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倒闭为何反复出现？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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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研究员、方德金控首席经济学家夏春撰文表示，硅谷银行（SVB）危机与19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高度相似，而当时的危机长达十年，上千家储贷协会（S&L）倒闭，专为其提供存款保险的保险基金耗尽，并牵连了上千家商业银行。当前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类似的危机会否在今日重演。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银行股本的下降是预测危机的实时指标。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银行股本的大幅下跌通常出现在恐慌和信贷息差飙升之前。大量的银行损失在银行危机的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不是随后的恐慌才造成了这些损失。
因此，相较于让政策制定者仅仅支持流动性，来防止随后的恐慌爆发，使之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最小化，在银行危机的早期阶段及时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重要。
2022年10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因为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货币因素是次要的，不及时救助面临困境的银行，才是大萧条长时间持续并且后果极其严重的主因。
后来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危机并不总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但由于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降低，几乎所有的银行危机都会损害经济的长期表现。
而这一次，SVB倒闭令人担忧的一点还在于它与VC/PE行业的紧密关系，该行业普遍被认为对技术创新、生产率与竞争实力提升、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结合对历史上国债利率倒挂和失业率等指标与美国经济衰退相关性的分析，夏春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上半年陷入衰退（甚至有可能在去年底就已经进入衰退），而SVB的倒闭以及众多中小银行面临的困境将加速衰退的到来和加剧衰退的程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二战前，全球经济繁荣与危机交替上演，1913年成立的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就是应对1907年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的产物。
可惜的是，在宏观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尚未建立的年代，美联储完全无法实现其设定的头号目标“稳定金融系统“。银行倒闭仍然络绎不绝，仅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停业或倒闭的银行就接近9500家（下图中1933年数据缺失，仅这一年就有接近4000家银行停业或倒闭）。
有意思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在1933年6月成立，1934年到1980年，银行倒闭就几乎销声匿迹了。
1983年6月，Diamond和Dybvig两位教授发表了《银行挤兑、存款保险与流动性》，文章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说明为什么银行（以及其他非银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借短贷长既满足储户（或债权人）的流动性需求，又可以集中资源发展经济。
不过，即使资产负债表完全健康的银行，也可能面临恐慌的储户挤兑，从而引发破产倒闭的风险。模型清晰地说明，相对于其他应对挤兑的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就是最优方案。
同样在6月，Bernanke教授发表了《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中的非货币因素》对大萧条的成因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之前的研究把美联储通过银行收紧货币供应当作经济崩溃的主因，银行倒闭只是经济危机的结果。
Bernanke发现货币因素是次要的，不及时救助面临困境的银行，才是大萧条长时间持续并且后果极其严重的主因。
