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杨伟民深剖“新发展格局”内涵，拆解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与问题
在昨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上，高层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指出“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
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与深意？怎样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旗下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近期举办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不等同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在于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扩大内需；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会上，他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 需求格局方面，居民消费增速相对较小，可能因为居民杠杆率越来越高，债务负担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
➤ 分配格局方面，近些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经再分配以后有所提高，意味着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此外，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
➤ 生产格局方面，高新技术行业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部分消费型行业供给不足，进口占比较高；净进口的行业主要是资源不足、创新不足或体制机制不足等；从产业结构看，最近十年制造业占比下降快且幅度大，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 内外格局方面，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生产型进口，且进口集中度高。尽管全国经济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进出口依存度都很高的行业需要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
”应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重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新发展格局的定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前两个短句都是定语，最后落脚在“新发展格局”。我们作为经济大国，一直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所以应该花更多精力研究如何让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涉及到四个环节。关于“流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流通”只是物的移动，本身不生产、不创造价值；关于“消费”，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和投资，投资代表未来的消费。
这四个环节也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三分法来概括，即生产、分配、支出，来分析国民经济循环。如果生产、分配、支出相互贯通，那么这个循环就是畅通的。
就像国民经济有三个管道，需求格局中的居民消费管道的直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管道的直径、生产格局中居民消费品管道的直径，如果都是一样的，那么管道循环就是畅通了，否则就会影响经济顺畅循环和发展。
第二，我从需求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内外格局四个方面讨论我国经济循环的现状，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是需求格局。
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比较2007年和2018年的最终需求（最终使用）。2007年出口占比为28%，2018年占比为15%，出口比重大幅下降。这可以看到出口需求的转移——资本形成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从31%扩大到37%，提高了6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的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需求占比从29%增加到32%，提高了3个百分点。
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显示我国经济越来越以国内需求为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出口需求比重的下降主要是被政府消费和资本形成所填补，居民消费增加相对不多。
我认为这其中原因在于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下滑。2013年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这可能涉及到居民杠杆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被高房价和高房贷挤压，没办法拿出更多的钱去消费。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提高的，因为农村居民很少贷款购房，没有房贷压力。
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高导致边际消费下降？我认为，作为全体城镇居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群体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群体占比还是较小的。当然，这需要更深入的数据分析来证明。
二是分配格局。
2007年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1%，2018年占52%，比重大幅提高。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报酬不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是统计口径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
劳动报酬统计中包括了很多不属于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这些都是居民无法用于当期消费的。
按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得到的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近年来基本稳定在42%到43%之间，低于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达到十个百分点左右。
简单概括一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无论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当中的比重都小幅下降，而政府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中基本没有变化，但再分配后的比重略有提高，说明再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逆调节现象。
从国民收入的营业盈余看各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149个行业总盈余的约30%，这几个行业是最赚钱的，这也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三是生产格局。
最终需求也反映了生产格局。可以根据国民经济149个行业最终使用的多少，区分出投资型、消费型、出口型三类产业。2018年，149个行业中，消费型行业有68个、投资型行业有22个、出口型行业有58个，还有1个无法区分。
更进一步地，可以看下生产中的技术格局。高技术企业在生产中对外依存度特别高，如果出现供应链断裂的情况，对这些行业的生产影响很大。如，仪器仪表、医疗仪器设备和器械、专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等都是技术高度依赖进口、受掣肘较多的行业。
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国内供给不足的消费型行业。比如航空旅客运输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总产出中的60%用于消费，同时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我们2019年大概有1.6亿人出境游，但相当一部分游客没有选择国内航空运输公司。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都是典型的消费型行业，消费占总产出的100%左右，但是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这是未来要在生产格局优化中重点解决的问题。
此外，生产格局中还存在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并存的问题。有些行业是净进口行业，净进口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中，石油行业排第一，包括芯片在内的电子元器件排第二，还有有色金属、铁矿石、合成材料、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
概括来说，净进口的行业有三类，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包括高档产品），这三类行业分别对应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一问题难以依靠自己解决；创新不足，对应电子元器件等高技术行业；体制机制导致的供给不足，对应航空运输、文旅等行业。
产业结构变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中央建议提到“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还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什么提这些？从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一窥究竟。
2010年至今的十年，我们的工业占比从40%下降到32%，而同期金融业占比从6.2%提高到7.8%，房地产业占比从5.7%提高到7%。这些反映了什么问题？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太快，近十年时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比重下降是符合规律，但十年内大幅度下降8个百分点就是问题了。
这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金融业特别是间接融资的高速发展，高负债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太快，也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挤压。
如，2010年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息支出增加100%，但其增加值只增加了90%，利息负担对工业形成了一定挤压。
四是内外格局。
我国现在是典型的生产型进口——76%的进口产品和服务是用于中间生产的，消费占比低。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离不开国际市场。
同时我国进口相对集中。国民经济149个行业中，前十个行业的进口占所有行业的比重为48.6%。进口额最大的是电子元器件行业、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航空旅客运输等行业。我国高技术产业，如电子元器件的进口依存度（进口额/总产出）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生产，保持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就离不开国际市场，就必须进口。同时，要进口就必须有出口，这样才能有外汇换回我们的进口品。
我国出口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元器件，然后是批发、纺织、零售、金属制品、输配电、文化体育和娱乐用品。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生产格局，多出国内消费能力的生产能力才可能，以换回大豆、铁矿石等。
因此，全国经济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但部分行业仍然需要保持高出口、高进口的格局，这些行业不能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些行业的进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高出口是因为高进口，要高进口就必须高出口。
比如，电子元器件行业出口依存度是20%多，其进口依存度高达59%；文化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和设备、其它交通运输设备、日化、专用设备、计算机等行业的进出口依存度也都很高。这些行业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才能实现正常经济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