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我写的文章就像是私生子，自生自灭 | 三明治写作者访谈
文 | 张奕超
小城潮州3月午后，韩江边，木棉盛放。
这种火红色的花和它依傍的枝干，因其花朵的颜色和功用，枝干挺拔所表达的意象，深为华南当地人喜爱，广东有个吉他牌子叫红棉，已逝的香港歌手罗文也唱过名为《红棉》的歌曲。
尽管同属华南的潮州和香港在自然方面有些共性，但对于江边的韩山师范学院，即将抵达的这位香港教授可是稀客。
周日下午3时许，鸟鸣、扫地声和篮球弹动声中，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篮球场边的韩山师院门口。头发花白，穿着浅绿长袖毛衣，黑色西装外套，深灰色长裤的李欧梵由韩师的工作人员搀着，一步一步走上阶梯。
该校院长林伦伦口中“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男神”李欧梵，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来潮州是为了参加一次学术周，讲“全球化时代下的人文精神”这个题目。院长介绍，这是“我校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讲座”。
“如此’大而无当’的话题，只有李欧梵能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说。林伦伦谦称自己不够格为李欧梵的讲座当主持，只得请陈平原来。
讲座现场的背景布上，只有演讲题目和李欧梵的名字。的确，除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职，他还是哈佛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作家......少放了哪个都不合适，不如还是不放了罢。
78岁的李欧梵拿着一本讲义上台。一个小时的讲座过程中，他未看过讲义，也未坐在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李欧梵声音洪亮，讲起来跳跃性极强，从全球化政治、人文、自己的经历、对“全球”和“在地”等文字的考证，再到人文学科的现状。讲毕，他坐到椅子上等待提问，陈平原又花了几十分钟解释了一遍“大家可能不习惯李教授的讲课”内容。
李欧梵讲毕坐定，陈平原又花了几十分钟为师生们解释内容
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分别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三代领军人物。李欧梵以现代文学研究确立学术地位，在哈佛大学任中国文学终身教授，却在2004年提前退休。
李欧梵和李玉莹
他来到妻子李玉莹所在的城市，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除了学术作品，他还写建筑、音乐、城市、电影，写爱情，写专栏文章。最终，他把原本自我认知里的“业余爱好”融进了学术里，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给学生开课也全凭兴趣，是香港中文大学唯一一个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
一个名副其实的“狐狸型”学者。
“李欧梵是香港高校的另类，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梁文道说。
他在哈佛的继任者王德威，则对学生们说，你们现在不要学李欧梵写《上海摩登》那样写文章。
李欧梵以写作者的身份过了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过着本该七十才有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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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李欧梵出生在河南太康。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父亲和母亲，给儿子起了个希腊神话音乐神的名字“欧梵”，或许也由此奠定了他后来“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兴趣和处事风格。
李欧梵10岁以前的童年时期都是在大陆度过的。后来全家搬到台湾，姐姐学女高音，李欧梵从小跟着父亲学小提琴，大学想报指挥，当时在学校教书的父亲日子过得清苦，知道音乐之路不易，半开玩笑半认真说，“你学音乐没饭吃”，李欧梵转而投向次之的爱好，外国文学。
据陈平原在李欧梵的讲座上透露，很多年后，李欧梵还是在台湾过了把指挥瘾，指挥了一场交响乐演奏。
《现代文学》编委会，前排左四为白先勇，后排左四为李欧梵
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李欧梵师从夏济安，曾为同班同学白先勇、王兴文等人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撰稿。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李欧梵，一方面是受美国宽松的环境影响，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过去“乖孩子”身份的反叛，开始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自己的兴趣。
李欧梵先到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一年后又转学到哈佛学中国近代思想史，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学生们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 作为他的绰号。但李欧梵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公然在课上对老师的学术观点提出异议，反而因此得到费教授另眼相看，和费教授的关系亲近起来。
