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想象上海，就如何想象复旦
对一座城市而言，大学校园不仅是一个地标或景点，更重要的是，这些高等学府独有的故事和气韵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从而在每个学子乃至每个市民的生活里建构成独属于他们的城市记忆。
当然，一个学府的生成与其时空环境有关，城市与校园在文化叙事上也有着深切的互文性。上海这座城市在近现代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复旦校园也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成长成熟。
图源：新浪微博@复旦大学
文 | 陈晓宇 段旭昶
编辑 | 甘磊 王健欣
本文共 3938 个字，预计阅读时间为 6 分钟
扎根复旦的气韵
“燕园、相辉堂和邯郸路上的排排梧桐，上空飘来飘去的少年轻狂、自由、机智、没落贵族的气息，是复旦孩子们在长长的人生路上抒情天真的部分，也是赖以辨别同类的秘密标识。”（卫慧《上海宝贝》）
海明威曾在《流动的盛宴》中写道：“也许离开了巴黎，我就可以写写巴黎，就像在巴黎我能写写密歇根一样。”自通俗小说家卫慧从复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的作品中便屡屡出现关于大学生活的图景与记忆，这四年的时光给予了她无数的写作动力，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复旦大学我的脑子活泼了，对世界的感受复苏了。复旦给我的是自由空气，是破落贵族的气息。”
读者们可以发现，当面前呈现出“燕园”“相辉堂”和“邯郸路”这些名词时，卫慧笔下的那种气息便可以不加言喻地流进感官之中——纵然时光流逝，在一代代复旦学子心中，这些名词所代表的图景以及背后的记忆从未改变，依旧保持着“自由而无用”的独特气质。
图源：复旦17级中文系杨欣怡
这种气质并不停留在文人家言，更多表现为某种切实可感的现状。复旦大学17级的李同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复旦最核心的就是多一点点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实践的自由，一种是思考的自由。复旦自主选课的模式和没有宵禁的制度就是为实践的自由提供了基础，这给了学生安排自己生活的空间，同时复旦一以贯之的校风和学风使得更多的师生能够抛开实用和实践，来谈论更大的‘可能性’。”
这种自由的根源来自创造复旦校史的每一位先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黄书光的《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一书中，对马相伯先生有着如是评价： “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设计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是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原创力。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许多评论家认为，马相伯重建了自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于右任先生正是在流亡途中被马先生收入门下，接受“救国必先科学”的思想教育，后来感激马相伯：“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马相伯（1840~1939）
在复旦的建校之初，马相伯为校长，留美的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和此前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成为复旦人血脉的一部分。
在马相伯老校长之后，李登辉先生也恪守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创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具体来说，学校要着重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将学生的思维模式从记忆知识转换为提出独创见解，时时拥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思想自由”带来了“学术独立”，并保证了对于科学真理的探求不受到功利和权力因素的羁绊与驱使，让整个校园里都能有鼓励独立思索和积极探究的氛围。 也正是在李登辉先生任职期间的1927年，复旦大学突破了旧传统，开始招收女生。
李登辉（1872~1947）
凡此种种的事例数之不尽，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复旦“自由而无用”的气氛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而非一蹴而就。站在“身在此山中”的立场上，我们可能无法完全客观理智地看待历史上的复旦大学，因而阅读类似于卫慧笔下的文字时只是会心一笑。然而，对这种“自由”的呈现与认同，不仅是校风乃至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成，更与我们所在的时代，以及时代给予我们的历史视角有关。换言之，即使复旦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自己的校风不加改变，我们对于复旦这所学府的描述，也会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嬗变，呈现出与它代表的文化与历史地位的相关性。
我们如何想象上海，就如何想象复旦
在文学作品中，复旦及其他学府有着各式各样的表现形态。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故事背景，讲述的是主人公林道静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正邪两立，而有趣的是，其中“反派人物”——大地主的儿子戴愉和大买办的儿子刘文蔚——都毕业于复旦大学。
小说中如是写道：“刘文蔚是一个大买办的儿子，他俩在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同学，以后恋爱了。后来他到日本去留学，她也转到北平辅仁大学来读书。她等了他三年，整整三年。她多么盼望和这个有钱的资本家的儿子结婚呵。而且他在日本学的是政治，回国后还会在政界大大地活跃一番。他们即将有一个美满而舒适的小家庭。这个家庭的安排不要日本式的而要西洋式的……刘文蔚有一张白净的长脸。”
