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囚笼》：看不见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精英代理人

历史文章：

第十三章：大都市中“边缘白领”与“资本游民”的困境和未来（上）

（一）

我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一章中提到过一位朋友，从互联网大厂跳槽到创业公司，因为日常加班，在北京三年只有辞职那一天才看见了夕阳。当时聊起这个话题他就问我：“你说是资本家剥削我们剩余价值，所以我才这么晚下班还没有加班费；但是你知道不，我们创始人比我加班还凶，我平时十点多下班，他一般都十二点之后才走。你是不知道创业公司有多累，压力有多大，他每天吃好几片安眠药才睡得着，抑郁症都好几年了。虽然他在期权上坑了我，但有一说一我看他真好心痛，一点也联想不到他是什么‘剥削者’。”

我说你们这些刚刚接触了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新手，就会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二分法的错误。你想一想，他是真正的“资本家”么？不是。虽然他掌管着公司，拿着高薪，但他是在为他拿到的投资打工。他背后还有投资人对吧，而投资人也不是资本家，只是拿着被人的钱物色好项目，挑选可增殖的产品；他背后还有“真实投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出钱的大佬。而这一群体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劳动，仅仅靠资本增殖（说通俗点就是吃利息）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资本主义发展至今，让自己资本增殖的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他们去操心了，完全可以靠雇佣精英劳动力来解决：比如说投资公司的投资人，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

我在《生而贫穷》中《疯狂的资本》这一章里就说过，创业者的短期目标是什么呢——下一轮融资；长期目标呢——被BAT收购。因为这一新兴行业迅速固化，已经成为了大资本的猎场，“创业成功”的概念早已不是再是创造一个大公司，而是被大公司收购；同时创始人作为成功实现资本增殖的“奖赏”——实现个人财务自由，这就到头了。

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同志就指出，帝国主义中出现了一大批“食利阶层”。当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还需要为工厂的管理、产品销路、技术升级费心费力，而这些“食利阶层”们则完全可以脱离劳动：“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列宁指出，这些食利特权阶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已经是多余的了，他们逐渐成了社会的赘瘤。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垄断资本的增殖，占取了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并从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

（电影《一步之遥》剧照）

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对此问题有着类似的见解。在其经典作品《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中为美国各阶级做出了区分。这本书的中文名虽然翻译成了“格调”，但是其英文名就是简单直白的“CLASS”——阶级、阶层的含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区分是从经济基础来的，而福塞尔则是从文化分析的角度，通过不同阶层的表现形式来做出区分，二者是对于同样社会现象不同的解释，本质还是殊途同归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使用了“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一词，来形容美国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两个阶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福塞尔这样描述“看不见的顶层”的特质：“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的豪宅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

福塞尔描述了这一阶级种种“看不见”的特质，但他还没有触及到本质，我来帮他补全这一话题：之所以他们的生活能够体现出“看不见”的特点，是因为他们不用进入社会生产，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代理人实现资本增殖，从而做一个脱离大众视野、主流经济体系、媒体关注和福利基金会骚扰的“隐形人”。同理为什么“看不见的底层”同样有这种隐性特质，因为他们也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抛弃的那一批人，自然不会存在于主流视野之中。

无论是列宁还是福塞尔，无论是阶级分析还是文化批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食利阶层或“看不见的顶层”中的共同特质——继承。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其流动性是越来越固化的，或者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除了像互联网产业这样科技革命的冲击、或者地产拆迁这样政策红利之外，你一个人凭借自我的奋斗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为食利阶层的代理人就到头了。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资本家已经鲜明的表现为“天生的资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再强，也永远不可能脱离“劳动”这一行为。而对于“看不见的顶层”来说，这一选择是自由的，他们想追求自我实现时，不管从政经商搞艺术，可以随便选择任何劳动；他们想走在聚光灯下时，随便一些言论就是舆论的焦点；当他们想“隐身”时，没有任何媒体或个人敢于打扰他们的“清修”。

之所以现在只存在“天生的资本家”“天生的食利者”，来源于资本的本质特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打破了封建贵族在政治层面的“血统继承”，但是依然保留着经济层面的“财产继承”，相反还通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这种继承合法化、道德化。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基础。

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速度是远超于劳动的收益率的，这一点同样在《疯狂的资本》这一章讲解过，通俗点解释就是你打工一辈子也赶不上人吃利息的钱。关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差距，可以用卢梭形容贫富差距加剧的名言来完美诠释：“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或者你是精英中的精英，被食利阶层选中做自己的代理人，自己辛苦奋斗一辈子，差不多可以让你的后代有机会成为“天生的资本家”。

说了这么多理论分析，再回到我们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里，这位公司创始人就是标准的精英阶层、资本的代理人。但是呢，资源是被垄断的，上升通道是固化的，精英群体是不缺的——这就是中国的“劳动红利时代”，你要想获得资本的青睐，就必须展现出比别人更杰出的特质，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换——比如你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二）

我调查了一下身边成为“食利阶层精英代理人”的朋友们，并通过他们也多介绍了一些，大致特征是工作三至二十年，多为大公司高管、金融界翘楚、创业公司创始人，资产几千万到上亿不等。共取了92个样本，其中有67人是抑郁症或者曾经是抑郁症患者，超过了70%；而失眠、焦虑、神经衰弱等症状几乎涵盖了整个群体。

当然我这个调查问题很大，首先样本量就很少；其次存在“病友介绍病友”，或者抑郁症患者本身就是一个圈子的状况，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的误区。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还是能反映出问题的，那就是在这些高端精英群体中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