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建议“全民发钱”？

在上一篇文章《越“放水”，贫富差距越大》中我详细分析过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贫富分化，具体我们这一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一方面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优质资产水涨船高，另一方面奢侈品销售额节节攀升。只说明一个现象：贫富差距分化的现象加速了。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与其这样“放水”，倒不如全民发钱、按身份证按人头发钱这样来得合理。毕竟现在的形势就是：已经开始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了，刺激了快一年多了，还有一群龙王在截流，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振兴实体经济的目的。

那么比烂而论——与其现在这样让北上广深顶级资产价格再创新高，与其让奢侈品销售额突破历史极限 ，那还不如把钱发到每一个人头手里。

就好像面对疫情，最理想化的策略是“精准防控，动态清零”，但是实践到三年之后，似乎很难做到真正“精准”了，各地无一不是“层层加码，一刀全切”。所以刺激经济，如果能“精准滴灌”，通过在生产端产业升级、增加就业岗位、以点带面盘活全局，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这不是……

所以就算是大水漫灌，“灌”到所有人头上，也比只“灌”龙王要好很多。因此，我的建议是根据客观现实，所提出的改良主义解决方案。

很多事情都是达不到一个理想态的，我在第一次直播里就吐槽过：有官方背景和优质资源的城投公司、融资平台，不想着产业升级，不想着在高新领域破局，天天想着跟地方银行勾搭炒地皮；占据了先发优势的互联网垄断巨头，不想着技术突破，天天想着玩金融、小额贷、社区团购割韭菜……它们才是最“躺平”的典型！那些媒体有啥脸天天指责年轻人“躺平”！中国的打工人明明是最努力的好不好！

所以既然做不到那么“精准”，至少做到“善良”一点，按人头发钱，就比只给龙王放水，要善良得多。

关于全民发钱的问题，还需要再澄清三个问题：第一，按人头发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因为这点狗屁小钱根本不可能带来通胀，跟M2持续了数年之久的货币增量相比简直如池塘之于北海。就比如说吧，今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75.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假如给全国14亿人每人一次性补贴1000，不过1.4万亿，这样差不多发整整一年，才相当于M2宽松一个月的增量。

虽然不能这样硬性类比，但这个对比可以说明，给全民发钱压根不需要额外放水，只需要合理调整货币增量的分配，更细化、更妥当地使用金融刺激政策。

而且这是一个经济常识，怎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呢？比如互联网大厂，会给员工租房补贴或住房无息贷款，结果导致离公司近的区域房租房价全面上涨，员工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全让房东赚取了。然后员工还得谢谢公司，觉得这是我们大厂才有的福利。

这就是一个简单经济学的常识：供求关系不变，员工手里突然多了一笔补贴或无息贷款，那么注定引起价格上涨。我们现在供求关系是恒定的吗？完全不是啊！现在是消费相对不足，尤其是普通人、穷人的消费不足。

假如按人头发钱之后，张三决定下馆子搓一顿犒劳一下自己，李四决定再填一点钱换一个新手机，王五决定给自己爸妈买套新衣服，赵六决定攒一点假期出去旅游……消费市场如此多元化，这样有个屁的通货膨胀啊？太瞧不起我们的经济体量了吧？难道真以为每个人拿了笔钱，全都一心一意买猪肉去了吗？

所以拿通货膨胀忽悠人的，全都是“别有用心”的经济学家们，他们颠倒了产生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纵观人类历史，通货膨胀的起因从来不是老百姓手头的钱多了一些，根源而是在各种各样怀有各种目的的“龙王”们。老百姓手里多点钱能引起通货膨胀，这也太抬举我们了吧，老百姓才值几个钱啊，你把我们全卖了也通胀不起来啊。

还是那句话，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误导大众太深了！他们只会站在有钱人、有权人的立场上瞎BB。

