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争利，好比大人欺负小孩子

陕西党政部门组团争抢公益资源引发担忧。

8月上旬，陕西宝鸡召开“2020年宝鸡市99公益日众筹动员部署大会”，当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等党政领导牵头组织，并计划联动“市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县区主管县区长、扶贫办，退伍军人事务局”组团迎战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以期获得更大额度的配捐。

“99公益日”是腾讯联合公益组织发起的网络募捐活动，其特点是腾讯联合商界拿出额外的资金为募捐活动进行“配捐”、“放大”，以鼓励更多网友参与捐赠，备受公益慈善领域重视。自2015年举办以来，“99公益日”已成为许多民间公益机构最重要的财源，尤其是在受疫情影响的当下，许多机构因无法正常开展线下服务，资金不能回笼，财务情况堪忧，纷纷指望着“99公益日”能回一下血。

陕西宝鸡的动员消息一出，民间公益界哀鸿一片。有学者认为这是“开历史倒车，私人的钱也要用公权力去抢”，不少公益人则感叹：“99这个平台没法玩儿了。”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最为激烈，他撰文一篇，直斥此举有“以权谋捐”之嫌：

“

原以为，99公益日是地方慈善总会融入民间的机会，也能借此以解草根公益的饥渴，应抱欢迎态度。但今天看到一则消息：宝鸡市委市政府召开99公益日众筹动员部署大会，其他地方党政部门部署99公益日的红头文件也频现于微信群。这才发现，新一轮假公益之名的以权谋捐真来了。

”

也有人指出，徐永光“以权谋捐”的讲法未必准确。一位熟知地方慈善会系统筹款方式的专业人士认为，“这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强制的逼捐措施，只是动员”。也就是说，宝鸡方面的做法谈不上违规，他们只是“合理”地利用了市场规则，发动了体制内的资源。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党政部门的动员能力比民间公益机构强太多了，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官与民争利，好比大人欺负小孩子。上述专业人士悲观地预测：民间公益大势已去。

如果只是陕西宝鸡一地的做法，那还好些。但我们观察到，宝鸡的做法绝非孤例，党政部门动员，地方慈善会系统执行，利用互联网平台扩散的做法已经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其中，陕西省的做法体系已成，他们将之总结为“3334模式”，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三个主体共同发动：要以助力脱贫攻坚、关爱退伍军人为主题，由各级慈善组织、扶贫部门、退伍军人事务部门三个主体，共同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奉献爱心；
 重点推介三个配捐项目：8个精准扶贫项目、关爱退伍军人项目、大病救助项目； 定向发动三个群体：1、包村扶贫单位及其干部、职工，包村扶贫网络捐赠倡议书；2、定向发动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及慈善项目实施单位；3、定向发动大病救助患者家庭、亲友团发起一起捐； 四个层面联合劝募：1、联合共青团、妇联、工会人民团体劝募；2、联合非公募社会组织（ngo）劝募；3、联合残联、扶孤、养老机构劝募；4、联合社会志愿者团队劝募。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3334模式”里，三大发动主体，即慈善组织、扶贫部门、退伍军人事务部门，他们都是政府系统里主管社会福利的部门，这几个部门有一定经费，但经费是不够的，他们本来就得向社会筹措资源，只是过往一般找当地的大户、企业要钱，最近几年开拓了互联网的筹款渠道。

“3334模式”中的“四个层面联合劝募”也很值得关注，你看第一条：“联合共青团、妇联、工会人民团体劝募”，民间为什么感到绝望与不公平？是因为这种动员的方式是依托国家公权力的全民动员，如果各地政府都用这种方式来争抢民间的资源，民间机构就歇菜了。

但未来的走向也恰恰藏在其中，“四个层面联合劝募”的第二条：“联合非公募社会组织（ngo）”，党政部门聚拢的民间资源会不会分发给NGO，有多大的比例会分发给NGO，NGO在这样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体系里，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这些问题决定了“3334模式”能不能持续搞下去，有没有道义基础。

学者朱健刚近期在总结2019年慈善发展状况时，提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概念，指出中国民间慈善事业正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

陕西的做法正是“治理吸纳慈善”的典型表现。众所周知，我们从前就是一个“政府包办一切”的社会，因发现“市场经济”更有效率，逐渐将部分治理权限让渡给民间，但政社之间的界限从来都很“灵活”，是可以根据形势发展随时调整的。在“3334模式”里，党政部门作为基本盘，以慈善会体系为轴，吸纳、整合民营企业、公益机构、志愿者团队等民间慈善力量的逻辑非常清楚。

但是，治理吸纳慈善，得创造条件让慈善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不是杀鸡取卵，涸泽而渔，把慈善给搞没了。民间公益机构能否得到一个好的发展空间，就是慈善事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指标。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民间公益机构的慈善事业，事情都让政府部门去干，或者让企业来干？这肯定是一个多输的局面。

最理想的情况，是官办慈善系统为民间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官方当裁判，甚至当教练，把运动员的位置留给民间公益机构，并把NGO当成伙伴。

徐永光在文章里就点赞了山东省慈善总会，他们在99公益日网站上打出“陪伴服务一线，光荣属于民间”、“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向草根致敬”等口号，这算是一个正面案例。

但在更多“治理吸纳慈善”的案例里，民间公益机构往往拿不到“伙伴”的待遇，而是沦为了“伙计”。我们离“理想的情况”还远得很。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很困难，政府也没有余粮，但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却前所未有地增多了。有人认为，这是民间公益发展的良机，需求从来没有这样旺盛；也有人认为，民间公益大势已去，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能给历史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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