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要警惕了

马前卒最新的两期视频火力全开批评了电影《八佰》，他认为电影用英雄史观代替了人民史观，丑化了人民群众，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我并没有看过电影，但是我相信马督工的审美水平，所以引用了他这个评价。我之所以不打算去看，是因为导演为宣传电影，与“飞将军”孙元良的后人合影，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让我觉得电影主创对于历史并没有那么重视——毕竟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去傍着孙元良做宣发，更何况谢晋元的后人就在上海。所以对我来说，既然心存芥蒂，就不会给他支持这个电影票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没有看过《八佰》，我是没有资格评价这部电影的。所以本文并不是谈《八佰》，而是全面回顾与深挖一下影视作品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所以我先把话说在前面：有些人看电影电视剧就是图个乐，有视听享受和放松身心就够了，不会对电影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过多看重，这再正常不过了；而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因为对政治历史感兴趣，偏偏喜欢对电影里的历史元素与立场较较真。

说白了是大家阈值不同，有人觉得某些事情无所谓，有人偏偏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所以写到这里，把电影电视剧当做精神快消品、就是花钱听个响的朋友们可以关闭这篇文章了，本文不是写给你们看的。本文不谈《八佰》这部电影，只是开头的一个引子来分析问题；也不用非要给我杠什么“上纲上线”“多管闲事”“电影好看就行了”，这是我的个人审美的偏好，文章的开头我先声明一下，杠精退散。

我虽然没有看过《八佰》，但是我看过华谊兄弟出品的另一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首先必须承认，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就像八佰也可能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一样；但是也是一部恶毒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这二者并不冲突。

《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部分就是大佬葛优（原型杜月笙）活埋了一个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被坑杀的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样的污名化可以说非常过分了，汪寿华是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即便在真正的历史中，最后的鸿门宴上杜月笙也对汪寿华表达了由衷的赞赏，甚至说出你跟我干保你不死的话来。

这部电影往小了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往大了说就是违反《英雄烈士保护法》。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同样，就像为什么我吐槽《黄金时代》，认为它三观不正。历史上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黄金时代”。电影把他们所追求的、梦想的彼岸定义为“自由”“爱情”，这毫无疑问矮化了那些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革命先辈。正如切格瓦拉活在了衬衫上，“小小红军”在当今也竟活在了“民国范儿”中。

看导演采访说，《罗曼蒂克消亡史》背后想表达的思想是“反战”，影片英文名The Wasted Times——被浪费的时光——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年代“被浪费”了，罗曼蒂克消亡了，因为战争。日本人打进来了，礼崩乐坏，“中国贵族”也没有了。但是导演意识不到，也没有表达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上层阶级的自我毁灭”是一种注定。都说人类社会分层的金字塔是一种稳定态，但事实上是金字塔形态是最不稳定的状态：下层人想往上爬，想要自己的罗曼蒂克；上层人为了争夺社会资源、为了贪婪，这些都注定会发生冲突。导演在采访时说想通过罗曼蒂克的消亡侧面体现战争的残酷，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种战争是必然。日本人为什么侵华，为什么日本上层阶级要跟中国上层阶级过不去，没啥特别的原因嘛，就是经济危机、为了消耗多余的生产力、爆大舰造坦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占领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走上一条战争的不归路。

更深入的，正是因为属于民国的“上层罗曼蒂克”消亡了，我们底层普通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我们才能在电影院里津津有味看着影片品评一番。不然像印度那样——社会没有经过巨大的颠覆与革命，依然是顽固的种姓制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谁又能说得准呢？

再说葛优饰演的杜月笙，不管他怎么讲义气，不管他怎么坚定原则不当汉奸，但我就说一个事情，烟馆知道吧，窑子知道吧，大上海烟馆生意被谁垄断了啊？上海郊区一片一片的“吗啡厂”都是谁建的啊？有“官方背景”的杜月笙啊，再后来禁毒局都换成杜月笙的人了。至少一半的窑子也是他们家的，明妓暗娼得给杜老爷“上税”。按理说现在一个涉毒艺人都被当成过街老鼠，没有必要捧一个光明正大贩毒还提供吸毒场所的黑帮老大吧？

