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变局时代的大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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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美关系，姚洋表示，只要中国主动去管理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就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还会是有利的竞争。因为这可以促使中国对一些尚未涉足的重要领域加强自主探索。中美两国可在理性交往的基础上想象未来，并尝试建立新的规则，从具体事务着手去推动中美之间的融合，从而使两国关系朝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
就中国自身而言，姚洋认为，中国已经从人口大国、经济小国成长为人口大国兼经济大国，也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修炼大国姿态。*本文整理自姚洋接受北大国发院、网易财经和抖音的“中国经济新动能”系列深度专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如何理解开放与改革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华大地徐徐拉开，从1978年至今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有些人一听到“改革开放”这个词就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我们的开放要早于改革——开放真正的起点是1972年，不是1978年。
早在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中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结束了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
1972年，我还在上小学，但是我们的小学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夜校，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就会来学校学英语。整个社会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也开始走向世界，还会送小留学生出去留学，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个时代被送出去的。
中国当时打开国门，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美两国重新走近，源于一个共同的对手：前苏联。当然，中国选择开放，尤其是中美恢复和扩大交往，未必都是源于前苏联的压力，还有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当然这一切并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样自然发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开放才走上了正轨。从此，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同频共振。
中国早期的开放始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因为民间不太可能没有政府允许而去独自开放。因此，开放是有序推进的，并非一下子全部放开。
为什么中国的开放比较成功？
研究过发展经济学的人不难发现一个现实——开放本身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有些经济体开放度极高，但开放程度与进步和发达程度并不呈现正比例关系，有不少国家一直很开放却又一直很落后。
开放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同时国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则一开放，所有的东西都依赖国外，连优秀的工人都没有，制造的产品没有一样拥有质优价廉的优势，其开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国在开放之前已经开展了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再往前推，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
开放所带来的外来资本、技术、文化等等，只有能够和本国原来的这些要素、基础组合，才能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因为此，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开放带来的实际价值会更好。
大国与小国的开放有何不同？
中国的开放不是一下就打开了、什么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骤、有管理地开放。
回顾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开放历程和节奏，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一种管理的开放。一开始是欢迎外资，以此为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特区里做一些实验。在汇率、资本的流动方面，开放一直是逐步推进的过程。1994年，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的并轨，从1978年开始算起，等了16年的时间。至今，我们的资本账户也没有完全开放。
当然，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中国有一个自主权很高的政府，对经济发展也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如果中国是一个弹丸小国可能就没有办法逐步开放。很多小国一旦遇到经济困难，需要国际机构或大国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里的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这些小国必须开放。所以小国往往是被迫开放，而且是一次性开放，因为根本没有分地区、分步骤开放的空间。
一个国家应该在管理开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领域可以先开放、哪些区域有必要先开放、哪些领域要谨慎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验政府的定力和智慧。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进程？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发生了巨变，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仅与中国的巨变有关，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也很有关系。
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个整体的事物，二战恰恰属于全球化最冷的时期，各个国家之间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对抗。二战之后就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两个阵营的各自成员之间因为二战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进了很多全球化技术与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
二战之后，全世界都被裹挟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历史脉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个国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没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处。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就朝着所谓的一体化方向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开放、印度开放、前苏联解体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这20年间的全球化是一个超级全球化。
当全球化到达最顶点的时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时候。美国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只不过有很多机缘巧合，所以没有去推动。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在全球化达到最高峰时写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一体化了，历史要终结了。
