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的伟大故事，当代中国电影人就是讲不好
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功勋》各单元的水平参差不齐，主要是开篇《能文能武李延年》过于无敌好看了，把整部剧的评价都带上去了。第二个于敏的故事，总体上来讲是不错的，拍出了年代的质感和于敏的伟大贡献，雷佳音与倪妮的表演也都可圈可点。但是有一些细节问题，是我本文想谈的，而这些问题在陈坤主演的《钱学森》与《我和我的父辈》中章子怡导演的两弹一星故事，都有很多体现。
首先是两弹一星功勋的待遇问题。《功勋》于敏单元的结尾处，于敏一家想吃烤鸭而不成，让人感慨万千。但是呢，从对于敏的采访中，并未发现他有过类似“吃不成烤鸭”的表述。
我们很多关于科研人员的作品，总是展示他们怎么苦、怎么穷，仿佛只有苦和穷才能搞研究，这是不正确的认知。至少在真实历史中，新中国对于这些科技人才，是从来都按照高标准的待遇来的。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份文件，可以看到，特殊技术人才是按照部级待遇来的，至于一般技术人才，待遇也可以跟局长持平。
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的待遇，建国后只是因为国家还尚不富强，但是能给到知识分子的倾斜，基本都给到了。来看下面一份历史文件，这是杨绛先生的于1956年的工会会员登记表（看了这份文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杨绛先生的真名）：
这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第一，成分是“知识分子”四个字，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区分的符号；第二，杨绛的职位是“社科院外文所三级研究员”；第三，工资是241.5元。
那么56年241.5元的工资是什么水平呢，大致相当于“行政八级”，“行政七级”就是正部级干部了，月收入280元——
这可以与上面那份文件一起看，基本可以确定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的待遇就是部级水平。再上一个1956年军队方面的待遇，可以看到月入200+是少将的水平。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杨绛的名气还不大，钱钟书确实有名，而杨绛则要等到1978年出版《堂吉诃德》中译本、1981年出版散文集《干校六记》，这时候她才算真正有一点“大成果”出来。可以说五十年代一个社科院三级研究员，就有副部级、少将对等的待遇，国家对于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亏待过。
再比如钱学森老先生，人家国士无双，国家待他的水平也是按照“国士”级别。钱老回忆刚回国的时候工资350多，加上补贴能有500+，三年困难时期补贴少一点，也有450。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那就是元帅级别的待遇了。钱老去西北的时候，王震将军特意还关照过，钱老生活的一切标准就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只许好不许坏。
既然提到王震将军了，就多一句嘴，王震曾经亲自向毛主席请示过关于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主席对他的回复是“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再多一句嘴，毛主席的工资是按照上图594元的待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席主动提出把工资降为三级，每个月404.8元，这个工资主席一直拿到逝世。
所以说一个外文所三级研究员就能拿少将的工资，钱学森、华罗庚这种国士是按照元帅、大将的待遇来了，人家艰苦朴素是高风亮节，但并不是说国家亏待了这些无双国士。
再上一份历史文件，1963年钱老觉得自己工资太高了，向上级写信要求降低工资——取消自己一个月100元的补贴，350元基本工资按比例降低。
当然，历史中确实有可能于敏一家买不起烤鸭，因为于敏与回国前就名声大噪的钱学森不同，他是从中科院助理研究员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个岗位的工资我没有查到，不过于敏后来升任了副研究员，月工资标准是180元，参考杨绛那个三级研究员的待遇，助理研究员大概100出头——在当时比普通工人好，但也只能算小康之家，所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有可能手头紧买不起烤鸭的。但是如《功勋》中的剧情，他已经去研究氢弹并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于氢弹都已经成功爆炸了，这时候还有这样严峻的生活待遇问题，是值得认真审视、求证的。
至少对于于敏本人来说，他本人的“至暗时刻”绝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学校招生中只有一个人报考了他的研究生。这一段内容是他对友人亲口所述，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15年01月14日题为《科学的星光黯淡时》。
