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推进城市化，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 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有必要对人类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增加“年轻老人”的分类。年轻老人这一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刘晓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将来养老资金的筹集、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总量下降等问题。然而，人类遇到的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悲观。就人口结构而言，人类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面临的是千万年不遇的大转折。
人类历史上各个区域、各个群落经历过无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因为自然灾害、瘟疫、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战争，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会带来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但随着这些特殊事件的结束，人口结构很快就会恢复我们认为的常态。马尔萨斯等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物质供应会更加丰富，但这增加的供应很快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会出现灾害、瘟疫、战争等调节人口数量，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自觉地改变生育数量和频率，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而调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人口结构虽然总是在变化中，人口总量随着物质供应的丰富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结构的常态。现在进入的“老龄化”社会，是在这样一系列背景下出现的：首先，人类科技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供应约束，可以说，现在在总量上不存在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还存在饥饿和贫困现象，是人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生育意外和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数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第三，因为营养充足、居住环境改善、医疗发达，人类意外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不仅是平均寿命这个数字，而是人们普遍的长寿。在前现代社会，长寿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类没有机会长寿。所以，只要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人类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长寿。除非发生毁灭性的气候灾害和战争，否则，在主要国家和区域，65岁以上人口占25-30%将会是常态，促进生育也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既然是常态，那么，在未来也就无所谓“老龄化”了。因为人口结构这样的大转变，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养老资金这么一个问题。
一、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
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美国人没有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退休后的赡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让人民养成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但是没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统。社保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更将“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矜寡孤独皆有所养”列为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或标志。“矜、寡、独”也是老去的状态，并且是无法实现家庭赡养的状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养老”，包括弱势人群的赡养就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孟子希望从道德层面倡导，《礼记》并没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如何养的问题，需要社会机制来解决。历史上，西方教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则是宗亲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孝道”、养儿防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等文化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以往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庞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定难题；其次是每个个体需要赡养的时间长度大大延长。以前社会一般可能需要赡养10年左右，现在起码是20年；第三是由于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制约家庭赡养的环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虽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退休进入被“养老”的行列，会赫然发现，他上面还有需要赡养的父辈，而对于他的下一代来说，则有两代老人需要赡养。如果再考虑独生子女因素，压力就更大了。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
经济，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年轻人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占比较高且庞大的、低收入年轻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有人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人口红利的因素，但其并不是绝对因素，占比较高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如果因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就会有“人口红利”，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产生这样的人口红利，更不能解释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将“一孩”政策作为国策。同样不能解释目前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单纯就人口红利的理论说，产生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没有这个转移过程，就只有农村过剩人口，而没有红利。一旦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结束，就来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对人类经济现象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与人口老龄化无关。如果脱离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就不应该再是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理论不能解释人口老龄化。我国前4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为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就这一角度说，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的。没有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其他状态下，就没有刘易斯定义下的“人口红利”，但人类的经济也还是需要增长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即使是刘易斯理论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其重要前提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才能产生“人口红利”，实现有序转移就业，保证社会安定。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没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灾害、流行瘟疫、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就人类已有的科技能力、医疗卫生水平，人类依然会进入绝大部分人健康长寿的状态，60岁以上人口占相当高的比重。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在任何年龄段都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当高的死亡率，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没有机会成年。有没有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提高年轻人的占比？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需要审慎论证。前现代社会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为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高，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相对很少。