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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写作延缓了我人生的衰败 | 创作者访谈

2018-01-05 胖粒 三明治



文 | 胖粒



2017年12月末,在新书分享会上,易小荷说起刚到北京的苦日子:住地下室、找不到工作......这时嘉宾阿乙拿起话筒笑着说:“其实小荷并不像她所说的那么惨。她一直在行业内处于高薪阶层。”又转过头来问易小荷,当年创造了篮球圈最高转费会记录的确切数字到底是多少。


易小荷尴尬地笑笑没有说出这个数字,但解释了自己所说的“失败”的含义:“当你周围都是这么优秀的人之后,你的评价体系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老说失败者,这个失败者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


阿乙曾是易小荷在《体坛画报》的同事,那时他的社会身份还是一名普通的报刊编辑。某种程度上,易小荷和她的作家朋友都因写作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在她创办的“骚客文艺”原创文学平台签约的作家中,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作家不在少数。22岁的余华还是一名牙医,在县城见到了上万张嘴巴,发现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后,决定要做一名作家,就这么靠写小说把自己从海盐写到了北京。阿乙在瑞昌当警察,在陪领导打麻将中看到自己极度寡淡的未来,于是辞掉职务,跑去郑州一段时间后,也乘着火车,去往北京。


这些年过去,余华成为了中国顶级的作家,阿乙在文学圈也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和余华、阿乙一样,易小荷从自贡跑到了北京。从一个自卑的小女孩成为名记者,再到自媒体“骚客文艺”和“搜历史”的创始人。


但和余华、阿乙凭借写小说获得地位不同是,易小荷是通过做体育报道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她又将此种成功视为一种“失败”。


在经历了她所认为的多次失败后,易小荷今年创建了自媒体“骚客文艺”和“搜历史”,正式告别北京,从此进入人生的“后半场”。


公司规模扩大,上海长乐路的房子住不下,遂搬到西区的高邮路。这条路的25号住过现代文学家和文学史家郑振铎,7号住过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吴靖,34号住过表演艺术家陶金。搬进去的前一天晚上,上海下着大雨,她和同事把桌椅一点点搬进新址,累得面无颜色。


我到访时她正在和同事们吃饭。桌上六盘菜,都是自己烧的。这是在新址的第一次团建。屋后面有个小院子,几平米,摆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下午,阳光斜照在院子中,一切显得静谧。里边儿的办公桌旁,竖立着一块50厘米高的镜子,镜子上面是易小荷让同事董啸抄写的一句话:You can change this world girl. You really truly can.


接下来,她需要为自己刚出版的书籍《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以及骚客文艺出版的《soul客聚响》两本书做多次签售会。采访中,她的手机嗡嗡振响多次,接连说了两声“不好意思啊”后,打开微信,一一回复各种消息。


“我和从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失去了时间,所有的事情,专业之内、之外都要解决,而这一千件事儿,一千个细节才能组成最后的模型。”


写作显然不是易小荷目前的重心,创业才是。但她对创业项目本身又有着很多严苛的标准:有趣体面。不刻意追求流量。做原创文学。她拿起手机给我念了几个微信公号最近爆款文章的标题,然后抬起头说:“骚客文艺不是不能是不想。我太知道怎么抓热点了。但我们希望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我不相信所有的人,就只看鸡汤。人们对严肃文学、更高质量内容一定有着极大需求。”


易小荷办公室里的一角


易小荷让董啸为她抄写的话


公司墙上挂着与骚客文艺合作的作家们的照片



易小荷出生在四川自贡,龚晓跃在给她的新书写的序中,形容这里盛产各种“劣质文痞”。上古时期,黄帝和蚩尤一场大战,后者战败,蚩尤的子孙被迫南迁于此,此后历代的战乱和政治迫害,又把落魄的文人骚客、贱民囚犯流放至此,在巴山楚水的凄凉地里任其自生自灭。这里人嗜辣,举止豪放,从不跟人来半点假把式。竹鸡在山里躲着啼叫,流水顺着灰冷的石头往下冲,人像细丝线隐藏在巴山重重的锦缎中。


