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古希腊三贤的思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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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看到这个题目应该不会意外，要新开的这一系列文就是生而贫穷、生而贫穷（下）部分的扩写。当时写（下）的时候写了两万字，但是依然觉得没把事情说清楚，既然如此，那就重开一贴来说清楚了。
我们教科书对政治的定义“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高度提炼一下，政治跟经济一样都是如何研究分配社会资源的。无论政治权利自由、平等怎样说，归根结底还是经济范畴——吃饱饭、小康、富裕。无论哪位大师先贤的政治学思想永远不会脱离一条主线：如何解决资源分配不公、也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我这一系列文章就是想阐述一下巨匠们的思想之光——古希腊三贤的思想火炬照耀了古典时代，并指引了两千年后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觉醒；自由主义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引领了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人类潮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则掀开了十九、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可以说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这些先贤硕哲们的指引下、在科学巨匠生产力进步的驱动下前进的。在当今贫富分化愈演愈烈、上升渠道日趋狭窄的当今社会，有必要从大师们的思想中获得启发。
柏拉图有句名言：“任何一个城邦，不论多小，实际上都可以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穷人的城市，另一个是富人的城市。”
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亚狄加的各部落逐渐完成了统一，位于亚狄加平原中部、距离海口三公里的雅典城成为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人口、文化中心。此时刚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亚狄加平原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自耕农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然而就跟历朝历代中国土地兼并规律一样，雅典的贫富分化同样遵守着经济周期律，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大量自耕农破产，一部分肉身偿债被卖做债务奴隶，一部分失去土地只能进入雅典城区，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农村贫困人口大量迁移到雅典（就像近代英国羊吃人运动中失地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一样），他们很多成了无产的自由人（这些自由人成为 bectemoroi）或在贵族小农场内工作的无地佃农。这些人中一部分成为了手工业者，一小部分成为了商人，他们与上层贵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著名的雅典卫城在当时就是阶级的代表，只有贵族能在山上参政议政，平民是不允许进入的。
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雅典宪法完全是贵族寡头政治，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例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据，都用债务人的人身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一般认为“六一汉”交租的比例数是六分之五，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写到：“大多数劳力 均系自由人；奴隶之地位虽更低，但仍为少数。最贫苦者为Ceorgoi，其实际意义为‘耕田者’。”
在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穷人与富人、自由人和旧贵族之间矛盾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年轻的梭伦站了出来，通过一系列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为雅典的飞速发展开辟了道路，直至成为古希腊众城邦的领袖。初中教科书对梭伦改革的评价：“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古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之一，它为雅典城邦的振兴与富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础。”
梭伦道德高尚、多才多艺、能言善辩、会经商会写诗、能带军打仗战功赫赫，而且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即有着贵族血统又能同情下层人民的遭遇，所以成为了调节各阶级矛盾的不二人选。古希腊历史学家格罗脱认为，由于当时城邦发生了严重骚乱，统治的贵族们被迫乞援于梭伦的智慈和正直，希望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于是公选梭伦为执政官。要梭伦讲，我一个落魄贵族，怎么就成了雅典的最高领导了呢，但是寡头们说了，元老院决定了，你来做首席执政官，我只好吟了两句诗……
