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盘点】2017金融监管年，哪些大事改变了金融业走向？
中央高层定调
对中国金融体系坚定持久的刹车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集中指向了金融领域——金融机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乱象丛生，金融风险呈集聚态势。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溢出增加，“黑天鹅”事件频频出现，都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带来潜在的冲击。也正因此，防范金融风险，需要从大局着手，积极主动、增强前瞻性。
从今年一系列中央高层重要会议来看，都释放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强信号。
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 34 43764 34 15265 0 0 3166 0 0:00:13 0:00:04 0:00:09 3166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会上还提出了6大任务：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中央高层这一对于金融安全的高调表态实属罕见，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将防控金融风险提到这样的高度。
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金融领域的政策“风向标”。7月14-15日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发出了防范金融风险、强化监管问责的最强音。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在接受CF40编辑部访谈时提出，中国金融行业已经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金融圈开始内循环，各种各样借着创新名义游离于监管体制之外的圈钱、诈骗等活动也处于猖獗时期。因此，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并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其规格之高，表述之严厉，并不为过。这也意味着，脱缰野马一般的金融业将被套上监管的缰绳，这一脚刹车，不是急刹车，也不是缓缓的刹车，而是坚定持久的刹车。（点击蓝色链接，可以查看更多访谈内容哟！）
随后，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整治金融乱象”，并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今年最为重要的大事莫过于十九大的召开。在十九大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中，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进一步为强化监管指明了方向。“对比十八大与十九大报告可以发现，金融体制的现代化和金融创新不再是十九大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部分的主要内容。新时期金融体制改革重心已经转向服务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三个层面。”钟伟在接受CF40编辑部访谈时指出。（点击蓝色链接，查看更多关于十九大的解析内容。）
12月18-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也表明，决定十九大开局之年经济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将2018年的政策重心落在防控金融风险之上。
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掀开面纱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委”），这可谓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11月8日，金稳委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金稳委将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分析研判国际国内金融形势、做好国际金融风险应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和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同时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等。金稳委办公室将设置在央行，而金稳委主任由分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
此前，10月中旬，周小川曾公开表示，金稳委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二是资产管理行业；三是互联网金融；四是金融控股公司。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最早可追溯至2015年11月。习近平当时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之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引发业界热烈探讨，提出了合并“一行三会”，合并三会，合并两会等诸多改革方案。然而，现有的分业监管框架，既有历史原因，也是金融监管专业性分工的必然结果，进行大规模调整未必是当下的最好选择。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在其主持的CF40课题报告《中国金融改革的12个热点问题》中，也曾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类似于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机构的主要职能，其观点是——
·在一行三会基础之上，建立有实权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核心是明确责任追究机制，起草金融稳定委员会联合监管原则，分解落实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建立至上而下的联合监管问责机制，确保金融稳定委员会工作不仅限于监管信息沟通，而是切实推动解决当前一行三会之间金融规则打架、对金融机构和产品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监管存在真空等问题，督促明确监管责任、 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罚、对一行三会有责任追究权等，切实提升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点击蓝色字体，查看更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内容）
此前的2013年，谢平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路：2013-2020》一书中就直言，“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为促进监管协调，可以以目前的金融旬会制度为蓝本，设立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以及人民银行、财政部、三个监管当局等领导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涉及我国金融稳定的重大事项实行票决机制，明确问责制，也可减少事事上报国务院的压力。加强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职能。”
可见，设立金稳委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解决一行三会之间的“踢皮球”问题。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也曾表示，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缺少“决策者”，金融监管光“协调”是没用的，关键是要能达成并落实决策。“金稳委放在国务院的层面，监管协调起来比较容易。而过去‘一行三会’之间的部际协调机制则是4个平行机构之间进行的，不那么容易。”黄益平指出。
金稳委正式落地不到十天，就打响了“超级监管”的第一枪：酝酿一年多的资管行业“超级监管框架”正式浮出水面，这也正是金稳委协调一行三会所推出的一项重磅监管新规。
“金稳委已经开始推进有关工作，但是主要框架、政策程序和一些重点工作，可能会在新政府形成以后具体落实。我相信国内外各界，尤其经济界，会对明年两会之后的具体布局有很多的期待。”黄益平对CF40编辑部表示。
