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时期，从日本归国的省亲日记｜三明治

文 | 木乐乐

编辑 | 万千

鼠年正月初八，自去年底回国已过去一月零三天了。

这次探亲是从去年 11 月份就开始计划的。近几年，我和先生工作生活在日本，儿子读书在美国，年迈父母在国内，大家离多聚少。今年春节早，我早早订好机票，赶在元旦前回国，心想一次往返行程可以过个双节了，却没有料想，“过节”在这次的归国日程中始终都排不上任务头条。回国一周之后，就陷入对外界各种不测情况的应对中去了。

1 月 24 日，市府发布实施一级防疫控制。我们全家开始了闭门过节的日子。有赖于春节充足的食材储备，初六之前完全不用外出采购就轻松应对了。但有一日，我要陪父亲去医院配药，他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药快吃完了。我提议父亲不出门，由我代他去医院，父亲不肯。医院离家 5 公里，父亲不让我乗公交、出租车，执意要开他的轻便三轮电动（轿）车送我去，我一个人进院去开药。去年升级的轻便三轮电动（轿）车，是父亲的最新爱好，也是让我最担心的一点。虽然父母还算不上行动不便，但自从有了这个新伙计，父亲特别喜欢开着它出去，不论去菜场还是医院。

我自然料到还会有许多这类事情，父母都年逾八旬，母亲也常年血压高，被心血管疾病搞得时常有身体状况，疫情紧张期间需要有一个人在他们身边协助日常生活。

按目前的情形，家里平时每周来两次帮忙做家务的阿姨春节后大概率暂时不能来；妹妹年初一就被唤回单位开始上班了，说领导要开会，安排部署全公司以及所有外省市分公司的防疫工作；妹夫单位要求保证在家能随时办公，他还要隔一天一次去照顾长期在病床上的老父，因为保姆回家过节了。最近他本人感冒发热，不敢去医院，白天自我隔离，但每隔一晚依然要去他父母家值夜班。

如果疫情照这样持续下去，即便我回到东京，也要担心父母每天的买菜、做饭，去医院看病等等，即便是采买全部靠网购，也要担心时效、接收问题。京东也常常把快件扔到小区外面的快点收发点，要老人自己去取。

先生彼时还在日本，原定的是正月初一回国。但大年三十那天，国内媒体大量报道武汉已经限制各种公共交通渠道出城的消息，微信里朋友转发来的都是不要出门、自我隔离的通知。我强烈地感觉到恐慌气氛的弥漫，浓度不亚于以前的春节烟花爆竹燃放时对上呼吸道的冲击。我赶紧给杨发去微信，提议他：明天别回来了。他立刻回答说正有此意，单位人事刚发了警告性质的近期去中国的《自律通知》，要回来也可以，但是担心回去会被单位要求隔离。

而另一方面，得知我退了原本2月5日回日本的机票，全家都卸下了忧虑，母亲笑得像个得到宽慰又有点羞涩的孩子。如此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一个靠山，我心里也冒出一点小自傲来。要知道“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多少年来是怎么折磨我的心的。

在二月份的每日书里，我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这段归国省亲的故事。

1月25日

大年初一，拜年电话从早上一直接连不断，持续到傍晚终于消停了。一通通电话交谈，让我对我家的亲友们充满了敬意，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有人都说今年的拜年“发乎情，止于电话和微信”；坚决不互相走动，也尽量减少外出，特意嘱咐我家二老多多保重。

武汉封城（其实个人以为应该回避这样带有恐慌情绪的字眼）仅仅过去两天，身处千里之外的城市民众就迅速地达成防控措施的共识并用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了，或许这是得益于津城百姓向来乐天务实，也有人再提这个城市的相对保守和封闭。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沿海工商业都市，天津人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素质还是有相当的水准的。不过话虽然此，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的亲人们的表现在我来看的确不同以往，令我刮目相看，也迫使我自我检讨一番，也许我真的是离开家乡太久了吧。

除此之外，这是否能够表明信息的及时披露、扩散，可以迅速让某种理念深入人心？容易让人群产生恐惧的也许并不是疫病本身，而是对疫情的资讯不明，以及从这种不明的包裹之中突围、被挤压得变了形的小道消息。

