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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前,男友突然和我分了手|三明治

牧小河 三明治
2024-08-24




编辑 | 胖粒




已经晚上十点了。情人节第二天的晚上,中坤广场五楼的海底捞灯火通明。一楼大厅的白光暗沉无力。在大厅的玻璃门外,三三两两的人围在一起,或抽烟或聊天,他们手中烟头橙红的火光在黑暗中暧昧不明。


我和李梨站在门前,他把我的行李箱推到我手边,松开手,温和又认真地看着我,静静地等我说话。


我感觉自己看着他的脸好像有点上瘾。熟悉的单眼皮,熟悉的眼镜,熟悉的嘴唇,熟悉的圆脸。他没有在笑,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笑时酒窝的位置。他身上是我替他挑的一件深蓝色长羽绒服。去年他穿着回家过年,得意地告诉我所有人都夸他穿着“帅气有活力”。


真是俗气的形容词。


可我俩聊天的时候就爱故意捡着这些俗气的词来用,让对方觉得夸张又好笑。我感觉自己要想的事情好多,要梳理的思路也好长。到底从哪里说起呢?说什么呢?再见?还是再也不见?要放放狠话说自己压根觉得没关系?还是祝他走好不送?


我在心里慢悠悠地盘算,有点恍惚,又有点放松的开心。就这样一直看着他。


可继而我又有点生气。从刚刚吃饭的餐厅走到这儿的二十分钟里,我们都保持着沉默。这是李梨第一次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小心地保持和对方的距离,好像生怕无关紧要的行人误会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皱了皱眉,眯起眼睛,决定等他说话。


终于,李梨叹了一口气,像下了很大的决心,轻轻抱住了我。他身上冰凉的羽绒服面料贴着我的脸。


原来这件羽绒服面料是防水的。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一次性流那么多眼泪。就像我从来不知道李梨会和我分手一样。


如果要让我回忆活到现在,这短不短,长不长的二十多年中,最狼狈的时候的话,大概就是现在,和李梨抱头痛哭,哦不,是我抱着他,单方面不间歇地痛哭了一个小时,把他的长羽绒服抹满鼻涕眼泪的时候。




李梨是我的前男友。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五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在聊到和他的相关的事时,把称呼改成“前男友”。在分手后的三个月里,我都无法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他清醒地在IMessage中明确道:“我们是彼此的前任的关系。”


我和李梨是在留学前的新生群里认识的。偶然的契机加了好友后,慢慢就熟络了起来。刚到英国的第一天,我们就见了第一次面。


李梨当时比现在瘦很多。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衬衫,休闲裤和皮鞋,扣子严谨地扣到了最上面一颗。“看着有点呆,并没有很帅”是我对李梨的第一印象。当然李梨后来也嫌弃了我那天穿着的拖鞋。其实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双拖鞋。拖鞋是蓝红皮质绑带和一排小银铃交错,走起路来会有细碎愉快的“叮叮”响。初到英国,不管出于彼此照顾还是交往较深的原因,我们还是保持了高频的联系。


一起做饭和吃饭是中国留学生最轻松自然的社交方式。我住校外,李梨住在学校宿舍。住校的留学生聚在一起的机会更多,所以我也有时候会跑到李梨那儿。


彼时,让李梨在众多只会做可乐鸡翅的同学之中脱颖而出的,是他用奶锅蒸饭的技能。当时电饭锅属于稀有物品,随便掏出一口学校送给新生的奶锅就能蒸饭更是稀缺技能。李梨每次聚餐做的那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总能赢得全场赞叹。而不管人再多,我都能每次分到个至少半碗。这应该是李梨的厨房光环。


