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
➤ 2008年的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内部，是内生性危机，目前的经济问题则是外生性危机。
➤ 一国货币贬值产生的影响各有利弊，但目前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更大。日本不会干预外汇市场，除非发现有日元快速波动和市场存在投机行为。如果日元加速贬值，财务省可能会通过干预“警告”市场。
➤ 日本当前的通胀率远低于欧美国家，从通胀-工资螺旋角度出发，日本的通胀未形成黏性。通胀略微上行，或为日本央行乐见，不会使其改变政策。
➤ 美联储加息带动美元、美债收益率走高，对新兴市场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三。其一，美元走强带动非美货币走贬，推升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其二，美元走强，将推高以美元借款的主权政府的外债偿还成本；其三，美元走强，叠加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将使多国外储缩水。
➤ 在美联储加息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当密切监控资本流动，并在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方面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同时，还需要改善自身经济结构，比如限制政府财政赤字、推进结构性改革等。
* 本文转载自第一财经，经授权发布，原标题为《专访亚行前行长中尾武彦：经济危机各有不同，不能简单类比》。文章不代表CF40立场。
”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后，市场开始对美国经济衰退作出反应。不仅如此，亚太市场也不断发出本币贬值、债务违约、外储耗尽的信号。一时间，在太平洋两岸，关于经济危机会否再现的讨论卷土重来。
对于经济危机，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前行长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并不陌生。毕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处理各种经济事务的麻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2011-2013年间，日元汇率演绎“过山车”行情。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至75.3的高点，后又在2012年秋季急转直下。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外汇市场采取单边干预，彼时中尾武彦正是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务大臣。
2013年后的七年间，中尾武彦一直担任亚行行长一职。在此期间，虽然亚洲整体经济增长迅猛，但新兴市场国家仍面临基础设施发展不利等诸多问题。回顾这段亚行岁月，中尾武彦在其今年7月出版的回忆录《亚洲的崛起：展望及未来》中坦言，尽管亚洲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亚行还可以在更多领域续作贡献。
在近日国际金融论坛（IFF）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中尾武彦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他表示，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不同危机虽有相似之处，但成因各有不同，不能简单类比。此轮全球经济承压的原因更多来自外部而非内部。
中尾武彦认为，未来亚洲经济将强劲复苏。到21世纪中叶，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占全球的一半左右。“在过去的50年里，工业化、技术进步、人口红利和全球化造就了亚洲发展的奇迹。高效的经济政策、国际机构的支持、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勤奋好学的人民，以及亚洲各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才是真正推动亚洲不同国家高速发展的关键。”他说。
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受访者供图）
日元贬值不利日本经济复苏
Q：如何看待当前亚洲及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此前的经济危机相比，有何异同？
中尾武彦：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标志着上一轮金融危机的开始。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房地产行业，进而在金融领域逐渐发酵。其本质是美国地产行业杠杆过高、购房者借贷过度、银行业风控意识较低，导致流动性危机及金融危机全面爆发。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在过度投机方面有相似之处。自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于外部，主要是受疫情和乌克兰局势影响。疫情初期，各国采取封锁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使得全球供给小于需求，进而带动通胀不断走高。今年初开始，乌克兰局势不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能源、食品等供应链中断风险，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为抑制通胀，目前多国央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又使多国经济面临滞胀及“硬着陆”的风险。由此可见，2008年的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内部，是内生性危机，目前的经济问题则是外生性危机。这意味着，两场危机并不存在较多共同点，未来多国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也不会与2008年有太多相似之处。
Q：今年迄今为止，日元已贬值30%，且已跌至近24年低点。日元贬值原因何在？这将对日本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中尾武彦：一国货币贬值受货币政策、国际收支平衡（尤其受经常账户、长期资本账户）、长期购买力平价等因素影响。此轮日元贬值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和日本贸易逆差走阔密切相关。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日本央行继续坚持当前超宽松货币政策，将短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截至7月，受能源价格走高及旅游业等服务业出口减少等因素影响，日本已连续12个月出现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一国货币贬值产生的影响各有利弊，但目前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更大。首先，日本是一个能源进口大国，货币贬值可能将形成恶性循环，即较高的能源价格将扩大日本贸易逆差，逆差扩大又将带动日元走贬，进而将提高以日元计价的能源产品价格。其次，从服务贸易来看，受疫情影响，国际游客前往日本数量有限，这使得日本旅游业等服务业无法享受到货币贬值的红利。再次，从货物贸易来看，虽然货币贬值本应提振汽车等行业的出口，但由于制造业已将生产转移到国外，因此制造业可能也难以享受到本币贬值的好处，且其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也有所提升。从民众角度来讲，日元贬值也将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比如，日本民众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将缩水。同时，在进口商品价格提升后，日本家庭的支出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当他们出国时，他们将对高昂的餐饮和酒店价格感到震惊。
