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文字实录）
编者按：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2日（星期六）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本文为央行官网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记者会文字实录》。
新华社记者：周行长，现在很多地方在通过P2P平台搞首付贷，请问央行对此的态度是什么样？现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一线城市的房贷局面却呈现火爆状态，如何让房贷政策更好地体现去库存的政策意图？谢谢。
周小川：你这个问题实际是两个问题，我先从第二个问题说起。大家也都知道，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是要针对全国平均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执行的，房价现在是一个价格出现很大分化的阶段，但也有时候房价的分化不那么明显，毕竟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非常不一样，所以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从总量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来讲，从全国总的平均来看，房地产仍旧面临着比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去年建成未销售的房屋面积是7亿多平方米，比2014年增长了15%多一些，因此房地产有关金融方面的政策还是要考虑金融总量上的状况。与此同时，一二线城市价格上涨比较猛，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人民银行历来主张，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价格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城市一级对于每一个城市房地产形势的判断，以及能够提供的有关政策的指导。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也强调商业银行要作出自己的判断，不仅是要了解客户的偿付能力、金融风险，同时要使政策适应不同地方的变化，来考虑住房信贷的可行性和所面临的风险，对他们进行评估。刚才提到有一些P2P平台对于首付进行贷款，首先是他们是否有资质做这项贷款，有很多问题，按理说他要从事某项业务应该查询是否按照规矩申请有关资格、符合资质，像资本要求等规章制度。再就是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如果动用了其他一部分人委托的资金，是否和人家真正说清楚了，是否会给出资方带来巨大的风险，这是应该清楚的。
此外，对于银行来讲，银行有时候是掌握首付比，但是正规的银行内部的用语是LTV，就是贷款比抵押品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的时候，它是要对抵押房地产的财产要进行价值评估的，而不是像现在网上说的，只要伪造一个交易价格就可以拿到交易价格去做贷款了。
另外银行还有一个政策叫KYC，你必须了解你的客户，客户的首付不能是借的，你找另外一方面借了一部分钱说这是首付，剩下再去借，整个借款和自有资本的比例实际上就变了，另外未来偿还的能力实际也变了，以后月供不光要还银行的钱，还要先还首付贷。从银行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对你的客户做到足够的了解，你也承担了过大的风险，从银行内部管理来讲，也是操作有错误的。
潘功胜：刚才周行长已经说得很全面了，包括P2P平台在内的房地产市场的场外配资，包括房地产中介结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所从事场外配资，也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和P2P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相结合，从事场外配资业务。人民银行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自办的金融业务没有取得相应的资质，是违法从事金融业务，而且这里面还存在着自我融资、自我担保、搞资金池的现象。
二是房地产中介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自办的金融业或者与P2P平台合作开展的金融业务，所提供的首付贷的产品不仅加大了居民购房的杠杆，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我们会与相关部门一起，结合即将开始的互联网金融的专项整治活动，对房地产中介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他们与P2P平台合作开展的金融业务开始进行清理和整顿，打击为客户提供首付贷融资、加大购房杠杆、变相突破住房信贷政策的行为。这是第一个我想补充的。
第二个问题，正如刚才周行长所说，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形势概括起来说是总量过剩、区域分化、容量过多，7.2亿平米的库存，70%是分布在三四线城市，所以对于住房信贷政策来说，必须与全国房地产的形势相匹配。去年所进行的住房信贷政策调整上，基本上体现了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因地施策，包括北京、上海这几个一线城市，去年在调整的时候都是按照原有的政策，必须执行原有的政策。二是市场自律，商业银行自主决策。三是住房金融的宏观审慎管理。这是住房信贷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和总体基调。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现在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例大概是14%，不良贷款比例是0.38%，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大概是1.7%左右，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贷款水平远远低于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水平。目前首付比的情况来看，现在即便按照调整以后的20%最低的首付比，和国际上横向比较来说，仍然是比较审慎的标准。在实际数字看，1月份首套房的首付比普遍在35%以上，二套房实际首付比在40%以上。这几个数字供大家参考。
