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授、副院长黄浩明发布《中国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十五年》报告，披露了社会组织就业市场许多重要的数据。 ✪ 本文统计图表均源于《中国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十五年》报告，下同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社会组织（含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团）、基金会）增长比例仅为3.2%，是15年来的新低，比十年前（2009、2010、2011）的“大低谷”还低。新增社会组织那么少，具体是哪些组织的增速下来了呢？数据显示，相比起社团与民非，基金会的增速一直在高位运行，也就是说，基金会的数量增长比其他社会组织明显要高，尽管如此，基金会的增速在这15年间总体上也是呈现下滑的趋势。基金会的发展动能大概率来自于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许多企业来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被赋予参加社会建设的权利。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由企业发起的基金会数量从2003年的21家增长到2018年的1283家，增长了60倍。但是，2004年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基金会管理条例》这样的大政策利好了，基金会增速逐年微降，一路走低。民非的增速曲线也很值得关注。与基金会、社团所体现出来的，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不同，民非的增速在2011-2014期间有着极大的拉升，这应与2011-2014年间不少地方政府“加强社会建设”不无关系。而在2019年，民非的增速曲线出现了角度很大的下探，这究竟是一个转折点的出现，还是一个正常波动，也许要等2021年的数据出来后才能下定论。“共益资本论”特别关心一个问题：社会组织增速下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的就业市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组织增速，与社会组织就业人数的增速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对就业的贡献度差异很大。据《中国社会组织人才发展十五年》，全国社会组织2020年单个社会组织平均从业人员为11.88人；其中民非吸纳平均人数12.44人；社团11.26人；基金会仅4.65人。也就是说，民非的就业贡献度最高，社团次之，基金会看上去不怎么招人。而基金会的情况有点特殊。基金会倒未必是少雇人，也可能是他们雇了人而编制没放在基金会里，这在企业基金会里比较多见。但令人担忧的是，近两年，全国社会组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19年与2020年的数据分别是3.0%、5.2%，与之相比，2017、2018年的增速一度高达13.2%、13.4%。研究数据显示，社会组织新增就业人数经历三次较大的低谷，分别是2008年、2011年与2016年，但每次都能触底反弹，开启一波连续数年的高增速。巧的是，2008年、2011年与2016年都是社会组织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的特殊年份：2008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志愿启蒙，开启了一个时代；2011年，广东等地方政府呼应这股潮流，提出“加强社会建设”；2016年，《慈善法》出台。看着这15年的曲线起伏，我有一个猜想：社会组织就业人数的增长是由“大事件”与政策驱动的，本质上是一个“政策市”，事件或政策的利好会为这个领域提供一波发展动能，但当没有新的利好出现时，动能逐渐耗尽，增速就会下降，以至于探底，要到下一次政策利好出现才能再次提振。2020比之2019有小幅提振，目前正在走出低谷，还是螺旋走向一个新的低谷？毕竟，2016年后就没有大的利好了，近年的疫情无疑也对社会组织经营情况产生了影响。即使剔除了疫情的影响，目前社会组织就业人数的增长也不是很乐观。2019年社会组织新增就业人数占全国新增就业人数的比例是2.1%，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新低，2020年虽略有回暖，但反弹幅度不大，仍低于历年的平均增速。2020年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为106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1.4%（据《202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5亿人）。1062万人的社会组织就业人数，这个绝对值不低，与美国相当；但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4%，这一差距就有点大了。在美国，2020年非营利部门就业人数占总量的7.86%（2020年美国非营利部门就业人数1249万，总就业人数1.59亿）。说好听点，我国社会组织就业市场可开拓的空间仍然很大。但讲真，近年社会组织新增的就业人数不太对得起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期待。总结一下：
社会组织就业市场的冷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政策要是进一步往“加强社会建设”的方向发展，就业市场的岗位供给就不会是个问题；反之，就困难。其中，又以民非的增长速度、经营环境最为关键，民非活了，社会组织的就业市场就活了；民非要是难以为继，“公益”这个职业也必然僧多粥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