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美国东部时间5月7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Sarah Sanders）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上午听取了美国访华代表团的汇报，并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下周到访华盛顿，与美国经贸官员继续举行经贸磋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８日表示，已注意到美方表态，“我们认为这表达了美方希望就经贸问题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愿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他同时强调，通过平等磋商化解分歧、处理摩擦，保持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
5月3日—4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一行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来华，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初步谈判。从新华社随后发布的通稿来看，中美目前达成的一致是，双方都“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
从通稿中可以看出，5月3日、4日的谈判中，中美主要是在“扩大对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上彼此开出了“条件”，但5月4日谈判结束，双方并未发布任何联合声明，这显示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
下一步，如果刘鹤访美很可能就这些矛盾和分歧进一步谈判。但是，面对美方开出的“价码”，中国将如何回应并妥善解决贸易冲突？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在最新文章中认为，中国将采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冲突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将实行降低关税、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进口等举措，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以开放来应对封闭，以全球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以国际主义来应对民粹主义。
下文节选自李迅雷文章——《中美贸易冲突：更少选择之下走更对的路》。
5月3日、4日，美财政部长姆努钦率七人贸易团队访华。
1
如何扩大内需？
尽管2017年中国出口增速已从负转正，但仍未扭转出口全球份额下降的趋势。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案例看，12%的全球份额似乎很难长期维持。因此，今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很难超越全球总增速。但全球出口增速又是低于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变为常态。
既然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要减速，那么，今后更要走扩大内需之路。在4月下旬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时隔三年重提扩大内需，引发市场对于下一步政策取向的关注。
扩大内需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追加投资，二是扩大消费。投资主要分为三类，即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基建投资持续高增长已经导致债务率过高，制造业投资面临产能过剩的难题，而刺激房地产投资不是长久之计，且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
有人认为，我国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来拉动内需，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是以传统经济为主的，新旧动能转换是长期过程，当前新旧之间大约是1比10的关系，增加新领域的投资固然是应该的，且目前新兴产业投资增速已经很快了，如2017年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增速达到16%。
因此，我理解的当前及今后扩大内需的正确路径，应该是扩大消费。尽管最近两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形成（通俗称为投资）对GDP的贡献下降而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上升。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杨畅供图
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自2008年之后就开始下行。从过去五年中国的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平均水平看，仍然超过40%。从全球范围看，资本形成贡献率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消费增速的下行背后，实际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的下行。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为7.3%，低于平均数增速的9%，远低于名义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阶层是消费的主力，而这两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这就意味着总消费增速的回落与消费升级升温同时出现。
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出现扩大趋势呢？我觉得这与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和房价上涨有关，前者使得IT、金融服务等高大上行业的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则增加拥有多套房产者的财产性收入。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杨畅供图
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应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从2018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已经回升至8.46%，与中位数比较接近，如果增长能够持续，就意味着消费增速也有望回升。
但是，居民收入的增幅又与GDP增速相关，未来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所以，不能期望居民收入增速有较大上升。因此，要扩大内需，最能立竿见影的工具就是减税了。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为8.7%，规模达到12.6万亿，其中营改增的退税额达到9186亿。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超过17%，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尽管一季度税收超高增长有去年年末的缓征因素，但今年税收增速维持在10%以上的概率仍很大。这说明，中国减税仍有较大空间，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
此外，减税应该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例如，2017年我国个税收入总额不到1.2万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超过40万亿，即实际平均税率不到3%，尽管个税的最高级差税率达到45%，说明征税质量不高，难以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美国个税要占税收总额近50%，我国则不到10%。
无法有效地向富裕阶层征税，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初提出个税改革要从分类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推进，这一口号已经喊了15年，但迄今未见动静。如果能够把严厉打击偷漏税、加速税制改革和减税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国民收入再分配就会更加合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扩大内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将继续推进，机构精简、财税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如减少行政性财政支出、增加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等举措，都能提高内需。2016年以来，解决产能过剩的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减少供给；今后，应该更多从扩大有效需求出发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2
更加开放——
只有融入全球经济中才能强大
经济社会从封闭到开放，才是中国过去40年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越是开放的行业，该行业的企业的在全球的竞争力就越强，越是受保护的行业，该行业重点扶持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弱。如家电行业，中国充分开放，龙头企业竞争力就大幅提升；汽车行业，正在走向开放，但开放度不是很充分，故国有车企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不够强。
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与实体经济相比，开放度要低得多，尽管从市值看，不少金融企业在全球都是巨无霸，但国际业务收入的占比极低，故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大量的资金流入到房地产或其他金融市场，潜在的金融风险也已经成为当前国内经济的最大风险。
尽管中国的金融体量已经非常之大，但国际化程度却非常低。如货币的持续超发，使得中国的货币规模全球第一，中国的M2余额比日美的M2之和还要多，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只有1.23%，美元则达到62.7%。
同样，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总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但时至今日，才有部分股票被纳入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中，且权重只占该指数的0.73%，也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资本市场规模严重不匹配。这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市场过度保护问题。
好在中国近日已经宣布了金融业扩大开放的多项举措，同时也提及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这对于改善金融业的竞争环境是有利的。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必须通过开放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如今，中国不仅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还出现了资本过剩。因为资本过剩，所以大量的钱在金融领域内空转，大量的钱流向房地产，流向PE、VC领域，导致资产泡沫。因此，中国不仅需要输出商品，还需要输出资本。
对美国而言，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民粹主义势力扩大，这也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提出限制移民和保护贸易，他要让美国再工业化。这就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出现了冲突。
如何来应对冲突呢？如果以贸易战升级的方式来扩大冲突范围，那么，中国受损面将更大，毕竟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而且，不排除欧盟、日本等迫于美国压力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与中国对立。
因此，我认为我国将采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冲突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将实行降低关税、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扩大进口等举措，来赢得更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说，以开放来应对封闭，以全球化来应对逆全球化，以国际主义来应对民粹主义。除此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更佳的路径可以选择。
当前中国不仅要应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且还要为实现2035年还2050年的两大目标而奋斗。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背景下，任务可谓非常艰巨，选择机会也越来越小。因此，必须走更加对的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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