彭博社记者：我的问题和中国设立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关，现在我了解中国设定了到2020年之前，你们将会把GDP增长控制在6.5%这样的区间，由于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会不会使得你们的货币政策要保持必须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债务压力？会不会对中国的经济稳定造成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引至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周小川：有关经济增长，我们理解年度目标和中期目标实际上是预测性的目标，这个预测性的目标也是参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估计出来的。当然可能不同的部门也有不同的方法，这也不奇怪。从人民银行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的储蓄率有关系，储蓄会投资，投资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会使得GDP有所增长，当然旧的生产能力也会有一部分被淘汰，有生的也有死的，但总的来说增长潜力在这里。
中国已经决定更多地依靠内需，尽管进出口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不会过度地依靠出口来实现GDP的增长。净出口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货币政策，包括用汇率政策来刺激出口，对中国GDP的增长和实现未来的目标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所以我们不会倚重这个。
至于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我个人估计未来还会是采用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国际国内没有大的经济金融风波事件，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采用过度的货币政策刺激的办法来实现目标。总体来说，依靠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配合其他宏观调控支持效率的提高、内需的提高、创新的提高，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不必采取额外的措施。
当然，我刚才说的话也有一个例外，如果国际或者国内有什么重大的变故性的事件，货币政策是要保持灵活性的，要应对各种冲击、各种事件的产生。
易纲：我对增长率来源的分析上做些补充，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在继续，在未来这五年，我想城镇化的进程还比较明显。二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力还在稳步提高，虽然提高的速度有所减慢，但还在提高。我觉得这些都是增长的来源。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增长来源，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会释放红利，我想配合中国将转型为以内需为主、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拉动，未来预期的增长率我想是可以实现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周行长回答，几天前外管局发布了最新的外汇储备数据，我们发现还在下降，但是在下降的幅度上已经明显收窄。我们注意到明显收窄的还有境内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价差。我记得小川行长曾经说过，在市场回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人民币国际化会继续推进。我想请问您，目前的外汇市场，您认为是暂时的风平浪静还是已经回到了您所说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大家是不是也不用急着去买美元了？如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话，央行后续还会做哪些事情？谢谢
周小川：本来就没有必要急着去买美元，当然，市场情绪有时候会有波动，有时候也有一些传言，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回归正常、回归理性，对市场的分析回归基本面，过一段时间自然就回归了，就会对经济、外汇形势产生比较靠谱的、比较理性的分析。
之所以前一段时间波动比较大，波动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从经济来讲，中国面临下行压力，大家也会有下行压力究竟有多大、会不会连续下行下去的估计，中国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发生波动，有几轮大幅的下调，大家就会有一些紧张，对情绪会有一些影响。国际上欧洲和日本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日本叫QQE，量化和质化宽松，后来又采取了负利率，美联储又加息，加息也是大家一直在反复议论的情况。
所有这些使得金融市场的情绪动荡的东西会比较多，我并不能预测未来这一段时间动荡会平息，因为有时候一件事完了会出现另外一件事，这是很难预测的。但是不管事件怎么变动，突发性事件过后都会有一个逐渐回归的过程，大家会更加注重更基本的经济分析，比如经济增长究竟怎么样，经济增长潜力究竟怎么样，未来金融市场是不是总这么大幅波动下去，还是波动一段以后会逐渐走向正常。中国的外汇平衡究竟主要是看市场情绪，还是主要看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合理均衡水平，大家怎么分析，如果这些逐渐冷静的话，大家的看法就会趋于正常。我理解，这段时间有一个回归正常、回归理性、回归基本面的趋势，我认为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
新京报记者：我想提问央行领导，关于普通纪念币进行的发行体制改革，我想了解一下现在进展如何？未来有什么打算？谢谢。
