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话语催生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在近现代中西碰撞的西学东渐热潮中，知识界学术话语在不同向度的争鸣中此起彼伏地展开全面建构，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方案的设计规划与实施。在国家层面，以西方为参照的“民族”作为现代性概念成为知识界的重要话语实践，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概念确立起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广泛动员内部各民族，各民族开始进入国家主流叙事，其文化开始被纳入现代性学术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民族转换为内部各民族的特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话语包含了民族话语，而民族多聚居于国家的边疆，边疆是国家整体利益和治理的关键点之一，于是，民族成为显性话语，作为民族对国家认同正向价值载体的艺术在丰富的社会语义中凸显出来，话语建构得以展开。近现代以前，民族及其艺术在大一统的王朝叙事中基本被遮蔽，只在野史逸闻中偶尔被提及，近现代以来开始的现代性话语由知识界自觉地代表国家主流话语进行建构，民族主体处于缺席状态，保持着历史性沉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崭新的民族社会文化实践滋生出新的问题领域，国家文化艺术建设经验为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资源，不仅为民族艺术话语提供了建构的重要契机，也得以在国家话语中展开其话语实践。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中，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推进到文化发展前沿，彰显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多民族丰富的艺术实践是中华民族艺术话语建构的理论矿藏，在时代话语实践中如何将其转换为理论话语，为民族艺术发展提供预判及引力、动力和支撑，更是各民族以艺术方式参与到国家叙事的国家治理问题。反思民族艺术现代话语建构的文化逻辑与基本特征，对话语的历史建构进行祛蔽和解魅，并立足于新时代新问题建构当代话语，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揭示其逻辑与方向，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总体要求。
一、民族艺术现代话语建构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底蕴和生命力，文化艺术在传统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机制深藏在文化特别是艺术和审美的情感结构中，中华文明面向现代社会再创造是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1]民族艺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话语的自觉建构，在启蒙与救亡主题下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方案中，其裹挟在“以美育代宗教”至今百余年中国艺术现代话语建构中，未能产生出相对自洽的话语。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余载鲜活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需要理论总结，国家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也急需理论资源，而且新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对中国话语建设提出迫切要求，作为中国话语组成部分的民族艺术话语在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中的意义及其较为薄弱的基础，显现了其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整体话语缺失。中国现代艺术话语是在借鉴西方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整合中西两套话语建构的，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并不断深入探索创新，主要以超越日常生活并以本体为主的纯艺术为话语表述对象，而各民族众多的艺术实践尚未完全超拔于生活的实际，与现代艺术话语不完全匹配，很多都是在现代艺术概念和体系的召唤下被研究者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被统揽于国家救亡图存的本土资源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各民族艺术事项及其不同类别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多元一体视角统领下的民族艺术整体话语缺失，涉及艺术的言说大多止于某方面具体实践的评判或个案的具体描述。