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题家们的悲歌（二）：生理与心理的终身缺陷
上一篇中分析了社会规则下“做题家们的悲歌”从何而来，以及做题家们“公正世界假设”的信仰崩塌。本篇将从微观视角分析“做题”思维模式带给做题家们的一生枷锁。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还童年的“债”。说“还债”有些夸张，只是说童年期间的经历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太大了。心理学现在有很多挺“民科”的研究，但看着也挺有意思：发展心理学就有一个专门的细分领域，去分析那些伟人、领袖、科学家、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比如说毛主席为什么战天斗地一生抗争呢，因为他父亲是个非常强硬的旧社会家长，他从小就带着佃农们反抗自己的父亲不交租；比如说周总理为什么能儒雅随和一生长袖善舞呢，因为他从小就家道中落，靠各路亲朋接济，甚至有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所以擅长理解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
这种东西不可全信，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但是这一理论至少给我们一个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角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验、经历的，在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因子都很高，同样经历一个事件在成年时代经历，肯定没有童年时烙印深。而九年义务教育覆盖了中国95%的人口——这里指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数，如果算入学率的话，是99.96%，基本可以按100%来算。
这些人中走到高考这一步的是80%左右，考上大学的占54%。我们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当代中国年轻人，都接受过应试教育的训练，其思维模式、人格养成、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方法，或多或少都会打上“做题家”的烙印。新中国怎样普及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建设，如何让文明之光播撒到共和国每一个角落，这个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很多了，今天我们不讲宏观问题，只看微观视角。这样大比例的人口样本，就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更是一个非常有分析价值的样本。
正如标题所说，长达十二年的高强度应试教育，带给“做题家”们，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比如青少年近视率，中国全球第一，这就是“做题”带来的最直接后果。
比如青少年长时间睡眠不足的问题。毛主席在1953年发表过题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的讲话，其中指出：“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毫无疑问，毛主席的提议是科学的，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初高中生活，有几天能够睡满九个小时呢？
再比如四川、广东、湖北、上海等地都有专门调查，青年男性的精子合格率不足20%。有趣的是湖南调查大学生的精子合格率达到了30%，还专门发了一个“止跌回升”的喜报。
久坐不运动，熬夜刷题，这些都是影响健康的关键，不仅仅男性，女性也是如此。
这就是被动绝育啊同志们。所以做题家们前有应试教育，后有996，这就是“做题之路”要付出的身体代价。做题之路确实对普通人来说是唯一的阶级晋升道路，但也必须要献祭一些东西。成年人的世界就没有“容易”二字，但其实未成年也没有，这就是社会客观现实。
没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之流，还说《劳动合同法》会让中国劳动阶级“未富先姣”，我看“未富先姣”从来没见到过，“未老先衰”倒是差不多了。
这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还是要强调的是，“做题模式”是当下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模式，“做题家道路”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这两点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强调过很多次了，只是怕杠精太多。我写这篇文章不是攻击做题家或做题家模式，而是反思其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毕竟这个世界是辩证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我写这一系列文章，不是要推翻“做题家之路”，而是希望做题家们实现进化，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做题模式”除了对生理方面的影响，对于心理、认知层面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比如对什么事物都用对和错、黑和白来衡量，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影响——因为考试得分往往就是对和错，没有中间选项，不会让你去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所以网络上那么多二极管思维，很多不是没读过书的“九漏鱼”，而往往是做题做死了、思维固化了，用考试打分的思路带入到真实世界。