“这些年，金融交叉、融合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行三会的格局没有改变之前，设立金稳委这样一个高层次机构来协调监管政策非常重要，但这未必会是长期坚持的监管模式。我国现有监管框架以机构监管为主，而未来应当转向功能监管。”黄益平对CF40编辑部表示。
十九大明确“双支柱”调控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加码
十九大报告中，金融体制改革目标增加了一个新的表述——“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也是“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当中。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国际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高度关注。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金融风险事件，如股市巨幅波动、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以及资管行业潜藏的较大风险等，都暴露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不足，即缺乏从逆周期和跨市场的视角评估和防范系统性风险。CF40学术顾问、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十九大期间表示，“宏观审慎政策就是对金融顺周期行为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
“在对问题认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宏观审慎框架的推动力度等方面，中国算是在全世界领先的。”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公开表示。
CF40课题在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双支柱”调控框架。2016年上半年，由CF40成员李波牵头的CF40课题报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就提出了，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反思危机教训、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集大成者”，因此也是推进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货币政策侧重稳定物价并促进经济增长，宏观审慎政策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比如控制金融体系或特定市场、部门的杠杆水平。两者都具有宏观效应和逆周期调节特征，因此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充分协调。国内外实践也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金融调控的又一重要支柱，逐步形成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中央银行宏观政策体系。（了解“双支柱调控框架”，大力戳蓝色字体）
目前来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刚刚起步，回顾近年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日趋清晰。
人民银行早在2009年年中即开始研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2011年我国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信贷投放实施宏观审慎管理。2016年起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引导，实施逆周期调节。2017年又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2018年还将把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另外跨境资本流动也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房地产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形成了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钟伟在接受CF40编辑部访谈时认为，宏观审慎框架实际上是中国广泛吸收了国际经验、并尊重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提到非常高的程度，这就使得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更加注重内源式的高质量增长，而不仅仅是外延式的规模式增长。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业务的时候，不能脱离资本的约束，在技术创新的同时不能脱离对风险的关注。
资管新规：铁腕治乱象
刚性兑付时代结束
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爆发式增长，行业乱象频出。这也使得资管行业成为2017金融监管年的重点整治领域。
2017年11月17日，央行联合三会一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祭出打破刚兑、严控期限错配、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严控杠杆等“连番重拳”。资产管理行业在经历近年来的野蛮生长后终于迎来统一监管规制下的新时代。
统一监管背后是近些年资产管理业务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众多风险和问题。比如，银行表外理财，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基合作中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产品，保险机构“名股实债”类投资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这类业务透明度低，容易规避贷款监管要求，部分投向限制性领域。而更让外界担忧的是，国内金融业目前所存在的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和关联套利等问题恰恰集中表现在资管业务上。
CF40及其旗下的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组织一行三会以及多家商业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资产管理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指导意见》与未来资管行业的转型发展进行了多次深入研讨。
与会嘉宾认为，《指导意见》为资管行业发展带来积极变化，有助于资管行业的良性发展，但对于刚性兑付、期限错配、准入门槛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会专家指出，新规会对银行资管业务造成很大冲击，这体现在短期拉低银行收入、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构成压力、冲击银行流动性管理等方面。非标资产目前有不透明、无估值、无流通能力和场所的弊端，存量非标业务的处置将成为一大难题，具体难点在于非标的估值和期限问题。下一步，监管层和业界应努力实现资管产品的平稳过渡。业界还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建议尽快出台监管细则，并有针对性地设置多个阶段的过渡期，确保市场平稳过渡。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未来中国资管市场前景广阔，资管机构发展潜力很大，主动作为，回归资管本源是资管机构的转型方向。
银证保监管风暴
“史上最大罚单”频开
今年，不论是银监会、证监会还是保监会，都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体现了监管部门“铁腕”治理的决心和魄力。
3月30日，证监会对鲜言等操纵市场案采取“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金额合计34.7亿元，创下了证监会“史上最大罚单”纪录。
