激励便会转化成为相容激励,现行的与未来的全球治理体系之合法性和有效性,势必随之大幅度提高。
(三)全球治理理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弱化
特朗普冲击背后暴露出西方世界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正在面临挑战。这一挑战既源自西方国家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又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分裂有关,还受到新兴国家不同发展模式和道路的竞争的影响。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随着社会危机与国内挑战不断增加,西方政府在移民、外来劳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制定和执行不符合其声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政策,导致“普世价值”明显褪色。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社会的分裂更为扩大而非相反。特朗普退出TPP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颁布“禁穆令”等行为明显有违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使美国的“灯塔”形象大受打击。索性淡化意识形态纷争,以商业务实的态度重新厘定国家间关系,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新选择。
而全球化冲击引发的社会分裂,激发了英美蓝领和乡村居民对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全球化既通过移民等方式引发了族群/文化分裂,由通过贸易、金融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冲击社会,引发收入/社会阶层分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大政治经济精英群体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社会向新平衡过渡或向原有平衡回归在所难免,全球贸易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管制、向移民开放边界的节奏将会放慢。然而接受全球主义步伐趋缓并对其做出某些修正,迥异于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对全球主义进行自我修正的责任已然落在了倡导全球主义的政治自由派精英身上。
此外,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规范开始受到现实世界变化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经验的挑战。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既有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并开始正视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划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模式和成效与美国多年以来的僵化与衰颓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明显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欧美国家深陷泥潭形成鲜明对比。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不再局限于书斋之中,不少非洲、拉美国家开始把中国作为学习榜样,派人员来华参观访问和进修培训,学习经济特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等经济思路。
(四)世界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同时提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我们主要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某种意义上讲,外部环境也是中国发展和对外政策的结果。对当今世界格局而言,最大的变数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整体实力的大幅度增强。换言之,中国的迅猛发展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冲击,使未来世界秩序变得日趋复杂。
中国对现行的国际格局或国际秩序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物质层面的冲击。物质层面的冲击主要是指中国对外部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二是货币层面的冲击。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起步,在未来30年内,要逐步让人民币成为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之一。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将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三是制度层面的冲击。尽管短期内实现现有国际规则的根本性改变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增强,客观上既有助于、也要求中国寻求更为公正的国际规则。四是观念层面的冲击。在观念层面上,中国对当今世界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上。因此,中国发展进步的长期确定性,正在成为各国与中国交往的重要外部环境。
为了避免中国利用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去改变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精英阶层将会更积极地通过国际规则来平衡或规范中国,即体系化中国。所谓“体系化”,就是让中国接受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的各种国际规则或制度。而这些规则都是非中性的规则,对它们更有利。具体说,发达国家会努力诱使或胁迫中国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由其塑造和执行的秩序体系,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约束中国行为,限制中国权利的同时使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虽然体系化中国的意图不会改变,但随着发达国家将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两个基本身份定位。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逐渐承担合理的国际责任。这既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题中之意,同时也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具体展示。另一方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应把维护自身利益同维护广大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既要看到自身发展对世界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不断提高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并保护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免受损害。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这正在深刻影响中国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跨境投资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不断增强,但是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和支持在下降。国际经贸规则进入新一轮的重组期,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亟需新的发展动力。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对构建自由开放的多边经济体制担负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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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造未来国际环境的策略选择
(一)坚持合作路线分散国际压力
中国经济政治体量巨大且发展极快,已经对既定国际格局产生冲击并威胁到以美国为首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从而成为后者重点防范的对象。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规则层面。为此,中国要创建新的平台来应对和分散这些压力。这就意味着要走“合作”的路线,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将中国的复兴融入其中。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不断用新的合作方式或领域充实金砖合作,例如货币金融、粮食安全和能源供应方面的合作,推动金砖平台机制化,适时亦可扩大合作平台。此外,还包括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家间的合作,以及推进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等等。
(二)承担适当责任参与经济全球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外界对中国成为国际秩序领导者的呼声增强。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是,这个责任需要与自己的国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集中力量谋求自身的发展仍然是中国长期的任务。而且,全球领导者与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并不完全契合,中国也没有如此强大的能力独自应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则有三:
其一是必须要与权利相对应。“权责相适应”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在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各种全球治理规则和机制都是在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广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却无法享受公平待遇,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尽管自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却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
其二是必须符合国情,从自身能力和需求出发。在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IMF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为8280美元(实际8016美元),世界排73名,预测2016年中国人均或超过9000美元,排名将在66名左右。
其三是要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绝大多数国际规则都是非中性的,但同时也需看到,规则或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约束别人的同时也约束自己。
(三)努力探索包容性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战略理念,对创建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但在今天及以后的世界,仅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而非威胁还不够,而应突出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即是“包容发展”(inclusivedevelopment)。“包容”一词原来用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上,其意义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经济增长了,要使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益处。用在国际关系上,亦即一国的发展必将惠及世界,其他各国均能够从中分享到福利进步的机会。强调中国发展的国际包容性,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的发展有外部性,既有正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比起“和平发展”的提法,它更强化对于中国发展之正外部性的要求,尽可能减少负外部性。
