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在沪的日本人回到东京 ｜ 三明治

石川利枝 Rie ISHIKAWA

来自日本东京，曾在日本时尚杂志的记者和编辑，2005年来到上海。现在在原法租界里开服装店兼给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写专栏。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写文章。

我从上海回东京

2020年2月5日，傍晚，我到了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机上人很少，机场里人也少，大家的嘴巴都紧闭着，十分萧索……这十几年里，我有很多次在东京和上海之间飞行的经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冷清的情况。这一趟坐飞机的人，大部分的目的都是回家，不是旅游，但心里依然紧张。从上海来的我，入境验查没有那么严格，但是我发现我们拿行李的地方被安排在最里面，邻接的地方都是空的，有些隔离的感觉。行李很快出来了。虽然走到这里的行程费的时间不长，但是心理感受还是不一样。

出了门，马上看到了我妈妈戴着口罩站在门旁边等我们，我加快了推车的速度，走近妈妈身边，看见妈妈的眼睛有点红、有点湿润，我才知道自己多么让她担心。

因为那时在日本国内天天有相关的新闻报道，民众都知道武汉和中国其他重点城市的感染情况。电视里能看见很多穿白色防护服的医生和护士治疗患者。像是在城市送外卖的人把东西放在小区门口就走这样的情况也被日本媒体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内的情况，没有感觉是在邻国发生的。

我和妈妈紧紧地抱了一抱，感到心理上放松了，也才知道自己之前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那时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了十几天，上海市内也开始有禁令：不要去外面，店铺不能营业。我在上海一条小马路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店铺也要根据市政府的通知延长休息时间，而恢复营业的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

我眼中的上海，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日常生活受到这么大的影响，连用外卖买蔬菜都有点难。每天看手机朋友圈里最新的情况，一面乐观的，一面悲观的，每一天，感染人数都在增加。让人不安的要素很多，都是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而且，我家有十岁以下的孩子，还需要家长的保护。虽然我在上海已经生活十几年了，都习惯了，生病的时候会去心目中最可靠的医院，身边也有好朋友，但是如果我发烧到需要隔离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怎么办？我孩子一个人怎么办？

作者的女儿，目前在上海就读公立小学

平时乐观，也客观地观察情况的我，面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

看到上海市内越来越紧张的情况，我的心理也受到影响。我知道，也许还有更多没想到的事情会发生。

从东京羽田机场到我老家，坐火车大概需要30分钟，那时正好碰到下班时间，火车里人特别多，车内很紧，但是戴口罩的人只有一半，有3、4位不戴口罩的40多岁的女性们在很热闹地聊天。这对刚从上海回来的我来说，很奇怪，也很担心：为什么没戴口罩？

日本国内那时感染的人很少，感染的都是从武汉来的旅客。新闻广播里说：“戴好口罩出门，认真洗手，就没问题” ，但看起来民众的态度还是马马虎虎的。那些不感到紧张，也没有戴口罩的人，心里可能是这样想的：“怕是怕，但是我是没事的” ，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在涩谷药妆店，

人们询问“有没有口罩？”

第二天上午，我戴好口罩，坐了十分钟火车来到涩谷（Shibuya），为了到百货商店修理我的手表。

从网络上很有名气的涩谷行人自由通行交叉点，走五分钟，可以到我要去的百货商店。但我在路上看到的游客也特别少。路上很多药妆店（Drug Store）都把用日语和汉语写的“口罩已售完” 小报贴出门上，我也听到了里面外国人向店员询问：“有没有口罩？”

我在电视台上看到了有抢口罩的中国人的新闻。这时，日本国内也已经很难买到口罩，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会生气的人也有。我妈妈的朋友，她在常去的超市里，听到有人说中文的时候，会变得更谨慎一点。这让我也感到伤心。

我到了百货商店，看到门卫、售货员都戴好口罩，让人放心。店里人特别少，售货员跟我说：“抱歉，我戴口罩为您服务”。我说：“没事的，应该要戴的。”

据说一部分的客服工作人员，如果按照公司规则的话，是不能戴口罩的，这和日本的习惯有关。戴着口罩向客人或者长辈提供服务会给他们留下“没礼貌”的印象。日本人会在意别人的看法，不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看法，习惯根据他人的看法，改正自己的行为。

我在回家路上又看到了没戴口罩的车站工作人员。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为了遵守纪律，还是手上没有口罩了？