大水漫灌是一种金融懒政，可以类比疫情一刀切的举措；全民发钱虽然离精细灌溉相去甚远，但至少不至于让刺激经济的部分在富人层面就被截流了，比推动“高端资产泡沫”和“奢侈品繁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理想态：把截流的龙王都清理掉，让刺激经济的手段真正能刺激到经济中，而不是让龙王的财产又上了几个台阶，回头还吹嘘自己勤劳致富。

不过这就是另一话题了，没有剧烈的社会革命，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吐出嘴里的骨头？所以本文就探讨一个可以实现的方式：全民补贴虽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比只给“龙王”灌水合理得多。

第二，全民发钱都全没发钱？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狗屁逻辑，但偏偏就有人这么说了。

同样一笔钱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你给一个快要吃不起饭的穷人发了一笔救急的钱，他会因为另一个亿万富翁收到了同样一笔钱，就相当于没发？还是在胡锡进眼里，穷人不算是人了？

第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福利社会不会养懒汉！

这是新自由主义四十年，对我们价值观根深蒂固的影响，已经在很多人脑海中建立了“巴普洛夫反射”效应——以至于一旦有人说什么发钱啦，多放几天假啦，就会有人嗷嗷跳出来：养懒汉啦！养懒汉啦！

我在讲王宝强的电影《八角笼中》的文章《王宝强的《八角笼中》，揭示了哪些残酷的社会真相？》中，分析过大凉山的问题：

彼时新闻一火，就有无数网友指出，该地区穷，是因为某些“贫困山区民族劣根性”，比如不劳作、吸毒、犯罪等等。有网友说“当地人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有网友说“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更有网友直呼：“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客观来讲，大凉山的人民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封闭，确实跟所谓的“文明社会”有很深的隔阂，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甚至陋习，加深了外界对他们的误解。

但是，一旦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凉山的人民绝不是网民口中的“不愿外出打工、躺着过日子的”形象。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仅珠三角地区，就有超过三十万的凉山彝族人务工，每年在东莞都有彝族人火把节活动，这就是他们背井离乡努力追求新生活的证明。早在2008年舆论风口浪尖的“东莞童工”事件，就是用的大凉山的孩子们。

然而“肯工作”从来不是和“能脱贫”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我们对于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支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在东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小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是四十年来最恶毒的一句话——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

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

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则从女性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而认为单亲母亲更乐意于依靠社会救济而生活——这一社会普遍观点，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必须要为单亲母亲澄清这一污名。

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

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

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过贫困家庭被社会排斥的各项指标，提出了“被剥夺指数”的计算方法。他认为，政府给予长期失业群体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据他的计算至少低了50%以上。

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过上不被社会排斥的生活，才能让他们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轨，才能让他们的子女顺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让贫穷代际相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拆除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裁员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群体，受到了就业市场严重的歧视与排挤，更重要的是这种排挤并非“天然的”或“必然发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没有到位导致的。他们即便是国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时依然远远不如其他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边缘化排挤。

我们固化印象中，“福利社会养懒汉”的概念很多源自于欧美国家街头的流浪汉群体，看他们每天晒晒太阳，领领救济，似乎优哉游哉没有任何工作的动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调查了本国流浪汉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调查显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中，有超过25%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过一段时间；80%的街头露宿者都至少成为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过莫名的暴力袭击——可能仅仅来自于路人的仇恨，但这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选择向警察报案。

同样，调查的结论还是，政府对于这些边缘群体的福利与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还不仅如此，贫困哺育着贫困，底层深陷于底层：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儿，并把他们的父母财富和地位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等到了1996年，这些新生儿们26岁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属于第一阶层或第二阶层的年轻人群体，失业率远低于其他三个阶层；而父亲属于第五阶层或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年轻人，有着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够支持“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严谨一点说，“高福利导致底层人民普遍丧失工作的动力”这一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从欧洲到美国，从80年代到21世纪，涵盖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左翼学者、媒体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研究，反驳此观点的研究比比皆是。

第四，还需要说明一点，拉美国家的衰落不是因为发福利、养懒汉，而是因为英美等国家的打压与剥削。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近两万字的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从“发达国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综上所述，是时候认真考虑全民发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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