范一飞：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纪念币的收藏队伍。我们国家的普通纪念币发行体制已经延续了30多年，这套体制应该说和形势的发展需要相比，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些改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推行阳光发行，就是把普通纪念币的发行更加公开、透明的来开展。要求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和参与发行的商业银行及时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数量、发行的进度、剩余的数量，来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我们推行向大众的发行，适当增加了发行数量，以满足更多的公众需要。举例，像前段时间发行的生肖纪念币，今年的发行数量达到5亿枚，去年只有8000万，增加了差不多5倍。三是我们还推行了预约发行，以前大家直接到网点排队，先到先得的原则，排队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了减少大家的排队，节约大家的时间，可以在网上或者到网点先预约，根据预约时间来兑换。
虽然经过了这样一些改革，离大家的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纪念币发行中一些体制机制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下一步，根据中央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行普通纪念币发行的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就是要把纪念币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具体分配、具体配置更多的交给市场决定。央行作为主管部门，我们更多是进行监管，更好地进行调控。谢谢。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记者：我们注意到，2015年底人民银行在账户管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市场普遍反映这些规定对银行和支付机构的业务发展，乃至对支付市场的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我想请问人民银行对于账户管理的基本思路是什么，相关规定于对消费者有何影响？谢谢。
周小川：过去银行开户要实名制，这是一类的问题。第三方支付的账户管理，也有金融机构在央行开户的账户管理。
范一飞：正如刚才周行长所言，支付体系非常复杂、庞大，我理解社会公众关心的主要是涉及个人的支付体系，或者叫支付账户。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条件下，这个分两大块：一块是基于大家到银行存取款，办理银行支付开立的银行帐户。还有一类是适应这几年电子商务发展，老百姓日常小额支付需要不断发展壮大的第三方支付，我们也把它称作非银行支付账户，是这样两个组成部分。
从去年开始，我们加大了对银行帐户以及支付账户分类管理的力度，总体原则就是要进一步推动支付体系更加便捷安全发展，进一步落实账户实名制的要求，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在银行帐户这一块，在现有的个人账户基础上，我们又增设了两类功能依次递减的账户，便于大家网上理财，日常的小额支付需要。在支付账户这一块，我们按照实名强度以及支付限额把它分为三类，功能逐次增强，由此把整个账户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新的划分，新的银行帐户体系下个月1号开始实行，支付账户体系要到7月1日才能运行。这样划分以后，我们的目的是要适应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个性化的消费支付需求，在安全和便捷之间达成平衡，具体效果怎么样，还有待实践检验。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会密切关注业态的变化，及时出台新的措施，使得支付产业、支付市场健康发展。
总体来说，作为支付行业的从业人员，我本人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有一个梦想，希望能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最为便捷、最为安全、成本最为低廉的支付服务。谢谢。
法制晚报记者：自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以来，全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开始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其中也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比如厦门有一家新材料企业正在试图打造实体创业平台，创业群体也从小众走向了大众。但是现在很多创业者面临一个难题，尤其是年轻的创业者就有融资难的问题，所以想请问一下人民银行对这些创业群体有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谢谢。
周小川：大家可能注意到国务院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关的政策，特别强调科技创新方面政策的文件，这里涉及到金融体系的支持问题，首先是对科技创新类的初创型企业加大直接融资的服务力度，包括鼓励和支持天使基金、创投基金为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服务。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也可以向银行贷款，贷款的政策并不一定是专门指向某个方向的，但普遍都属于小微企业贷款。对小微企业融资有一系列政策，去年也开过不少次会，总之在这方面他们可以按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来申请。小微企业贷款连续若干年增长率高于贷款平均增长率，说明小微企业贷款在方便程度上、增长速度上都是高于平均的，所以是在扩大的。人民银行征信体系随着逐渐完善，对于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的资信也可以提供信息服务。
潘功胜：加大对创业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刚才周行长已经讲得比较全面，我们重点的工作方向有这么几点：一是要丰富有利于创业创新的金融业态，比如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规范发展股权众筹融资的一些模式，利用创业板等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扩大融资的渠道，这是第一个方面。二是创新一些符合创业创新需求的金融产品，这里面包括知识产权的融资、股权的融资，供应链融资、科技保险这样一些金融产品，比如开展投贷联动，发展债贷结合的新金融产品。三是健全风险防范和风险的分散机制，包括刚才周行长讲的关于征信市场的发展，也包括建立担保基金和市场化风险的补偿基金，包括通过国家的新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的发展基金来建立一个风险分担、创业创新企业的风险分担金融支持，创业创新企业风险分担的机制。谢谢。
