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白所成》内容连载第八章：禁毒改种

《我是白所成》又叫《白所成的果敢救赎》第七章，前面六章链接如下，同时提供了几篇可以参考阅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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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禁毒改种

    1992年，彭家声与杨茂良争兵权引发内战，彭家声逃离果敢后，我就一直担任民族民主同盟军副司令，负责政法工作，又兼着禁毒委主任，并在中国边境果敢一侧已经在两公里内实行了罂粟禁种。

    1995年底，彭家声重返果敢以后，同盟军主力部队已作鸟兽散。我虽然还是当副司令，却已是空架子。但我仍然身兼政法部部长职务。

到2000年的时候，彭家声“改组”到我们二位副司令和总参谋长头上了，我们知道这是果敢的定数，也就任由他胡作非为。

他为了剥夺其他各位主要领导的权力，将二位副司令和总参谋长变成“公、检、法”，他先将总参谋长魏超仁“升”为副司令，兼任公安局局长。这一调整，就等于释了他的兵权，他手上唯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帮助外来客商办办暂住证了，其他实际权力全部都归于彭德钧（彭家声的侄子，29战乱的总参谋长）的“特警大队”。

为了控制禁毒经费，早在1995年入驻果敢的时候，彭家声就由其长子彭大顺（彭德仁）接任我的禁毒委主任。而我呢继续担任副司令，同时“升”任特区副主席，兼任法院院长，实际权力都归了彭家贵的执法处（彭家贵是彭家声的四弟。彭家声私设的“执法”机构，里面有“法官”、他可以随便给人定罪，为达到敲诈的目的，他还设有可以随意关押人的牢房）。

王国政副司令担任检察院检察长。但实际上，果敢大小事务都由彭家声一把捞，哪里还有王国政来“检察”的份。

此外，老街其他所有能“得益”的职能部门都归彭家荣（彭家声的五弟）市长管，刘国玺秘书长只有参加会议的份，李忠祥副主席只有在办公室呆着。 

中国国家禁毒局官员赴果敢罂粟地考察

2001年，国际社会与缅甸国家政府责令果敢彻底根除罂粟问题。迫于国际压力，彭德仁自动放弃禁毒委员会主任一职，彭家声再次任命我担任禁毒委主任。

我接任禁毒委主任后，开始实施果敢全面禁毒。然而，这对于有着一百多年罂粟种植历史的果敢，是何其之艰难。

      罂粟，又称阿芙蓉，原产欧洲，是一种跨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无毛，叶子为长椭圆形或长卵形；基部抱茎，边缘有缺刻，可作菜肴。春季开大型花，单生枝顶，花瓣4片，有红、白、紫3色，极具观赏价值。其蒴果呈球形或椭圆形。种子细而多，含油50%，可榨油食用。果壳可入药，有收敛止痛的功能。其果浆呈乳白色，经开割、流出、风干、收取等环节，即成黑褐色的鸦片，又称“芙蓉膏”“土药”“洋烟”“烟土”“大烟”等，内含吗啡及罂粟碱等其他生物碱，有镇痛、镇咳、止泻等药用功效。但常用会成瘾，致人于残废，滥用，则会致人于死亡。因此，鸦片又是原生毒品之一。

     随着历史的发展，鸦片逐渐变成了一种特殊商品。商人为了压缩鸦片的体积、降低其重量，减少运输成本、扩大销售半径，以赚取更大的利润，故以鸦片为原料，提炼成次精制毒品“黄砒”。继之，又以黄砒为原料，提炼吗啡含量极高的精制毒品“海洛因”，因其成品为白色粉末，俗称“白粉”，又称４号。

      由于罂粟产业化种植，鸦片的贩运吸食，特别是精制毒品的非法加工、走私贩卖及吸食注射，给近现代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无穷灾难。因此，罂粟这棵艳丽的小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人为操控，最终变成了当今世界在禁主要毒源之一。

果敢地处北回归线一侧的边缘热带，地理上有罂粟鸦片生产的良好自然条件。同时，又因地处边陲、归属变迁、社会动乱等特殊历史地缘，曾一度成为东南亚“泛金三角”鸦片主产地之一，“麻栗坝烟”曾名噪四邻。但究其历史由来，罂粟与鸦片并非果敢的土特产，其实是历史上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产物。

据国内外可考史料记载：1600年（中国明代万历28年），英国即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侵占印度东南沿海，开始建立殖民据点，诱使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开始着手垄断鸦片贸易。此后，罂粟与鸦片，随着英国殖民势力扩张，开始在南亚、东南亚及东亚逐渐蔓延开来。地处滇缅边陲的果敢地方无疑在劫难逃，逐渐沦为罂粟种植区和鸦片出产地。近现代果敢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受此影响极大。

