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问题和唐山打人案件，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毒教材”舆论发酵后，很快又发生了唐山打人事件，网友们的目光都被新的热点吸引过去了；现在因为河南当地银行给储户赋红码的事件，讨论的热度又逐渐转移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每个人都能发声，而舆论的声音也具有放大的马太效应。所以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舆论强度起来了，但是长度不够。太多娱乐明星早就学会了这一套：等风头过去了，就偷偷复出。
所以我要呼吁，群众的持续关注，是推动客观改变、进步的重要动力。“毒教材”的整改和问责，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结果；唐山以及各地黑恶势力的清算，网络上诸多实名举报问题的解决，也都需要相应的结果。这与我们大家的舆论关注密不可分。
我写唐山打人的文章《唐山打人恶性案件，直面更深层次的问题》，重点是黑社会问题以及当地体制内的黑社会保护伞，目前十几万阅读，估计不会被删，因为全网都在讨论类似的话题。
我去年写上海小红楼的文章，重点是黑社会问题以及当地体制内的黑社会保护伞，很快啊，当天就给我删了，理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大家搜一搜小红楼历史话题，密切相关的两个词就是“撤热搜”“官媒没有报道”。
小红楼案中，至少有三位女性受害者，去当地派出所报案被强奸、非法拘禁，但是都被压了下来。那个年代网络不发达，受害者没有机会上网求助，亦或上网之后也会被当做不和谐的声音而被处理。舆论被掩盖，导致小红楼能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扎根二十年，更多的女性跌入魔窟，触目惊心。
而小红楼案发，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被连根拔起，是中央扫黑巡视组进驻之后，同时小红楼案主审法官因为贪腐落马，被发现此案过于轻判，这两个因素同时作用，才让这个惊天黑幕公诸于世，才让背后的保护伞被发掘出来。
“毒教材”问题也是同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两个相关人员“夹带私货”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监督、审查、复核体制出现了漏洞，才让某些别有用心之徒趁虚而入。
现在图书出版有多严格，可能跟日常人生活有点远，我在《<资本囚笼>全目录》这篇文章中讲了我出第二本书的经历，就连一个“西马”的词汇都会被人掰扯半天，不可谓不严格。
我再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他出版了一个小说，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叫做“小怜玉体横陈夜”。结果被编辑用大大的红圈标记了，说这个题目“涉黄”，需要修改。我朋友就无语了，说这特么是李商隐的诗，你跟我说涉黄？
编辑详细给他讲解了一番审查规则：负责出版物审查的，就一个部门二十来号人，每年出版几十亿字的内容，人家看得过来吗？不可能的。所以要审查分两种：重大选题内容组织专家学者帮忙审查，一般内容就靠我们出版社“自审自查”。我们自审自查靠的不是觉悟有多高，而是处罚很严很严很严，一旦出事就是天打五雷轰那种级别。除非那种“人字号”的或者部委直属、地方直管的大社。
一般来说，他们就看个标题、大纲、目录，手续合规就给你批了。但是因为你这个“小怜玉体横陈夜”在目录里面，万一呢——咱说万一是不是，被人家工作人员一眼扫到了，觉得你这个写的是某些不可描述之事，就给你打回来了。打回来一次，下一次的审查人家会更多关注一些，我们就只能是上纲上线一刀切了，所以一切小心为妙，万一呢，是不是？
看了这例子，大家还会觉得“毒教材”事件是个简简单单的“邪典配图”问题吗？出版社三审三校怎么过的？重大选题专家学者意见在哪里？最后审核通过签字的人有没有负责任地看？为什么有些内容一刀切到“小怜玉体横陈夜”都不行，而如毒教材的内容就可以一路开绿灯？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话不好说得太明白，大家意会即可。我再举一个电影电视剧审查的例子。与图书审查类似，负责签字通过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一年海量的影像公映内容，他们绝无可能自己去看。所以就是组织一些专家、学者、影评人、资深导演编剧来去审查，他们就是看一个审查意见，然后其他手续合规就给通过了。
于是这也产生了一种“两极分化”：那些在业内有影响力的大公司、大制作、名导演，就往往会被“高抬贵手”，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大公司资源多公关费用多，平时跟圈子里的“大儒名宿”容易搞好关系。随便办几个“行业研讨会”，给高校教授们丰厚的出场费；电影上映了，请行业内影评人、杂志编辑们写写影评，给足“润笔费”；至于导演和编剧，本身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自己人”，啥事还不好说么。
而每次讲“特殊利益集团抱团”的问题，我就要用北大学者吹捧《逐梦演艺圈》来举例子。这可是北大啊，全国最高学府，做题家们的终极梦之所，然后毫不脸红地说出这些话来……