“包容性发展”理念还体现为中国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参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和“共享”是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统链条,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共商,意即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规则机制、发展规划等都由所有参与方共同商议并形成共识;共建,意即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共享,意即各参与方公平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和收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集思广益,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成果共享,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践行这一理念,就是要充分发挥所有行为体,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地维护各方正当权益,让所有参与方对完善全球治理拥有更多获得感。通过对“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践行,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信任将在行动中不断建构出来,这是冰释疑虑、报偿期待的可靠路径。
(四)渐进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现存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中多处于接受者的地位。此前,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在现存国际制度框架内开展国际协调以及将国际制度规范内化。随着全球治理体制在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问题日益凸显和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对此,有些人可能期待过高,以为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带来国际规则乃至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而事实上,国际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合理的、准确说是对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更为有利的国际秩序或规则,进行革命性的改变既不现实更无必要。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和能够做的,在于利用机遇和联合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对现有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进行局部改良,循序渐进,以求集细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不是搞另起炉灶,也不是对现存国际制度的革命,而是对现存多边机制进行适度改革。无论是在创建新的平台还是改革现有的多边治理机制,中国都应该走“合作”的路线,要更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要更多注重对现有多边机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改良而不是革命。对于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中国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利益攸关度和现存多边机制的特征采取不同参与策略。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过程中,中国应该积极弘扬“包容性发展”理念,来补充和完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一刀切”式的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影响过大,没有包容性地回应各国发展道路和国情的多样性。
对于目前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中国多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当中国的实力增强以后,就可能 会提出一些诉求,寻求改变一些规则和制度。对此,有些人可能期待过高,以为实力的对比变化会带来国际规则乃至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化。而事实上,国际制度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合理的、准确说是对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更为有利的国际秩序或规则,进行革命性的改变既不现实更无必要。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和能够做的,在于利用机遇和联合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对现有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进行局部改良,循序渐进,以求集细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五)理性应对外部刺激和挑战
中国正行进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并不断接近完成这一历史进程。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于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至关重要。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威胁。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在领土、海洋维权中的“度”,做到“止于至善”。同时也要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有害性,看到掉入军备竞赛陷阱的危险性。对于许多国际问题,一定要有耐心,要分清轻重缓急、能拖和该拖的问题,要有长期的打算。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要把握的重点对象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唯一可以对中国长期发展造成重大阻碍的就是美国,美国也有意用其主导的、对其更有利的国际规则体系化中国。应对美国的过程中除了巩固已有的风险管理避免双输上的合作外,还要做些双赢的事,从而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实质内容。
二是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周边不稳定因素仍威胁我国传统安全。周边与我们的利益直接相关,海岛、海域、资源引领的新热点还会继续,甚至出现恶化的可能。加大对构建周边战略依托的投入,在构建新型区域安全机制上有所作为,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作为重点。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前提下,增强对局势的影响力和掌控力,以危机为契机,探索走出争端的新途径,打破僵局,推动新局面的出现。
在具体操作方面,中国应不断从实际出发,重新反思一些既有的对外政策目标的现实性、可行性,以灵活回应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最后是着力弥补对外决策中的“软件”短板,完善对外决策中的部门协调、信息共享、智力支持和人才培养机制,打破部门思维,提升对外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以多种政策手段和多项情境预案,应对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
(六)积极营造国际舆论支持
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国际舆论优势地位的条件下,我国需要加强同外部世界的沟通,积极表达中国声音,营造一种能够阐述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包容发展”理论的氛围,特别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充分说明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全人类福祉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让国际上能够认同中国的发展。政府机构应该加强国际传播的思想力和现代传播技术手段的建设,通过新媒体利用多样化的国际传播资源、采取多种视角和叙事方式,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塑造中国国际形象。我国要将打造国家文化品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动。在国内层面,要通过国内制度和文化环境的配套支持,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在国际层面,政府和民间要积极利用各种多边机制和双边交往渠道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多层次文化外交。利用多边会议主办国的身份和主场外交,提出中国议题、中国概念和中国方案影响多边议程。
此外,我国在推动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要发掘和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海外民生的成功案例,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示范区等早期收获打造好传播好。中国不仅要致力于推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还要将“一带一路”的故事讲好,将合作的早期收获传播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使之成为繁荣、合作、共赢的典范。
《径山报告》项目介绍
《径山报告》项目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于今年初正式启动，浙商银行独家支持。该项目旨在通过集中研究、辩论，积极推动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金融开放问题的思考，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每年的《径山报告》将定期举行报告研讨与发布会，并于当年末正式成书出版。该项目由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牵头，由项目协调小组确定年度研究主题，并邀请学术素养深厚、经验丰富的专家承担课题研究工作，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2017年9月23日，《2017•径山报告》在杭州正式发布，主题为“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不久前，国务院也提出要持续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路线图。《2017·径山报告》正是紧扣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这一主题。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非营利性金融专业智库平台，近10年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始终站在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开放问题的最前沿。据王海明介绍，《径山报告》项目由CF40发起，正式立项于2016年10月，当时召开的CF40学术委员会决定，论坛每年针对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议题，邀请专家分析研究，组织相关研讨，形成研究报告，并成立项目协调小组，由黄益平担任项目牵头人。今年3月，CF40举行项目开题会，讨论了报告的研究框架、进度安排等事宜，《2017·径山报告》正式启动。
《2017•径山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和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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