（梭伦和梭伦改革）
梭伦的改革有很多，我们简单说一下重要的几点：第一，颁布“解负令”（Seisakhtheia），永久性的取消了债务奴隶。我们知道奴隶制社会中，奴隶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战俘，另一种是自耕农或小手工业者，无法偿还高利贷，只能卖与债主，世世代代为奴。梭伦这一改革可谓是功德无量。
第二，确定财产等级制度，把公民分为四个阶级，政治权利的大小依据财产的多寡决定。有钱人可以当大官，没钱人不能参与政治。这让新兴商人很欢迎，而靠血统维系的贵族很受伤。
第三，恢复公民大会，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这成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
这个时候用列宁的一句话当做注脚最为恰当：“改革，是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
梭伦还颁布了不少法律涉及婚姻、亲属关系、遗嘱、经济措施(如禁止谷物出口)、社会风俗(如限制奢侈、妇女风化、打击懒惰者) 等，这里不再详述。梭伦将这些法律整理成法典，写在名为“阿克宋”的木板上面，并他将所颁布的基本法有效期定为一百年。大意就是我们现在处在奴隶制城邦经济的初级阶段，我订的这个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梭伦改革中，打击的是旧氏族贵族的利益，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穷人，而是平民中的富裕阶层，也就是通过雅典得天独厚的贸易条件发家的工商奴隶主们。可以想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种种改革，都是打压落后的奴隶主而扶持新兴的地主阶级，比如商鞅的军功立爵等等；在这时间段的古希腊，则是打击旧的氏族贵族而扶持工商奴隶主，相同点是，中国地主、雅典工商奴隶主，在这个时间段，他们都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跟这个更像的是近代的法国大革命，穷人活不下去了，新兴资产阶级带着穷人造反、攻占巴士底狱、把国王王后送上断头台，结果法国旧贵族杀的七七八八，资产阶级上台了，穷人还是穷人，该吃土还吃土，一点都没变。还记得我在这篇文章里《一部电影，讲尽了我们这个悲惨的世界》讲著名电影《悲惨世界》里小男孩的那句台词么：
古今中外，都是这一个套路，有时候就要学会举一反三。
历史学家莎皮若欧在其著作《古代希腊》（Archaic Greece）中对于梭伦的改革就颇有微词，他认为在梭伦的 400 人议事会中，其实有 95%以上都是贵族，而剩下的 5%左右可能是中间阶层，但他们享有的权利很少，至于赤贫的底层人民，是零。很明显嘛，跟那些少爷们不同，这些底层人民每天要养活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哪还有心思关心政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梭伦之后，虽然工商奴隶主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旧贵族和新兴权力阶层之间的矛盾远未消除，随后雅典进入了僭主政治的阶段。继承卢梭改革思想的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0 年前后成功地在雅典建立了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图的改革自然会招致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他曾三次执政并两次在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庇西特拉图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平民主义者，他的改革内容突出地表现出利民思想。在雅典僭主政治期间，庇氏家族推行的削弱氏族贵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政策，同时促进雅典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加强以雅典城为中心的整个雅典城邦在各方面的统一，积极拓展殖民地，扩大雅典与其他城邦的贸易关系，使雅典的经济发展走到了希腊各邦的前列。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庇西特拉图是雅典黄金时代的奠基人。
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僭主，就是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同时也有一层“暴君”的意思在里面。
非常有意思的，纵观古希腊、古罗马史，那些僭主、独裁者、保民官、寡头，不管叫什么名字，往往是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而打击的是传统的特权阶层。原因很简单，底层人民或者新兴阶层缺乏力量，他们必须要在最上层树立起代表他们利益的人，而这个人要想从贵族嘴里分一块蛋糕出来，不得不用点“独裁手段”；另一种情况，也有一些权力欲望过大的独裁者，我既然要独裁，就得打击当前的当权派，那我再不满足底层人民的利益，我的权利就空中楼阁了。