导演在采访里说，葛优回国被安检的那个镜头，就是典型意味着“罗曼蒂克的消亡”，你看一个这样叱咤风云的大佬，最后被一个海关小兵，让伸手伸手，让脱帽子脱帽子，这一仗打完，他们的地位全没了。当时我就想，海关安检让你脱个帽子有啥问题啊，凭什么你就有特权啊，非得要国家当你家就满意了啊，就罗曼蒂克了啊。

所以说这些文人、小资产阶级文艺从业者，屁股从来坐不正的，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摆在一个与绝大多数人平等的地位上，天然的瞧不起劳动人民，他们潜意识中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向旧社会那样做老爷，像民国那样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像国外贵族那样罗曼蒂克。一旦他们的特权被新生代的进步势力所摧毁后，也自然会如丧考妣地去怀念那一段“消亡的罗曼蒂克”，本质上讲是怀念他们永不可回的特权。

上层社会的自我毁灭给了下层人民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田水利建设、农村扫盲运动、消灭传染病运动、义务教育普及，再加上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人类社会的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遍了中华大地最广袤的土壤。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曾经正是消灭了上层的罗曼蒂克，才有了属于我们下层人民的罗曼蒂克。那些曾经的“中国贵族”、民国的遗老遗少，自然可以哀叹于“罗曼蒂克的消亡”，但这说白了还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至少我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发表一下看法：

罗曼蒂克消亡得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二）西洋刮来的歪风

历史虚无主义翻案风，是从好莱坞电影开始的。

以丘吉尔为主角的二战电影《至暗时刻》中，展示了一幅“上层都是投降派，丘吉尔走群众路线力挽狂澜”的魔幻现实主义历史。当然，上层都是投降主义、绥靖主义这一点倒是没错：

然而从后面开始就魔幻了起来。丘吉尔听从了女打字员和国王的建议：去人民中看看。

这个时候国王的处境跟崇祯皇帝一个样，不管是你李自成还是皇太极谁当皇帝，那群士大夫依然是士大夫，但是崇祯的归宿就是煤山上的歪脖子树。所以也不难理解一直反感丘吉尔的国王这时为什么会坚决地支持这个主战派了。不过这位国王大人怕不是读过《毛选》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人民的学生”。

怎么样，这部电影的价值观是不是看似超正？是不是超级符合唯物史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它呢？原因在于，这是为了某种当代的“政治正确”而刻意粉饰历史。想表达这个价值观没有错，看看诺兰拍的《敦刻尔克》，那里面的英雄大叔，讲的也差不多是一个主旨思想。但是丘吉尔这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能重视下层人民、同情下层人民、联合下层人民的领导者。

丘吉尔作为一个死硬的右派、顽固的精英主义者、国际反共排头兵、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者，擅长黑箱操作的旧贵族，他的言行和理念是一以贯之的。他不止一次在演讲中把殖民地称为“野蛮人”“落后愚蠢的民族”“野蛮的吃着骆驼粪的游牧部落”，并认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活动是“文明人对于野蛮人小小的征服”。

在造成超过三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本来是因为英国殖民者管理不善造成的，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印度人太能生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并且把救命的粮食全部转移到英国军舰上运走。（可以看看杜斯里·慕克吉的《丘吉尔的秘密战争》，里面讲述了许多孟加拉大饥荒期间丘吉尔直接命令的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决策）

丘吉尔积极为英国的海外暴行辩护。他认为在非洲殖民地建立的针对当地黑人的集中营“将痛苦降到了最低限度”，事实情况是，仅在南非一地就至少有14000人在集中营中痛苦的死去，非洲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更无法统计。1900年进入议会后，丘吉尔呼吁大英帝国发动更多的征服战争，他甚至在议会中高呼“雅利安血统必将获得胜利”。当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时，他说：“我强烈赞成使用毒气来消灭未开化的部落。”