正如作者所述，如果这些科研工作者们真有什么“困难”“窘迫”“黯淡”的时候，那也是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而绝不是科学家比毛主席工资还要高的年代。
《功勋》里于敏单元已经算是好的了，布景道具很还原。看《我和我的父辈》里章子怡这个单元，非要弄成“家徒四壁”的感觉，就非常之无语。孩子们的穿着之邋遢，堪比陈凯歌《白昼流星》里的扮相。
关于当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对于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们给的待遇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尤其是那些研究“文史哲”方向的知识分子。这里不是歧视文科，而是当年那些搞文科的，压根就不是做学术，本质上就是封建士大夫余孽。我在《毛主席为什么要为纣王、秦始皇、曹操“翻案”》这篇文章中讲过吴晗的例子：
吴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当年写了一篇朱元璋的小册子《由僧钵到皇权》，把明太祖从头到尾黑了一遍。后来吴晗交待材料的时候承认了：“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很尊重这些知识分子，给吴晗的《朱元璋传》提了不少建议。比如吴晗吹捧彭莹玉：“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大家看明白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么？夸彭莹玉“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是鼓吹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了之后就“让贤”“退位”，至于让给谁呢？当然是“士大夫”“贤臣”们呐。
写彭莹玉这一段“私货”毛主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直接表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简单明了。最后毛泽东在给吴晗的回信中写出了一个结论：“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也算是直至核心了——你这一套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啊，肺腑之言，有些人就听不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干正事的，他们就想搞封建士大夫在朝为官、在野议政那一套，还想搞凌驾于人民的特权。再看下面这篇文章，就非常能够体现吴晗之流的特点。当时因为梁思成、林徽因公开表示反对拆除北京旧城墙，而吴晗则是公开支持拆除的，所以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两个朋友》，去讽刺梁思成和林徽因。我们暂且不谈拆除城墙这事谁对谁错，单看吴晗这种阴阳怪气的说法：
首先他不说这两个朋友是谁，但是他说一个“学哲学逻辑”一个“学建筑”，这不就跟指名道姓一个样么？自媒体吵架就喜欢这样。然后他又开始阴阳“虽然是权威，但是……”“文章写得多，房子盖得少”，就这一篇文章大家就能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风格。
当年毛主席退居二线之后，我们的政策更加发生了倾斜。当时给士大夫们发福利，都发到了通货膨胀，你敢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生产力不足，一穷二白，但是却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媒体人各种发福利，人为拔高工资，可不就通货膨胀了。
后来还是陈云出来救场，毕竟搞经济小能手，为了回笼货币推出了专门卖给士大夫的“高级点心”，其实也没啥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字——贵，把发给“知识分子”们的钱再收回来，靠这个来抑制住城市的通货膨胀，你说这福利发的有多夸张。当时还流传出一个顺口溜，问一问家里老一辈的人肯定听说过——“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
这个顺口溜全是“高级”二字，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不满，明显你们是“高级”我是“低级”呗。后来毛主席重回一线之后拨乱反正，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我在《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这篇文章中讲过：
1965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后毛泽东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毛泽东发怒的这一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士大夫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毛主席对于那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们的判断很准确：有些人是对生产力发展有大贡献的——比如科研人员，比如工程师，比如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就算是华罗庚这样研究纯理论的，工资也要比自己高；而那些表面上搞学术，其实也不是研究文史哲，压根就是玩影射、搞政治，浪费人民粮食的，统统去参加劳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运动期间，很少听说过理工科知识分子被迫害的事，反面典型都是吴晗这样的，应该明白一些道理了吧。