香港商报记者：今天想问一下和境外相关的，一个是熊猫债和点心债的问题，我们看到去年熊猫债市场一直在升温，在香港发行的点心债由于下半年汇率的波动一直在下跌。我们想了解，第一，国内债券市场未来发展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因为香港的离岸市场目前受制于汇率的波动在萎缩，央行将来发展离岸市场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我们非常担心“点心”会被“熊猫”吃掉。谢谢。
周小川：不管是熊猫债还是点心债，总体来说都是新兴事物，熊猫债更新一些。所谓新就是基数小，基数小增长就快，如果气候合适，上升非常快。技术逐渐扩大以后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这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关系。金融市场历来不是很平稳的市场，都是有起有伏的，金融市场之间多数情况下既有相互补充的作用，也有相互竞争、替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国际化，中国整个经济的国际化，也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债券产品就会有很多新的发展空间。
总体来讲，这些产品都是非常有价格敏感性的，比如汇率有波动，导致在岸和离岸价格的变动，价格一变动，过去认为很有优势的，现在可能不太有优势，但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从中期来看，我个人认为熊猫债、点心债都有相当不错的发展空间。从总体上来看，债券市场，不管是在岸、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空间都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中国过去的融资，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过去过于倚重银行贷款，现在大家更多关注通过债券进行融资，通过股票进行融资，我觉得不必太担心谁吃谁的问题。
易纲：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要把它理解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就是说在市场的企业、金融机构和住户，能从这个过程中降低成本，能够更加方便地做一些金融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商业模式，发展的动力还在。前一段市场稍微有点波动，是由于大家对人民币的预期有所波动，使得我们离岸市场人民币的资金池规模有所下降，就是你们担心的，规模下降肯定会影响点心债发行的速度。
另外一个是刚才周行长讲原来两边利差比较大，离岸人民币资金便宜，最近通过市场的波动，两边的价格、利息是差不多套平了，这种情况下暂时有点慢下来。我觉得这种慢下来是暂时的，随着大家预期的平稳，离岸人民币市场不管是资金池还是各方面其他的优势，还会回归正常。所以我想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没有变。随着市场预期的平稳，离岸人民币的业务会进一步向前发展。谢谢。
第一财经记者：我的问题是，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将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请问周行长这是否与中国银行业快速上涨的不良贷款有关？另外风险是否会将风险转移给其他主体？对于快速上涨的不良贷款，央行将采取哪些措施予以应对？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可能和前一段个别媒体把不良资产这个词给突出了一下有关。大家也知道银行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简称ABS，ABS中也可以进一步分类，一般来说就是MBS，就是住房抵押产品的资产证券化，这是一个比较大头的东西，因为容易比较打包，打完包以后证券化。银行有积极性要做证券化，如果把一部分资产能够打包卖出去的话，可以调整他的资产负债表，有的银行储蓄不够，又想做新业务，把老的业务打包卖出去，要理解证券化的实质。证券化的实质是一种市场化操作，同时市场定价，这个资产卖出去值多少钱，是市场定价的。按理说打包的内容不限制究竟打什么包，其中也可以把一些不良的资产打包卖出去，但是卖出去的不良要根据不良的程度，根据买家对于未来回收的程度是市场定价，定价过程中会低于资产的名义价格。所以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但是也不必夸大，因为这个市场也不一定是很大的。
大家也知道，市场是有机会的，虽然从银行来讲是不良资产，但是在处置过程中价格便宜了，过去很多年来讲，很多资产管理公司和类似的所谓不良资产的投资者，有问题的资产，有些人还是有兴趣的，可以从中间去投资，最后也有所回报。所以我觉得不必太突出这个东西，总值来讲，ABS（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中国发展比较晚，也要吸收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一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谨慎，最开始搞资产证券化一些住房类的、优良的开始起步，以后不受限制，其他类型的也可以打包出售做证券化，投资也有人有兴趣，有供有需，大家可以做。但是整个过程中，管理还是要规范，风险要分析好，风险还要自担。
潘功胜：不良贷款的正常化是整个信贷资产正常化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是丰富了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内容。刚才说到你担心两个问题，银行不良贷款增长这么多，你们做这个事。第二个是有什么风险。第一，不管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多和少，是升还是降，和我们做这件事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一方面要培育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市场。第二，从发展拓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就是要培育和发展这两个市场。这是我们做这两件事的目的。