再比如很多社会问题做题家们都渴望得到“解决办法”，这其实就是做题模式的思维——有问题，就必须要有答案。但事实上是，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超高成本，高于了问题所制造的成本。比如房价问题吧，能不能解决？能，但是得动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想被动，怎么办？革命。革命完了之后实行公有制，房价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那些嚷嚷着“解决办法”人们想要的么？
甚至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哲学和科学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宇宙、时间、意义，都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是多元化看待的角度。但是考试不能这么出，必须要有一个丁是丁卯是卯的确切回答。所以很多受“做题模式”思维影响过深的人们，就是发自内心的一定要求，所有社会问题都对应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也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崩塌，而是转而去质疑那个“提出问题”的人——你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让我的潜意识感到威胁？
上面说的这两个心理因素都是小细节，做题家们精神上的一生之敌，还是“雄性气质”四个字。
不仅仅是女生，大多数男生也会被“雄性气质”所压迫。女孩子们从小就听说过，女人要温柔、要贤惠、要细声细语，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贤内助”是一个很正面的词汇；相信职场上的女性大多经历过这种偏见——“感性、情绪化、没有魄力”所以不适合担任领导岗位。而男生则是另一个角度的威压——你要成为男子汉，你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否则就是娘炮、书呆子。
我在《男人可选择的三条人生道路（女生勿入）》这篇文章中举了美剧《绝命毒师》的例子：主角老白（沃尔特·怀特）就是标准的做题家；他的连襟缉毒警察汉克是一个颇具“传统男性特质”的人；他的搭档小粉（杰西·平克曼），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后现代废物男。
在家庭生活中，汉克对于老白的气质压制是全方面的。在老白五十岁生日会上，汉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讲述着他缉毒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惊险与趣闻。而本应该是party主角的寿星老白，却在一旁被边缘化了——热闹是汉克的，老白什么都没有。
甚至于老白的儿子因为未成年买酒被警察抓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自己的姨夫求助，而不是亲爹。就连汉克都觉得这非常不妥，可能在小沃尔特心中，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颇有男子汉气概的姨夫汉克。
所以在庆祝老白病情好转的party上，他直接对汉克发难，直言这是“我的家，我的儿子”，这其实是一个做题家被雄性气质碾压已久的怨气，并不是什么老白病得脑子不好使了。
每一个做题家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老白其实就是以一个一直以“传统男性特质”来要求自己的做题家。比如他得了癌症，开始还想瞒着不告诉妻子儿子，想自己一个扛下来，结果生活一团乱麻。而且我们要知道，老白可是不世出的化学天才，早年的一个专利就养活了一个上市公司，他制的毒被DEA称为“有史以来最纯正”的毒品。即便如此，他在家里也被亲人全面瞧不起，这也说明了做题家、奋斗逼们的局限性：只能顾一头，忙了事业就顾不了家。
与做题家不同，贵族们和江湖大哥是可以“顾家”的——对比看一看《教父》和《绝命毒师》，看一看优雅的柯里昂和忙于奔命的老白，这就是现代性奋斗逼与前现代性贵族的差距。最后老白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儿子小沃尔特自作主张改名叫“弗林”，说明他已经以他爹的名字为耻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老白为啥要制毒呢？最开始肯定是要搞钱。后来一方面是被局势推着走，另一方面他在制毒中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践点：他不再是那个人人瞧不起的做题家，而是叱咤一方的江湖大哥——“say my name！”“Heisenberg！”
但是老白这条江湖大哥的身份是一路尸山血海杀上来的，最后也是天不假年，所以说做大哥也并不轻松。汉克也一样，对外他总是表现的很有领导力、威慑力、执行力，但是让他去边境特别行动组的时候，直面那些“真·毒枭”“真·江湖大哥”的时候，他自己也怂了。最后在经历了一场血淋淋的爆炸袭击之后，汉克从前线“逃”了回来。还是上一部分讲的，江湖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坐在了“父”的位置上就得承担“父”的责任，否则就要被丛林法则所淘汰。
但是“传统男性特质”太吸引人了，每个做题家心中都有一个江湖大哥的梦，于是在这条狭窄的上升通道中挤得头破血流，见证了波伏娃笔下那条“幸运而艰难的路”。
做题家们不光想成为大哥，还要娶到大哥的女人。像经典作品《美国往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奋斗逼功成名就，一定要娶大哥的女人（盖茨比是还有一些些初恋情节，要把失去的拿回来）。上篇文章有个评论说：难怪写《龙族》的那个江南总是惦记大哥的女人，因为他是做题家。确实，江南作品中有很多显著的NTR情节，而江南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个做题家。