现代社会绝大部分人类都能进入老年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出生率确保老龄人口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婴儿未来都会老去。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会越来越庞大，同样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来确保老龄人口占比的稳定。这样的趋势意味着以上述策略来阻止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并非长久之计。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人类社会在物种数量上可能有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条件好，恰恰是因为要对冲各个年龄段死亡率高的风险。斯密在《国富论》写到他的观察，穷人生孩子的数量往往多于富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穷人由于生活困难，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有获得医疗的能力，存活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妇女走出家门等或许是生育率降低的显性经济原因。但现代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拉长等，何尝不是对人类普遍寿命延长的一种自我调节呢？这或许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尽管放开生育，让这只调节人口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吧，进入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总比靠战争、灾难、疾病等方式来调节好。
三、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
《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短短的107个字，很平淡，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难以企及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没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其中关于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人的安置就有42个字，占了近40%。“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可见，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适当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安身立命”，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身”“心”获得一个合适的寄托与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空间。这些年，“中国大爷”、“中国大妈”成了新的流行词。中国大爷们背着单反满世界寻找美景；中国大妈们披着丝巾周游列国摆POSS。广场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镇的景观，这与老年人默默坐在路边墙根是完全不同的画风。表面兴奋热闹中，中国大爷、中国大妈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身”安处和“心”安处。如果说以前60岁以上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陡峭的圆锥形，现在则是一个胖胖的秤砣型。60-80岁与40-60岁，是差不多庞大的群体。这其中，60-75岁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思想活跃，与传统印象中这一年龄层次的老态龙钟完全不同，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靓丽风景。他们退休之时，既感到兴奋与幸福，又感到震惊与迷茫——因为终于可以轻松潇洒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兴奋，都有信心活过90岁而感到幸福；但他们也突然震惊地发现，退休以后居然还有30多年的日子，几乎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当看世界变成打发日子，兴奋充实中也难免空落落。可以说，现在与今后，60-75岁人群与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落。所以，有必要对人类不同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但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阶段的年龄拉长，比如把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到50岁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类。比如在传统的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间，再增加一个档次，把65岁到80岁称为“年轻老人”或“壮年”。“年轻老人”是客观描述，也有双向的心理暗示，“壮年”也是客观描述，身体依然强壮，壮怀依然激烈，当然更是鼓励。既然有了这一类别，就需要有相应的安置。现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还有建议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些都需要考虑，但也要注意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年轻老人的总量与中年人、青年人的总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龄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将会被严重堵塞，严重影响企业、机构和社会活力，这会成为企业、机构乃至社会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层出不穷，一些企业不仅只招聘35岁以下人员，甚至不断在淘汰35岁以上员工。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增加这方面的就业压力。第三，如果开设专招年轻老人的企业，作为特例或许可以，但考虑到企业的活力，恐怕很难成为主流模式。年轻老人的身心安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前的无业游民，主要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数量过大，就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庞大的年轻老人，身心无定，同样有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安置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发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必操之过急，可以考虑退休人员创业或再就业。“银发经济”不应该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包括老年人口创造价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先退休，调适一下身心，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欢的工作，创业或就业，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一群体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励，市场一定会为这部分人群找到发展空间。农村过剩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能够产生“人口红利”，那么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打开市场，年轻老人这一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政策上可以考虑：（1）允许并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2）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期间，照样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员再就业、创业的工资收入免税；（4）退休人员创业，根据不同企业类型给予税收优惠；（5）退休人员创业，投资款退还已缴纳的所得税；（6）企业招聘退休人员再就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方式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当这部分人群的安置常态化后，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些政策。当年轻老人寻找“我心安处”的时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难题。以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趋势，家庭养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选项。首先，从有利于老人身心考虑，康养机构不应该设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虽然空气新鲜，但人气沉闷，老人并不喜欢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气沉沉的人们，他们需要亲人的关怀，也需要看到年轻的世界。所以，康养机构应该设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带，最好是在学校、幼儿园旁边，孩子课间的喧闹正是对他们心的安抚。其次，金融领域，除了提供养老资金上的服务，还要增加养老方式上的服务。比如养老信托、家族信托业务中，增加养老监护信托的服务内容。社会一般会为无人照顾的小孩指定监护人，却很少考虑为在养老院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监护人。金融信托机构可以作为这样的监护人，即受委托对在康养机构养老的老人进行监护，监督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受信托的老人被有尊严地对待。信托机构可以聘用年轻老人担任监护巡视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养老院巡视，并代表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院方面进行交涉。这个工作或许是适合年轻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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