在控制风险方面，第一，它只是试点，我们挑选了少数管理水平比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开展试点，而且初期试点的额度也不大。第二，在整个政策框架的设计上，我们严格防范风险，包括这样一些要点，包括对不良资产的定价，这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要求产品的设计要简单透明，不能搞多层证券化，不能搞再证券化。要坚持投资者的适当性原则，不能卖给个人投资者，只能向机构投资者出售。既然风险自担，就要防止发行人的道德风险，包括建立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是在发行时的信息披露要求，而且在资产的成熟期披露的要求。包括对发行人、评级机构、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督促他们切实履职。
人民日报社证券时报记者：过去一年中国股市出现了比较大的振荡，有分析认为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交叉影响可能对此产生了一些影响。中国央行一直在强调宏观审慎管理，也在对金融监管改革、体制改革、联合监管进行尝试和探索。我想请问周行长，我们理想中的金融监管体制是怎样的，中国央行在其中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
周小川：对于监管体制，包括货币金融宏观调控、宏观审慎管理和监管以及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稳定职能，这之间的分工体制究竟怎样，从全球来看，不满意比较多，发现问题缺陷比较多。至于是不是大家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目标，心目中是什么样觉得最好，我认为这个事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还在讨论和研究中。研究基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过去出了什么问题，刚才点出来了，大家看到金融市场出了问题，哪些地方监管不足，哪些地方有漏洞，提出这些问题，觉得应该朝哪个方向改进，能够克服解决这个问题，也包括提高效率，加强协调。再一个主要方向是从国际经验看，因为中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人家金融业搞得年头比我们长很多，他们的经验最后告诉我们什么，也不巧，从国际上来讲，08年这一轮发生危机之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发现问题很多，怎么解决大家也在探索。目前出现了新的倾向，就是如何搞好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等等，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这些怎么处理也在探索之中。我鼓励大家都去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来讲，是不是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个人还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还谈不上已经有很明确的理想目标，也在听取各个方面提出的意见。全球的央行比较强调价格稳定，就是保持低通货膨胀，但有时候价格很稳定，经济照样出别的问题，比如出现次贷危机，以及出现问题以后，金融稳定的职能在运行过程中也不见得做得很好，所以这都是需要改进的重要方面。
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刚刚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的外贸出口同比下降了13.1%，今年外贸的外部环境是非常严峻的。我想请问周行长，这种外贸的形势下，如果我们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走低的话，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对于人民币的贬值是否带来了压力？周行长怎么看今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周行长如何解读“灵活适度”这四个字？谢谢。
周小川：你这个问题提醒我，刚才第一个问题说到国际和国内各种事件和金融市场动荡中，没说石油等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说到外贸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进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甚至是负增长，还不要用个别月份的数据，要用稍微长一点的数字来进行分析。分析时一定要考虑全球大宗商品下降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口下降，可能进口下降比出口下降还猛一些，进口下降是看你买的东西少了没有。前几天我们在上海开G20的时候，后来开国际清算银行会我也反复讲了一下，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原油进口数量，物理上来说进口多少万吨，或者多少万桶的数量是增长的，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八点几。谷物大幅增长，铜金矿也是增长的，大豆也是增长的，增长还很多。下降的主要是煤，可能铝也有点下降。进口的实物量还是增加了，但是省钱了，因为大宗商品大幅下降了，省了钱了，所以按金额统计，进口就下降了很多。
出口下降，看数字不是好事，但是也要分析再深入一点，中国的出口有很多叫加工出口，过去叫进口原材料，就是初级产品，也包括能源，进口零部件，经过加工以后出口。如果初级原材料价格下降了，而且加工产品的出口有很多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销售商会说原材料都降了，产品也降点。所以也会导致出口的价值量以外汇衡量的价值量也会下降。附加价值并不一定真降了，因为原材料更便宜了，最后出口商品价格也下降了。如果附加价值没降，对于出口企业来讲损害并不见得太大。他们对GDP的贡献也不见得下降太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还要注意看净出口怎么样，我们国家去年贸易差额究竟怎么样，我们国家去年货物贸易顺差将近6千亿美元，这是海关统计数字，国际收支统计数字大概5700多亿美元，都很明显地上升了。再一个要看中国出口是不是国际市场整个价格下降贸易量也就下降了，情况不太好，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份额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经过仔细观察，数字我还不好说准不准，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的份额略微有所提高，要看明白了。