银行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形成特殊关系，银行具备信贷匹配、风险识别与信息收集的优势，银行恐慌与倒闭势必会阻塞信贷流通渠道，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与投资无法顺利进行进而破产倒闭（大企业通常自有资金充裕）。而且，这种银企关系难以在短期内被其他银行代替。
简而言之，银行（以及其他非银金融中介）倒闭会加剧系统性风险而引发经济危机。
1983年10月，硅谷银行（简称“SVB”）成立。这来源于两位银行家突发奇想的创业点子，为硅谷的创投和私募股权（VC/PE）行业提供银行服务，因为这类投资信息技术，生物医疗的资管公司缺乏足够可供抵押的资本，投资项目的失败率太高，传统的银行不愿意与之来往。
SVB精心运作，与VC/PE行业及被投企业建立起互相提携的密切关系，成就了VC/PE行业和一批伟大的上市公司。
尽管在硅谷之外鲜为人知，但在1987年登陆NASDAQ后，SVB历经互联网泡沫破灭与全球金融危机，到2021年底市值累计上涨了996倍，堪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银行之一，能与其业绩媲美的上市公司也寥寥无几。
2022年10月，Bernanke, Diamond和Dybvig三位教授以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特别提到获奖者的研究可以帮助监管层制定防止危机的政策，并降低救助的成本。
诺奖为金融科普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但是再好的科普也比不上亲身经历或远程见闻一场银行挤兑与倒闭。
尽管SVB的股价在2022年下跌了66%，但在2023年表现良好，3月8日这天盘中还风平浪静，但坏消息在盘后传出，到3月9日盘后，不到24小时股价累计下跌70%。原因在于公司前期为满足提款而出售资产遭遇损失，其融资计划被曝光后，SVB多年支持的VC/PE行业领军人号召同行尽快取出或转移存款。
3月9日，SVB遭遇420亿美元（相对于2022年底总存款25%）的取款挤兑。3月10日，SVB被FDIC接管，继而不复存在。美国有史以来规模第二大的银行倒闭事件就这样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开始并结束。
SVB肯定想象不到自己鼎力支持了40年的VC/PE行业不能与之共患难，也想象不到VC/PE行业推动的以“迅捷便利“为卖点的智能手机银行技术会革了自己的命。
作为全美总资产排名第16位的银行，SVB的命运走到了终点。相比之下，可能面临更大困境的中小银行数量众多，它们将走向何方？
2022年诺奖委员会公布的媒体版与专业版科普，都没有提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1983年三位教授的论文发表前不久，美国一类特殊的非银金融中介——储蓄与贷款机构（简称S&L）——就迎来了一波长达十余年的危机，持续到1990年中期。
尽管存在类似FDIC的保险机制，3234家S&L中的1043家先后倒闭，而因为类似原因倒闭或接受FDIC资助的银行超过了1600家。从倒闭的银行数量上来说，储贷危机仅次于大萧条，而远多于全球金融危机。
S&L是一种互助式的金融中介，储户可以获得贷款购买房地产、汽车与其他消费品，其发展一直受到政府鼓励。80年代初，美联储采取高利率政策应对70年代的高通胀，经济衰退与失业随之而来。
S&L当时面临利率上限制约，无法高息揽储，也无法与新兴的紧跟市场利率而且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基金竞争。一方面存款流失，另一方面贷款需求下降，违约增加。
此外，S&L通常是地区性的，超过一半位于德克萨斯州，资产端主要在房地产等少数行业，加上当时资产证券化还不流行，集中度风险非常高。由于房贷利率水涨船高，S&L的资产端严重贬值。
为了帮助S&L渡过难关，监管机构在1980年和1982年出台法律放松了对S&L的监管，存款利率与贷款价值比上限均被取消，S&L可以从事银行业务（例如商业贷款）但却无需承担同等程度的监管，S&L储户享受的存款保险也从4万提升到10万美元。
S&L于是一方面高息揽储，一方面积极投资他们并不擅长的高风险领域，特别是高息债（即垃圾债）市场。结果，S&L的经营状态进一步恶化。
到了1983年，S&L中，35%亏损（未及时披露），9%倒闭。随后越来越多的S&L倒闭，不仅为其提供保险的机构也破产，危机还蔓延到商业银行。
但显然这段教训并没有被好好吸取，全球金融危机很类似储贷危机的重现。其肇始于美联储2004-2006年的加息周期引发的房地产价格下行，与之挂钩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以及其他相关衍生品遭到大幅减值，这些金融产品的繁荣离不开“影子银行“（即各类非银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的功劳。
他们借短贷长的行为注定了商业模式的脆弱性，一场场大众看不见，主要由机构参与的挤兑发生在“影子银行”。市场流动性与信贷市场双双枯竭，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与家庭艰难度日。
Diamond, Dybvig和Bernanke的研究再一次完美结合到一起，告诉我们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如此严重，持续如此长时间。
据FDIC统计，2008-2012年美国共有465家银行倒闭，只不过大众的目光聚焦在了少数大银行，特别是雷曼这家投资银行。
