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囚笼》：老龄化不可怕，资本主义老龄化才可怕

历史文章：

第十三章：大都市中“边缘白领”与“资本游民”的困境和未来（上）

（一）“老龄化”的辩证法

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出现老龄化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人均寿命三四十岁，极个别的盛世年代和物产丰饶的村庄，平均寿命才能上到六十岁（具体考证可以参见我国社会学泰斗许仕廉的著作《人口论纲要》），所以自然也不会有“老龄化”这个问题。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以此带来的食物、饮水、居住、医疗卫生诸多条件的改善，使人均寿命大大提升，所以才可能会有“老龄化”这个问题。所以这跟消费主义一样是一个辩证法，我们首先要肯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提升，然后再分析以此引发的老龄化问题和对策。

老龄化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什么，在于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中分析地非常详细了，本文直接从老龄化的表征与所面临的的问题入手。

相比于封建社会，老人的社会地位是降低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家族、宗族是社会重要的组成单位，而在这样的单位中，地位是依据年龄高低划分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就分析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他们会依靠几个家族中年龄最大的老人来解决争端，当这位长老去世后，年龄次大的就会接替。长老还通常掌握着丰收时农产品的分配，可以说是集政治、经济、法律权力与一身。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老人的地位同样很高，几乎所有的封建朝代都讲究“忠孝治国”，家中的老人就是一个封建家族和宗族的核心。就像《红楼梦》中，别管贾政在外面当多大的官，贾母在家中也是说一不二的。而著名封建糟粕《二十四孝图》中，就有许多牺牲孩子保全父母的故事。

但是，老人普遍崇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学有一个专门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来描述老龄化的问题：老人工作能力下降，体力、精力都难以与青壮年相提并论，创造的价值和税收减少，于是从社会维度来讲，会逐渐移除他们的社会角色，并让之后的青壮年填补这个空缺，从而维系社会的活力。

伴随于此，“年龄歧视”（ageism）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商业社会充斥着对老年人带有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比如工作能力下降、倚老卖老吃福利、无所事事的退休生活等。事实上，脑力劳动领域，在65岁到80岁之间的人中，只有7%的人表现出了明显的衰老症状；六十岁以上的出勤率——体现工作努力程度的指标——高于整体平均值。[1]许多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通过立法来规避招聘、培训、晋升、薪酬、留职、福利中的年龄歧视——一如对待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

为什么会从封建社会老人有着一丝带有“神性”的天然权威，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年龄歧视”？这是一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古代农业生产中，个体劳动者的个人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人虽然难以从事农业重体力劳动，但是其一生积攒起的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足以指导青壮年的生产活动。同时在日常生活如医疗、风俗习惯、口述文化与历史、民间娱乐等领域，经验主义的传承在古代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指的就是这些身经百战的老人们宝贵的“人生经验”。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工业流水线生产，还是当今的信息社会，老人个人的经验显得微不足道，而又不能像新鲜的劳动力一样提供充沛的剩余价值，老人这一群体自然被主流社会所驱离，就像北上广深对于不再“廉价”的劳动力的隐性驱离一样。

（二）“转移剥削”现象

但是，正如我们上一章讲母亲这一话题中所说的，有许多付出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老年人非但不是社会的负担，反而在家庭再生产这一层面为社会作着默默的贡献。比如对身体欠佳的伴侣提供的无偿的、非正式的照顾，为政府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减轻了巨大压力，但这样的付出，是无法在市场上用金钱来衡量的。

再比如许多家庭婴幼儿的抚育，很多责任是祖辈这一代承担的。这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年轻人的生育成本，一部分转嫁给了家庭中的老人。因为城市白领普遍工作太忙，而国家和社会的抚育体系并不完善，因此上一辈父母承担了相当多的此类职责。专门有一个词“老漂族”，来形容这些为了孙辈的抚养，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跟随城市子女生活居住的老人。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孤独的老漂与陌生的城市》中描写过“老漂族”的生活：“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张燕离开老伴，只身北上。她这样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有人说，老漂就是城市白领打工者的附属牺牲品，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孤独却堪忧。张燕来自山东青岛，是居住在北京燕郊已3年的老漂族。早上6点半，天还黑着，她拉着小车去菜场买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上午9点，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下午4点半，接孙子放学，然后给儿子一家人做晚饭。只有到了晚上11点25分，她才能给远在青岛的丈夫打个电话，互相问候。她对儿子说：‘你漂，我就漂。’”（来源：http://news.sina.com.cn/o/

2018-02-09/doc-ifyrkzqr0289163.shtml）

《看天下》也有一篇报道写“老漂族”的困境：“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电话费贵啊。’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没买过任何东西。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577746911916096460&wfr=spider&for=pc）

“老漂族”这一现象的本质，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年轻人被工作榨干，于是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家务、养儿育女，就只能由老人来承担，就相当于把自己受到的超额剥削部分转嫁给了上一代人。有一种说法叫“转移支付”，我类比着发明一个词叫“转移剥削”。这里都市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因此受损，而坐收他们剩余价值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和公司。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今社会发生了“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转变，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今的老人们不能在社会生产中创造价值，也不会像（贫穷的）年轻人们透支自己去拥抱消费主义，所以他们就成了彻底没用的那一批人，传统家庭模式也随着经济主导权的转移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