根据英国皇家档案馆印度档案室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史料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将鸦片带到中国，是在清康熙43年（1704），起运地是印度东南沿海马德拉斯港，所用轮船名叫“斯特列塞姆（Stretha111）号”。此后，英国输往中国的鸦片，逐渐增长，直至泛滥成灾。已知至雍正７年（1729），每年为200箱；至乾隆38年（1773），每年为1000箱；至嘉庆（1796～1820）年间，每年为4000箱；至道光初年（1821），每年为8000箱。

同时，罂粟种植已从印度蔓延至越南、缅北、滇西、滇南，乃至陕甘。

中国道光11年3月，即1831年4月18日，清《宣宗实录》卷185有如下记录：“滇省沿边山辟，民夷土司中，间有偷种渔利之事”。同年8月3日记录又有：“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民人，亦复栽种渔利”。同年12月20日的记录则称：“云南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

由此可见，清道光初期即1821～1831年10年之间，云南特别是滇西，包括果敢、永德、镇康，罂粟鸦片，已经泛滥成灾。

另据果敢禁毒展览馆的《鸦片小史》载：“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将鸦片子种从印度阿萨姆邦，运进缅北亲敦江、钦邦、克钦邦及掸邦地区”。

《列国志·缅甸》载：“1826年，英国人占领若开邦和德林达伊后，开始在缅甸种植罂粟”等。

这些历史著述，与《宣宗实录》记载，相互验证。以此为据，果敢罂粟种植的历史发端，最晚也当在19世纪20年代，距今180多年。

    尽管在19世纪20年代，罂粟鸦片在缅北滇西包括果敢，已经开始种植产出，但仍处于不合法状态，国家或地方当局不时仍有查禁限制之举，发展规模依然有限。清同治13年即1874年，面对禁而不止的罂粟种植及鸦片贸易风潮，云南巡抚岑毓英提出“寓禁于征、抽收土药厘捐、增补国库财源、以供兵饷”的奏折，得到朝廷允准，客观上等于宣布罂粟种植及鸦片贸易合法化。据《新纂云南通志》86册载：当时云南省“抽收鸦片厘捐，岁入白银为三十六七万两”。

1897年，果敢正式被划归英属印缅殖民地，罂粟种植及鸦片贸易，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鼓励和保护，畅行无阻半个世纪。

1948年，缅甸独立后，就果敢及所在掸邦地区而言，曾先后有国民党流亡武装、反政府的地方民族武装、缅共武装、联邦政府军及其地方嘎戈也武装等多种军事力量在此游弋乃至分别割据。这种复杂的民族、历史、政治、军事等因素，使罂粟种植及鸦片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风行又是半个世纪。

1989年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及第一特区政府成立，在辖区内，正式把禁种禁毒提上议事日程，历经13年的曲折坎坷，最终于2002年底，在我担任禁毒委主任时禁绝了罂粟种植，改变了果敢百年罂粟种植的历史。

当时，我逐步构建了“国内上下协调、国际理解合作、地方齐心协力”的禁毒禁种环境，并以此为新起点，始终坚持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的全面禁毒方针，严防罂粟鸦片的反弹和其他化学毒品的乘虚而入，严厉打击一切毒品犯罪活动，稳步扩大替代开发的领域和范围，加强地方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努力带领烟农走出禁毒时期的低谷。

我采取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把禁毒与扶贫相结合。我亲自下乡，走进千家万户烟农家庭，对确有困难的家庭，我尽可能自掏腰包帮助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解决不了的，才从禁毒经费中支取。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比谁都了解家乡人民的疾苦，但是，为了整个民族利益，为了组织的长治久安，有什么困难我们共同来克服，在我们这一代，我们一定要完成禁毒使命。希望各级政府领导全力配合，不要让我为难，我就算是要经受十几万人口的唾骂，也绝不能让世界上20亿人来指责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人民。”

罂粟禁绝后，果敢烟农一度生活无着。仅2003年，饥饿疾病就令山区烟农死了500多人。恻隐之心令我从自己的积蓄里拿出300多万人民币，在芒栋坝建新民村，将200多户极其贫困的烟农接下来安居，并在新民村兴办学校和农场。

第二，全面发动，全员参与。上至特区副主席，下至村长，各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地以不同方式积极投入禁毒禁种的宣传发动工作。当时特区总部及果敢县，领导在禁毒工作上的分片分工为：我负责禁毒的全面工作，并与杨子军负责红星区，字三、刘国玺、周智敏负责兴旺区，彭家富、周智敏负责西山区，魏超仁、王国政、李文光负责东山区。全区统一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就达10余次，普及面达100%。其时，主席彭家声为表现他的禁毒“决心”，曾先后深入各区进行“大演讲”，并因此获得联邦禁毒委2000年12月12日颁发的荣誉奖章。