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时，在白宫办公室摆放了一尊丘吉尔的青铜半身像，但奥巴马一经入主白宫就将这尊雕像归还给了英国。原因是丘吉尔任首相，曾残酷镇压肯尼亚发生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奥巴马的祖父未经审讯就被关进当地的集中营，受到严刑拷打，身体严重摧残，伤残的病痛伴随终生。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丘吉尔就是一个“温和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希特勒是一个“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温和的雅利安种族主义者深明大义，及时而坚决的站在了极端雅利安种族主义者的对立面，并非常自觉地清理门户、大义灭亲，这才没有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碾碎，至今还成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在真正的历史上，张伯伦为代表的保守党也并没有在战时内阁中对丘吉尔过于掣肘，张伯伦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对丘吉尔的支持。《至暗时刻》里有个情节，丘吉尔的的就职演讲中保守党看张伯伦是否挥舞白手帕而决定是否支持丘吉尔，而张伯伦摆了丘吉尔一道，整个议会鸦雀无声十分尴尬。而真正的历史中丘吉尔的这次就职演讲381票支持、0票反对，可以说是绝对优势与同仇敌忾。

我们尊重丘吉尔在二战时卓越的贡献，尊重丘吉尔杰出的个人素养、能力、意志。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赞美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杰出的表现，但是你不能用他来体现唯物史观的光辉，这是对历史的扭曲，也是对艺术创作的草率对待。你让谁去表达这个理念都可以，但是丘吉尔不行。

《至暗时刻》拍成这样你别说我们不乐意了，丘吉尔自己估计都要踢翻棺材板了：什么？让老夫去跟泥腿子交流？让老夫去跟一个黑人握手？老夫的勇气还要来自这些坐地铁的土包子？WQNMD！

所以说《至暗时刻》看得我特别出戏，大概就跟五十年后好莱坞拍了一个这样的电影：川普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集会上发表反对种族歧视的演讲，激动处热泪盈眶……就这种违和感晓得吧。

尼玛总感觉电影片尾就要唱起来了：“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

在上一段已经被虚无历史成功洗脑的豆瓣评论，丘吉尔这就成了“人民的领袖”了：

同一时期还有为大资本家翻案电影《马戏之王》。《至暗时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戏之王》是“人民喜闻乐见，你不高兴，你算老几？”怎么样，是不是看似也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是就像《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一样，这是借用粉饰历史人物而满足当今的“政治正确”，这是一种投机取巧而虚伪的处理方式。

电影中狼叔饰演的大资本家巴纳姆是一位大善人、慈善家，带领一群身体残疾的兄弟们实现梦想，马戏团宛如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电影的结尾中：身体缺陷者、黑人、上流社会的儿子、从底层社会爬到上流社会又回归大家庭的人欢聚一堂，说明了什么道理啊，很简单，说明了这个世界不需要贵族。最后用一句“最高贵的艺术是让人民开心的艺术”主题升华，多么“唯物史观”，多么“政治正确”。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巴纳姆是一个善于炒作的奸商，他最恶劣的行为是依靠身体有缺陷的下层人民为其牟取暴利，这也是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剥削。

巴纳姆用1000美元买下了一位老黑人女仆，虽然当时买卖人口在纽约已经被视为非法，但是他却利用法律的漏洞，花1000美元“租”了她，并声称这位黑人奶奶已经161岁高龄，是华盛顿的奶妈。巴纳姆每天强迫这位高龄女仆工作10-12个小时，结果不到一年她就因劳累过度而过世。这还不够，巴纳姆甚至不放弃用死人赚钱的机会，他安排了一次尸体解剖展示，当众剖开“当世最高龄者”脑袋，并向观众收取昂贵的门票。

可以看到，这位娱乐大亨、马戏之王，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身体有缺陷的下等人当成“人”来看待，在他眼中他们只是挣钱的工具，就跟被他吹嘘的那个曾救过一个被孟加拉虎攻击小女孩的世界最大的大象“江豹”一样，他们都是动物，都是展品，都是可以榨干到最后一丝的奴隶。

以华盛顿奶妈为例，当时光参观门票收入高达每周1500美元——在19世纪的那个年代，1000美元大概能买25匹马。同样，巴纳姆重金请来的“瑞典夜莺”——这位高贵的欧洲艺术家，也没有获得“称之为人”的尊敬。巴纳姆不但自己当起了自己的“黄牛票贩”（用拍卖的方式出售门票），更在各大媒体上热炒编造的林德女士的花边新闻，以至于林德女士忍无可忍提前结束了合同。但此时巴纳姆已经净赚五十余万美元。