古罗马，伟大的凯撒，就是凭借着代表新兴中产阶级、有产军人、罗马移民、罗马下层自由民的利益，独揽朝政二十余年，为罗马的帝制时代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凯撒本人，就是被旧贵族刺杀于元老院。即便在近代，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像拿破仑，当了皇帝，这可以说是与近代民主观念相当违背了吧，但是他恰恰就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打击的是法国传统的旧贵族。新兴资产阶级的旗帜也随着拿破仑的铁蹄查遍了欧洲，把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的旧势力踩得粉碎（还记得我们之前的文章里讲的沙俄十二月党人远征么），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侵略战争，拿破仑战争反而被赋予了更多积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会说我的战功不值一提，但是我的《民法典》会光耀万代。这时候可以理解马克思的话了吧“就算没有拿破仑，法兰西也会有一个新皇帝。”换句话说，“历史的潮流钦定了，你来当独裁者”。即便就是到了现代，中国红太阳想要在晚年建立起一个万世平等、没有特权阶层的新社会，也不得不在上层既得利益者里用一点“雷霆手段”。要想打击特权阶层、维护底层利益，就必须树立一个更大的特权者，这恐怕就是历史的讽刺吧。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普吉塔克说:“富人与贫人之间，财富不均已达到了顶点。因此国家确实处于危险的状态，而没有其他方法摆脱混乱，看来只有专制政府才能解决问题。”可谓是把问题看得非常透彻。
知道为什么“僭主”会被污名化为“暴君”了吧，看看他们损害的是哪一特权阶层的利益，同时人类历史漫漫长河中，掌握话语权的就是这一阶层。就像梭伦名列希腊“七贤”之一，而他之后以激烈手段贯彻梭伦政策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却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弑杀庇氏继承人的哈摩荻乌斯和阿瑞斯托吉冬，则被称颂为雅典的“救星”。在《失传的屠龙术》篇文章里我讲过雍正皇帝废除了缙绅不纳粮的特权之后，被人指着脊梁骨骂了一百多年不消停。
独裁者不一定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而民主往往为贵族、寡头们披上了虚伪的外衣。
庇西特拉图的改革自然会招致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旧的氏族贵族不惜借助雅典死对头斯巴达的外部力量来打压雅典的改革派，斯巴达的旧贵族们的联军在公元前前510年攻入雅典卫城，彻底终结了庇氏家族的通知，雅典的僭主政治时期也告一段落。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现象，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既得利益者是“爱国”的，他们爱的只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当自己既得利益受损的时候，就扒下了他们的虚伪的面皮。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勾结国外势力镇压起义军，普法战争时期反动政府和普鲁士联合镇压巴黎公社，汪精卫的“和平反X建国”就不用说了。当然，庇氏也会借助外来力量帮助自己夺取政权，所以说，阶级情感往往要比爱国情感真实的多。
底层平民和贵族的争斗将近一百年之久，而最后就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获利的是工商奴隶主阶级。在雅典，经过一百余年的阶级斗争，最终以工商业奴隶主取得政治统治权而告结束，伯利克里改革正事奠定了雅典的根本政治制度——工商奴隶主民主制，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上层的、小范围的、与奴隶制结合的民主制。而雅典也走向了希腊灯塔、城邦典范的康庄大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奴隶制经济飞速发展的雅典也成为了人类思想的灯塔，光耀整个人类历史。
在古希腊，政治开始从宗教中分化出来，哲学开始从神话中分化出来，逐渐在古希腊三贤时代形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想之光。
一般来说，社会思想的突飞猛进都是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过得好好的谁吃饱了撑的想这些呢，必须得是巨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古希腊三贤的生活时代正好经历了雅典由盛转衰的时代，对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给了斯巴达，丧失了古希腊城邦中的领袖地位；对内穷人和富人的矛盾依然激化，从梭伦开始，执政者们就生成自己的立法和政策能够使穷人和富人得到公平的对待，然而贫富矛盾一直在往愈演愈烈的道路上走，同时民主制度内耗过剩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于是思想家们就开始反思他们引以为傲的雅典制度，柏拉图就是其中的最伟大的一位。
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国家”，我把其中最值得讨论的几点提炼如下：
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最理想的社会分工就是每个人做自己最适合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有所付出并从他人处有所取得。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工作的价值。
在理想国社会分为三个阶级，最上层的执政者是“哲人王”——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有知识有美德的哲学家最适合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维护哲人王统治和国家秩序的军人；还有最底层的一般劳动者。很明显，最重要的哲人王自然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底层人民之所以享受最小的权力和最小的资源，因为他们工作的价值是最小的。
为什么“哲人王”能成为最高统治者，因为他能满足政治的终极目的：建立一个“善的国家”（a good state）、创造出“善的公民”（the good man）、让他们过上“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这里用一下英文翻译可以多维理解一下。