 2002年春天，我作为副司令、禁毒委主任，亲自深入果敢北部山区，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历时半年，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帮助基层排忧解难，使当地禁毒禁种工作得以有序推进。如此以点带面、真抓实干、一禁到底，我因此获得联邦政府禁毒委2004年7月14日颁发的表彰奖状。

      第三，充分利用媒体宣传、造势。1996～2002年6年间，我招贤纳士，在果敢创办了多元多彩的商业化运作的文化宣传媒体，如《果敢特区报》、《果敢画刊》、《缅甸掸邦电视台》等报刊电视台，直接服务于禁毒禁种的中心工作。这些文化宣传媒体，传播国内外时事新闻，宣传果敢和平、禁毒、发展的动态，呼唤民众的觉醒，引起国内外的关切。许多国内国际政要、驻缅各国外交使团、驻缅各国记者等国内外人士，因此纷纷来果考察参观，见证果敢禁毒禁种的真实情况。其中，联合国禁毒委秘书长彼诺·阿兰奇于1998年5月12日来访，联邦政府和发委主席、三军总司令丹瑞于1999年10月14日来果敢视察，联邦政府和发委第一秘书长钦纽多次来果敢巡视，联合国及中、美、英、法、日、俄等36国驻缅记者于2002年3月13日来果敢采访。

      第四，建设禁毒教育基地。2002年12月27日，果敢禁毒展览馆落成开馆。由于宣传发动的到位，果敢的禁毒禁种，最终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第五，着力开拓替代产业。在禁毒禁种过程中，我始终注意把广开门路、扩大替代开发，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做到有堵有疏、有破有立，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先后提出了“开放边境，搞活经济”“建设城镇，带动农村”“引进技术，替代种植”“培养人才，教育兴果”等建设方针，有规模、有成效的开发替代性项目，并坚持一手抓禁毒、一手抓建设，两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1996年之前，老街还是一个简易街道、简易房屋、简易商铺组合的农贸集市，人口仅约千人。通过这些年的招商引资、扩大开发，而今已扩展为拥有1市8社区的新兴边贸重镇，街道总长已达17公里，房屋3000余幢，人口5万多。老街不仅拥有了现代多元的商业服务行业，还出现了新兴工业，创造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已经成为拉动农村经济的龙头。清水河、石园子、大水塘等区级集镇，也相应得到拓展开发，对所在地区经济发挥了积极的辐射效应。 

白所成在万人禁毒大会上宣读禁种罂粟动员令

第六，争取外援。在禁毒禁种过程中，我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开放的政策，努力争取国内外的不同形式的援助，包括经费、物资、技术、设备等。在禁种、替代开发、抗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温饱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如缅甸联邦政府于2000年援助缺粮户大米3000包，2003年又援助大米5000包、盐巴80袋；筹募各方资金修建了仰况大坝江桥、慕泰河桥、西帕河桥；争取外援，支持芒东坝、双凤城人畜引水工程的建设等等。

     对果敢开展援助的国际单位有中国、日本、韩国、联合国以及无国界援助组织等。

      第七，加大打击力度。特区警方以及联邦驻军，对那些明知故犯、累教不改的涉毒行为，采取了有力的强制措施。据资料载：2002年特区警方，在依法执勤中，先后缴获海洛因63公斤、黄砒26公斤、鸦片240公斤、安啡他敏11万片、武器31件，抓捕毒犯121人，依法分别予以惩处，最严重者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时，还对吸毒人员，进行了强制戒毒，其人数达1500余人。

2002年底完成全面禁种之后，为严防罂粟、鸦片反弹及易制化学毒品乘虚而入，除保留特区缉毒队建制执勤之外，特区警方还进一步完善、强化了口岸通道的监管盘查，建立了国际国内联合巡查机制。同时，坚持日常防范和每年１～２次严打扫毒统一行动相结合，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2003年，光山道水、官庙河头等闭塞山区，曾有20余户农民偷种罂粟，案发后我们对户主进行了传讯拘役，并强制铲除烟苗。同年12月2日，还破获了老街２保李某住宅毒品案，缴获海洛因11包、黄砒10块，合计7350克；另有冲锋枪２支、手枪１支等。2004年，特区缉毒队在杨隆龙寨口岸附近，截获麻黄素15袋604公斤，抓获毒贩字某等12人。2005年10月20日，破获慕泰李某毒品案，缴获海洛因43公斤等。

    实践证明，果敢虽然完成了禁种，但并不等于完成了禁毒。以冰毒麻黄素为主的新型化学毒品已秘密侵入果敢，禁毒工作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直至“8.8”事件前夕，果敢禁毒工作仍由特区行政管理委员会统筹，下设禁毒委员会及缉毒队，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我主持的禁毒工作持续有序，但毒品的暗流也不断翻新。