其实这里还是有几本文学杂志,有本小刊物叫《自贡文艺》,散发出与周围不调适的“怪异”气息。在1980年代,文学的荣耀在很多青年心中高过了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胸前插上一支钢笔比拥有一辆自行车更满足他们的虚荣。易小荷的父亲没事时爱写点诗,得空就那本书摆在桌前翻,时不时奋笔疾书到深夜。这在当地被视作“不务正业”,连易小荷母亲也会朝他抱怨,“为何不能和其他男人们一样,陪我买买菜呢?”


受父亲影响,易小荷也爱看书写点作文,小学四年级参加一个比赛拿了奖,文章被发表,收到很多同龄人的来信,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那会成绩差,常被老师打击,数学老师以100分为标准,少一分就挨一鞭子,她被打了个七八十下,总之最后手已经肿了。无法获得老师的肯定,也就意味着你可能遭受同龄人的歧视和白眼。小学六年,“白痴”这个标签一直压在她身上。


离开自贡,到北京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前台。


天没亮,她赶忙爬起来,挤上一辆公交车,“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地从北京的这头被运到另一头”,两个小时后,到站下车,“再步行十几分钟,赶在所有人去办公室之前去打扫卫生,甚至包括洗干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


烟灰缸躺在那像个被废弃的矿井,里面全是灰黑的渣,几截烟头杵在那,耸眉搭眼的。她瞅着里面感到一阵绝望,心想这辈子会不会就这么洗烟灰缸到头了。


在命运的分叉口上,阿乙也面临过相同的绝望。他在乡下派出所陪领导打麻将,另外三面分别坐着所长、副所长、调研员,抽着烟各自摸牌后就缩在椅子里。“鏖战一夜,所长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便按顺时针方向各自往下轮了一位。”他突然在这一刻看到自己极度荒芜的余生:10年后变成30岁的副所长,再过十年变成40岁的所长,最后,他会成为50岁的调研员。


易小荷和阿乙都不甘。没钱也没权,怎么办呢。父亲给易小荷写过一封信说:“身为一介平民父母,连自己尚且忙碌而恣睢,又哪有能力来安排你的工作,来设计你的命运呢?如一颗种子,不幸降落在贫瘠的荒野,只有自生自长,自我坚韧与顽强,去发自己的芽,去开自己的花,我们也只能默默注视你。”


从小镇来到大城市,一无所有,一旦抓到什么机会,如果是救命稻草的话,就会死死不放。


机缘巧合,易小荷找到一家网站编辑的工作,专跑篮球这条线,完成常规工作后,她就在北京的冷天儿里“一场场地跟着球队的训练和比赛。”2002年,易小荷去了《体坛周报》,第一个任务是去美国采访姚明在NBA的赛事。


要采访到姚明不是件容易事儿。


年关将至时,姚明在训练场的另一头接受两个记者专访,易小荷就站在旁边听着,说到一话题就随口插了一句,这时候姚明回过头来对着易小荷说:“你知不知道人家是在做独家专访?”两个记者看着易小荷,又看看姚明。易小荷也看看俩同行,又看看姚明。她感觉到“什么热的东西在汹涌,一股脑全都冲到头上去了。”


姚明结束训练,拎着球衣在场内走着,易小荷跑上去截住他,仰着头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一对一专访,你可以好好跟我说或者私底下提醒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的妹妹、女朋友或者亲人遇到这样的尴尬……”颤抖着说完后,一阵尴尬的沉默。这是易小荷和姚明之间的唯一冲突。


过了几个月,人们介绍易小荷时会说,“这是第一个跟随姚明前往NBA征战整个处子赛季的记者、这是姚明的专职记者......”这些新的身份让她困惑,“我敏感的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我的生活似乎就是为了密不透风地围在这个人身边,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同行,以免有什么所谓的独家被抢走。我的个人价值似乎就是为了将这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记录下来,那么我是谁?”