柏拉图认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利益不一致。寡头们想着的只是如何保护他们的现有资产并且在不管穷人死活的状态下收回贷款；而民主制度的狂热拥护者则是意图“抢劫”富人来救济穷人。对于这两派观点柏拉图都持反对态度，至于他认为什么是公正的、怎样处理贫富差距是符合伦理道德的，我们在第三部分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起合并详细讲解。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柏拉图反对财产私有制——仅限于上层（哲人王和军人们），因为他认为私有财产会激发统治者们的私欲而不断地为自己牟利而放弃国家和其他臣民的利益，只有财产共有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共有土地、房屋、金钱，同时在公共大食堂就餐（咦怎么这么眼熟）。别急，还有更眼熟的，柏拉图反对婚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在统治者中男女分两拨，然后有节制、有计划的进行交配。因为他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只有大家群p哦不，是科学计划的进行交配，才能产生最有利于统治国家的后代。无论是财产公有还是“共产共妻”，马克思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在与柏拉图的乌托邦进行比较，当然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后文会详细阐释。姑且先将柏拉图的思想称为“上层共产主义”。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二点，柏拉图可能是古往今来三千年的女权第一人。他主张要把妇女从烦劳的生育和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原因很简单，男人能做好的政治，他认为女人同样能做好，把整个国家二分之一人口排除与政治之外是对“善政”实行的一大损失。当然，男人和女人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是限定在同一个等级之内的。等级之间的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相对的，毕竟两千年前的哲人还是无法超越于他那个时代。
这里有些问题要说明一下，柏拉图的“上层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确实有几分相似，不过有些人简单的把柏拉图的思想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前身，则是大错特错了。柏拉图财产共有的出发点是什么——更好的让政治家推行“善政”；马克思公有制的出发点是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们是完全构建在不同的哲学架构和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虽然落脚点有几分相似。我们在之后的文章中将会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情况，比如大卫·休谟的同情心理论和叔本华的同情心理论，虽然结论相同但是其哲学基础的出发点却是南辕北辙。我们要看的不要看结论，要看的是这些大思想家们是如何诠释这个世界、如何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因为说实话，人类美好的情感、愿望，说白了也就那么多么，要只看结论那除了反人类反社会的理论都是殊途同归了。
我们来看看柏拉图最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这个概念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数量平等"，指所有人得到财产与其他人获得财产在数量上是一致的；另外一类是“比值平等”，即每个人应得的应该按照其本身价值来分配。亚里士多德的平等观是“比值平等”观。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的提炼升华了一下柏拉图的政治观：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资源呢，怎样才算是公平公正的呢，来界定公正就要我们去考虑事物的“目的”了。古希腊语为telos，意为目的、意图、目标或本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就是长笛之所以为长笛的“目的”——被很好的吹奏。
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目的论”（Teleological），目的论认为，再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之前，我们需要研究被分配资源的“目的”是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出发点都是“telos”：“火焰之所以向上蹿，是因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乡；石头之所以往下落，是因为他们在奋力接近土地——那是它们的所属之地。”
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善政”，具体而言就是塑造好公民，培养道德。因此，就是那些最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最能给这个城邦带来“善”的人，就是应当获得最大权利和最多资源的人。因为城邦的目的就在于此，政治的目的就在于此。
公正包括两个因素，物品和分配得到这些物品的人，如果“那些同等之人得到了同等之物”，那么我们在资源分配中公正的目标就达成了。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最为诟病的是他是在为奴隶制提供理论基础。我们来看看亚氏的言论，放到当今社会早就被轮番吊打了：