与此同时也在我心中隐隐地生出一个疑惑，大家每年过年走亲访友究竟是出于自愿的喜欢，还是迫于传统礼节的约束呢？

晚上，表姐一家也告知已经取消外出旅游行程，让我准备了好久的劝诫之词瞬间无处可用。

杨也打来电话，说乡下老家村庄也控制车辆、人员的进出了，公公葬礼的“三七”仪式也无法做了，家里只好决定取消，改在4月举行百天纪念。他就算回来也无法踏进家门，原来约好要聚会的同学也纷纷告诫他近期不要回国，聚会也自然取消了。

至此，春节期间全家所有人员、活动都基本调整完毕，我个人的同学、朋友见面聚会也都顺利无定期推延。只有原定于初五的有六家亲戚参与的大聚餐还没有定论。这是每年春节的定番，涉及到六家共计近三十人，谁也不想先出声音。

中国人的过年情结，千百年来系得牢牢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阻挡过人们不惜代价地投入春运吗？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用单位里互助会借来的钱买了点心和衣物，赶乘运行时间混乱的绿皮火车回300公里外的老家过春节，火车等了两三个小时才来，车厢被塞满乘客，拥挤得像个高压罐头；我和妹妹身量小，怕被踩到，是由大人们把我俩从窗户口塞进车厢，爸妈才拼命挤上车门的。

这次疫情来得如此迅猛，即使是在雷打不动的传统习俗面前，人们不得不作出改变。

1月26日

大年初二，在天津是闺女、姑爷回娘家的日子。这一天按习俗要给姑爷吃捞面。

我和母亲前一天就把做天津打卤面需要的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但是，没有人回来。妹妹打来电话，说从初二开始每天在家里办公，妹夫还有些低烧，又刚刚从他父母那里值完夜班回家，已经筋疲力尽了。

母亲倒也没觉得扫兴，有我和她的外孙在，就足够开心了。家里的气氛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时光，当时杨单身赴任在日本工作，我在娘家度过了孕期、产期和之后的两年育儿阶段。虽然承受着分离之苦，在父母身边带孩子的日子也有很多日常的不便和冲突，但家人始终是我那段时期随时随地能得到应援的坚实后盾。那个祖孙三代四人的家庭氛围，一直温暖着后来我们离家在外的漫长日子。几天来，那样的景象又回来了。不仅如此，突发的疫情让这样的日子有了能够延长时限的可能，虽然不确切会持续多久。尽管父母没有说出口，但有女儿和外孙在身边，多一天就高兴一天，脸上轻松的笑容出卖了他们的心情。

而我和儿子轻松不起来。心里暗暗惦记着回程，却也都丝毫没谱；做不到既来之则安之。

因为我们是在1月23日分别从东京和上海回来，那一天是武汉第一天封城，而出城去到外省市的人已达几十万。虽然行程中都始终戴着口罩，但还是担心万一有什么问题，家里可是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啊。公布的数据表明，重症感染者50岁以上的高龄者居多，再有就是身体有基础病症者。儿子给我看一个网络在线问卷调查结果，从二十岁到七十岁各年龄层的人对传染病的担心居第一位的选项竟然都一致：担心传给家人。

我和儿子睁大了眼睛，四目对视，点头不语。

我俩都自信没事，但我还是尽量和家人保持一米以外的距离，餐具和茶杯也都和他们用的分开洗刷、放置，吃饭的时候我用公筷先夹菜分别到自己和儿子跟前的小盘子里。虽然深知如果我俩之中真的有谁中招，这些都无济于事，但我俩还是默默地这样做，好像惟其如此才得安心。

2月6日

今天起，全市居民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通告的事项列了八条，除了前几日已经开始实行的进出人员车辆核查、来访者登记，督促发热的人及时就医，杜绝小区内人员聚集等以外，还详细规定了物业、社区管理者的各项防控举措权力，加强对租房人的管理，对各类小区施工、维护工程的管理，最后一条强调市民要通过官宣了解疫情和政策，社区要营造群防群控、科学防控的氛围，引导小区居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我的每一个天津人微信群里都有人贴这条标着“重磅”二字的消息，十几天来被磨得疲沓的神经又挑拨起来，像一根失去弹性的橡皮筋，再一次被人拉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勉强再绷紧每一节身段。