这就应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研究相关问题了，大致是想成为大哥压抑到疯狂，所以要把大哥拥有的一切都拥有了，这样才真的成为大哥。就是拉康那句名言：“人，总是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或者更像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弑父娶母。大哥精神上的威压对于做题家来说就是“爹”一般的存在，而做题家想要拥有独立人格想要变成“完全退”，就必须要从精神上个杀死大哥然后取代大哥，那大哥的女人就是“娘”了，所以做题家们一定要娶到大哥的女人才能完成成长闭环。
言归正传，我们不搞精神分析了，还是踏踏实实看一看社会分析。做题家们这些心理误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常年应试训练培养出来的，上一篇中我使用了“公正世界假设”这个词，我再发明一个“理性世界假设”——即认为这个世界是理性、也应该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用对和错去区分问题，对于每一个疑惑都要找到相应的答案。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就不是以理性为运营机制的。
《绝命毒师》是一部好作品，对于人物的刻画可以说神乎其技，老白简直就是“做题家”最完美的模板。老白因为自己一念之恶，引发了蝴蝶效应制造了一起空难事故，然后在学校组织的悼念仪式上，他是这样“安慰”学生们的：第一，地面没有人员伤亡；第二日，这个飞机是波音737，不是747所以坐的人少；第三，飞机没有满员……
看老白这些其实是自我安慰的借口，是不是像极了为一道主观题拼命凑理由的我们？当然实事求是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但就是不像人话。
再比如他跟大毒枭古斯聊天，古斯发表了一番感慨，类似于“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老白表示：这是你大脑里某些神经化学物质反应，导致你现在所经历的很像过去经历过的……
这就是做题家们臭毛病，就喜欢“讲道理”，干啥都“讲道理”，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被“道理”驱动的。
《绝命毒师》人物刻画堪称惟妙惟肖。我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知道老白很好笑。但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何尝又不是经常陷入这种思维误区呢。人人都笑老白，人人都是老白。
所以做题家们的生活都很累，一方面是“做题之路”就是竞争激烈的独木桥，另一方面是绝对理性的做题思维带来的。我们读大学和工作之后，相信都有这样的感触：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同学，生活态度、人际关系处理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我们“综合素质”要出色。曾经我以为这是“国际大城市”带来的，后来我意识到了，这其实是相对轻松的高考制度带来的——他们没有受到过太多丧心病狂“做题模式”的思维规训，他们在青少年思维模式定型的时候，可以参加很多兴趣社团，可以有很多课余活动，可以过得很“体面”。
这种“体面人”的思维模式是做题家们模仿不来的，他们不用精神紧张，不用患得患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人也就更轻松、更平易近人，更充满魅力。在北京互联网圈子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域歧视”，就是不招北京本地人——因为北京本地人通常不“卷”，不没日没夜拼命加班，不会因为房贷被老板拿捏。
而对于我来说，这明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凭什么给资本家贡献那么多剩余价值呢？我反而更愿意跟北京本地人交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很懂，知道哪里好玩、哪里好吃，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娱乐、怎样获得新鲜的体验、怎样留住最舒适的状态。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做题家之外看待世界的角度。我每每跟他们沟通接触的过程中，内心都是：好羡慕啊，好想从小就做一个“体面人”。
然而就如本文所说，很多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也不是主动选择要走“做题家之路”的，我们也不是主动愿意从小“衡中模式”，工作996，然后背几十年的房贷的。但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主观改变的，比如一定要锻炼好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为资本家加班到过劳死太不值了，上班期间摸鱼做一做广播体操，尽量少熬夜；比如可以选择不买房，不生孩子，走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人生；比如还有一条道路，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了。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做题家思维”的枷锁，不能让“做题模式”规定了我们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他人交往的方面。不能陷入到这种终极困境——
做对了所有的数学题，却不知怎样过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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