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概述（上）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封建中世纪，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电影《大佛普拉斯》）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进入了生产过剩的年代，过剩到都要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了。于是资本主义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转而要制造符号，制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东西卖到高价格，并尽一切可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的“剩余价值”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用处了，于是他们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这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说过的，当今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存在是“消费者”，生产太过剩了以至于需要有人拼命买买买才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年代，没有消费能力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类”了。于是曾经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人生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人们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里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于是，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二）理论概述（下） “看不见的顶层”之所以够体现出“看不见”的特点，是因为他们不用进入社会生产，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代理人实现资本增殖，从而做一个脱离大众视野、主流经济体系、媒体关注和福利基金会骚扰的“隐形人”。同理为什么“看不见的底层”同样有这种隐性特质，因为他们也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抛弃的那一批人，自然不会存在于主流视野之中，并遭受到了种种的误解与轻视。所以社会有一种普遍误区，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则从女性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而认为单亲母亲更乐意于依靠社会救济而生活——这一社会普遍观点，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必须要为单亲母亲澄清这一污名。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过贫困家庭被社会排斥的各项指标，提出了“被剥夺指数”的计算方法。他认为，政府给予长期失业群体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据他的计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过上不被社会排斥的生活，才能让他们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轨，才能让他们的子女顺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让贫穷代际相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拆除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裁员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群体，受到了就业市场严重的歧视与排挤，更重要的是这种排挤并非“天然的”或“必然发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没有到位导致的。他们即便是国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时依然远远不如其他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边缘化排挤。我们固化印象中，“福利社会养懒汉”的概念很多源自于欧美国家街头的流浪汉群体，看他们每天晒晒太阳，领领救济，似乎优哉游哉没有任何工作的动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调查了本国流浪汉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调查显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中，有超过25%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过一段时间；80%的街头露宿者都至少成为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过莫名的暴力袭击——可能仅仅来自于路人的仇恨，但这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选择向警察报案。同样，调查的结论还是，政府对于这些边缘群体的福利与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还不仅如此，贫困哺育着贫困，底层深陷于底层：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儿，并把他们的父母财富和地位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等到了1996年，这些新生儿们26岁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属于第一阶层或第二阶层的年轻人群体，失业率远低于其他三个阶层；而父亲属于第五阶层或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年轻人，有着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作。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够支持“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严谨一点说，“高福利导致底层人民普遍丧失工作的动力”这一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从欧洲到美国，从80年代到21世纪，涵盖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左翼学者、媒体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研究，反驳此观点的研究比比皆是。 （三）“下层阶级” 那么“福利社会养懒汉”这一观点是怎样深入人心的呢？大卫·哈维指出，这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政客们对民众的洗脑：通过污名化底层群体，让国家削减福利开支，减轻富裕阶层的税收，并让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的快车道。这就是来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地指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福利社会养懒汉”“穷人自甘堕落放弃工作”，不过是对底层群体“污名化运动”的一部分内容。 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下层阶级"（lower-class）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词汇，"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开始逐渐流行并成为主流话语权形容“穷人”的专有名词，目的是要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无产阶级群体画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三浦展：《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离”的劳动者们，往往都被按上了“堕落”“懒惰”“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的恶名。但事实就如我们前文所述，这种经济体制就无法足够的工作机会。BBC、NHK都有许多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纪录片，他们频繁的寻求工作，但也频繁的被解雇：有的是因为企业为减少成本而裁员，更多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找到稳定工作的技能——最关键的是他们有没有钱和时间去培训这些技能，因为他们每天要保证自己不饿死，就要拼尽所有的精力了。即使这样，频繁失业的他们也被亲戚、街坊、同学同事普遍地污名化：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好吃懒做、连工作的本事都没有反而享受着国家福利救济。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一方面让你成为生产体系的边缘人，纵使努力也难以改变自身处境；另一方面给你贴上“福利社会寄生虫”的标签——就如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所说：“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某些人道德沦丧的自我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帮助亦或是反抗了。 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除了对穷人的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包括对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