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信用收缩、金融退潮更可怕的是什么？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主题为“从货币到信用的转换”。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信用紧缩问题较为严重，危及企业流动性安全。
具体而言，银行表内外风险交叉传染，企业融资渠道同时收缩，一旦企业储备资金耗尽，大规模的风险暴露就成为可能。除金融退潮、信用收缩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实体经济需求端可能受到的抑制。如果实体需求出现萎缩，实体投资不振，经济可能步入流动性陷阱。因此，急需找出确切痛点，有针对性地思考解决之策。
中短期内，可考虑筛选出白名单企业，支持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内为其提供资金接续；可开发信用债违约保险，为投资信用债市场提供一定保障。长期则应逐步完善金融供给制度，淡化普遍存在的所有制歧视，致力于解决长期资金来源不足问题和稳住实体经济有效需求。
信用紧缩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进行信用创造，实体经济获得流动性，是货币向信用传导的基本机理。但在当前央行货币政策趋于宽松、银行间流动性总量合理充裕的情况下，信用市场却在持续收缩，资金难以进入实体企业，部分企业缺乏流动性、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成为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具体而言：
银行表内与表外风险交叉传染，企业表内外融资渠道同时收缩。银行表外理财投资非标与中低评级信用债资产的需求萎缩，使得企业表外融资受阻。企业的部分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出现信用违约，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作为资金供给端的商业银行，其所拥有的大量存量信贷资产可能面临风险，情绪也将受到冲击。由此导致银行表内风险偏好发生转变、出现惜贷行为。最终，企业表内与表外融资渠道同时收缩，资金链越发脆弱。随着内部流动性风险的不断积聚，企业也更不容易从外部获取资金。潜在金融风险在循环中不断传染、累积、扩大。
在实体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龙头型民营企业受本轮紧缩的冲击最大。相较于始终受银行信贷偏爱的国企和一向难以获得贷款的中小民企，大型民企对融资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在过去的融资扩张时期，银行信贷更容易向大型民企倾斜，由此这些企业形成了较为激进的业务模式、整体杠杆率偏高。当融资环境出现反转、信用开始收缩，商业银行内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开始显现，大型民企获得信贷变得不再容易，资金链自然受到更大冲击。
存量高风险项目的资金接续存在困难。以前，在资金池模式下，许多表外理财产品对接的资产都是高杠杆、高风险、低流动性、期限错配严重的。如今，形势发生改变，严监管下旧模式无法持续，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与流动性偏好都发生了转变，机构更倾向于低风险、高流动性、短期限品种。随着当年所投资的高风险、低流动性资产陆续到期，市场上缺乏资金对相应存量项目予以接续。
一旦企业储备资金耗尽，大面积的风险暴露就可能出现。由于企业内部有一定的临时流动资金储备，资金链的收紧还没有演变为大面积的风险暴露。但随着时间的累积，风险爆发的概率在增大。雪上加霜的是，当前股票市场不景气。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使用了股票质押融资来扩大再生产，随着股价的下跌，股票质押触及平仓线，大股东不得不分流一部分资金来补仓，企业流动性恐怕会更加捉襟见肘。
除金融退潮、信用收缩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实体经济需求端可能受到的抑制。如果实体需求出现萎缩，实体投资不振，经济可能步入流动性陷阱。未来应该对此保持观察。当然，由于当前我国整体融资成本较高，即便出现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相对较大。
也有观点认为，统计观察上的失真有可能放大了信用收缩的程度。目前，许多指标的统计缺乏合理一致的标准，存在重复计算或选取了错误的分项指标的情况，比如，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中本不应该包含保险理赔。由于统计失真的存在，在信用扩张时期，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能没有数据反映的那么多；同样，在信用收缩时期，融资规模的收缩也可能没有预估的那么厉害。数据本身并不完全可信。
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痛点