SVB被众多媒体视为“雷曼第二”有一定的道理，因为SVB虽为商业银行，但其业务模式确实更像投资银行。很多投资银行也羡慕SVB的成功。
不过，只要注意到SVB专注VC/PE行业的集中度风险（类似地，Silvergate和Signature两家银行过度集中在加密货币业务上），过去三年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造就其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与收缩，利率倒挂带来的亏损，就会发现SVB的倒闭，更类似于资不抵债的S&L的命运。
很显然，和S&L错误滥用监管放松导致的灾难一样，SVB积极参与了放松《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中小银行监管的游说并获得成功(这是美国前总统Trump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加强监管与放松监管也成了银行危机反复出现的本质原因)。
如果“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划定仍然维持在500亿美元总资产，SVB就必须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关于利率上升带来的压力测试，这样也许就能够避免这一次的灭顶之灾。
如果我们看到这种高度相似性，需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长达十年，牵连上千家S&L和上千家银行的危机会不会重演？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自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相似性，他们向SVB等银行果断出手救助，应该是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斩断挤兑的传染链条。
然而，潮水退去，裸泳者数量之多，恐怕超出预期。SVB救助方案出台后，谁是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成为资本市场最吸睛的游戏。
Bernanke在2006年就职美联储主席时，肯定没有想到即将面临一场百年罕见的危机。
他也没有想到，基于其研究成果设计出来的救助银行的方案（危机的肇事者均没有受到惩罚，危机的损失由老百姓和纳税人来承担），以及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带来后续那么大的政治麻烦甚至国家分裂。
当他的货币政策思想被Powell继承后，他也想不到通胀会来得这么猛烈，想不到退出宽松政策会那么难，想不到如今众多类似SVB的银行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众所周知，美国10年与2年期（或3个月）国债利率倒挂是压垮SVB这类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因素。
大银行因为品牌与安全效应，仍然可以支付接近零的短期利率而不用担心客户流失，外加收入来源广泛，以及严格的风险与久期管理，财务表现非常健康。
国债利率倒挂也是预测衰退最准确的指标之一。1955到2021年，10年与2年期国债倒挂了10次，有9次衰退在平均一年后到来。
只有一个错误信号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是由于大规模的“大炮加黄油”财政刺激措施避免了经济衰退。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这个指标被发现具备高度准确性之后，华尔街总会有人提出“这次不一样“的反对观点。例如2006年利率倒挂出现后，市场认为长期利率被压低是因为全球过度储蓄，美国不会出现衰退，但衰退在2007年12月到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
第一，衰退期的确定，有很长的滞后期。2007年12月衰退开始，正式宣布的时间是2008年12月。2009年6月衰退结束，但正式宣布是2010年9月。
第二，在2007年11月，衰退开始的前一个月，绝大部分经济数据表现都非常强劲。衡量经济活动的领先指标的10个细分指标仅有4个较弱，从趋势来看，仅有3个指标恶化，其余表现稳定或者改善。4个同步细分指标全部表现强劲。
2022年4月，利率倒挂再次出现并且不断加深，领先指标也开始一路下行，其他大部分有效指标也说明衰退为期不远。市场普遍预测衰退会在2023年上半年或者下半年到来。
然而有趣的是，2022年四季度的GDP环比折年数据，2023年1月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零售数据出炉后，乐观情绪升温，认为这一次经济将避免衰退的声音越来越响。
只要看一下历史，就会冷静很多。以GDP环比折年数据来看，下图显示有6个样本好于去年四季度（图中显示的是初值，而非终值，下同），但都发生在衰退（阴影）即将开始或者衰退进行中。
改为观察我们更熟悉的GDP同比增速，就会发现，在衰退开始前就有11个样本好于四季度数据。
1月非农就业数据的确非常强劲，但以同比增长来看，也无法排除衰退即将到来的可能性。
很多人将低失业率当作经济强劲的表现（疫情冲击与国与国的隔离导致了老年人加速退休，移民受阻，因此就业情况好于预期），看到下图恐怕就会改变看法。
历史经验是，只要失业率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值从低点上升0.33% 时，美国经济总是陷入衰退，无一例外。