其实我也忘了是哪一次,在厨房做饭的时候,看着李梨有条不紊地安排着蒸饭,炒菜,竟然觉得有点入迷。他那天穿着蓝色细格纹衬衫和灰色西裤。


其实我那会儿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老是喜欢穿那么正式,但又觉得这一身略带职业的商务休闲装和充斥着生活俗味的厨房搭配在一起,看着相当顺眼。我坐在餐桌旁,看着他背对的身影愣神。他似乎是盛好了一个菜,转过身来。我无意识地顺着菜盘子看向他的手,然后是为了做饭方便,半挽起的袖口,再往上是敞开了一颗扣子的领口。


然后是他在看着我笑。


我有点脸红,但是没有躲开他的目光,也笑了。




和李梨在一起以后,我们去了两趟苏格兰。虽然第二次去的时候才成功到达了天空岛,但是显然我俩都对第一次去的时候更满意。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冬天,我们没有跟团,李梨细致地安排好了整个行程,但还是抵不过苏格兰猛烈的寒流,止步威廉堡。


到达威廉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订的民宿距离火车站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出站后隔湖而望的连绵雪山即使在夜幕中也让我俩激动不已,所以我们决定沿湖溜达着去民宿。


路上,我兴奋地望着湖水,望着雪山,感觉黑暗又神秘,怎么看也看不够。没成想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巍峨如巨型屏障的雪山,漆黑无底的湖面,确实有些骇人。于是我收回目光,绕到李梨的左侧,抱着他的手,想尽量远离湖边,小声嘟嚷道:“你看,雪山是不是有点可怕。”李梨一直拉着行李看着导航,闻言把手机放到口袋里,停下脚步,轻轻把我往身边拉了拉,转过头。


他的目光越过湖面,停在雪山上。然后,他收回目光,放开行李,把我搂到怀里,笑着说:“我也觉得有点可怕,我们从对面走吧。”


马路对面的景象和湖泊雪山仿佛是两个世界。那是搭建在山坡上,并不密集的树林中的一片木屋。因为圣诞节临近,这些木屋的门口和窗户的玻璃上,都精心装饰了各式可爱的吊灯和挂坠。


明亮的黄光从每间房子里悄悄地、暖暖地渗了出来,融化了小屋边缘的夜色,把小屋轻柔地包裹在了毛茸茸的黄色泡泡里。它们好像一群点亮了森林的萤火虫,和另一边的肃穆震慑微妙和谐地共处着。我安然走在李梨和木屋中间,想到了在Luss小镇附近的一段路。


那是一段杳无人迹的公路,路很窄,一辆过往的车也没有。路的左边是丛林水塘,右边是草木山坡。苏格兰冬天的色调是灰暗的。左边的丛林即使还遗留着大片的绿叶,那也顶多算得上惨淡的灰绿。它们毫无生机地糊在衰败的枯枝倒杆上,这些枯枝倒杆又散乱无力地插在映着黑色天空的水塘里。大概就是魔戒里Frodo穿过的那片死亡沼泽的景象。


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雨。整个世界感觉摇摇欲坠。我和李梨打着伞,感觉越走心里越虚。我小心翼翼地说:“要不,我们往回走吧?”李梨显然也觉得有点不舒服,点了点头。于是我们佯装镇定地往回走。


我记得路上,除了沉重的雨声,一片寂静。我们一路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攥着对方的手,目不斜视。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终于看到了小镇上那一排排栽满了花草,橙砖青瓦,挂着蕾丝窗帘的屋子。我和李梨停下脚步,同时舒了一口气,看着对方,笑出声来。




回国以后,我和李梨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是去年的俄罗斯之行。


李梨是在贝加尔湖边的森林里求婚的。他求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往事回顾,煽情演讲,只有特别简单的一句话。


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出门的时候,天空开始飘起星星点点的雪花。越落越大。


我们路过了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尖顶的和方顶的木屋。路过了和英国类似,但是又气质迥异的,挂着蕾丝白帘子,摆着盆栽的窗口。路过了放牧的老人,他朝我们挥了挥手。路过了北极熊一样的大狗,它隔着铁门跟我们走了一段。