过去这十多年，整个世界开始收缩了，这可能也是历史的脉动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打个比方，这种现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现在可能来到了冬天。农作的时候，冬天大家要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计划一下明年该干什么。冬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春天就要到来了，所以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
欧洲和美国主要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再工业化；二是移民问题。相对而言，可能移民问题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以为再工业化是由美国造成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个历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业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就像奥巴马提出过“Buy America”（“购买美国货”），也是想再工业化，只不过奥巴马没有拿出措施来。现在这一刺激，世界各国都拿出措施来了。
在移民问题上，欧美都在反思、收缩，不允许太多移民。德国明确说要赶走一批人。美国的特朗普时代就开始修建边境墙，后来拜登政府仍然启动了修墙工程，因为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确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冲击。
从全世界范围看，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这个变局，从1945年开始，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一个百年。世界不可能直线前进，当然也不是简单重复。世界在二战之后经历了春天、火热的夏天，然后进入秋天，现在到了冬天。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自己都会觉得自己错了，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醒目的爆发点，再加上中美之间的摩擦，全世界好像突然都醒悟了，这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大家都开始想要做一些调整，中国也在做调整。新时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调整、调整，再调整。
如何理解全球经济版图的深层演变？
当下，在全球的经济版图演变中，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崛起。以前美苏两个阵营是一种态势，后来中国崛起了，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虽然我们经济体量不是最大的，但制造业是最大的，这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尤其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与此前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也是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与美苏争霸时期的根本不同。
当然，中国制造业太强大会带来不平衡。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30%，但中国GDP只占世界的17%。这个差距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自己无法完全消化，必须向全世界输出。美国GDP占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多，但制造业只占到世界的18%左右，所以美国肯定要吸纳来自美国本土以外的制造业产品。
不只是美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上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所以会产生不平衡。打个比方，它们一觉醒来之后，突然发现怎么绝大多数东西都在一个国家生产了？我们要意识到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看世界，跟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两者不一样，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这样下去可不行，也许有不小的风险，不能太过于依赖一个国家，所以要调整。
但这样的趋势又很难扭转。发达国家想再工业化，时间恐怕永远过去了。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不会再愿意回到工厂，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它们的再工业化会遇到很大阻力。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刚上台时去威斯康星州投资建厂，表示要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已经基本上没有万人工厂。事实表明，富士康当时信心满满地建的厂现在却成了烂尾工程。
现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过程也非常坎坷，最后怎么运营还是一个大难题。台积电可能要不断地从中国台湾运技术人员去，但这不可持续，涉及家庭等很多问题。美国的年轻人不愿意也不会去工厂里头守着机器，这对于美国年轻人来说不可忍受，他们要是有能力去做台积电要求的工作，就一定会选择去硅谷、华尔街，或者医药三角（北卡罗莱纳三角研究园，是全美国第三大生物科技集中地）。
所以现在的情况仍然是世界的制造业在向东亚转，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东亚的份额越来越大，不仅是中国，还包括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此外还有东南亚。
下一步，中国的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对于世界的影响会非常大。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了大量的汽车，其他国家突然发现路上跑的全是日本车。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发现路上跑的全是中国车，他们就会感觉这样是有隐患的。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从纯理性的角度，按照经济学理论，全世界就应该分工；按照国际分工秩序来说，中国就应该这样，因为中国是后起之秀，一开始有成本优势，现在技术和产品质量都提升上来了。当然，这只是理性的看法。但没有多少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完全理性，大家都是有情感的，一旦带入情感，国外一些人很难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制造业占世界那么高的比例。
上一轮的全球化也包括了世界版图的重新划分。比如苏联解体后，十几个国家独立，这是件非常大的事，可以看作是世界的一次重新建构，相对自由化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这样，所以从2008年开始，一些国家有了新的想法。中美之间的情况也是这个道理。
如何理解中美关系？
中国崛起之后，美国认为这会形成挑战。虽然这种看法未必是理性的，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决策，很难做到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和经济是相关的，不可能出现地缘政治方面紧张、经济方面却非常热闹的局面，必然伴随着调整。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rapprochement（“破冰”，友善关系的建立），此后两国通过进一步接触，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后面又进入了二十多年的“理性交往期”。
在“理性交往期”这段时间，美国认为只要继续和中国接触，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但是到了2010年之后，美国突然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非但没有变成他们的朋友，而且似乎变成了对手，甚至敌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了。到特朗普时代变得更加明显。
2010年左右，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曼谷的东亚峰会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此时，入主白宫不久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亚太政策重新定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希拉里扮演着关键角色。
总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时还比较温和一些，后来到了特朗普时代就明确下来，要与中国竞争。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一下子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都不太可能改变。两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会面临竞争关系，包括经济、地缘政治，等等。