入职《南方体育》后,易小荷第一次去开会,看见桌子两边坐了很多奇形怪状的人,有的头发特别长,有的没头发,他们开会声嘶力竭,就像吵架。她觉得太震惊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啊?那会龚晓跃是这份报纸的主编,一个被朋友称作能酒后做一百下俯卧撑的汉子。


在《南方体育》的队伍中,有怪才张晓舟,也有精通五门语言的王勤伯还有刘原、魏寒枫,自然是神人甚多。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叫“以有趣对抗无趣”。有读者买来报纸,看完后吼了声“丫的”或者是“册那”,当然这是一种正面的叹词。


易小荷感到压力巨大,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难,但要放弃更难,李西闽说她是打不死的小强,有川渝人不服输的劲儿。她被派去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报道世锦赛,没有国际大赛采访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她想了一些笨办法,先弄到各个球队的酒店名单,一个一个打过去,打到总机,问,你能不能转一下谁谁谁,问到本华莱士,总机真的转了。那是她在世锦赛做的第一个专访。


到球队酒店外面守株待兔也是她的“笨”办法,一守就是一天,守了大概三四天,守到了吉诺比利。易小荷蹑手蹑脚走上前跟他说话,但被一米九的保安像拎小鸡一样把她给拎了出去。她没放弃,趁着吉诺比利还没走,就又冲进去对他可怜巴巴地说,我是从中国大老远来采访你的。结果对方居然答应了到酒店门口台阶上接受她的专访。


那段时间,她从头天晚上12点钟一直写到第二天中午12点,累得喝了三四杯咖啡都没用,最后站着写,写着写着头就到了电脑上。


报纸很快扩版。一天,易小荷和同事小慕拎着报纸坐在公车上。在报纸的最后一页,易小荷看到了总编龚晓跃写道:“我们这里有三个全国最好的记者,其中一个就是易小荷。”这句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被自己的领导公开称赞既是对她能力的最大肯定,也让她在这份报纸中甚至在全国的体育同行中占据了一席地位。


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俩在车上手脚舞动,路过   的建筑在舞动,广告牌上的豹子和美女在舞动,鸟、树林、河水、大地都在舞动,那种不可言传的光芒,穿越了千百个不同的物体,像一只特别大的金色羽翅轻微地覆盖到身上。”


易小荷全家福(右二为易小荷)


刚去美国采访


易小荷和姚明



到2008年,易小荷已经拥有个各种光鲜的头衔: 报道NBA第一女记者,体育圈最有才情女记者,篮球圈身价最高的记者,创造过篮球圈内的最高转会费纪录。


易小荷闭上眼睛都能复制上面的内容。


脸就是名片,他们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因为人人都叫我‘易老师’。就因为很久没有再跌入到失败的深渊?而那种黑色的荒凉的地方,才是我熟悉到感觉安全的生命内部?”


阿乙写作的动力已经从“时刻担心自己成为井底之蛙的恐惧感”转为了“写作是为了建立自己。一个人在世界上总要发明点创造点东西,如果不能,他就白来了。”


对易小荷来讲,世俗上的成功对她的吸引逐渐减少,想要在更大的时空中留点有价值的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大。


一次,易小荷一个朋友说起了关于宇宙、生命等话题,她喝了点酒,有些醉,于是拍着桌子说“万物都没有意义,不如醇酒美人速死”,结果有个声音从角落里传来,“装什么孙子啊您都那么正能量了,做个什么事情都活色生香的。”


不过在这个关口,让易小荷获得掌声的传统媒体走完了它的黄金期,像一个丧气的中年人无可奈何地步入晚年。光鲜的纸媒像是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失去了往日活力,曾经的话语中心地位也逐渐被新媒体抢了过去。家里出现变故,感情也遇上了危机,种种变故在这个时候一齐摆在她面前。