杨沫所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资本家”“大买办”“学政治”“白净”“西洋式”……这些词汇在五十年代的话语体系中无不含有隐约的贬抑意味，就算是放到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去，也很容易发现，作者在将这些特质与进步和革命的话语相对立。
诚然，我们不可直接断定这些特质都与五十年代文学想象中的复旦有直接的干系，但是必须要承认，这段以“复旦大学毕业生”起首的文字暗示着我们：旁观者对于复旦这所上海高校的态度，无可避免地随着上海的历史活动而改变。
在不同的年代书写上海，以及书写不同年代的上海，其本质都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上海”呈现出的某种文化与历史态度进行判定，以文艺的技巧巧妙地融入作者的爱憎褒贬，表达出隐约的态度倾向。
《青春之歌》小说改编同名电影剧照：左为戴愉，右为余永泽
与文艺作品中其他城市的校园形象对比，我们依然能发现不同。《青春之歌》中的正面角色余永泽出身北京大学，这样带有文化意味的身份设定想必不是偶然——作为中国新文化史的起点，清华北大两座高校无疑比复旦拥有更多的历史镜头，更合适也更容易成为家国情怀的代名词，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革命、进步与青春的符号。更何况，在三校汇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后，国难当头弦歌不辍的校史，已经成为每个国人对那段辉煌文化史的代表回忆。
在2018年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之际，电影《无问西东》与纪录片《西南联大》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这告诉我们，由于有些学府背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因而它们已经从单纯的城市书写中走出，进入国家记忆的框架中，甚至反过来，成为所在城市的精神高点。
2018年纪录片《西南联大》，一共5集：《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
而对于复旦来说，城市与校园的交融则更为紧密，可以说，我们如何想象上海，便如何想象复旦，后者仅仅作为前者内嵌的一份子而存在。
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中，刘俊先生便对上海独有的都市书写传统进行了归纳：“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上海书写并不等同于上海题材的文学创作，而是在上海题材的基础上，浇铸进书写者对上海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上海在上海书写中既是一个背景，又不仅仅是一个背景——它还是一个参与作品成立的重要的角色。”
李欧梵所著文学史研究专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以现代文学为例，典型的上海书写中，就充满了各种都市文化的符号。《上海摩登》一书将这些作家与文本解构为四个专题——“色、幻、魔：施蛰存的实验小说”，“脸、身体与城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颓废和浮纨：邵洵美和叶灵凤”，“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可见，从这些作品中提取出的上海元素无不带有时人对于都市空间的叙述与想象，这些想象或于灯火酒绿场中植根，或同梧桐下的咖啡厅相得益彰，呈现出与广袤的乡土中国截然不同的新鲜意象：它们代表着改变、新奇、前卫、多元，也许无法一言以蔽，但置身于其中者会将那种“摩登”气质内化于身，从而在叙述书写中呈现出上海气韵。
而当1945年抗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和内战导致的经济瘫痪才使得上海的都市辉煌走向没落，此时，“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被允许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茅盾《子夜》里的那个LIGHT，HEAT，POWER的世界看来也消失了。”（《上海摩登》）
茅盾所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子夜》
“允诺包容、存在和随时出发”
因此，当我们站在城市书写的角度去反观复旦呈现出的“自由”时，也许会发现这与上海的都市精神不无关联。
费巩先生便是能体现这种精神的复旦校史人物。他笃信政治民主、学术独立，宣扬言论自由，反对独裁统治。在“五卅惨案”后，时任学生评议委员会主席的费巩还组织了全校学生在江湾一带开展游行示威活动，配合了罢工罢市的运动；并担任小学董事长的职务，让江湾地区的清寒子弟们能够学习识字念书，向他们介绍民主自由的思想，鼓励他们勇敢参与民主斗争。
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上海就作为租界，发展成长为近代亚洲大陆唯一一个国际化都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更是作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经济上和国际社会紧密相关，文化上和国际社会数百年接触，新思潮和新事物的争相涌入成为上海的常态，由此形成了“见多识广”的城市底蕴，也形成了包括万象的博大胸怀。
上海也正是基于此，给予了每个人对多元事物进行思考的环境，以及自主实践的土壤。音乐剧、沉浸式话剧、漫展、艺术展……最多元的文化形式以上海为入口涌入中国，这不仅是包容的符号，更代表着一种实践和思考上的自由。
2019年上海国际音乐剧节——新加坡原创华语音乐剧《聊斋》三月底首度来华(图源：央广网)
这种实践和思考上的自由让每一个人看到了无穷的可能性，并展示出接近这些可能性的路径：每个人都在世界的中央，而外围四通八达、无所不有。“自由”于是不再只是一张意志层面的空头支票，而是生活中切实而真正的开放，这正是那句“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允诺给每个复旦学子的精神内涵。在谈及这一话题时，18级的姚同学便对此说道：“有时候我会觉得校园生机勃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好、意向和目标；即使没有，复旦也允诺包容、存在和随时出发。”
微信编辑 | 甘磊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