虽然审查机制是互不透明的“盲审”，但说实话，这个圈子这么小，大家基本都是利益共同体。尤其是对于大平台、大公司、大制作，有哪些项目立项了，谁当导演谁写的剧本，哪个演员接了什么角色，只要混这个圈子的都是公开的新闻。事实上真正“盲”到的是那些中小公司作品。
这些公司作品分为两类，第一是网剧网大，投入低且希望高流量，所以就会走一些封建迷信、怪兽外星人、恐怖情色、暴力黑帮类的擦边球；第二类是追求艺术表达、反映社会问题，或者直接想参加电影界获奖的中小成本作品。这些作品就成为了被审核的重灾区，只要稍微接触了点“红线”就被一刀切：乡村算命先生，毙；兔女郎歌舞伎，毙；下岗工人留守儿童，毙……反正评审的专家学阀和名导演们才不愿意替你担责任。
所以我们会看到两种非常极端的局面：一方面从业人员哀嚎审查过严，现实题材因为太“现实”了不能拍，虚构题材因为太“虚构”了也不能拍，只能拍婆媳剧跟打鬼子了；另一方面观众总觉得影视圈那些作品夹私货，那些导演编剧屁股是歪的，总觉得相关部门审查了个寂寞。这二者都没有错，都是同时存在的，是不是很神奇？
每次举“歪屁股”“夹私货”，我都要用《罗曼蒂克消亡史》来举例子。这部电影开头部分就是大佬葛优（原型杜月笙）活埋了一个人，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还以为被坑杀的是另外一个黑帮大佬，后来越想越不对，经过多方确认，那个形象的原型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汪寿华。
这样的污名化可以说非常过分了，汪寿华是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1日深夜被青帮头目杜月笙指使打手活埋于上海城西枫林桥，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汪寿华被丑化成了一个猥琐的中年男子，在上海养小老婆、畏首畏尾、贪生怕死；而历史中的汪寿华，无论是罢工游行还是起义战斗，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即便在真正的历史中，最后的鸿门宴上杜月笙也对汪寿华表达了由衷的赞赏，甚至说出你跟我干保你不死的话来。
这部电影往小了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往大了说就是违反《英雄烈士保护法》。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对汪寿华说：“（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要加一个限定词，是上层社会的“好”。上海滩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葛优代表的这个黑道大家族可以优雅，可以腔调，可以罗曼蒂克，想喝粥喝粥、想吃点心吃点心、想跳舞跳舞、想拍电影拍电影、想砍谁手砍谁手、想活埋谁活埋谁……他们自然怀念这个花花世界，自然怀念这个罗曼蒂克。但是这跟上海最广大的底层人民没关系，跟码头扛活的没关系、跟街上拉车的没关系、跟工厂劳工没关系，他们是罗曼蒂克下的蝼蚁，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扛起了这个花花世界，然而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跟牲口没有两样。
我在讲学阀问题的时候就说过：我们大家要破除这种迷信，就是知识水平更高的人道德水平也会一样高。因为普遍能看到这种说法：科学家群体普遍道德素质高于普通人，我们可以相信其群体内部的“自审自查自净”，以使这个群体是为了全体人类最广大的利益。但是智商和道德水平是否有正相关，没有任何研究去证明。而且这些事情就怕有反例，一个反例的出现足以摧毁多年以来所搭建的信任。
举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与资本勾结欺骗大众的例子：发明出含铅汽油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米吉利，他力证自己的产品是无毒无害的——“10月30日，米基利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证明四乙基铅的使用是安全的。会上他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先是将四乙基铅洒在他手上，然后打开一瓶四乙基铅，将其放在鼻子下闻了60秒。”结果汽油燃烧时产生的铅严重污染了大气，使得世界各地患铅中毒的人急剧增多。他还发明了氟利昂，因此米吉利本人也被称为“地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个体生物”和“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
这种不信任感不就建立起来了么。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揭露米吉利欺骗大众罪行的，是另一位科学家克莱尔·帕特森，他顶住了来自石油资本巨大的压力，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含铅汽油对环境的巨大危害。这说明精英阶层内部还是有自我净化的空间的，只是自我净化的时间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铅已经毒害了一整代欧美人。