总体上，基础研究较为缺乏，连对高频使用的民族艺术基本概念都没有共识性界定，更不用说较为系统地对民族艺术进行理论表述，应用研究多集中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中的文化产业开发，并在工具理性普遍而强势的渗透中遮蔽了艺术的文化维度，忽略了其精神传承。学科上，关注民族艺术的主要有艺术学、美学、民俗学、民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学科。逻辑上，各学科拥有融合互补的优势，这有利于艺术话语整体建构，但实际上不同学科、不同旨趣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话语范式，彼此不易联通融合，致使话语碎片化，有丰富的艺术资源，却未能打造出相应的理论资源，且话语体制化系统化的学科位置相对缺乏，只在民族学下有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通道极为狭窄，因而未能在国民教育中展开话语实践，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设置应有益于此。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民族文化生活发生着时代性巨变，其艺术实践的转型急需理论解释，而其自洽性理论的缺乏使现实生活与理论逻辑形成二分现象，众声喧哗的热闹言说解释不了正在发生的实践本身。
话语镜像失真。民族艺术话语建构过程包含在国家及其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一开始就被整合进国家整体文化建设中，受到政治力量的支配及其他不同话语力量的改造，使话语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政治话语密切相连甚至就是其部分。作为主流文化的他者，不同历史阶段权力的复杂性带来艺术话语不同的修辞特征，造成话语镜像的失真。因近现代中西对照形成国人的文化自觉，而中西选择的困境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加之西方坚船利炮的压迫，使知识界突然失语，形成了社会普遍的文化焦虑。民族艺术作为救亡图存的资源承载了国人的焦虑，导致主体性表述产生偏移，而民族民众则置身于建构历史之外成为隐性的他者，在缺席中保持着历史性沉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艺术话语被完全整合进国家政治话语中，主要通过各种汇演成为国家现代化动员的力量和手段，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的表征，民族虽然出场但并未真正发声。改革开放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带来人们现代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从而形成了新一轮社会普遍的文化焦虑，尽管开始对话共建，但在忧心传统遗失而自身合理性文化身份将无法安放的过程中，话语的想象性表述更为突出，聚焦于民族艺术作为前现代化石的乌托邦特征，对传统不变的想象以社会文化维度取代了此前话语强烈的政治维度。话语在国家和主流文化主导中与民族艺术自身实践及其实践建构有一定疏离，想象折射出了时代性镜像，无法再现民族艺术认识论的客观性。
话语意义凸显。基于当代现实的挑战与要求，民族艺术话语建构在当代具有战略性意义。从民族自身来说，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从而能动地改造世界，理论话语的缺失不利于丰富的民族艺术实践未来指向的引领，只能顺其自然地在其轨道上运行，任由时代因素的牵引、钳制，从而有可能走向消极的发展，如传统的快速流逝。“非遗”话语的建构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引领了民族艺术的发展，所以，民族艺术当代实践的巨变急需理论话语建构。就国家而言，加快构建中华民族艺术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离不开各民族艺术经验的支撑及其话语的构成。在现实层面，艺术的特殊性使其话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况且，民族往往与边疆相连，而边疆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屏障。艺术话语有利于化解各权力各民族博弈下产生的边疆危机，促进民族团结，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同时，边疆具有沟通两个以上国家的区位优势，是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沿，通过边疆向世界讲述中国话语以及通过艺术润化进行“文化边疆”民心相通工程建设，需要国家话语权及其中边疆民族文化话语权以改变边境文化“倒流”现象，维护边疆文化的繁荣和国家文化的安全。
二、民族艺术现代话语建构的附魅特征
西学东渐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现代性话语建构始于“冲击-反应”式，知识界寻求民族救亡图存的知识立场，使民族艺术一开始进入主流话语视野就成为国家话语资源并形成历史连续性，折射着不同时代知识界的文化焦虑与想象，从而赋予其政治化、他者化、非适切性等魅惑特征。