小区绿地前面拉着一条横幅红布标语“讲卫生，严防控，信科学，不传谣”。小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前叫作小区物业管理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大的垃圾桶，上写“用过的口罩丢弃处”；电梯间、楼道、楼门、门禁设施等等都贴着“此处已消杀”字样的字条，电梯里按钮板旁边，用胶带固定着一包纸巾，旁边贴着一幅漫画，还配着使用说明，教大家取纸按键，避免手指直接接触，最后还叮嘱用过的纸巾要丢进楼外的垃圾箱。从稚嫩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个小朋友。

2月10日

今天是许多单位复工第一天，昨晚打电话给妹妹，想问问她的情况。她从节前就没有回来过，假期里一直窝在自己家办公。

妹说她这周起继续在家处理工作，但每周要去单位两次开会。没等我开口叮嘱她注意防护，手机话筒里妹妹的声调提高了一格，说“你们知道气溶胶吧？没听说的话，一会儿我发给你们一篇文章赶紧看看，这个病毒可以通过空气进行传播。你们没事千万别出去，乘个电梯就很危险。即使你不用手按楼层按键，也有机会吸到病人留下的气溶胶……” ，“还有啊，德国一个医学专家发表了论文说，新冠病毒可以在光滑物体表面存活长达9个小时，太厉害了，你们如果外出，回来一定要把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换掉、清洗，人也要马上洗澡，换好居家服，才能安心，千万别嫌麻烦。”

我的天啊，我也是早上新学到这个“气溶胶”概念。听妹妹这样一说，我的眼前浮现出微信里描述过的各种场景：密闭不通风的楼道，一个病人刚刚站过那里；一台升降电梯，人进人出，凝固的空气，流水的人，总有人控制不住喷嚏；卫生间的下水道地漏孔，不封闭严实的话，有可能会从里面溜出楼上病人粪便里产生的几粒气溶胶……还有一篇文章说，病毒的气溶胶可以随风飘远，距离长达13公里。这些真的可以让人恐慌得说话时抬高了调门儿。

我回妹妹说我也打算给她转发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大学物理系群里同学的文章，从物理学角度讲了飞沫和气溶胶的概念异同以及逻辑关系，说明即通过飞沫传播，又通过气溶胶传播这种说法的逻辑不成立。另一篇是一个新闻报道，国家疾控中心研究员的新闻发布会，研究员的观点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气溶胶和粪口传播途径还有待进一步的明确。

其实昨天还有一个新概念在网络里疯传，是关于出现了几例无症状感染者的，这个消息也引起了很多人对病毒的传播会否失控的担忧，毕竟无症状感染者是防不胜防的。我看到我的一个微信群里有人贴出一串聊天记录，是在瑞典的中国留学生讲述瑞典对待从近期中国回来的学生的对策，发烧的看病、隔离，无症状的必须到校上课，瑞典官方坚称感染了病毒一定会是有症状的。

转发这则消息的群友还加了一句评论，意思是笑话瑞典官方到现在还如此神经大条，简直无异于一个月之前的武汉啊！我想起之前读到的文章的论点，感觉也许瑞典人那样做是对的。

到了晚上，我的小区业主群里有人又发了消息说根据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最新研究，要高度关注无症状感染者。看完后我又懵了。也许日本人的担忧也是有情可原的吧，毕竟他们半年后要让奥运会准时开幕呀，有武汉的前车之鉴，不得不防微杜渐啊。

然而，这两个问题，我究竟该听信谁的呢？

2月12日

居家隔离第19天，接近目前指认的最长潜伏期24天。再有5天，我和球球就能彻底安心了。

今天终于在永辉超市买到了消毒液，回来将其按规定比例稀释，用它清洁了家里能用布擦的所有家具、用具，以及所有房间的地板，特别仔细擦拭了玄关处、大门和门把手。干完感到一种心安，虽然每天都清早起来打扫干净，但因为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没有备足消毒药水，附近的几个药店超市都断货多日了。不过，自己明白家里的卫生情况没有必要做这些，只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可是，今天又没有买到豆腐，豆腐断货，至今已经一个星期了，这对正在减肥的球球很不利，最近他减食的肉类蛋白质就靠豆腐来补充了，再持续缺货下去，我担心他的减肥大业要中途崩塌。还有一个让我略感吃惊的事情是，鸡肉类商品价格已经登天，买了21只新鲜鸡翅中一称重竟然要96元，服务员见我面露疑问，示意我看看价牌，竟然是每500克45.8元，这个比我在东京买要高一倍的价钱。