Q：日本央行为何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日元不断走贬的背景下，日本财务省会否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贬值？
中尾武彦：通胀和就业通常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两大目标。从通胀角度来看，近几个月来，日本通膨率主要在2.4%-2.6%之间，这远低于欧美国家的通胀率。从通胀-工资螺旋角度出发，截至7月，日本民众工资已连续4个月负增长，这说明日本的通胀也未形成黏性。2013年初，日本央行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自此之后，日本通胀率基本上就没有达到这一目标，这说明日本经济更多受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所困扰。通胀略微上行，或为日本央行乐见，不会使其改变政策。作为一个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日本不会干预外汇市场，除非发现有日元快速波动和市场存在投机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乐于让日元贬值。如果日元加速贬值，财务省可能会通过干预“警告”市场。
亚洲经济体能否抵御美联储加息冲击
Q：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已对亚太市场产生影响。5月，斯里兰卡发生外债违约。截至8月，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已减少至90亿美元左右。如何看待美联储加息对亚太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影响，会否演绎成一轮“完美风暴”？
中尾武彦：美联储加息带动美元、美债收益率走高，对新兴市场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三。其一，美元走强带动非美货币走贬，推升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其二，美元走强，将推高以美元借款的主权政府的外债偿还成本；其三，美元走强，叠加可能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将使多国外储缩水。为阻止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许多政府动用了大量外汇储备。然而，目前他们仍然无法稳定汇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亚洲新兴市场存在通胀蔓延、国际收支减少和外汇储备枯竭的风险。不过，与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由于具有更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强大的金融部门和外汇储备积累，大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要强得多。此外，也需注意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自身问题。比如，斯里兰卡政府过于重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忽略了推进创汇行业发展。在旅游业和境外侨汇大幅受影响后，该国外储自然大幅下降。目前，该国政府更迭后加剧了政治不稳定性。
Q：在美联储加息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应作出怎样防范？
中尾武彦：首先，应当密切监控资本流动，并在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方面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同时，还需要改善自身经济结构，比如限制政府财政赤字、推进结构性改革等。对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他们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寻求帮助，并与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债权人展开谈判。比如，斯里兰卡已与IMF就约29亿美元的贷款援助计划达成初步协议。但也需注意，任何资金拨付都可能耗时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IMF执行董事会则需要从斯里兰卡债权人那里得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及债务减免的保证。
Q：相对于热络的贸易联系，目前亚洲国家金融合作有限。如何展望未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实例可否成为镜鉴？
中尾武彦：目前亚洲多国遭遇经济下行压力。各国需加强经贸合作，从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目前，亚洲的贸易格局不再是在日本带领下的“雁行模式”，而已转为各国各有所长的“网络模式”。这意味着，多国更能享受到通过贸易提振经济的红利。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其独特性，其推动力来自于共同的文化与特定的历史渊源，这不能被亚洲国家简单复制。此外，还需注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欧洲更多样化。就像我们常说，有些人可以做朋友，但未必会组建家庭，这个道理是相似的。况且，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尚有诸多挑战，比如欧元区国家采取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各自分化。在欧央行开始加息后，意大利等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陡增。未来亚洲国家的金融合作将更为密切，但金融一体化进程可能不会也不需要推进到欧元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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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康恺｜原文责编：戚德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