“有一些人，他们的天性恰当去做奴隶，他们有成为奴隶的素质。这里存在一些人，他们不同于普通人，就好象肉体不同于灵魂一样，这些人就是要被统治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他们是奴隶，那是他们本性的最佳实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能认识到理性，但他们无法参与其中，无法运用理性。”——非常完美的目的论：你生来的目的就是要当奴隶的。
“（奴隶们）出于本性而为奴隶，对他们来说，被一个主人统治更好。”——依然的目的，你们当奴隶能让社会获得更多的“善”。
“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奴隶制是必须的——不仅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公正的。因为如果公民要摆脱手工作业和仆人干的、家务性的杂活，从而能去参加集会，去研讨政治。那么，一些人不得不去干那些仆人干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是生活中必须的。他说，除非你们能发明一些科幻的一种技术设备，然后让它们代替那些奴隶去从事的不得不存在的，艰苦的家务工作。假如公民们要去研讨善和实现自己本性，那么奴隶制是必须的，那是为了城邦生活，是为了向公民打开这种生活的大门，是为了这研讨、辩论的生活，是为了实践智慧的生活。”——言下之意，像我，智慧而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应该去讨论政治、去辩论，因为“最好的笛子应该给予最好的乐手”，我明显比那些没文化的下层奴隶更适合去讨论政治，按照目的论的推理，我注定被供养。
关于对奴隶制的反驳，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几乎每一位自由主义者大师，像洛克、密尔、卢梭等等，分别从从哲学、道德、人权、伦理、政治等等方面全方位吊打奴隶制维护者。不过每一位哲人都不能超越他们的时代，亚里士多德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古希腊上层中较为普遍的观点。
比如德谟斯梯尼曾在陪审法庭上这样羞辱阿伊斯辛涅斯：“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钱，我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贵。我并不愿意被看成有侮辱贫穷之意，但我必须说，我自孩童起，命运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学校，并有足够的财产免于被迫完成令人难堪的贱役。至于你，阿伊斯辛涅斯，从孩提时代，命运就迫使你在父亲授课的教室里象奴隶一样地扫地……”有趣的是，在下层平民组成的陪审团中，德氏的观点丝毫没有激怒那些“阶级敌人”，他在审判中高票大获全胜。
再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压根没有提到奴隶，是因为他已经将奴隶制当成了默认的条件，就像我们做数学题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种公理都是默认的条件。在当时的雅典城，约有三分之一的奴隶，在当时低生产力的时代，上层雅典人民对于奴隶的存在认为非常的理所应当，就像地主们认为地租、高利贷、租户女儿的初夜权理所应当，就像资本家们认为我与工人自愿签订合同他们的剩余价值自愿给我剥削理所应当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古希腊已然在角落中闪耀着反奴隶制的光芒，虽然并未成为主流，但依然值得我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比如尤里皮迪兹的诗句：
唯一使奴隶蒙羞的是他的称谓：
此外奴隶绝不比自由民卑劣，
因为他有着一个正直的灵魂。
我们现在看这些古希腊大师们支持奴隶制的观点十分可笑，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其局限性而忽略了其进步性。那他们的观点跟两千年多后的哲学家比，他们的理论自然是很粗糙的。但是跟他们之前的理论比，就能看到这些大师们划时代的思想魅力了。其实就说那些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他们的理论从来没考虑到穷人——你如果没有财产（房屋或土地），那么你是不属于我这个民主理论探讨范畴里的，你是不属于我这个社会契约理论探讨范围内的，换句话说，穷人不是人。讲道理的说，真正所谓的“普世”，也就是到了马克思才有。无产阶级的普选权还是二十世纪初不断的工人运动获得的，而西方国家妇女、少数民族裔的投票权更要算到二战之后了。
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将其“目的论”用作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过很遗憾，自然科学里被打脸要比人文社科早得多，物理法则和客观实验取代了主观观察所理解的世界的秩序，没有人认为一块石头一条河流存在是“目的”的，那只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已。
当然，也并不代表目的论就完全过时了，在人文社科中这种观点依然能够作为解释现实问题的哲学依据，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提供支撑。因为文科毕竟没有标准答案嘛。就比如说，前一阵炒的比较热的国企高管限制薪水的问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那样一个万亿市值的大公司管理者，你让他们降薪，就算比工人高出多少倍，但是横向比较一下西方同等量级的大公司，人家高管拿多少钱，你这样能留得住人才嘛，能让人才尽心尽力替你打工嘛——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那么我们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国企国企，全民所有制企业，为的是啥，一来更好的把控经济，二来就是要调节分配，不能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那这样来看国企高管限薪就成了顺理应当。