在这种分析的情况下，如果受价格因素影响很大，我们不一定太着急，不一定要利用汇率来调整我们的竞争力。我记得克强总理也反复讲到，相信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制造业出口产品是很有竞争力的，尽管也有成本提高的问题，也有比较优势逐渐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但总体来讲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因此，不一定着急要对出口采取刺激措施。同时进出口两方面都要平衡，因为进口下降得更多，所以考虑一下政策如果对出口怎么样的话，也要看对进口是什么影响。
从货币政策来讲，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要注意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有数量界定和语言界定，语言是模糊数学的概念，就是从模糊的表达来讲，货币政策总共分五个段，一个叫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叫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间是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再就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有从紧的货币政策。常规上我们分五个段来表达，历史上也都有，比如通货膨胀比较厉害的时候就会施行适度从紧或者从紧的货币政策。
每个语言的几个词表达是一个区间，区间是有一定范围的，现在比较注重强调经济有下行的压力，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比较多，所以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务院的文件正式说法强调灵活适度，我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也说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略偏宽松，针对当前的表述，也是符合从2015年后半年到现在的实际状况。同时我们也强调，货币政策历来是需要动态调整的，是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研究判断，根据情况实时地、动态地进行调整，所以这也就是适度的含义。谢谢。
香港大公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因为去年开始很多网贷公司都传出老板跑路的事件，造成投资者财富的损失。外界一直呼吁监管层能否全面整顿一下互联网金融行业，或者推出一些更加严厉的行业监管措施，想问一下央行在这方面有什么意见以及建议？谢谢。
周小川：我觉得普遍说互联网金融出现比较多的跑路，互联网金融这个词也不是太准确的一个词，另外里面包含的业务也比较多，尤其是互联网在支付业务上、P2P业务上、众筹业务上、保险产品销售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互联网涉及到金融方面的活动，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些方面表现挺好的，而且贡献也很大，效率提高也挺快。比较集中、失败率比较高的，由于失败导致跑路的主要是P2P网贷这个环节，因此大家也都关注这个问题。这些还都是新生事物，出了事大家都希望加强监管，但究竟行业应该是什么样的规矩，怎么样监管还正在探索之中。
去年国务院对互联网金融有一个文件专门讲了如何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同时里面也提到了监管，去年7月份出台。但是形势发展很快，又有很多新的问题发生，原来出的文件还没有真正落实执行，还没有全都做到，又有一些新的挑战，还需要进行新的研究。互联网也需要加强自律管理，所以也要成立互联网金融协会，这个协会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在未来若干天会正式挂牌成立，加强自律方面的管理。
针对互联网上有一些动机不良或者是经营手段不正确，特别是欺诈，大家对此比较愤怒，针对这种情况要有一些专项整治，有问题的不仅是监管、不仅是自律，还要整治，这样的话能够更加有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要把劲使在应该使的方向上，确实方便大家提高效率，创新服务，激励机制也要鼓励他们往这个方向发展，而把那些打坏主意的，或者是欺诈的、一开始就动机不良的，要进行监管和整治。同时一些风险意识不强、经营过程中由于自己不谨慎而出现问题的，未来也要通过规则和监管来引导他们走健康的路。
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的问题是自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几次降息降准，其中还有SLF、MLF、PSL等中短期流动投放工具使用，从实际效果来看去年的资金并没有大量进入实体经济，央行的政策鼓励货币进入实体经济，到底情况如何？渠道有哪些？存款利率会不会进一步下调？
周小川：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有评论认为很多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个判断可能有问题。你们要注意所谓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产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首先在国际许多论坛上专门讲发生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有一些融资活动脱离实体经济，所以我们特别号召全球注意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点出来要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与此同时开始设计并推行了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指标。最开始是按季公布，后来慢慢按月度公布，这个指标的特点是全部的金融机构对企业类、实体经济类的融资总量。观察这个融资总量，一直是稳健增长的。到现在为止，这个统计已经过了五年，今年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社会融资规模增长13%左右，也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从这个数字就可以观察到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增长，应该说增长是正常的。总体来讲，这个数字的增长率是不低的。