与乐观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将在上半年陷入衰退（甚至有可能在去年底就已经进入衰退）。
我们还相信，SVB的倒闭以及众多中小银行面临的困境将加速衰退的到来和加剧衰退的程度。
上面的图表都显示，1980到1991年发生三次衰退，期间储贷危机出现，前面的分析聚焦在S&L与银行的倒闭是经济衰退的结果，但只要我们还记得Bernanke的获奖研究，就会知道，金融中介机构的倒闭往往是衰退的重要原因，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
银行危机对经济的
Bernanke，Diamond与Dybvig的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强调银行的重要性，但不同点是Bernanke强调银行资本受损导致信贷能力缺失将破坏经济的运行，而Diamond和Dybvig更强调储户（或债权人）的恐慌挤兑破坏了银行的正常运行。
近年来，学术界沿着Bernanke的思路，发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银行的股本）及相应的风险管理在借贷、生产和消费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过去的宏观和资产定价研究一直忽视了银行的作用（通常的研究重心是家庭或企业）。
把银行（或资管等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主角建立起来的动态模型，可以更好地拟合宏观变量和资产价格的特征。
在这一视角下，银行危机发生在其中介资金能力严重受损的时刻。由于不良贷款，股权所有人受损，股价往往显著下跌，储户（或债权人）恐慌因此发生，但恐慌是银行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
熊伟等三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了当银行股本下跌30%后对经济的影响，他们搜集了1870到2016年，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排除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些国家的特殊年份）超过了2500例的这类事件，发现银行危机并不总会引发储户恐慌和挤兑（无恐慌占比三分之一）。
但由于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降低，几乎所有的银行危机都会损害经济的长期表现。
研究发现，当一国出现银行业股本下降30%，存在恐慌挤兑时，平均来说，三年后该国实际GDP将下降3.4%，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下降了5.7%。
而即使没有任何恐慌，银行股本下降30%也预示着三年后实际GDP将下降2.7%，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下降3.5%。不过这种效应是非线性的，银行股本增加并不会带来强劲的经济表现。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银行股本的大幅下跌通常出现在恐慌和信贷息差飙升之前。大量的银行损失在银行危机的早期就已经出现，而不是随后的恐慌才造成了这些损失。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银行股本的下降是预测危机的实时指标。因此，相较于让政策制定者仅仅支持流动性，以防止随后的恐慌爆发，使之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最小化，在银行危机的早期阶段及时调整银行的资本结构非常重要。
对于SVB来说，这一建议格外有意义。2022年底的财报显示，SVB在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两个主要指标上都满足监管要求，部分指标还好于银行业的平均表现。
SVB倒闭令人担忧之处还在于它与VC/PE行业的紧密关系，该行业普遍被认为对技术创新、生产率与竞争实力提升、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低增长、低利率与低通胀的环境下，这一行业迎来快速的增长，募投管退规模逐年走高。然而，在2022年全球经济下行，金融收紧的强烈逆风下，行业内各项指标都出现大倒退。
和银行业给人高度稳定印象不同的是，VC/PE行业本就是高风险的聚集地，也面临少得多的监管，成败都只由专业机构和高净值人群感知。
如果与之合作的SVB能够渡过难关，他们也能够等来黎明时刻。SVB的倒下，毫无疑问令这一行业的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如果屡获殊荣的SVB都无法管理好自身的风险，VC/PE行业的风控能力恐怕也不如宣扬的那么好。
限于篇幅，本文聚焦美国的监管成败与银行危机。过去20年，中国同样经历了金融监管的起伏转折，经验与教训数不胜数，让我们期待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能够在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持续强化风险防控的能力，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