需要找出信用紧缩、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深层次因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非标与中低评级信用债投资大规模萎缩，效果等同于银行“抽贷”。银行理财是投资非标与中低评级信用债的主力，强监管政策使得银行理财在过渡期结束后很难再投资这类资产。即便在过渡期内，信用债和非标投资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对靠这两类资产融资的企业而言，相当于被变相“抽贷”。
表内信贷与表外理财的资产偏好不同，表外的收缩难以通过表内的扩张来弥补。从资产端分析，表外理财之所以诞生，是因为表内信贷受合意贷款额度、抵押物要求以及监管指标等限制，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部分融资需求。表外理财相当于在表内信贷的基础上新开拓了一条企业融资渠道，为许多因种种原因无法从表内融资的项目提供了资金。因此，当表外理财受到制约时，货币向信用的转换也会受到阻碍。
符合监管要求的新的资金供给渠道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一系列强监管文件的规范，通过资金池、期限错配、多层嵌套等方式绕开监管的偏门被堵上。然而，在制度上还没有建立起合规且有效的新的资金供给模式，金融供给仍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特定需要。
受严厉问责追责机制影响，主体风险厌恶情绪明显，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存在“不作为”倾向。其一，商业银行缺乏放贷意愿。在信用收缩、风险积聚背景下，受以风控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安排影响，“不作为”成为商业银行一线人员衡量风险收益后的理性选择。其二，国企与地方政府缺乏合理开展投融资的意愿。终生问责制下，不做不错的想法较为突出。
破解信用收缩需从中短期与长期举措两方面着手
当前形势呈现出两难局面：严监管去杠杆、破除旧模式意味着，在一定阶段信贷扩张会受到抑制；若信贷持续紧缩，又难以在实体经济保持平稳的基础上实现去杠杆、化解经济中的潜在风险。破解这一局面，可从中短期与长远举措两方面着手。
由于制度性修复需要时间，而流动性的枯竭却可能很迅速。因此，有必要采取中短期举措予以救急：
首先，可建立企业白名单，支持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内为其提供资金接续，为企业融资方式的转变留出时间。资管新规仅给出了金融机构转型的过渡期，但实际上，由于金融机构的行为与风险偏好从新规颁布起即会开始改变，相应地，融资企业也会立即受到直接冲击。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为企业留出转型过渡的时间。
可以考虑建立企业白名单，筛选出关乎国计民生的系统重要性企业，明确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内可对企业存量非标项目等予以支持。同时，完善相应的配套约束，比如，针对无法在过渡期内建成的新开工项目，可明确企业不能再采取非标融资形式。
其次，可开发信用债违约保险，为投资信用债市场提供一定保障。可由政府选定机构进行信用债违约保险的开发，债券投资者可按限定比率购入。可规定如果投资者持仓组合的违约率超过保险购入比率，多余部分就需要自行承担。从而确保投资者既能获得适度保障，也能得到相应行为约束。
第三，在对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问责追责时，可细化奖惩标准，明晰具体情节，避免“不作为”成为机构的理性选择。当前各主体“不作为”情况较为突出，可引导机构细化针对从业人员的奖惩标准。奖励业务积极、做出贡献的个体，若员工因业务激进犯错，应分析清楚情节的严重程度，按给定标准问责。
第四，可为金融系统补充资本和流动性。过去的资金池模式对资本金和流动性的要求都不高。随着资金池模式的打破，金融系统开始缺资本金和流动性。短期来看，由于当前资本市场不景气，金融机构可通过少分红的内生方式补充资本。在补充流动性方面，由于经济体系极为复杂，各市场流动性状况不一，人民银行可着手考虑临时性举措，向需要流动性的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
第五，统计甄别表外非标业务，分清哪部分业务能支持实体经济，哪些业务属于庞氏，只是资金的空转。庞氏业务应该被果断清除，由此引发的损失可考虑通过其他政策安排予以对冲。
第六，建立严格的统计观察体系。可由央行牵头建立相关指标的统计观测体系，从而辅助政策制定。合适的统计标准是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长期举措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其一，逐步弥补早前各类以绕开监管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引发的负面效应，完善金融供给制度。其二，淡化所有制歧视，平等对待国企与民企，在投融资领域逐步建立起两者等同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其三，解决长期资金来源不足问题，可考虑通过养老金管理的财税制度调整，激励居民进行长期投资。其四，稳住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在人才引导、投资者教育、科技与制造业创新、健全营商环境等领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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