费正清公开称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处处关心他，请他到家里做客。后来面临博士毕业，李欧梵论文未能写成，申请到欧洲游学半年，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他申请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
成行前，费教授给李欧梵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看完李欧梵拿出来的信，这位教授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李欧梵后来辗转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执教，1994年回到哈佛，开始十年的哈佛任教生涯。
哈佛的故事后来被他写入《我的哈佛岁月》一书，很多对他的学术未尝有多大兴趣的普通读者，便是在这本回忆录中认识到老先生为学和为人可爱之处的。
在美国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李欧梵和白先勇受邀作为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回台湾建言。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主持的文化会议上面，白先勇说台湾要成立一个文化部，台湾太不注重文化了；李欧梵说要开放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不应该认为中国文学是左派就禁止。
结果国民党一个高官邀请两人去“聊聊”。
“我们两个就觉得好玩，说赶快走。他是个大牌人物，名将之子，我是个小人物，结果到了香港，报纸把我们放炮的事情登上，把我们合在一起了，本来是白李，白先生在前，李欧梵在后，我是跟着他的，后来一说李白比较顺，就放成李白了。”
“我这么建言都是为了鲁迅，我说鲁迅一定要开放给大家看。”李欧梵到了美国才接触到过去在在台湾被禁的鲁迅作品，开始研究鲁迅，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在海内外鲁迅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自然希望自己生长的土地，也能开放阅读和研究鲁迅。
让他常常被误认为在上海生活过多年的《上海摩登》一书，也是出于他的反叛，还有一丝对童年的回溯。
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中研究中国历史的，对中国文学兴趣不大，更不用说都市文学，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就是乡村文学，都在研究中国的农村。李欧梵想反叛老师，“我说你们研究这个，我就要研究城市。所以中国开放以后，我就贸然地到了上海。我想，研究中国城市，一定要研究上海。”
1948年，9岁的李欧梵曾随母亲到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借住在外祖父所住的中国饭店里。上海的声光化电对他的刺激，甚至只是一盏电灯，都不亚于茅盾小说《子夜》中描写的，老大爷进城受到的惊吓。
一天清晨，祖父嘱他下楼买包子，他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吓得惊慌失措，丢了包子，门口的黄包车夫也投来不怀好意的眼神，这一切构成了他对“上海都市文明”的惊吓回忆。
1981年再次来到上海，李欧梵却发现这座城市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和白先勇的看法对上海的类似：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上海摩登》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文学作品中寻回战前上海的独特摩登风味。
李欧梵从来没有想到，《上海摩登》出版后，会在小资文化圈子里受到那么大的欢迎。
"当时上海研究还没有发达，还没有开始。这其实是个偶然，我对城市文化的兴趣也是一个偶然。”
《上海摩登》2001年推出简体版，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文艺圈掀起过一股“李欧梵热”。《上海摩登》译者毛尖，如此描述当年的盛况：“大学生谈谈李欧梵谈谈周星驰，小白领谈谈余秋雨谈谈李欧梵，做学问的谈谈魏绍昌谈谈李欧梵。”
由《上海摩登》开始，李欧梵把研究都市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不过其实我现在反而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乡村文化兴趣蛮大的。”
2
就在大家都以为李欧梵已经著作等身，将在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职位上呆一辈子时，李欧梵却定下了离开的计划。
那是1998年，他背疼得厉害，吃完止痛药，躺在床上开始反省：我这一生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他决定提前退休。但真正离开也花了几年时间，与妻子李玉莹在2000年在美国结婚，在2004年终于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到香港执教和写专栏。
哈佛学生为他开退休宴会时，李欧梵是这么说的：我不要做学者，我要回香港做一个文化人。各位现在的学问都比我好，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在研究高深的文化理论。我觉得文化理论太抽象了，我要回到香港做实际的文化工作，叫做Culture Practice。这个工作是什么？就是专栏写作。