国家在场的政治性。民族艺术话语始于近现代学界向西方学习借鉴过程中以西方资源对自身传统进行改造以及对西方的抵抗，诞生于“发现传统”中，在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对民间文化重视中被发现并开始学理层面建设，是国家现代性话语部分。段炳昌认为，民族艺术纳入中国现代学术视野是在历史危机时刻“为中华民族走出危机寻找一个存在于民间的巨大资源和支持力量”[2]，学术与救国合一，其话语萌生直指民族救亡和国家兴盛，是国家视角的知识论表达，传递着现代国家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立场，承载着知识界为代表的国家焦虑。近现代边疆危机中国家“治边”战略需求使民族艺术的意义得以显现，“治边”成为其话语生成的主要维度，如抗战爆发后国家政治文化战略重心往西南移动，边疆民族艺术成为抗日救亡的重要文化资源，西南联大选择云南促进了云南文化的发展，区域内民族艺术进入主流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话语的强大使民族艺术话语整合在国家统一的叙述中，成为民族团结、稳固新政权的政治策略，是旋律清晰集中的社会主义时代唱响的和声，是各民族对新政权的深刻认同及其政治地位的表征。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和本土化双向建构开启了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遭遇引起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变革时，随着国家在场的不断推进如西部大开发，艺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在边地开发策略中被突显，资源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彰显，成为边疆民族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并衍生出多向度的族群认同功能，随后其助推社会发展的向度被不断强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再度成为重要文化资源，显现了国家在场中话语建构强烈的政治性。
自我缺席的他者化。民族艺术话语基本由主流文化主导，自我尤其是文化人参与合谋，按照主流镜像的他者形象进行塑造，明显的被代言特征显现出自我缺席的他者化倾向，彼此的焦虑与自我的沉默带来话语建构强烈的想象性，在西方与主流双重话语中存在一定的“东方学”化及“自我东方学”化取向。近现代以前民族艺术在主流话语历史之外，当历史需要话语表述时，沉默的主体无法自我表述，被表述成为必要并通过主流来表述。[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话语萌芽止于学理探讨，是知识界救亡图存与身份焦虑的载体，无关民众鲜活的艺术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民族国家重视各民族艺术，以“颂歌”形式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国家繁荣稳定的政治话语，以超地方化融入国家整体叙事，以此纾解各民族急于融入国家身份的内在焦虑，是国家“民族化”“大众化”文艺发展导向的注脚。改革开放后，全球化的推进催生了国人文化身份焦虑的集体征候，“人文精神被工具理性消解，民族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倍感焦虑”[4]。艺术话语在自我与他者中互构，主流文化他者叙事在新一轮中西文化冲突中立足于抵抗工业文明的立场，将民族艺术作为寻找都市工业文明遗落在历史深处的和谐完整的传统生存理念的载体和方式。话语成为焦虑宣泄的出口，呈现一边倒固守传统的价值倾斜，表述的想象性更为突出，“看不到这一民俗艺术实践者主体性的在场，也看不到艺术与艺术实践主体生活的关联性”[5]。自我叙事的立场及其话语呈现出与他者同向、同步的顺应性与自我真实需求表述间的抵牾，在“异”的共识达成中以他者为镜像完成自我建构，是迎合他者想象的自我想象，其对自我艺术知识的真实表述基调是扬弃和发展并通过实践及其建构进行表达，在主流艺术的接纳和废置传统的行为中表达着对自我传统的真实态度。无论是自语还是他语，话语建构都呈现出强烈的他者化倾向。
对象解释的非适切性。民族艺术话语在他者化建构中呈现出对艺术自身言说的非适切性，无法解释民族艺术实践这个社会事实本身，主要表现在对其艺术属性和文化属性统一性的切割上。民族艺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在全球化席卷中遭遇现代而带来其变迁转型，但总体上仍保留着其民间性，具有鲜明突出的文化属性，多是作为“民俗”文化而非“艺术”被认知和定位的。人们在言说其作为“艺术”时，主要借鉴西方艺术理论资源的主流艺术概念对其进行观照，普遍的艺术概念切割了作为民俗整体的民族艺术，导致艺术分类无法相对周全地纳入民族艺术综合性、立体性的事实，而以此为基础进行的逻辑分析，则用艺术“审美”的话语范式去框套具有较强文化语境和文化属性的民族艺术实践，导致其生活属性被遮蔽，它与民众生活的同一性和创演赏一体性及本体程式化等民间艺术的基本特性及其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意义未能得到揭示。作为“文化”时，艺术叙事被悬置起来，艺术之魅被抛弃，主体对艺术的普泛性感知体验和艺术的终极意义以及艺术之技未被纳入视野，将它等同于一般文化或作为文化表征，仅成为民族文化的显性标识。此外，“民族”的限制性修饰使艺术叙事与民族叙事过度地同一起来，民族话语他者化对民族时间上发展相对滞后与文化普遍的差异强调形成了自足的实体性异质传统的民族艺术认知，赋予了其神秘奇异色彩并想象它处于静止不动的“原生态”，话语取向与当下民族艺术生活实际相差甚远。