最后一座木屋消失在身后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徒步小径的入口。


那是一个安静的下午。漫天雪花的天空,是浓浓淡淡的墨色。路上山上都积满了白雪,笔直高耸的松树林苍绿依旧。


我以前一直在想,森林和大海,我更喜欢哪个,那一天我找到了答案。是森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小径旁边是未冻冰的溪水。除了广阔山峦中清晰可闻的风声,就是小溪流过的水声,如鸣佩环。


我跟李梨说,我们以后没事就来森林里听雪。李梨深以为然。




其实这次旅行他会求婚,我是知道的。


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去了伊尔库茨克,牵着手逛了这座城市的超市,看到了气势壮如坦克的公交车,舍弃五星的俄餐吃了一顿全城排名第一的意餐,指指点点了广场上的雕塑,走了游客专供的130风情街,看到了教堂前的二战纪念碑,买了比脸还大的汉堡,在公园里被莫名的虫子喷射了液体,才一瘸一拐地结束了行走。


我们也去了蒸汽火车环湖,一路风景。我一度以为他要因为被我猜破,放弃在这次旅行求婚。


不过最后,我还是在寂寥无人,只有沉默的天地,树林,小溪的地方,在即使发生了,也终究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迁移被掩埋的地方,听到了最简单的那句:“嫁给我好吗?


它果然被留在了十月的贝加尔湖。


这他妈简直是葬爱。


嘲笑他试戒指这事儿,求婚紧张这事儿,我本来打算留到婚礼上讲。


Maybe that’s why it happened there.


 


和李梨分手时,我们甚至没有产生任何矛盾。唯一一次比较近的冲突,是因为大虫。


大虫是我们刚到北京就抱回家的猫。那会儿大虫刚满3个月,现在它已经三岁多了。用一个好朋友的话来说,大虫确实是我们“宠着长大的”。


李梨很爱猫。从他在社交帐号上大量使用猫元素和各种猫相关分享的行为可见一斑。大虫刚到家的时候,还是一只小奶猫。它喜欢爬到人身上,蜷成一小团睡觉。


那段时间李梨和我经常熬夜,就是因为大虫在身上睡着了,我们舍不得吵醒它。李梨刚工作的时候上班时间很早,因为生物钟,他周六日也不太能睡懒觉。


有一天早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睁眼发现他没有如往常一样靠在床上看手机,就想去客厅看看他在做什么。打开门,发现他背对着门口,戴着耳机,坐在餐桌边上打游戏。只是他的坐姿有些僵硬的诡异。


他上半身微微弓着,小腿肌肉紧绷,垂直地面,支撑着与地面平行的大腿。两只脚脚尖像跳芭蕾一样点着地,还微微有些颤抖。


大早上起来练什么功?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到了他努力维持平衡的腿上,熟睡的大虫。


是的,彼时李梨确实就这样宠着它。这样的温情和他向我提出把大虫送走时的冷酷一样真实。


从双方父母得知我们养猫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停下谴责和逼迫。我爸妈强烈地声称年轻人如此玩物丧志前途已废,李梨的父母则是从颇为新颖的“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继续养猫,你就不能结婚”的角度入手阻拦。


我忽略了李梨传达信息稍带凝重的脸,把这句话从三百六十度嘲讽了一遍。只不过当时我们似乎站在同一战线,对抗得疲惫不堪,尚能互相取暖。




事情在双方父母元旦见面的时候发生了转变。


元旦前,我们两人一猫搬到了他家买的新房。为了避免和家长之间的冲突,我和李梨把大虫送到了宠物店寄养,请了阿姨,仔仔细细地把家里打扫了一遍。但是李梨的妈妈在第一天到达以后,还是弯着腰,在地上和茶几下搜寻到了一些猫毛。