去年以来，“二师兄”猪肉的价格走牛早已有耳闻，却不曾想，鸡肉价格也已升天了。也许，对于实质上阔别多年的家乡，我需要了解的变化还有许多吧。

这些天里有过两次不大不小的降雪。多日来，小区里白天红旗飘飘，夜晚火树银花，却人踪寂寥，而今白雪映衬，景色清新和谐，倒还真显出一些节日的温馨。

除了观察窗外的天气，我和外界的接触就只有外出时在街上观察遇到的行人以及在超市或菜场里一起选购、采买的人们，再有就是小区门口的值班保安了。

超市在附近的大型购物中心里，大门入口处往常终日里被人推来搡去的玻璃弹簧门如今被小心翼翼地对待着。伸手去触摸门把手前，每个人似乎都要经过半秒窒息，略微迟疑后才终于下定决心似的用手背或尽量少的接触面积去摁住把手，缓缓推开大门。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大多数人都会主动为后面的人多撑一会儿门，也会让手里物件多的人先通过。以前常有的前人潇洒而过，让厚重的大门把怒气全都拍在后来人身上的景象看不到了。

大门里二门外站着一名保安，身后的区域被一圈护栏围住，只留了可以允许两个人并排通过的入口。保安小哥手执非接触式体温计给顾客测体温的动作，很像是用一把手枪顶住顾客的前额。按我过往的观念，这样略显滑稽的场景足以激活大多数“哏都”人民的幽默细胞，引来不断的怪笑和俏皮话，然而近日进出多次，至今却听不到一声调侃，每个人都默默地一本正经地配合着。感叹，新冠病毒面前，家乡人民的乐天性情暂时遭遇了一定的挫败，取而代之的也许是现代都市人的成熟。电梯里，一个手里恰好攥着一把汽车钥匙的中年男人，挨个问了旁边几位的目的楼层，用钥匙尖为每个人一一按亮了按钮。他语调淡然、动作轻缓地做了这一切。

意外的超长假期，被迫的慢生活，不得不遮挡住的眼睛、鼻子、口、头发、甚至双手也裹着透明的医用手套，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再显得那么争先恐后、迫不及待。

人们在瘟疫横行期间于某些场合变得更斯文、更有善意的举止，是否印证了加缪在作品《鼠疫》里所说，“……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万事的发生，都有它的深意和使命。

2月15日

1月24日大年三十，我从东京回来的第二天，武汉“封城”的事还是让心情很沉重。亲身经历过70年代的特殊时期，这期间包括唐山（京津唐）大地震, 2003年非典，关注过这些年国内发生的历次灾难，还是头一次看到国家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对千万人级别的大城市封城。

除夕之夜，帮杨取消了第二天的回国机票。当时，我想虽然不能回来一家团聚，但他待在安全的他乡也好，对我来说至少可以减少一个需要我担心、照顾的人以及连带需要安排的一大堆事。

没有想到事情变化的那么迅速，这才不到三个星期，城门失火已经殃及到鱼池。

“日本这边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了爆发迹象，东京都内也很紧张了。”杨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一天确诊了8例，连北海道、冲绳也有了。”

“什么情况？”我点开日本新闻网页一看，这个国家的媒体简直把这一天渲染成了一个黑色情人节。中国这边，微信自媒体也有一些标题恐怖的文章，说日本的疫情已经来到爆发拐点。

“新确诊的几个有些还没有查清楚感染源。那位70岁的东京出租司机的感染源找到了，和他接触过的近100人里已有3人确诊，而最初引起这起传染的武汉来的客人还没有被提及线索。”

“那你上班要小心，外出一定戴口罩，你那还有吗？”自从知道日本市场口罩货源吃紧，最近几天每次电话都会过问这个问题。

“家里那一大盒口罩还有很多呢，告诉过你的。年前你买了留下的还有7只。应该够用了。不过今天电视里官房长官说一周以后可以有口罩卖了。”