巴纳姆接连雇佣了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和连体双胞胎等“展览品”。在电影中，在巴纳姆的鼓励下，这些被歧视和伤害的社会边缘人物终于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活出了真我——这其实是非常恶心的。真是的历史是，这群人跟“瑞典夜莺”一样，完全成了巴纳姆牟利的道具，为了填满他的贪得无厌和频繁投资失败带来的巨额债务卖力演出。例如1855年巴纳姆大量投资康涅狄格州某钟表公司，随即破产；1857年巴纳德带着拇指汤姆和9岁天才儿童霍华到英国和欧陆演出，大受欢迎，填补了他欠下的巨额债务。

这位著名的侏儒“拇指将军”汤姆，被巴纳姆发掘时只有六岁，在这个年龄就开始了残酷的表演训练，不止包括歌舞、杂技、模仿拿破仑骑马这些“常规训练”，甚至包括一口气喝完一瓶香槟或同时抽六个雪茄。以现在的道德观和法律来看，这样使用童工甚至虐童，早就够把巴纳姆送进监狱了。

然而在好莱坞大片中，周扒皮成了“周大善人”，并永远的以“周大善人”的形象留存在历史长河中，他的罪恶就这样被一部洗白片洗刷的一干二净。

（三）任人打扮的“老大哥”

好莱坞的电影就是意识形态的毒药，一方面给自己洗白，另一方面给敌人泼脏水。最惨的就是苏联。正所谓“毛子已死，有事烧纸”，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看看老大哥就好了。比如去年非常火爆的美剧《切尔诺贝利》，其制作优良、剧情紧凑、表演真实，是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但是，这样一部作品中，也掺杂着不少“私货”。

真正的历史中，虽然苏联腐朽的官僚体制给救灾工作脱了不少后腿，但是苏联飞行员、消防员、工程兵、矿工们，都是前仆后继、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核污染扩散的遏制。但在美国拍摄的网剧中，消防员、飞行员、矿工变成了在不知情前提下被驱赶去救灾，意在塑造苏联官员赶人送死的丑陋嘴脸，并全面弱化了救灾英雄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参与切尔诺贝利救灾的每一个群体，都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与死神零距离最亲密地接触，但他们义无反顾。核电站内的消防员第一时间控制了火势，但也因为经受了最近最强的核辐射，在几天内纷纷牺牲。空军的飞行员们在几天内出动了三千架次飞机，把6000多吨硼投入灾区，面对这一任务飞行员们义无反顾地表示：“我们不上，难道让人民上吗？”随后工程兵进入现场，司令员塔拉克诺夫将军在对部队做最后的动员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每人上去铲两下就下来，不要超过40秒！我和政委先上去，然后是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在后面跟着，注意安全。假期和黑海疗养院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为了苏维埃祖国！”

美剧里有一个剧情，苏联军队用枪威胁矿工前去救灾；但真正历史中，挖掘地道的矿工都是主动报名的志愿者，他们也完全清楚自己面临着什么。多年之后，经受着病痛折磨的他们依然坚定地表示：不后悔。

在切尔诺贝利的纪念碑上，铭刻下这样一段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挽救这么多的人，而直面死亡，并做出了这么伟大的牺牲”。然而在后世的历史中，因为话语权的丧失，英雄变成了莽夫，勇敢变成了无知，牺牲变成了送死，奉献功绩与荣耀也都被一抹而光。

再比如著名好莱坞二战电影《兵临城下》，则更是满满的恶毒。在这部电影里不但用个人英雄主义消解了集体主义伟大的胜利，更结结实实黑了一把苏军的政委——苏军政委在电影里是一个脑满肠肥愚昧自大的官僚，用枪逼着战士们上战场。须知，真实历史中的苏联政委都是带头冲锋的，德国人俘虏了普通士兵，关进战俘营里做苦役；德国人俘虏了政委，直接枪毙。因为他们知道政委肯定不会投降的，还会在战俘营里联络战士越狱、起义，所以直接枪毙了事。卫国战争打到最后，全苏联的党员人数都不够用了，很多情况不得已让还未入党的学生和先进工人担当政委。