易小荷陷入了抑郁和焦虑。


谁也不想见。有朋友来电,就借故推掉。把自己关在大房子里,望着天花板,视野一片白。快递送上门,她假装不在家,让人给放门口。


母亲来了北京,却并不能理解女儿的心境,反而指责她哪哪做的不好。易小荷听着,使劲把面包塞进嘴里,不住地塞,到最后发现食物已经冒到嗓子眼儿了,赶忙起身跌跌撞撞摸到马桶边吐了出来。她陷入了暴食、呕吐的恶循环中。


一到午夜,灵魂、自我、主体这词汇在她脑海里打转。当易小荷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之中,诗歌像叶扁舟朝她移来,把她带到无人的野渡任其独自飘摇。易小荷的诗中充满着颓废的意象,它们空灵但浑身散发着无可奈何的萎靡,在消散中肿胀达到顶峰然后迅速瓦解褪去。


就像人们走向未知

却又自夜里安心归来

你咬破了舌头

也绝不说出

那只脚印踏进世界的秘密

一切都太迟了

寂静的风箱爬向青苔

挣脱命运的爬虫在句子里衰滞

你要铺上废弃的天鹅绒

否决被指路的隐喻

也许你该打开背包

放出那些偷来的恐惧

你至今没有名字

你身体看见你身体的看见

我们走路不够快

和灵魂还差一个站台

忘记你从未见过的我吧

白昼切割腐朽的记忆

合上书页

轮回重新寂灭


(《站台》,易小荷2016年)


易小荷蜷缩在沙发上看着我说:“我现在不看外面,就能感觉到院子里的树影在摇曳,特别美。” 她认为这种敏感是身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好比拳击手要有足够的力量,狙击手要有精准的眼力。


但正如芥川龙之介在《文艺的和过于文艺的》中评论松尾芭蕉俳句时说:“为使人生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鸣声,行人的脸孔—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上的甘露。问题是,为使人生幸福,我们必须苦于日常琐事。云的光影,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脸孔。必须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悟堕入地狱的痛苦。”这种敏感也让她陷入昏天暗地茫茫然的深海。


把她从抑郁焦虑的深海中拉出来的是慕容雪村。他找到易小荷说一起做个公号。他们召集了7位知名作家,想在新媒体这片土地上种点种子好开出启蒙的嫩芽,刚冒出个头时,易小荷很欣喜,每个留言的粉丝她都记得。3月初的一天,易小荷发现怎么也登不上公号后台,20万的订阅用户也一夜归零,树苗不在,之前的努力白茫茫一片,无影无踪了。


在毕飞宇加入骚客文艺那天,易小荷觉得之前所经历的痛楚都是值得的,因为只能在书上看到的大作家毕飞宇盛赞了她对NBA的报道。


深夜,我在朋友圈发了段王小山对阿乙的评价:“我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


易小荷在下面评论:“我们也自信,只是评价体系不同,因为身边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再就是来自内心对自己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今年四月的一天,易小荷写完了《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随着书里的故事和人物,仿佛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我试图以他者的目光再看看自己,感觉书里的文字就像当年那本书一样,把我狭小世界之外的窗户,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亮了。”


“其实我之前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深海下满大雪》。”易小荷说。


毕飞宇与易小荷

   


Interview


 

三明治:刚去北京是怎样的状态?