“那你到时候一定去买，那个大盒里的普通花粉口罩不管用，一定要高密度的才行。7只肯定不够。”见他还是没有太重视起来，我又补上一句。“还有，不要再去外面吃饭，尽量自己回家做饭……”

“好。我会都弄好的，这个你放心。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终于问到这个，我说现在还无法计划，至少要等到第二个14天隔离期结束吧。

“好。我这边完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那你早点回来吧。”

杨在电话里分析说，应对疫情日本虽说在预警、公共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方面有一些优势。但也有不少劣势，首先日本的老龄人占比多，公共设施人口密度极大，通勤电车高峰时段超载率130%以上，封闭空间、中央空调，如果乘车30分钟，被病毒感染的机率非常大。有人用模型测算得出，如果电车系统里有一名感染者的话，那7天之后感染人数会达到10万。

我被这个说法吓住了，在日本绝大多数人上班的交通工具都是选择乘电车，电车这个统称实际上相当于国内的轻轨、地铁、城际轨交等等，杨每天通勤要在电车上待近3个小时，午饭、晚饭都在外解决。疫情一来，这些都是他需要面对的问题。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乘电车。政府号召大家出门戴口罩，可是杨告诉我，电车里只有一半的人戴口罩，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另一半人不是不想戴，而是想戴也没有口罩可戴了。

2月18日

今天一早收到了好几位国内朋友的微信，都是专门来问候的，说知道了日本的疫情，问我是否平安。好几个微信群里在转发日本的消息，整个气氛就是日本马上要出大事了。

三个星期前，和我联系的朋友都为我留在国内没有按计划回日本而感到意外，甚至劝我应该趁着日本还没有全面限制入境赶紧回去。现在，大家的态度完全相反，都说幸好我还在中国。两边的疫情都到了拐点，但行进方向相反。

上个月我还回答身在九州的好友说，疫情是暂时的，即便限制入境了，也会在疫情控制住之后立即放开的，两边的往来那么多，不会忍耐长久的进出限制的。结果，日本至今对中国这边还是选择性限制入境，像我这样没有症状，也无湖北、浙江行游史的人不受限制。然而，今天日本已经作为疫情严重的地区之一，被列在上海市严格实施隔离14天的游客来源地列表里了。

晚上，我打电话给杨，想了解一下他公司研究下来要采取什么措施。电话里传来他漫不经心的声音，如果说昨天他的语调里还有些忧虑，今天则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语气，“公司什么措施都没有，就说感觉自己有症状的人请不要来上班。"

我无语，杨顿了一下，说“我，我有口罩，高密度的还有7个，普通防花粉口罩还有半盒。日本这边认为普通口罩就有作用。我今天挺幸运，在网上抢到一盒，60只，5千日元，原价两千五。”

还是无语，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好叮嘱了。日本政府就是让大家勤洗手，发烧且乏力呼吸困难持续4天才能得到地方指定咨询机构的相谈和导医，连戴口罩都不强调国民去做了，因为眼下买不到口罩了。

见我沉默，杨又说，“洗手液、消毒液到处都摆的有。但办公室里戴口罩的人不多。”

“午饭呢？还是去外面店里吃？”

“要不然呢？总得要吃饭喽。”

我想起了什么，连忙问，“那你在外面有没有受到差别对待（歧视）的情况？”

“这个没有，这里人还真都没看到，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至少表面上会照顾你的情绪。听说小学校里特意教导学生不要歧视中国籍同学。”

第二天晚饭后给杨发了信息，没有像前几天那样立即收到回复。夜里10点（东京时间11点）多手机亮了，“在XX店喝酒，刚结束，这就回去。”

“和谁呀？这个时候还去中餐店聚餐？”（在意的是中餐不是分餐）

“几位同事。你知道的，他们就喜欢吃中餐。”

“还是小心一些吧，今天的新闻你看了？”

“知道的，以后注意。”这回答好像透着一丝不屑。

虽然对这样的回答不太满意，考虑到已经深夜了，不想耽误他休息，我只好先沉默。但是心里一阵无奈和失望，这两天看到各路媒体描述的日本疫情现状，看来日本民众对疫情的反应和我们这里相比，还真的是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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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角下的疫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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