她兴奋又狂热地拿着那几撮毛,凑到李梨面前,说:“我们说过什么来着?不许把猫带到房子里。你果然不听我们的话。”李梨尴尬地笑了,我坐在旁边,假装没有听到。


那几天时间里,我陪着父母住到了外面,李梨和父母住在了他们的房子里。第一天早上,李梨去了公司值班。两位父亲在厨房里张罗着做饭,我妈在椅子上看着手机。


我和李梨的妈妈坐在沙发上。她突然朝我挪过来,微倾着上半身,仿佛在闲聊一样,漫不经心地问道:“小杨啊,你们当时买这只猫多少钱?”我心里一愣,快速猜测着这个问题到底想要问什么。注意到她直勾勾不似闲聊的眼神,和好像有些紧绷的身体,我报了个认为家长能接受的数字。


“不如你看这样。”李梨妈伸出一只手,仿佛在熟稔地计算,“你们把它送人了,阿姨把钱都贴给你。”李梨的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外跑生意,我感到了对方压迫性的主场优势,在错愕的同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如果说拒绝,就仿佛贸然推翻一个对方认为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对方必然会拍案而起。如果接受,我自己肯定不愿意。只好含糊地说:“嗯,好,阿姨,我会考虑的,但是不能马上回答你。”李梨妈失望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靠回沙发上。


逼我和李梨说出同意把猫送人的场景在李梨回家后又发生了一次,我始终没有松口。后来我听李梨说,他妈哭了,因为不同意这件事意味着孩子们不孝。我依旧忽略了李梨当时没有明确表示的立场。


元旦后,双方父母离开了北京。我在上班的第一天,收到了李梨的微信。


“我们把大虫送人吧。”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或者说我以为这是一个被提出的,语气并不强烈的讨论议题。直到一来一回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争论持续到了晚上回家。我提出带着大虫搬出房子,缓解他来自父母方的压力。李梨红着眼睛看着我,激动地说:“不可能。你搬出去我父母会理解为你要和他们撕破脸,而不是你向他们妥协。我不希望和他们撕破脸。大虫必须送人。”


我看着他的脸,觉得有点陌生。李梨似乎第一次在我面前这么立场分明,强势而不可抗拒。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试图继续劝服我:“如果必须在你和大虫之间选择,我选择你。放弃大虫,是因为它让我的父母不喜欢你了。”


这句来自李梨的经典语录,在我当时已经吵得一团浆糊的脑子里反复咀嚼了无数次,也只能凭直觉对它有排斥和不适,一下无法从逻辑上捋出它的不适之处。


争执以双方都无法说服彼此结束。而把大虫送人这件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在异地的父母无法直接干预搁浅了。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却不曾想,这件事的后续,即分手。


我在春节假期的时候接到了李梨的分手电话。


他回到家的第二天起,就每天告诉我,他想快点回北京,因为父母很烦。我以为是日常拌嘴,没有细问,只是安慰了他。


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是在除夕夜。


我卡着新年零点的钟声,给他的父母发了拜年信息,却到了初一晚上也没有收到回复。以为信息没发送出去,我让李梨试探地问问。李梨说,他们可能去山上拜菩萨,信号不好,吃饭的时候确认一下。


晚饭的时候,李梨有点生气地跟我说,他的父母收到我的信息了,但是认为信息发得太晚,没有诚意,所以不想回复。


“我替他们向你道歉,这件事我说他们了,他们也觉得是自己的不对。”听着他愧疚的声音,我想抱怨却觉得他着实不太容易,没再多说。“他们一直在逼我分手。”见我没说话,李梨闷闷地说道。


我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怒火“噌”地窜起来。


在我说话之前,李梨突然有点急促,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说道:“但是我不会同意的。我绝不会因为父母反对这种理由分手,我只接受我们之间因为自身的问题而分手。”他郑重地补充道,“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在那通电话后的第一天,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告诉我:“你是我最爱的人。但是我们不得不分手了。”


第二天,他说:“我对你的感情淡了,现在不分开,以后大概率也是分开。”