至于有些旧文人，平时高高在上，让他们劳动一下就好像要了亲命一样——“我怎么能这些泥腿子一样呢？？？”很多人把去五七干校当成“迫害”，让你像劳动人民一样参与生产，怎么能叫迫害呢？毛主席的女儿都去干校劳动了咋不说呢？李讷与丈夫就是在五七干校中相识相恋的。
言归正传，继续谈电影的话题。所以我们拍这些国士的作品，总喜欢搞苦情、搞悲情是不对的。当然，两弹一星功勋们确实苦，苦在隐姓埋名，苦在离家数年，这些是我们当代人必须要致敬、铭记的；但是他们真的不是待遇不好，影视作品中这样宣传是有偏差的。
再比如《功勋》中的这个桥段：于敏到了罗布泊基地，马副团长拿着一个“最可爱的人”陶瓷杯，代表着他是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老战士，但是他却显示出了对一众科学家们的不尊重，甚至故意不与握手，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功勋》中还要特意安排一个找轮胎的桥段，显示出于敏的科学功底，然后才慢慢“破冰”，马副团长才对于敏逐渐尊重起来。这其实就是为了戏剧冲突强行加戏了，那时候科学家是怎样的宝贝，哪里会有一个指战员不尊重？
类似于军官与科学家“二元对立”的桥段，陈坤主演的电影《钱学森》中也有这毛病。这些根源就是从美国好莱坞电影学来的：戴眼镜的主人公被肌肉男美国大兵瞧不起，然后露了两手之后获得了大兵的敬佩，类似的桥段在好莱坞爆米花电影中比比皆是……
同样展示两弹一星题材的电影《横空出世》里就非常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战士们给科学家打水，把罐头省下来给科学家们吃。更何况马副团长还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难道他们不是对于武器装备的差距体会最深的吗？这些科学家当宝贝爱都来不及，更何谈需要“证明”之后才去尊重。
与《横空出世》作比较，科学家一来基地，战士们赶着上去握手，光荣啊。
冯石将军是这个态度：
看把咱老李乐的，娶媳妇的时候估计都没这么高兴。
《功勋》于敏的单元95%都是非常棒的，唯独5%的瑕疵，只是有点过于碍眼，不吐不快。科学家伟大，战士们同样伟大，这种“捧一踩一”的做法去突出主角形象，不是一个优秀编剧和导演应该做的。在看《横空出世》这个桥段，科学家们在打算盘，负责保卫的战士有些不解，与连长发生了如下对话——
“连长，他们在干什么？”
“干什么？干革命！”
这是革命战士应有的觉悟。
在罗布泊基地，战士和科研人员们遇到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但每一次都是共同协作、战天斗地。《横空出世》的这些段落，能让人获得深厚的力量与感动：
这就是好电影啊同志们，我标题中说“当代”这个有点不严谨，看怎么定义1999年的《横空出世》算不算“当代”了。之前有个段子说，疫情使中国电影倒退二十年……我这掐指一算，倒退二十年不就是拍出《横空出世》的年代吗，还能有这种好事？
怎么讲好那个年代那些大师们的故事，我来举一个例子。前一阵看了我国材料学泰斗王启东老先生生前的一个采访，有两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是他刚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不叫材料系，叫冶金系。组织上想让他去搞实践，设计生产线、培养工程师。老先生回忆说他当时也进行了思想斗争，因为他毕竟是搞科研的，在美国也是拒绝了人家丰厚待遇和一个实验室主任回国的，回来之后搞工程就意味着要暂时放弃科研梦想。但是当时国家基础差，工程技术人才非常稀缺，于是他决定还是走上了给国家培养工程师的道路。
第二个是七十年代，那时候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困难了，王启东当时给组织上建议，要发展氢储能技术，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他的建议组织上非常重视，从国家到浙江省再到浙江大学，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建立了氢储能实验室，王启东成为了负责人。现在浙江大学的氢储能研究，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说明我们国家很重视技术类人才、科研工作者们的建议的；甚至像吴晗这种人，当时力主要挖定陵，最后不也给他挖了么，结果还是郭沫若黑锅背下来了。
王启东老先生这个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嘛，国家困难的时候你毅然回国，放弃科研梦想给祖国培养工程师；等到国家条件好转了之后，你的建议组织上非常重视，让你的知识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颇有一种“君以毕生报国，党以国士待君”的感觉。把这个故事拍出来，不比宣传什么吃不起饭、穿不起衣，要强得多了？我们影视行业工作者们，还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