要从学术写作转换至专栏写作，并不容易。李欧梵必须删掉文章里所有的抽象学术名词，在限定篇幅内把事情说清楚，让别人能看得下去，这种转换促使他思考，在香港，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主要工作的文化人，责任是什么？
他又把唱反调的意味带了进来。
“我的专栏文章、散文应该有内容、容易懂。还有一点是为香港读者着想的，就是我常常要唱反调。香港人最热衷的东西是股票，我就唱反股票的，或者写一篇文章，讲法国小说里哪个人炒股失败了。这个反调又不能唱得太厉害，不然大家群起而攘之怎么办？我就很微妙地把这种想法带出来。”
在专栏和散文写作上，他过去爱好的“闲书”和“闲事”终于都正了名，从他出版过的书名便可窥得一二：《音乐的往事追忆》《交响：音乐札记》《睇色，戒——文学．电影．历史》《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
和妻子李玉莹迟到的爱情，也被写入两人合著的《过平常日子》里。
认李太太作干妹妹的白先勇，还写过一篇描述二人感情的《李欧梵与李玉莹的倾城之恋》。
文中，白先勇是如此描述1999年，他初次见到的，当时还是李欧梵女朋友的李太太：“玉莹秀外慧中，娇小玲珑，是位极可亲的女性，她坐在李欧梵身边，落落大方，极其舒坦，好像两人本来就是天生一对应该互相依靠在一起。”
2017年3月，我在韩山师院二楼会客室见到的李玉莹蓄短发，薄唇上涂着口红，系一条丝巾——精致大方的打扮。李欧梵坐在另一位教授身边，李玉莹坐在侧边的座位。他呷了一口功夫茶，夸好茶，接着在五十五分钟的采访中，赞美太太三次以上，在问出“老婆，你说是不是”得不到回应之后，还插了句嗔怪：你看，她理都不理我。
李欧梵和李玉莹在韩山书院
李欧梵不用微信，没有任何社交网络账号，与外界需要用网络沟通的话，全靠太太帮忙。
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Facebook上有人说“李欧梵既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作家”，被朋友发现了，拿给李欧梵看。
李欧梵本身很尊重“作家”，把他们看得崇高又神圣，自己并非创作型作者，只写过两部小说，原本打算拒绝奖项，但太太这时说了一句话：“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学者用真心写的文字亦有价值。”
“我想到自己虽非创作型写作者，但曾完成了大量杂文和评论，加上评论人与作家等多重身份，或许能引发多些人关心这个议题，激励不同类型的写作人吧？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希望藉书展与公众深入探讨此话题。”
2015年，李欧梵被香港书展评选为“年度作家”
书展上，李欧梵给自己定下了三个身份：人文学者、人文的文化工作者、业余爱好者。他说：“我牺牲了我至少一半的学术生命，放弃写大部头的书，来做我的文化工作。”
他解释，当初只是为了让书展方便展览自己的书，胡乱分了这三类。其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并无区分和敏感，一切只求内心自由。“我很不喜欢把自己的某一种身份、某一种形象拿出来放大，我就是我，可能每个人对我的感觉不一样。我唯一要求的就是只要我老婆对我感觉良好就够了。其他我无所谓，你骂我，我都无所谓。”
拿“我们这一代的人心中的男神”去向他求证，我收到了几句追问，几个小时后听他演讲，才知道这就是他“喜欢挑人毛病，让你反省，看你的立论是不是有问题”的习惯。
“你们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做男神？”
“你们为什么要崇拜一个人呢？”
“是全盘佩服，就是什么都佩服，还是说只佩服一样东西？”
回归到近来的写作兴趣，他又转回学术，研究对晚清和民国的翻译作品，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算是学界里面，对我现在研究的东西，真正感兴趣的也不多。所以这几篇大概没人看，只有少数学者看。"
“我现在觉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越少越好，过一阵子说不定我又要倒过来了，会写什么很难讲。人过七十，至少在这方面我应该随心所欲才对，不要对自己加太多外在的压力。”
把闲书当做正经书读
三明治：
李欧梵：
三明治：
李欧梵：
三明治：
李欧梵：
我写的文章，就像我的私生子
三明治：
李欧梵：
再版，包括《上海摩登》。他们对于我非常美誉，书印得很好。我就想，在道义上我应该为他们写一个再版前言之类的，就是这本书我怎么写的。但我发现写这个很难。
我几乎不想写，可是又觉得他们一番好意，我应
三明治：
李欧梵：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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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完午饭，下午如果精神好的话，我会再写两三个小时，精神不好就睡个午觉，看看书。
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写作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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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不是那么容易能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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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充满着冲劲，不考虑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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