第三天,他告诉我:父母只是分手的催化剂。他本来打算再多谈两年,如果觉得不合适再分开,他恨父母打乱了他的步骤。但是结果是他想要的。


他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们终于是因为自身的问题分手了。





回北京以后,我和李梨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在海底捞门口。第二次,是我到李梨家收拾东西。


去李梨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开门的是李梨。他看到我后点头示意了一下,侧身让我进门。随后又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一样,向我坦然宣布道:“对了,我妈生病了,所以今天在家。”我愣了愣,说:“好。”需要在一系列事情发生以后面对李梨他妈,是我始料未及的,因为虽然他父母在年后就不顾甘肃的生意,随他返回了北京同住,但他保证过会让父母回避。


在来北京之前,父母曾经试图劝我不要过去收拾东西,也曾坚持陪我去,都被我拒绝了。我只觉得他们的担忧很奇怪。


因为不擅长收拾,当天我还是叫了两个朋友帮忙,并打算比他们提前到。


房子的摆设和年前离开时一样。只不过现在才下午,正是光线舒适的时候,窗帘已经拉上了。整个客厅有点昏暗。李梨友好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摇了摇头,并告诉他朋友会晚半小时到。李梨说,“没关系,你按照自己方便来,我跟我妈说一下。”然后走到客厅的窗帘前,恭敬地拉开帘子。他妈坐在帘后落地窗前的椅子上。


她闭着眼睛,头仰靠着椅背,两只手搭在两旁的扶手上,双腿搭在对面的椅子上。


他们用方言开始对话,我只从窗帘的缝隙间隐约看到李梨板正的身姿。过了一会儿,李梨走了出来,对我说:“我妈说可以的。”


其实大概是气候干燥的缘故,我在北京的室内从来没有过不通气的感觉,但此刻我觉得有点喘不上气,仿佛置身《雷雨》里周繁漪的房间。我坐到沙发上,李梨坐到了沙发的另一头。整个房间静悄悄的,连电视正在播放的电影都是无声的。我从地上捞了李梨插着的手机充电线插到手机上,陷进沙发里。


这里是十二楼。落地窗对着百子湾南二路。平时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少。我盯着电视,脑海中描绘着往来的车辆,它们悠闲地路过对面的绿叶子超市,在十字路口的地方打了个灯,掉头停靠或经过小区入口。


窗帘被风轻轻地吹动着,这是一个十分适宜午睡的时刻。我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到下午,应该想起来的,是窗口的风声,是偶尔车辆往来的呼声,是轻轻起伏着涟漪的窗帘。”


李梨走进厨房,接了一杯水到窗帘后。


我突然觉得有些烦躁。走到玄关的衣柜前,看到李梨去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还摆着。


那是UGEARS的手工手摇风琴。那天晚上他摇着这台七个音五个变调的风琴唱了一首生日歌给我。还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为了不被我发现,这是他在办公室假装加班拼装起来的。




说到“准备惊喜”被发现这事儿,他大概是有天赋的。第一次给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订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意式巧克力蛋糕,和我的室友合谋找准时机放到了冰箱里,却万万没有想到我临时心血来潮去翻了冰箱。


当然还包括准备求婚戒指时偷偷量我的手指码数。李梨上班时间比我早,他出门的时候我一般还在床上蒙头大睡。他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会偷偷亲我一下,大概以前他是不知道我是装睡的。那天早上,他收拾好东西,吻我出门后,又在我没来得及再次昏睡过去前返回。我懒得睁眼,以为他忘带了东西。


结果他走到床前,拿起我的手,小心翼翼地戴上了一枚戒指。我紧张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生怕漏出什么破绽。一边心里面纳闷:这是要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有了求婚戒指吗?然后呢?