但我认为，只要中国主动去管理竞争，不让竞争变成对抗，就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还会是有利的竞争。因为竞争可以逼着中国去做一些尚未涉足的重要领域，比如高端芯片。一旦我们做起来了，反倒有可能让美国失去很多机会。当然，只有中国对两国关系的主动管理还不够，也需要美国保持适度的理性。
如今中国经济的势头已起，不可阻挡，美国要跟一个新崛起的大国竞争很可能会力不从心。美国产业空心化太严重，相当于一个空的东西与中国实的东西在竞争。显然，美国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美国逼着盟国选边站，盟国未必会跟着它。事实上盟国告诉美国，它们在经济上不想选边，这也迫使美国理性下来。最近这一年来的中美关系，就走向了相对理性交往的时期。
如何校正中美关系？
怎样能够让中美关系朝着良性竞争的方向去发展呢？
首先，两个国家都应该在理性交往的基础上想象未来。尽管大家不可能完全抛弃情感，但是回归理性才能使两国关系稳定下来。
其次，要建立新的规则。美国认为WTO让自己吃亏了，要重谈。其实这就让中国有了一个制定下一轮规则的机会。在多边机构里，中国要发挥作用难度非常大。现在美国送上一个机会，是双边的，美国必须先跟中国谈。中国就应该积极把握这个机会，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打个比方，夏天的规则不再适用，但我们可以去参与制定冬天的规则。
接下来要从具体事务着手去推动中美之间的融合。2023年1月，我们去美国时拜访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老先生。他说，我跟你们中国人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你们中国人爱讲大道理，而我们美国人是从具体的事务着手，这里就不合拍。我听完之后觉得老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老去讲大道理，讲大道理就变成了争论。
从具体事务着手，中国能做些什么？比如美国现在要再工业化，其中一个计划是发展新能源产业，而新能源产业恰恰是中国的优势，那么，我们能不能推进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到美国设厂、投资？我觉得此事可为。2023年，美国加州州长访问了中国，我相信如果他能吸引我们的企业去加州投资新能源会很高兴。
在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战略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我甚至也不期待它会取消那些关税。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比如它征收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绕道出口。比如我们的很多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其实还在出口美国。若把这些算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未必下降。
世界分工是有道理的，背后必然有经济逻辑，美国要想跟中国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在技术领域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认为这也不可能，因为要建两个平行体系就意味着要有两套标准。
美国曾试图做个5G联盟，结果宣布后很久也什么都没做出来，因为5G技术离不开华为、中兴。若没有华为和中兴贡献的诸多标准，美国做不成。所以，我不认为会出现两个平行体系，但我们也不能期待美国把那些出口管制取消、把关税取消，这也不太现实。
如何修炼大国姿态？
中国要学会做大国，从过去的人口大国、经济小国，到现在的人口大国兼经济大国，有三点是必须修炼的。
第一，要有全球眼光。全球眼光是中国要想象着自己在为整个世界负责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参与制定规则特别重要。
第二，对待西方一定要有平视的态度。平视意味着既不要总是抱怨和指责对方，也不俯视和抨击对方，而是对等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学会去理解对方。比如，美国说自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吃亏了，我们完全可以大度地说：我理解你，全球化确实给美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移民等问题。如果这样说，是不是就站在了更高的道德高地？是不是会让人家更舒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一定要学会理解不同的国家。
第三，既做好内政，又做好外交。我们以前说内外有别，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内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大国尤其如此。美国的内政就是外交，因为其内政对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同样，美国的外交对自己人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国要做一个世界大国也必须学会这一点，内政和外交不可能分开。
中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大国，必须学会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中国的战略选择很重要，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还有些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加强和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合作，因为最主要的资本和技术掌握在他们手中。
我认为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尽管跟美国有竞争关系，但仍然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和欧洲有很多地方实质上是可以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有广阔的空间，现在看来，中国的企业走到哪里，都可以把我们的软实力带到哪里。比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越来越习惯于说中文。经济影响力所到之处，文化必然会跟上。
编外：人生分享
关于人生与成长，回首来时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有两本。
其中一本书名叫《六人》，这本书是一位德国人写的，有中译本。《六人》是讲西方戏剧小说里头的六个主人公不同的生活，其中包括唐·吉诃德、唐·璜这两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这本书介绍的其实就是六种人生态度。
提起唐·吉诃德，我想起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我说：“如果同学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就做个唐·吉诃德吧！没错，唐·吉诃德显得鲁莽、笨拙，总是被人嘲笑。但是，他乐观，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坚韧，像勇士一样勇往直前；他敢于和大风车交锋，哪怕下场是头破血流！”
我讲这些，是因为看到一些年轻人萎靡不振、安于现状，所以鼓励他们迈出校门之后，要勇于去做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者，做一个推动中国进步的人。这次毕业典礼的演讲，是我收到的反馈最多的一次。有些毕业生告诉我，他们读完之后热泪盈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击中了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渴望。
另外一本书是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让我脑洞大开，并促使我又去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政治史方面的书籍，改变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
我对中国未来最担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孩子变得不会思考。教育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检讨，教育不是规训。教育如果出了大问题，就必须改。我听说有些小学为了应付所谓的小升初考试，一个月才上一次体育课，这是错误的做法。
我很少和学生去谈他们的人生，要谈也是结合他们的学术来谈。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一定要把职业作为志业来做。职业是讨生活的手段，而志业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投入其中，乐在其中，你要让你做的这些事情成为你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这样才会做得带劲儿。否则就会觉得这个职业是一个负担，而不是自主要求的。
我讲的这些人生，都包含着我对文化的理解。
监制：李俊虎 潘潘
来源：“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