三、民族艺术现代话语建构的主要策略
无论是在他者单向还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双向建构中，民族艺术话语都是由他者主导的，是不同时期主流文化基于自身需求塑造的自我的他者镜像，在“民族”“艺术”“地方”等关联递进的想象中遮蔽与彰显同时推进塑造出自我的他者话语。
艺术“民族”化。不言而喻，与其他民族如汉民族的艺术一样，民族艺术是民族主体创造享用的艺术，但其命名方式与主流艺术或其他区域艺术具有质的区别，即不是如陕北艺术、江南艺术那样以地域命名的，而是基于民族话语生发出“民族”化特征的命名。事实上，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自古以来族类特性就被不同历史需求从不同向度加以强调，近现代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使其正向话语得以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化民族话语，在民族识别、民族民主改革、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区域自治等国家政策实施中，民族作为政治符号自上而下、从外到内、从客位到主位建构起来。[6]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使艺术话语几乎被民族话语所包含和替代。虽然艺术的发展现实使艺术话语在民族话语内部逐渐破土生发，涌动出独立成长的力量，但艺术总体上成为民族的附属物，民族艺术并非其主体性的强调而是修饰性限制，其作为国家地域文化艺术和民间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的真实面目被遮蔽，与其他区域的汉民族艺术未能放置于同一个逻辑层面上。
民族“地方”化。民族“地方”化是指将民族与特定的空间捆绑起来，且以遥远的边疆为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边疆文化大发现后，在人们的认知中，民族与边疆成为不可分的一体，尽管现代国家是均质国家，国家权力、效力在国家领土内分布是均质性的，主权意义上边疆与内地没有（也不能有）区别，[7]且在国家治理中民族聚居空间已获得与内地的同一性，但“遥远的边疆”与民族分布地域相对固定的相互叠加，仍然使民族成为异域空间的象征。在工业文明使传统迅速瓦解消失的情况下，普遍的文化焦虑使社会掀起以“地方”为落脚点的民间传统文化热潮，在西部，其更多地与民族相连，地域性差异与民族差异相混合，民族艺术成为现代人乡土情结的表征和载体，强化“地方”的“异”以满足主流想象的需要，民族及其艺术以“差异”定型化，充满了与内地艺术不同的“异”样奇观，在神秘、神奇、原始、独特等诸多异质建构中，艺术作为闪耀着乌托邦色彩的前现代文化遗存，其话语聚焦在对遥远的异质“地方”维护中经由想象精心包装的“民族特色”。
时间空间化。这指的是完全以固定的地域空间显现民族的时间性存在，通过将各民族固着于不变的地理空间中从而将其置于无时间（历史）的位置，以统一时间中的空间差异显示民族时间性存在。于是，各民族近现代以来共同发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被悬置起来，历史语境被弱化，以去历史化否定民族及其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在想象中将民族文化历时性动态特征转化为民族生存区域的空间差异。话语表述召唤民族艺术采用“原生态”想象性修辞，对“不变”的想象根深蒂固地存在并影响了话语建构。艺术变化发展的实相并未能进入话语本身，偶有涉及也多对其持否定性价值判断，除了开发利用工具性价值接纳外，其言说多数时候是使人们从正向价值方面形成艺术“原生态”的刻板印象。这其实是中心-边缘结构中民族空间分布多为远离中心的遥远边缘地带从而被转化为时间的静止，今天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结构逐渐被解构，民族聚居的边疆不再是边缘一极而成为多极中的一极，甚至是多极的重要连接点，但时间空间化仍发生在不同层级的文化想象中，民族的空间与无时间性的遥远异乡相连，民族的艺术与永恒的家园乌托邦想象契合。
主体客体化。主体客体化是指，在民族艺术话语建构中，主体人的意义被悬置。尽管其命名显示了其应含的内在主体性，但“民族”仅限于限制性修辞而非主体性强调。在主流话语内并以其价值标准进行替代性建构的话语不仅折射出民族在社会结构中一定程度上主体地位的被遮蔽，主体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而客体化，其保持沉默的同时艺术也被客体化。言说往往还将艺术视为艺术作品而非艺术实践本身，未能关联主体鲜活的生活实践，主体的艺术事实与经验被忽略，成为静观的标本式艺术，而在理论上切割掉了它与经验叙事之间的联系时，就切割掉了他者的主体性。[8]在人类学视野中，研究者试图站在局内人立场上以进入艺术经验本身，采用个案研究范式尝试在生活的场景性还原中深入阐释主体的艺术经验，彰显民族主体在文化艺术实践中的在场及其在表述中的存在与意义，但这不易与艺术实践场景背后的宏大历史语境真正联通，反而将民族艺术当作反宏大叙事的阵地，从而造成内外视角疏离，导致主体性在内外不断推进的客体化中仍处于缺失状态。
四、民族艺术现代话语建构的应然向度