我这里不是在暗示或者影射什么，只是想举一个普遍性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这些精英不能很好地把持住自己，滑向了特权主义，我们人民群众似乎也没任何好办法。这也是大家对于精英们普遍警惕的根源——“精英无罪，怀璧其罪”，大家只能靠这种天然的警惕与敌意去制约精英们可能向特权主义滑坡的趋势。但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让精英主义与公平正义找到一个契合点呢？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讨论，给出的答案是——落实同级监督。但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原著，小说比电视剧讲的更露骨一些。电视剧里李达康是一个正面形象，但是小说中的李达康很明显就是一个标准形象：那种为了GDP 不择手段的官僚。
电视剧里李达康是因为开动员会累死了一个老书记，最后易学习背锅；但在小说里是李达康强征摊派，带人抢走了一个老太太家最后的两个鸡蛋和五块钱，结果老太太上吊自杀了，导致愤怒的村民暴走，酿成群体性事件。在小说中，李达康虽然没有经济问题，但是他老婆腐败掉了，身边副市长腐败掉了，下面纪委书记腐败掉了（这部分电视剧没有），那李达康自己所谓的“清廉”有什么意义呢？电视剧里并没有对于“同级监督”的问题做出更深入的阐释，小说里面说的很明白，易学习直接怒斥李达康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
易学习仰天长叹：达康啊达康，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呢？张树立老实吗？这个人胆大包天，顶风作案！中纪委巡视发现，就在丁义珍逃跑，你让他和市纪委主持光明湖项目纪检摸底期间，他竟然收受光明湖项目问题干部和企业的贿赂，还把责任推到了你身上，说是你为了保护光明湖项目，不愿让任何一个腐败分子落网！说那夜你从省委2号楼高育良那儿开会回来，把他和光明区区长孙连城叫到你办公室紧急碰过头。是你让他们记住林城的教训，不能在一条坎上摔倒两次……
李达康争辩：可是，老易，我并不是要保护哪个腐败分子啊！
易学习绷起脸孔，义正词严道：但是客观上，达康，你就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啊！你眼里只有经济，只有政绩，只有GDP嘛……
李达康被激怒了，浑身颤抖：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眼里能没有经济吗？GDP并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人民群众的冷暖温饱啊！老易啊，我日夜努力，一片真心可对天！
易学习意味深长道：达康啊，党纪国法就是天啊！
李达康怔怔盯着易学习，沉默片刻，突然爆发了，桌子一拍，怒不可遏地指着易学习吼：易学习易书记易大人，我是不是该向你自首认罪了？我是不是也要跟你去省纪委、中纪委喝茶了？
易学习也没想到，谈话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同级监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就算有他这样勤勉奉公的纪检干部，也难以监督李达康这种一把手。这种一把手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他们位高权重，长期以来习惯了权力的任性……
《人民的名义》小说中这一段的探讨已经非常有深度了，但是作者绝对藏着掖着没有把另一半话说完。同级监督固然重要，但是成为腐败窝案了怎么办？所以顺着同级监督逻辑往下想，“群众监督”四个字呼之欲出。这就是本文的最终答案。
其实我们现在刷社交网络，看各种负面新闻，可能会觉得太阴间了，太不利于精神健康了，但大家往好处想：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践行群众监督的一部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8）
大字报贴出来，如果好的话会各处传抄，经常北京这边出一个有战斗力大字报，第二天下午就能在南京看见，就相当于现在微博的转发功能。以前的官僚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出了事捂在当地就可以，现在不行了，人民群众就是用手抄、也能抄到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一项天才的设计，相当于在前社交网络时代给了群众舆论监督的工具。
所以毛主席的思维太超前了，搞的“大字报”模型已经有社交网络的基本概念了，但毕竟技术条件所限，人民群众也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这种武器。比如有一些内容就是造谣生事、污蔑抹黑的，也很难求证，也很难消除影响，当事人总不能可能像现在微博下面评论一样，在每张大字报下面留言“这是造谣”吧？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过太多类似的新闻，各种恶意造谣或博眼球追流量的家伙，进局子里反省几天去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好时代啊，能落实好社交媒体这种群众监督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不至于因为谣言和蛊惑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效果，是当代社会治理应该深入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