      2007年6月，受特区政府派遣，副司令张德文及翻译欧永祥出席了缅甸联邦政府在腊戍召开的禁毒会议。同月，国际联手侦破捣毁了双凤城西郊毒品加工窝点，缴获化学毒品250公斤、冲锋枪2支，一名副营长及一名治安队长因与此案有牵连而被宣布停职。同年10月，中国等7国驻缅大使来果敢，视察禁毒替代开发状况。

为改变果敢百年罂粟种植历史，白所成赴中国寻找替代罂粟种植出路

      2008年7月，特区政府与临沧市签订《替代开发合作框架协议》。同月，中国援果大米1200吨，分批运抵果敢，接济山区缺粮农民；果敢与中国云南临沧市就深化替代开发、封堵易制化学毒品来源渠道、建立双方禁毒情报官及情报交流制度等问题，达成共识，双方签订了《共同合作打击易制化学毒品犯罪的协议》。同年9月，特区开展严打扫毒行动，先后抓获毒品犯罪等嫌疑100余人。10月，特区召开区乡干部会，就打击易制化学毒品犯罪的问题打招呼。当年，经边境国际合作，先后在杨龙寨、芒卡、厂街等地，查获了一批数额巨大的毒品毒资案，其毒品数量以吨计、毒资金额以千万元计，1名县政府领导及1名部队处级干部被查卷入这些案件，从而触动了新兴毒品盘根错节的敏感神经。可是结果，案件的处置因彭家声的介入而不了了之。

      2009年3月31日，我辞去禁毒委主任职务的请求被允准，由副司令王国政接任禁毒委主任一职。

2009年“8·8”事件发生，果敢政局陷入危机。同年8月25日临管会成立，9月22日领导班子及工作机构调整后，仍保留禁毒委员会的建制，对临管会负责。禁毒委主任为王国政，副主任为禹明聪，处长为杨光高，副处长为盛三。禁毒委员会共20人，与司法部一起，配合联邦警察部门开展禁毒事宜。

据联邦老街警察部门披露：“8·8”事件期间，警方先后在果敢查获毒品片剂1190万粒、粉剂497公斤、制毒化学药剂1752加仑等，并于2009年10月31日在东城广场举行了对这些毒品及其制毒药剂的销毁行动。时任联邦总理吴登盛以及驻缅11国使节出席了大会，时任联邦禁毒委秘书长、警察总监钦伊准将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巩固禁种禁毒、替代开发成果，继续坚持全面禁毒的方针政策。

      跨国禁毒合作方面，果敢与中国镇康就边境国际合作禁毒问题先后进行了8次会晤，成功抓捕云南省公安厅通缉的毒犯10名，联手破获毒品案3起，拘捕毒犯2人，缉获毒品28公斤。同时，经与中国警方合作，将果籍特殊群体贩毒人员110名引渡回果。当年，果敢保留国际合作禁毒替代种植的蔗园9万亩，使用糖厂扶持资金人民币5003万元，创造总产值1.76亿元，惠及蔗农3770户，计22620人。               

      2011年3月30日，自治区领导委员会成立，原特区临管会禁毒委的使命终结。自此，果敢禁毒工作转由联邦老街县禁毒委员会及其警察部门统筹，禁毒委主任由凯通吴（缅族，自治区领导机关秘书长）担任。 

      2011年6月26日，自治区曾在东城禁毒馆召开“世界禁毒日”纪念会，老街军分区司令拉敏准将、联邦人民院议员张德文、联邦民族院议员刘国玺出席会议，自治区工作委员明学昌讲了话，强调要继续坚持“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的全面禁毒的方针，坚决杜绝罂粟种植反弹，积极扩大和提升甘蔗、核桃、茶叶、橡胶等替代种植的规模效益，为实现“巩固、稳定、发展”的目标而努力。

      2011年8月2日，我签署《关于严厉禁止罂粟出现反弹复种的通告》，下发区、乡、村，广泛粘贴，广为宣传，统一实施。同时，还在电视及网站播发《通告》全文，引导社会舆论。同月19日，在第二次区乡干部会议上就禁止罂粟反弹复种的问题又进行了强调，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对本辖区进行监督检查，一旦发现罂粟反弹复种，必须立即禁绝，立即上报，对违法人员绳之以法。上述举措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果敢至今未见罂粟反弹复种的现象。

人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我曾身经百战，负伤四次，1977年那次是重伤，可谓九死一生。诸多的磨难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远离战争，远离毒品的社会环境，对果敢人民是何等的重要。君不见2009年“8·8”事件何其凶险，老百姓的天堂地狱或许全在我的一念之间，我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护组织的最初决定：理性化解矛盾，保护果敢民族利益，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我既然要挽救果敢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岂惧鼠辈肖小恶意污蔑？

（徽剑备注：删除了三张意义不大的照片，文字未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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