经历百余年建构的民族艺术话语在时代语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被附以不同的魅惑，未能完全契合民族艺术生活实际，从而减弱了其解释力。话语作为思想和理论的表达形式，其建构应始于问题、链以逻辑，聚焦实践理性，发现并解决现实的真问题。[9]当下中国的现实需求和理论诉求及其相关资源是话语建构的基础，民族艺术的当代祛魅话语应以现实的缝合性为基础，注重实践导向和价值取向，在合理的逻辑展开中进行指向明确的建构。
（一）应然的基础
应然的基础是话语建构的现实基础和现实需求、理论基础及其话语自身未来指向的综合呈现，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现实基础。思想不能拒绝时代，民族文化艺术现实是培育其理论最肥沃的土壤，其话语必然要接纳民族社会时代性变迁的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多民族聚居的边疆一直在中心-边缘中与中央王朝连接，进而成为“国家”的边疆，二者不断互动形成文化交融发展中同中有异的历史面相，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一治理彻底改写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自觉、全面深入，国家主流文化由外向内植入与各民族主动学习相结合，形成国家文化一体化发展及其同中有异的基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互联网形成“无地方”化，一切都只是无定位的弥漫性的漂浮的抽象的节点。[10]国家和民族的“地方”边界都逐渐被拆解，民族艺术发展卷入全球化的不同层次。站在全球-地方的混杂立场上，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双向展开，技术复制对地方性“韵味”扼杀的分化与主流文化去分化同时进行，“变”成为其发展常态。地方性经验不再完整而是具有杂糅性，民族区域从向内两点一直线的“祖国的边疆”逐渐流转为向外拓展的内外网状节点，彰显着区域民族艺术在“一带一路”倡议人文交流中的意义，由此必然对其话语建构提出要求，同时塑造着话语本身。
理论基础。话语建构以现实为起点还必须“链以逻辑”，以既定的话语资源为理论基础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构。18世纪欧洲确立的艺术话语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开始逐步展开民族文化现代性本土追求，民族艺术话语开始萌芽，经由体用之争的西化迷思到中国文化自主价值的确立，现代艺术民族化的基本话语方式不仅在兼顾中西两套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且以丰富的实践显现了其历史性成效，已成为本土化资源。而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也未能完全被现代性所斩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民族艺术在全新的价值规划和导引中展开话语建构，已积累了相应的理论资源。学科体现着话语的合法性，以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学科设置和关注民族艺术的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为基础，新文科多学科交叉融合融通的学科通道逻辑地接纳了民族艺术学科话语，相关出版物打造的学术阵地更使之扩容提质，这一切为“内生现代性”民族艺术话语奠定了理论根基。本土历史文化和鲜活文化实践与进入中国文化的异质经验及人类文明共同经验结合，使中国话语最大限度地接近建构的现代文化机制，[11]民族艺术话语逻辑亦然。
需求基础。上文已述，新时代民族艺术话语建构凸显时代意义，是国家战略和现实需求，更是民族民众生活需求。在国家层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话语支撑，而中国话语不是一个民族的独语，也不是抽象的中华民族的空语，而是由56个民族共同生发的主旋律与和声的浑融一体。艺术作为民族的显性表征，其话语权的共享是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一体性的注解，因而话语建构是国家实现整体和谐从而凝心聚力谋发展以更快地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需要。在民众层面，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食粮需求日益紧迫，因为在现代性生活中，物质日益丰富的同时，精神的匮乏成为时代性征候，传统的变迁及其不断消逝颠覆了传统文化与生活秩序，民众的日常生活意义需要重建，缺失的精神生活真空急需填充。艺术是克服日常生活异化实现精神超越的人文学科，民族艺术承载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其当代遗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艺术审美重建的重要资源。因此，其知识体系及其传承与创新发展需要理论总结，更需要理论话语引导以打造高品质的时代精品力作，引领民族当代艺术实践，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二）应然的方向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民族艺术话语建构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体系为核心，有“清晰的现实问题针对性、强烈的文化价值归属感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性”[12]，以此为逻辑指引，在既有学术话语基础上突出关键要素，统一殊相和共相，建构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