易小荷:我记得有一次,蒋方舟过生日,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一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愿什么的?蒋方舟就说,我觉得我过去一年实在太顺利了,最大的烦恼就是太顺利了,一点烦恼都没有。我一听,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命运太不相同了。


作家是分两种的,有一种我很佩服,TA的人生很顺利。没有经历较多的挫折,完全靠自己的文学想象力,这种很厉害。我完全是因为人生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觉得经历这些一定是为了让我做点事情,而不是让我安于本分。因为每次当我想安安静静做一个小女人,做人家的女朋友,跟人家结婚,老老实实的,偶尔写点专栏就这么过一辈子算了的时候,一到这个节点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把我推向另一个地方,让我做点别的事情。


我当时还不到20岁就去北京了,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人介绍工作,连做前台文员,都需要北京户口,根本就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特别费劲。我从读大学毕业以后,没跟家里要一分钱,也不会跟家里要钱。连房子都租不起。后来我跟我姐一起住,小平房,洗澡是要拎着桶到公共厕所。太苦了那时候。


三明治:怎样成为体育报道记者的?


易小荷:真的是阴差阳错,其实我不是我刻意去进入体育这个圈。在你最早的时候,你对工作是没有选择的。也许你随便走一条小路,你就跟着就走下去了。做记者至少可以让我写字,显示出我的优势,我只不过需要打通对体育的熟悉和了解。所以一旦我能证明自己后,就越走越远了。当时是跟着一个人去玩,试探性地做了一个人物采访,后来就觉得自己也可以,试着试着就进去了。


三明治:你之前说过的你不懂篮球,并且你的报道主要是侧重人物报道,所以最后的文本如何平衡比赛本身和对人物的刻画?


易小荷:你在技术上面怎么可能懂,最懂的一定是教练。所有说自己懂的,你不要相信,你要是问一个作家,你说你懂文学吗?他不会说我懂文学,你很难界定。


姚明团队的人跟我说过,一开始的时候,姚明觉得很奇怪,说易小荷怎么这么爱写体育,太奇怪,后来姚明去了NBA以后,他就突然明白了。他说记者是分两种的,一种就是专门记录技战术,写赛事。还有一种就像我这种记者,是写报道的。我属于会写故事,而且能把故事写的很好的那种。因为所有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人。


我们其实媒体人是天生没有等级观念的。我们去采访大人跟他也是平等的。去采访一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等级观念,大家都是平等的。

 

三明治:作为女性在体育采访中有遭遇过歧视吗?


易小荷:我没有在颜值上讨过任何的便宜。有一次去国外采访,当时只有我一个记者,坐在一个大巴车上面,我跟着一个球队一起,走到半路,那个领队突然说,易小荷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你一个女生,天天跟着我们一堆大老爷们,我们都挺不方便的。他就把我赶下去了。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是个女生,如果在酒店采访的话,男记者都坐在里面采访,我却是站在门口,要是进去里面,你得把门给打开。但你做久了以后,会靠你的人品和你的作品去证明自己。别人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他们在说,什么美女记者的时候,其实他除了调侃之外,心里也知道,我是一个靠谱的记者。


三明治: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自己还不错?


易小荷:我去了美国以后,有一天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在读书那么多年特别压抑,被老师认为是白痴弱智。因为所有人给我的暗示,包括成绩带给我的那种心理暗示,就觉得我成绩很差,反应很迟钝,我很笨。或者我什么都不会。可是后来,我去了美国采访以后,我觉得,不对。是老师的教育方式不对,我其实是很有潜力的,身上的闪光点,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我所有的同学,不跟我玩,排挤我,我会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这种情绪,我都写到了我的书里面。


包括《少女红豆》,它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但是一定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你的那种孤独那种格格不入。但是当你很多年回头再看却不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漫画讲一群鸡蛋议论说,你看最后面那个坏鸡蛋,“有个坏鸡蛋”,这种声音一个一个传下去。到最后,最边上的那个坏鸡蛋说,什么呀,我是个猕猴桃。

 

三明治:做报道时的写作和现在的写作对你有何不一样的影响?


