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阳：总人口或将很快达峰，政策要有充分估计和积极储备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总人口增长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万分之三。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调整后的数据显示，2020年的人口净增长仅为204万人。
日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撰文提出，由于我国已经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持超低生育率，结合此前人口变化趋势，预计总人口的峰值将很快到来，对总人口达峰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并积极进行政策储备。
都阳表示，总人口达峰后，人口总量的逐年减少对经济发展在需求侧形成长期制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随着人口负增长规模逐渐扩大，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由于人口减少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可能使“十五五”末的GDP减少1895亿元。
“要加紧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政策体系进行研究，尤其是化解需求侧因素转折性变化的影响。”都阳说。
首先，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抵消需求侧的不利影响。
其次，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降低需求侧冲击的影响。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平均消费水平。
第三，发展方式和经济规划要考虑总人口达峰的不利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新冠疫情冲击有可能对出生率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随着这部分影响在疫情完全缓解后会消除。因此，总人口在未来几年达峰或在峰值附近波动都是正常的情况。
而即便是人口进入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总量规模仍然巨大，仍然具备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基础。
* 以下为原文内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文 | 都阳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总人口增长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万分之三，这意味着总人口的峰值或将很快到来。由于我国已经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持超低生育率，因此，这一结果与此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是吻合的。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2亿人。统计部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2019年的总人口数也进行了调整，因此 2020年的人口净增长仅为204万人。如图1的左半部分显示，新出生人口在生育政策调整后，长期积压的生育意愿在2016年前后得到了集中释放。此后，年度新出生人口数持续走低，到2020年仅为1200万人。如右图所示，粗出生率逐步下降，而粗死亡率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第七次人口普查及此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已经预示着总人口的峰值将很快到来。
需要说明的是，新冠疫情的冲击有可能对出生率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虽然我们尚缺乏更系统、更全面的信息，以评估新冠疫情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情况看，新冠疫情后生育率出现了普遍的下降。如果疫情对生育行为有冲击性的影响，那么这一部分负面影响在疫情完全缓解后会消除。因此，总人口在未来几年达峰或在峰值附近波动都是正常的情况。
虽然总人口达峰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新闻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对总人口达峰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有充分的估计，并积极地进行政策储备。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变化具有典型的马尔萨斯经济的特征，总人口的波动是很多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随着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率的飞速提升，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在和平年代都保持增长。尤其是二战以后，各国的总人口都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一趋势甚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称之为“人口爆炸”。
发达国家较早进入生育率下降的年代，并由此推动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但由于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由人口转变所推动的人口负增长，在二战后并不多见。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公布的统计数据，在二战以后，总人口 100万人以上的经济体中有46个国家经历过人口负增长，但这些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大多数是由于战争、迁移等人口机械变动因素所致，而且，很多国家在负增长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人口的正常增长。
截至2019年有19个经济体总人口仍然持续负增长。但在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等人口机械变动对小国的人口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国家即便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上，仍然可能由于人口迁出，使总人口呈下降趋势。如果仅仅考虑总人口在3千万以上的国家，目前仅有少数国家人口正处于负增长。因此，人口自然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资借鉴的经验并不多。从世界范围看，由于人口负增长并没有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产生的后果也很难通过大量样本进行经验总结。由于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给我们认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带来了一定难度。
总人口达峰后，人口总量的逐年减少将对经济发展在需求侧形成长期的制约，这是人口总量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说，既包括人口数量减少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也包括对投资需求的间接影响。
对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从总量因素看，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依托的主要因素就是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国内大市场。随着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逐步转变，消费需求已经占我国GDP总量的很大比重。2020年，以支出法统计的GDP总规模为102.6亿元，其中最终消费为55.7亿元，占54.3%。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支出为38.7亿元(人均消费支出27438 元)，占GDP的比重为 37.7%。
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带来消费需求的下降。假定2030年以前，人均消费水平保持“十三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不考虑价格变动因素，到“十四五”末人均消费水平为35253元，“十五五”末为45293元。在“十四五”期间，总人口的减少幅度尚不大，对以支出法衡量的GDP的影响较小。随着人口负增长的规模逐渐扩大，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由于人口减少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可能使“十五五”末的GDP减少1895亿元。
对投资需求的间接影响。由于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引致形成，因此，总人口负增长除了对消费需求会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间接地影响投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会由于总人口达峰趋于饱和，由此形成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格局。
因此，要加紧对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政策体系进行研究，尤其是化解需求侧因素转折性变化的影响。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值得关注。
首先，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抵消需求侧的不利影响。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侧影响是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提出的。在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下，即便是人口进入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总量规模仍然巨大，仍然具备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基础。与此同时，也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尽可能利用外部需求的增长，抵消人口负增长对内需形成的不利影响。
其次，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降低需求侧冲击的影响。以支出法衡量的GDP中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水平和人口数量两个因素有关。因此，即使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只要可以保持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负增长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还有相当大规模群体的收入水平还不高，制约了他们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平均消费水平。
第三，发展方式和经济规划要考虑总人口达峰的不利影响。总人口达峰及此后的负增长，是我国基础国情的重大转折，也是我国在以往制定发展规划时从未遇到过的情况。今后，在重大项目规划、基础设施投资、资源区域配置等方面，要纳入总人口转折性变化的因素，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