至于未来利率是怎样的走势，在这种场合下我认为不太合适说，我们还有货币政策委员会，专门有讨论，总体来讲这个事要看经济形势，要看下一步的数据出来是什么样的，特别是物价的数据，如CPI和PPI的数据，可以一起对利率政策进行考虑。利率政策也是非常综合的，除了考虑物价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谢谢大家。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从去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评价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另外这种跨境资本流出在今年的趋势将如何？谢谢。
周小川：资本流动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高度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看到前若干年我们资本流入也很猛，既然资本流入有的年代很猛，有个别阶段流出多一点也不奇怪。易纲行长有一个分析，像藏汇于民的问题，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趋势来看，既然中国经济仍旧能够保持6.5%—7%的增长，中国金融市场曾经出现过一些波动，经过改革和整顿，开始走向正轨。我不敢说未来不会发生突发事件，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流动也会很快趋于比较平静的、正常的水平。
易纲：我再补充几句，周行长说的，在过去十几年，有很长时间我们的资本流入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给大家一个数，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还不足3000亿美元，到了2014年6月份达到最高，3.99万亿美元，所以这十几年流入是很快的。比如去年我们有流出，很多人用外汇储备下降衡量流出的金额，去年我们外汇储备下降的大数是5000亿美元。2013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了5000亿美元，可以看出来流入流出的波动。在流出和流入的过程中，其实大部分都是正常的积累起来的经常项下的顺差，还有一些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但是在流入中，也可能有一部分额外的资本流入，如果预期变了就要流出，择机掉头，实际也不奇怪。总体来讲，这种流入流出是在预期范围之内。
我分析一下流出的结构，大家担心流出这么多，都流到哪儿去了。我经过分析认为，流出的大部分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什么是藏汇于民？就是把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通过市场购汇的方式，被企业、银行、居民买走，从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变成了我们的民间企业、金融机构和家庭持有，变成了民间持有，就是所谓藏汇于民。以去年为例，去年企业和居民在境内的美元存款，在2014年就增加了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去年又增加了几百亿，比如企业和居民把他们的美元存在境内。当然还有一部分存在境外，没有统计在内。
还有一个要说的，咱们的金融机构为了应对不确定性，也增持了美元头寸，去年我们的金融机构增持了1000亿美元的头寸，把美元挪到金融机构。咱们的企业也非常注重优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们去年开始还美元贷款，还了1000亿美元的外币借的贷款，他们觉得有点风险，要把用美元借的贷款减少一些，这个用掉了一部分外汇储备。这也反映为一部分资本的流出。这些流出的大部分数据都可以反映出藏汇于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资本流出混杂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数目中，有一些真正的流出也是可能的。应该这样来解释整体的判断。
从整体来讲，这种由市场优化资产负债表所产生的对美元的需求是有限度的，因为企业、金融机构持有一定的美元以后就够了，作为一个企业，总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来发工资、买原材料，该用人民币的时候还是要换成人民币，这种调整到一定的时候就调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可以看到，资本的流入流出还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而且我们的汇率机制也是有弹性的。总体讲，中国的经济是有韧劲的，是可以自我调整的，有一些不平衡，通过资本流入流出的调整，通过汇率机制弹性的调整，把这些不平衡慢慢向均衡、可持续的方向调整。我是这样一个判断。谢谢。
潘功胜：刚才易行长说藏汇于民的趋势，给大家补充一个数字，我国的对外资产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官方的储备资产所形成的对外资产占整个我国对外资产的比重在逐年下降，目前的比例不到60%。
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问题，我觉得要从结构的角度去看。刚才易行长也分析了，我个人觉得目前跨境资本的流动结构是比较良性的。从大的角度来说，市场主体的对外资产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市场主体对外资产在增加，大概是4000亿。这里面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和对外其他融资项目的投资。第二个是对外负债在减少，外来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境外主体对中国主体的融资等等，这几项大概是1000亿。对外的负债减少原因主要有两项：一是对外融资在减少，我们的市场主体向国外借的钱，比如说贷款或者发债等等这些在大幅度减少。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去年增加了2440亿，额度是比较大的。
二是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从过去几个月的情况看是收敛的，反映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都表现出在收敛。比如结售汇逆差2月份比1月份减少50%，涉外收支逆差2月份比1月份收窄50%；比如说外汇储备我们已经公布了，去年12月份减少1080亿，1月份是995亿，2月份是286亿。多个指标都表现出跨境资金的流出是在收敛的，在向基本面回归。
（本文来源于新华网，不代表CF40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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