12月8日，银监会“史上最大罚单”被开出，引发业内震动。当日，银监会发布对广发银行惠州分行违规担保案件的处罚结果：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没合计7.22亿元。业内人士指出，这笔罚单可谓对于此类链条过长、层层嵌套的金融乱象典型案例的重拳出击，在引导行业合规合法经营、稳健运行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今年银监会主要加强了同业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于理财领域的监管，以及加大对表外资产的管控。自2017年4月起，银监会发布一系列监管文件整治“三套利、三违反、四不当”，掀起了监管风暴。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证监会一直保持执法高压态势，通过严查操纵股市、深入整治市场乱象，积极稳妥处置重点风险，提升市场违规成本等方式，来达到从严治市的目的。截至11月底，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罚没款金额逾70亿元，与2016年全年罚没总额42．83亿元相比，该增幅超过60％。
保监会今年同样频频释放大招，监管重点集中在对保险合规、人身险、商业车险、机动车险、信用保险的管理上。譬如今年6月集中下发的“1+4”号文件，就为整个行业发展和监管方向定下了基调。在“保险姓保”的主基调下，今年真正让保险公司紧张的可能还是保监会下发的另外两个文件——“134号文”和“136号文”。前者针对人身险产品的设计，后者针对人身险产品的销售。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为CF40书系之《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时，就强调“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
地方金融办升级成“局”
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自此，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再次被提上议程。
从地方金融监管职能来看，担子越来越重；从中央决策部署来看，要求越来越严。也正因此，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中央要求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包括地方金融办、地方金融工作局等）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由此，监管职能将持续加强，与一行三局（地方人行、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形成错位监管和补充。
据媒体报道，目前部分地区已有一些初步进展。然而，目前地方金融监管普遍存在三大难题：监管职责不明确、队伍编制紧张、缺乏执法权，需要后续推进破解。
现金贷迎来“生死劫
ICO定性“违法犯罪”
2017年，互联网金融监管环境日益趋严。“校园贷”、“现金贷”等互金业务被重点整顿，虚拟货币投机行为也被叫停，监管层不断出重拳打击扰乱市场的行为。本就参差不齐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在监管政策的“围追堵截”下，开始了一轮真正意义上的“洗牌”，“合规”将成为未来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近几年，依托于P2P等新兴互联网金融平台，活跃的小额信贷所产生的问题受到了舆论的高度重视。年初，《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相继发布，加上2016年发布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贷行业“1+3”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
校园贷的整治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2017年监管进一步趋严，排查整治，明确校园贷的退出时间表。2017年5月，银监会、教育部和人社会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逐步消化存量业务。杜绝网贷机构发生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严重危害大学生安全的行为。随后，校园贷逐渐退出市场。
然而，随后风险点又逐渐转移至现金贷。就在趣店赴美上市谱写资本神话之后，关于“现金贷是否是陷阱贷”的大拷问不绝于耳。由此，今年的12月1日，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明确统筹监管，开展对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随之而至的，还有网络小贷新批设的叫停。
政策密集下发透露出强烈的监管信号：网络小贷、现金贷等业务的“野蛮生长”将在“纠偏”中迎来急刹车。这意味着现金贷小额、短期、“高利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36%的红线将令现金贷平台迎来大转型时代。目前，网贷行业已经进入了整改验收的阶段，银行存管、备案、信息披露，以及发展路径也都已经有法可依。
今年，首次代币发行（ICO）在经历了烈火烹油般的疯狂之后，也引来了监管风暴。9月4日，央行等7部委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叫停包括ICO在内的“代币发行融资”。《公告》将代币发行融资定性为“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关于代币的地位，《公告》明确表示，“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到10月31日，比特币交易正式退出国内市场。
此外，正当我国已发展为全球最发达的移动支付市场之后，一些突出问题也受到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例如：客户备付金的安全问题；数据信息沉淀于各支付机构内部，监管部门很难监控，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方面存在较大风险；支付机构各自搭建和银行的直连体系，并且互不兼容、各自为政，浪费社会资源；巨头凭借完善的直连体系和较低的费率形成竞争壁垒，中小支付机构生存艰难；违规从事跨行清算等问题。2017年8月4日央行发文，要求“网络支付业务由支付机构与银行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网联的横空出世，也使得整个支付体系纳入监管之下。
展望：从严监管不会放松
功能监管与科技监管是方向
过去一年，在强监管的主基调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钟伟对CF40编辑部表示，中国金融风险加速释放，金融体系稳定性也在逐步提高，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稳定并且在恢复。
然而，金融领域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正因此，防控金融风险才被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目标。
展望2018年，业内普遍认为，金融业将继续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放在首位，监管机构的牙齿将更“锋利”，监管将更加严格标准更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将会加大。
谢平在CF40课题报告《中国金融改革的12个热点问题》中提出，完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需要将从事类金融业务的市场主体纳入功能监管框架，明确业务规范、监管要求，实现与机构监管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市场约束的积极作用，加强前瞻性监管，防范尾部风险积聚，维护金融稳定。
在原有领域强监管的基础上，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或将成为2018年的工作重点。
孙国峰在CF40旗下的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上表示，中国金融市场大、发展快，单纯靠人力进行监管，恐怕难以满足监管需要。所以，在中国，RegTech（监管科技）不仅可以用来监管Fintech（金融科技）的发展，还可以满足监管当局对金融风险进行识别、防范和划界能力的提升。
CF40成员、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在CF40旗下金融城主办的“第二届金融科技北京峰会”上也表示，未来金融监管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不应按照机构名称分类监管，而应按风险实质监管。第二，从系统重要性的维度去把握创新和监管的平衡，小机构可以给予更大的创新空间和适当的监管容忍度，但金融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应接受更严格的监管。第三，防止重要核心资源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垄断。第四，防止历史上出现过的传统金融乱象以金融科技的名义卷土重来，如非法集资、高利贷、庞氏骗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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