易小荷:写作对我来说带来了成就感、愉悦感、享受感。报道和现在个人性的写作都是文字。之前跟毕飞宇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体育,他说我是唯一一个用文学的方式去写报道的。他说我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这么写的。但是那个时候,没人这样告诉我。每次都是回过头来,你才知道。


但是我已经写腻了,随便写一篇,别人都说写得好。你在那个行业里面,大家着重看的还是体育本身,不会太关心里面文字的表达方式如何,我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下去我就完了,我不会有进步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转型也是因为归根结底我还是喜欢文字,如果转型,道路起码可以拓得更宽。毕竟体育报道,还是比较小众的。


三明治:对刚入行的记者有什么建议?


易小荷:第一你要采访一个人,一定要做足功课,准备好足够的资料。不能只是简单的翻一翻,那太不尊重对方了,而且你对别人了解的越多,你越聊得起来。


第二个就是,在采访一个人的时候,要和采访对象建立平等的关系。你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然后采访一定要下够足够长的时间,让这个人立体起来。我从来不会只做一次采访。

 

三明治: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易小荷:我的习惯就是经常在手机上写,有段时间,还用语音记录下来。我只要能开个头,写个一半就可以了,剩下的就在电脑上敲。而且我也喜欢在手机上看,这会给我很不一样的阅读感。但是我还是喜欢读纸质书。

 

三明治:你在怎样看待敏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易小荷:整个青春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变得特别敏感。而这个敏感一定是写作需要的,一个不敏感的人,他是写不好东西的。每一个作家都一定是特别敏感的。你只有特别敏感,毛孔打开,才能感知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咱俩坐在这里,我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树影特别美的,一直在那个照在上面上面。但可能很多人就不会注意,已经丧失这种东西了,很粗糙地活着。即使我现在开始创业,也会经常会领略到这种东西,敏感是在你青春期,也许是不被善待,也许是生活给你的磨砺,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会让你的感官比别人放得更大,这是最大的好处。


三明治:你的创作方式是怎样的?是有刻意规划还是较为随性?


易小荷:灵感来了就写。很早以前,谁说过一句话,所谓的灵感,就是你觉得内心有肿胀的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当你看了一些美的东西,或者你看到美的文字,包括你看到写得好的诗。你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东西,要喷发,要蹦出来,你就必须要拿笔把它写下来。

 

三明治:《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这本书中,有些细节非常的具体,比如你和同学在坟头用弹弓射鸽子的场景,这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易小荷:其实这里头的文章虚构非虚构都有。但你刚刚说的具体细节那是文学想象。


那个是因为很早以前,有一个独立的导演,他拍过一个电影,当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女人得了癌症,她就跟另外两个男生,跑到坟上面去,跳到上面,把自己衣服脱了。我发现它非常好,就是那种青春和死亡之间的强烈冲击与对比。我当时想到的是这个。所以那是文学想象。

 

三明治:这本书会有一个特定的表达主题吗?


易小荷:有个朋友说,他说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传递孤独。但其实这本书,是选的我近几年来,到处写的一些东西的合集。这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体育类的。所以我从我的青春从我的童年开始写。

 

三明治:再次回忆少年黑暗时光是什么感受?


易小荷: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宣泄,是一个开关。尤其是当你觉得文字是可以被你所驾驭,传达出你觉得至少是美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愉悦很享受。这本书不是自传。这本书写的是他人的故事。

 

三明治:但有时候如果过于遣词造句变成一种所谓美的时候,是带有一种虚假性,真实的生活可能是残酷而且猥琐的,你怎么看?


易小荷:我觉得不会。这要看你要什么。有的时候你的主题,你的使命就是要去表达沉重的东西,那你不能说是为了故意去遣词造句,但就算是轻松的主题,你也可以用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其实它不冲突也不矛盾。要看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三明治:你比较喜欢哪些外国作家?


易小荷:纳博科夫,麦克尤恩,博尔赫斯。


三明治:请给写作者们推荐三本书。


易小荷:《鳄鱼街》、《茫茫黑夜漫游》、还有《暗店街》。



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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