主导性与主体性结合的对话共建。今天的民族艺术话语不再限于“治边”的自在话语，而是自觉的国家话语部分，是族际共生中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应在国家与地方博弈的过程中，消解民族与主体民族二元结构，在彼此对话中以新的主体性建构为支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一时空内保持国家主体与民众主体话语价值的一致性。一方面，突出国家主体在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性与引导性，不回避、不遮蔽艺术话语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正如学者所言，“艺术在传统中国并不具备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推崇的自律特性，其价值与国家政治目标有机统一，并且昭示着为人民提供精神引领的理想”[13]。作为国家话语的艺术话语的发展必然要遵从国家文化发展要求及其逻辑，以国家在场主导性的发挥引领地方性不断整合，建构超越“地方性”的统一的国家文化价值即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对话是互动中的融合发展，而“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是站在一种疏离的倾向中来谈论问题，忽视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14]。现实中，国家视角下的民族已不是他者，而是已融入国家自我的部分，但民族主体性是客观存在，应给予尊重并引导建构新的主体性，在自我与他者的立场融合中使民族艺术“小传统”进入国家叙事，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民众利益诉求的统一，彰显着地方与国家互动中中华民族新的主体性的不断生成。因此，应改变话语价值的表象化和单向度表述的他者化，赋权民族主体以重构国家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互动，在改善他者化的主体性缺失与增强自我相关性中提升民族自我的表述能力，以还原民众生活世界的意义，激活其文化艺术蕴含的创新潜质，实现多元主体互嵌的共建共享文化整合，从而达至民族艺术体用一体的圆融和完善文化艺术领域多元一体的中国经验。
不同视角的融合。民族艺术在跨文化和跨学科视野中形成不同的话语特征，其视角的区隔分割了艺术自身的整体性，从而被盲人摸象般解剖为不同的概念。首先是内外视角的分隔形成了“艺术”“文化”之辩。在学科视野中表现出艺术学和民族学的差异取向，前者多站在外部，以主流艺术话语召唤民族艺术进入自身基本范畴和逻辑分析，并以审美为导向；后者在主客位视角融合的倡导中，试图深入其内部解释自身逻辑，以文化意义为导向。在融入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艺术人类学”交叉学科，试图对民族艺术进行自洽的话语表述，其下再以主流艺术分类形成类别分支学科如音乐人类学、舞蹈人类学，从而推进了民族艺术话语建构。为了整体性地把握对象，要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多视角交叉融合，在学科间性的视界融合中还原民族艺术自身实相。其次是宏大与微观视角的分隔模糊了民族艺术共性和关联点的存在。民族艺术话语曾在国家宏大叙事话语中处于遮蔽状态，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语境中工业文明的弊端显现，民族艺术被当作反宏大叙事的主要阵地，解宏大语境的“原生态”个案微观叙事成为话语表述的主要形态。对民族丰富的艺术文化事项进行深入考察，尽管其在“小地方”“大社会”连通的思路中接纳了宏大语境，但分析多停留于“内”场景还原，并未上升到宏大话语层面。宏大叙事追求目的性和完整性，表现历史总体趋势和现实重大问题，使历史与现实存在获得统一的内在意义和外在形式的特征。[15]各民族文化艺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共生状态显现了国家文化的同构性与同质性。这样多元一体的文化现实产生出宏大叙事命题，鼓励着宏大叙事话语的宣扬，使尊重各民族历史文化属性，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发展观，造就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属性的新民族艺术成为当代必然选择。艺术话语的宏大叙事添加是中国艺术经世致用传统中鲜明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延续，同时回归中国关系性整体性思维方式，以宏大叙事进行“多元”的整合提炼以连接“地方”的破碎，在宏观语境与微观结构的整合性框架中使民族艺术的地方性、多层次性向国家民族的整体性聚合，成就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完整性与融合性。