更何况，这种拿枪逼着战士冲锋的“督战队”压根就是资本主义特色好不好？当年一战的时候壕沟、机枪、铁丝网组成的阵地，全靠苦大兵们用“排队枪毙”的方式进行战斗。但是苦大兵没有为帝国主义祖国自觉自愿牺牲的足够动力啊，但你不想去排队枪毙？那后面的督战队会招呼你。冲敌人阵地还能给家人捞到个抚恤，死在督战队手里名声也都臭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度只能依靠大规模的督战队来维系部队的活力，结果转手就把屎盆子扣在苏联头上了。这跟当年国民党宣传解放军打孟良崮的时候用地主家光屁股小媳妇打头阵有啥区别？

苏联的卫国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争。别的战场上歼灭一个师就是大战役了，苏德战场上动不动就是歼灭一个集团军。卫国战争真是整整打光了苏联一代青年：纳粹德国对苏联占领区实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政策——在他们眼中斯拉夫人不比犹太人好多少，都是要批量屠杀的；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性80%牺牲在这场战争中。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例，战场上一个成建制的连消亡是以“秒”这个单位来计算的；罗季姆采夫近卫13师，进入斯大林格勒战场一周战损90%，一万人剩几百人，就剩下的这几百人就包括守住了“巴普洛夫大楼”的英雄们；说更直白点，你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上了斯大林格勒前线，侥幸72小时没死，你大概率就已经是个营长了。

就这样，苏联老大哥以血肉之躯硬生生的灭掉了纳粹德国，但是架不住别人会宣传啊：一项来自法国的调查显示，1957年时有57%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二战时战胜德国的主力；1994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25%；2004年时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相反有58%的人认为美国是抗德主力。多年以来西方不遗余力的把共产主义、苏联当做他们的假想敌，在文艺作品和舆论战场中极尽抹黑与污蔑之能事，可以说他们达到了想要的目的。

好早以前就有个挺有名的梗，髪国战场是这样的：我们越过了马奇诺防线，预计几天之内进入巴黎。苏联战场是这样的：我们占领了厨房，但客厅还在敌人手里。但是吧，照英美宣传机器这样操作，过不了几十年，敦刻尔克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了。

（四）把颠倒的历史正过来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资产阶级因为其优厚的经济基础，往往能在文化、娱乐、影视、舆论领域占据核心位置，同样大资本控制的文化影视游戏娱乐公司，也是“精神食粮”的最主要产出方——换句话说，这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因此，他们针对于革命、针对于共产主义、针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体，开展了长久的污名化“诛心运动”。

《一步之遥》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反攻倒算的特权阶级如何“诛心”的。正所谓“改写历史要两根柱子”，第一根柱子就是肉体消灭当事人（镇压革命者）；第二根柱子就是对革命者的“诛心”——让他们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于是特权阶层与舆论特权阶层（文人、知识分子）联合进行的污名化运动开始了，历史就这样“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被改写了：

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姜文早年拍摄过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这部电影虽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品，但是依然在剧情中恶意抹黑人民、抹黑群众运动，认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终究是一群“群氓”。

在采访中，姜文曾经暗示过自己对这一段经历的反思：

于是他在《一步之遥》中把自己黑了一遍，让自己扮演成小丑的摸样，出演了“经典反思文艺作品”——《枪毙马走日》：

“我不杀完颜，但完颜因我而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姜文自己无意识地也曾参与了对革命的清算。

所以《一步之遥》故事就是在拍他们大院子弟自己——有的因为“大清亡了，成了暴发户”，有的人在迷茫中走进了不归路。

所以电影的反攻倒算还是要靠电影来清算，归根结底办大事还得需要搞艺术的啊！艺术是中性的，然而其中包裹了立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

他们夹带私货，我们就要搞意识形态批判；他们能拍得有腔调，我们要比他们更罗曼蒂克。艺术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我们要比他们更有水平，产出更优质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砸烂历史虚无主义的放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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