在老家附近，我看到一家药妆店门上有一张小报上说：口罩刚才到货了！一人限买两包！我立即就进门买了两包。店里面还有最后一瓶消毒水，我也买了。

关于口罩的问题，不管是在我的日本老家，还是上海，口罩的数量都是非常稀少的。但是因为日本每年这个时期都有流感和花粉过敏症爆发的情况，家里一般都有足够的备用口罩，所以不用着急地去买。比如我妹妹家，共三个人，备用口罩有150多个。2011年，东北大地震发生时，在东京的人们为了预防微量的放射性污染，都买过很多口罩，妹妹家那时买的口罩还有剩下这么多。我在上海的家里也有极多的备用口罩，因为空气污染或者预防感冒，还有防备开电瓶车时路上的粉尘。

我回日本之前，家里剩下的口罩有一部分就送给朋友了。也有朋友要送口罩给我。有位比我更早回日本的朋友买了很多口罩，那时口罩还不这么紧张，她在街上看到没有带口罩的人就会送给他们。

第一个周末

回家的第一个周末，家人集合，要一起出去外面吃饭。大人、小孩都戴好口罩出门。连平时没戴口罩的妹妹的老公也戴了，他下巴上的胡须露在口罩外面，显得很奇怪。他问我：“大小不适合吗？” ，之后自己也笑了，家人一直不停地笑。

那天是情人节前最后一个周末，卖巧克力的甜品店很热闹。在日本，情人节时，女性会把巧克力送给情人和朋友们，所以所有的百货店里都有为情人节而特设的柜台，里面有许多国外、国内的巧克力品牌开设的小店铺。我们跟妹妹家一起去了，一起吃了巧克力冰淇淋来庆祝。

前几天从紧张的城市坐了三个半小时飞机过来的我，看着这里的人们忙忙碌碌地买东西，觉得世界感完全不一样。一边享受着巧克力的甜蜜口味的我，一边感到心里有点不舒服。

那天我也去了书店给女儿买了几本书，像是地球图鉴和昆虫故事等等。睡前，我开始给女儿读新买的书《毛毛》（Momo），这是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写的小说，于1973年出版，是一个关于时间窃贼和一个小女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睡前阅读的时刻，对我女儿而言，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时刻。

也是那段时间，我有收到上海教育局发布的开学日期延期的通知，宣布说三月份开始上网课。上海的朋友说市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小区门口一定要每个人都测量体温，从外地回沪的所有人一定要在家里自我观察两个星期才可以出门。

我把飞机票改签到三月份，决定看情况再定具体的回沪日期。女儿上的公办学校那时已经开始要每天打卡报告今天在哪里了。

原来在一年两次的假期里，我女儿会回日本上本地学校，但是这次不上了。她每天早上为锻炼身体要跳绳，然后做功课，下午看书和做功课，已经习惯这样的节奏了。假期长了，她收获了更多可以好好复习的时间，我根据她的学习缺点，给她做了课程表，天天关注她的功课，并且班级老师也每天都给我发信息。我感到我们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觉得很放心。学校会安排把课本通过快递寄到同学家，班主任发给我电子课本的链接，不久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上网课了，期待新的学习方式。虽然我要先安装软件、打印课本、整理女儿上课的环境，但是在国外还可以上课的现代生活，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新的时间

距离我回到日本，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了，日本国内的感染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日本的日常生活还会继续。一边有认真保护自己的人，一边有对此还不在意的人。在还可以过日常生活的日本环境中过着“非日常”生活的我和女儿，生活也在继续。每天晚上我们一起看《毛毛》，昨天书里登场了一位叫做“灰先生”的人物，是个偷时间的人。

2月24日东京的咖啡店里，

天皇诞生日假期期间，

很多人还是出来喝咖啡

平时我要做工作、家务等等特别忙，女儿也天天上学，功课很忙，很少有轻松、舒畅的时刻。每天也都在抱怨工作忙得没有休息的空闲，压力很大。现在才知道这些都是“灰先生”干的。我决定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也跟女儿一起考虑怎么与“灰先生”  战斗。

回到日本之后修好的我的手表，开始“滴答滴答”地计算新的时间。时间，一刻一刻地逝去，不回头地向往前。昨天在东京，初春刮的第一场较强南风吹来了，我们称之为 “春一番（Haru ichi ban）”。今天早上跟女儿一起跳绳，她背后展开着的是明朗的蓝天，温暖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感觉特别舒服，福瑞飘香。盼望回沪，和朋友再见面。

全球视角下的疫情故事

三明治自2020年发起“海外中国人写作者”招募计划。在我们看来，即使身处海外的中国人，也同样处在中国和世界的震荡交错之中。他们在异国周遭的生活细节，有时让我们不免想起故土，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是如此的不同。“三明治”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中国人。而近来的事件，让这种震动更为明显。我们欢迎更多的来自中国同胞的外部视角，去共同呈现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内容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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