李梨给出了答案。他是在试戒指大小。


而现在这个戒指,感觉小了。因为他没能马上取下来。我压抑着自己的笑,安静地等他焦头烂额地拔下戒指。拔下戒指以后,他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去。留我在床上笑成一团。


这次送生日礼物,是唯一一次没有重蹈覆辙。


我拿起风琴,拨了拨琴弦,它们锁的非常紧实。李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旁,说:“这个是旋转摇杆演奏的。琴弦的音从上面调。”我低着头,没有回话,试图把琴弦扯断。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手指很快被勒红了。李梨伸过手,依旧沉稳且耐心地说:“不是这样的,我来吧。”


我感觉不可思议。


抬起头,盯着他波澜不惊的脸,放开了琴弦,用力掰断了遥杆,迅速拉开了旁边鞋柜上的抽屉拿出剪刀,剪断了琴弦并把再也撕不下其他部件的琴砸在了地上。担心琴坏得太彻底,我在最后一刻收了力。


李梨一直平静地看着我,面部肌肉舒缓自然。


我绝望地看了他一眼,转身走进了房间。他把地上的琴仔细地收拾起来,妥善地放到了垃圾桶里。


后来我看到朋友圈里的两条回复。一条来自我妈,是一个拥抱的表情。一条来自好友,她说,“是窗前的阳光照在想见的人身上。”


楼下车辆呼啸而过的声音清晰入微。我看见它们把空气拉成了笔直尖锐的钢针长条。




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李梨家。


我去见了李梨的爸爸。


那天我本来要离开北京,却意外被李梨告知,自己的爸爸得了不治之症。尽孝时日无多,因此再无立场拂逆亲人,和我在一起。


无论这个消息现在想起来多么地扯淡,当时我信了。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感受到了琼瑶剧本中被天命击中的悲痛:原来上天都要我们分手。


第二反应是:要不我嫁过去冲冲喜吧。


在打消了这些荒唐可笑的念头以后,我觉得有必要解开双方的误会。即使不在一起,也让他爸宽心一点,而不是带着怨恨离去。


其实整件事讲到这里,我都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误会,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让他父母对我有那么大的积怨和偏见,强烈到用李梨的话说,是“不可能接受你”。


当然这都是我一厢情愿。


在车上,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再次发信息问这些天态度模棱两可的李梨,是否愿意和我在他爸面前表态,愿意和我在一起。


“你知道吗?我的态度是不愿意。”


“你要是真不愿意,也让我看到吧。”


“我会让你看到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清澈明亮的阳光从落地窗照进了客厅,也照在李梨身上。


他的身形感觉较年前消瘦了一些,穿着我给他买的墨绿色睡衣,少见地在家里戴着眼镜,干净白皙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情感。


他和他爸并排坐在我对面。他爸对我试图讨论的问题非常不耐,重复着“这已经没有聊的意义”,拿烟的手一次次沉沉地拍在桌面上。在他又一次翻着白眼,举起一只手,张口似乎要爆发的时候,李梨伸出双手,略带力量地拢住了他的那只手,继而温柔小心地拉着,引着他轻轻放回桌面上。他拍了拍自己的父亲,说:“我来吧。”


我竟然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看。


是啊,怎么不好看呢?这是他在保护自己家人,有担当的样子啊。


“你不是说,我们分手是因为父母的矛盾不可调和吗?如果解决了呢?”我看着他听话懂事,无微不至的样子,嘲讽地重复着他跟我说的话。


“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原因。”他温和地看着我的眼睛,斟酌着,一字一顿地说,“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之间已经不适合。”


那天我是打车回住处的。因为觉得对着一地铁的人哭四十分钟可能还是有点丢脸。


后来我试过倾诉、写作、旅行、挥霍、宗教、迷幻、刺激、治疗、死亡。


后来的后来,我曾被告知,心理疾病的治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能像感冒一样,吃了药,喝了热水,就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被疗愈。


它只能在生活里,在一件件你或竭尽全力,或无意中完成的既设任务中,被偶然地消解。你无法阶段性地检验它的成果,只能等待。


我也曾被告知,我可以不放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放任自己的情绪,直至等到该来的因缘。


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怀疑这些时刻到来的可能性。


现在,我可能终于有了“能等到它”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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