柏拉图有两部著作《理想国》和晚年的《法律篇》。普遍认为，《法律篇》是他老年水平全线衰退的体现，无论从文笔还是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这个理想的国度中不应当有法律的存在，用他的话讲用法律给一个睿智的“哲人王”束缚手脚，就像一定要让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遵循药方一样愚蠢。不过在《法律篇》中，他又重拾了法律的重要性，不过柏拉图也解释，《法律篇》中描写的国家是一个“次优国家”，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哲人王”来统治国家，这时候只能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同样认同这观点，他进一步主张集体立法，因为集体的智慧总要高于个人智慧。他的理论体系与柏拉图所描绘的“次优国家”更为接近，比如柏拉图主张财产共有，但是亚里士多德不得不退回到“财产代表美德”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洋洋洒洒八大卷，其中有四卷都是在批判他老师的《理想国》。不好意思请允许我2333笑一下，真是个好徒弟啊，不要忘记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赋予了教育巨大的意义，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充分挖掘人的潜力，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以至于卢梭说“《理想国》不是一部讨论政治的著作，而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教育问题专著。”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上层子弟进行公共教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点共识，就是反对民主。他们都认为民主是一种无休止的内耗，他们更向往那种开明君主专制。这与他们的生活时代有关，正如我前文所说，专制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了民主的雅典，面对内忧外患，盼望能有一个手腕强力之人力挽危局也是情理之中。还更有一层个人的因素在里面，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壮哉雅典人民投票处以死刑的。
柏拉图构建了一个哲人王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统治者统治的是“自愿”的臣民，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臣民的“同意”，但是臣民一旦选择了这样一个统治者，那么就要忠心耿耿的跟随他走，无权收回他们的权力。还记得我们第一部分谈到的那个独裁者么，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不好意思我题目说的是“古希腊三贤”，结果用了那么大篇幅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缺忽视了这个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
这不是我故意的，因为这位老兄实在没啥可讲，因为他没有任何专著传世，其思想仅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他一生做的就是再与人不停地辩论、辩论、辩论，说通俗点就是永无休止的撕逼。结果被他打脸的人太多，最后被人投票投死了吧。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很大程度就是受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启发，比如“善政”的思想等等，毕竟没哟空中楼阁，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带路人，还是要提一下老苏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对当时的古希腊社会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能说他们的学说是一个“华丽的失败”。但是，普遍来看，伟大的思想总是超越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我们来看一看古希腊三贤的思想的种子在后世中开了哪些花朵：
西方现代政治理想，如民主、自由、宪政、法律、正义等思想，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于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政体包括一个审议部门（立法），一个执政官（行政部门），一个司法部门，可以看做是三权分立最早的雏形。
哲人王的观点与马基雅维利的开明君主专制如出一辙。
柏拉图的社会应当合理分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就是近代功利主义的雏形。
亚里士多德臣民“同意”是君主权力的来源，在近代被洛克、卢梭等人发展为大名鼎鼎的社会契约论。
更不要说“上层共产主义”的思想与两千年之后的混世魔王马克思遥相呼应。
最后用一首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旧的世界，因一声叹息崩溃，
新的世界，无力托起仍在沉睡。
刺破伤悲，灵魂突围的堡垒，藩篱尖锐，善恶争辩是非。
不必惭愧，直面昨日的败北，
不再回味，忘却过去伤痕累累，
不能倒退，静默的年年岁岁，
不曾完美，光辉只剩些微。
大浪淘沙
knowledgewealth
客观 理性 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