艺术自身的祛蔽。如果以“艺术”定位，民族艺术话语应以现实为基础，尊重历史化，从两方面进行祛蔽。首先，要呈现真实的地方性经验。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今天的民族艺术在发展中逐渐自我分化，发生着从为神到为人的生活性或不再具备生活性的不同质的分化，衍生出自觉艺术中的“艺术”特性，而作为生活的民俗也在不断发展。因此，作为民俗“文化”的特质与新生的“艺术”性要重建统一性。由此，要消解民族性即去除民族话语对艺术过重的政治化框定，还原其民间性，与其他区域民间文化一样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民间部分，保留其民间性特征，继而去除其神秘性，将它从静止、差异、神秘的想象中解救出来，回归民众生活本身，使固化的传统不断在当下生活中生成，让一度在学科化过程中与民众日常生活相疏离的艺术的当下性得到充分重视，[16]“创新”回归为传统自身话语部分，鲜活动态的艺术实践在话语中得到趋近真实的解释。其次，国家文化生活发展同一化中主流文化的艺术观念及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当代思潮也普遍影响着民族民众，民众生活中存在传统失落、精神家园无处安放的焦虑，其对艺术审美性需求具有一致性——既有仪式生活中不再以直接功能为指向的不断分化中艺术自律性的发展，朝向审美化精神愉悦的满足，更有主流艺术和大众艺术普遍融于生活的去分化影响，艺术向生活的蔓延重构了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意义的辩护者。民族艺术在国家框架内叙事，就必须秉持开放兼容精神，处理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改变其功能定向游离于现实需求的状况，不断开掘其价值维度话语，既观照其自身艺术性的当代逻辑，更兼顾主流文化艺术实践，以共享的艺术概念促其回归艺术本位，注重审美普泛性中形式感的感官体验与地方经验，以通过精神陶冶的方式丰富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结 语
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国家兴盛的晴雨表，即“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话语是理论自觉的表征，理论自觉是文化自信的表征，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是国家、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话语建构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是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性和历史的连贯性，民族艺术话语的缺失或话语与对象分离缺乏解释力，必然在新时代发展要求下进行祛魅以重建话语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并基于民族区域经验形成完整的中国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相建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艺术要在现象的多元中建立有机联系以形成一体，一体不是各部分相加而成，而是由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各部分组成，而文化始终是时间维度中历史化的产物，各民族历史上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合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事实，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国话语以更加自觉的国家文化建构时代性要求对中国范式新的现代性话语建设提出要求时，多元话语形成的和声与主旋律一体的自足性在“和而不同”的特质中得到强化，在整合性经验形成过程中，不以政治权力代替艺术的社会属性，消解国家权力与民族对话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敞开两点为圆形开放状，以国家民族价值为引领，在主体间性中生成民族艺术话语，以打破沉默，消解焦虑，去除想象，增加自信和共识，趋近现象的真实及民众需求的真实。在宏观与微观、多维度与多要素整合中对话共建话语，揭示国家权力影响下艺术发展的跃迁性，把准时代脉搏，提炼共享的中国文化符号，既强化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引导民族艺术健康发展，为人民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从而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促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
(责任编辑 王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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