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忍受城市生活，他们去崇明岛开了个“废柴农场”｜三明治
离开城市，还有哪些居住新可能？这一次，我们打开了编辑部的大门，推出「中国年轻人居住新可能 · 非虚构系列专栏」，想要走出去，亲身感受这些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第一个目的地是崇明岛上的“废柴农场”，在这片荒草丛生的自然农场中，几个逃离城市的“废柴青年”展开了一场乡野生活的实践。
文 | 二维酱
“朋友说我做的事是废柴，管我叫废柴青年，我一点不生气，反而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老贾坐在塑料大棚前一条用树根做的长凳上说。旁边是他亲手搭的土窑，可以烤饼，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农作物与杂草一同自由生长，蝉鸣与蛙鸣交错起伏。
这里是老贾的农场，面积20亩，位于崇明岛，上海最偏远的区域之一。五年前，老贾来到崇明租下这片地，开始实验自然农法的生产方式，不施肥，不打药，不耕地，保留杂草。曾是国企员工的老贾，与城市生活隔绝已超过十年，选择当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
农场中有块标牌，用废弃篮球木架改造的，上面用彩色颜料写着“Free Try”，这是农场的英文名，中文名“废柴”的谐音，也意味着无拘无束，自由探索。
起英文名、画涂鸦的人是古月，她辞掉工作从城里搬来崇明岛六个月，和朋友租了一座月租500元的小房子。古月从老贾手上承包了“废柴农场”的一亩地，跟着他们从零开始学种田，为一棵幼苗的破土而欢欣鼓舞。
老贾的妻子棠棠来这里之前在NGO工作，学徒小军原本在医馆做针灸推拿，还有前广告从业者大福、一对反感学校教育模式的母女……这群不同背景的人逃离城市的喧嚣，聚集在岛屿上的“废柴农场”，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答案几乎是统一的：再也无法忍受城市的生活。
“看着地里长出来的蔬菜，
都会流口水”
三明治发布《离开城市，中国年轻人还有哪些居住新可能？》的招募后，古月发来了邀请，我和同事若冰决定去崇明岛看看。算上大学时期，我已经在上海住了八年，可之前从没去过崇明。岛上没通地铁，打开地图一查，坐公交去得花三个小时，驾车也要差不多两小时。古月提醒我，如果开车的话，往返要收100块钱过桥费。
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岛屿，中国第三大岛，排在台湾、海南之后。虽然岛上大部分属于上海市崇明区，可一提起崇明岛，我联想到的关键词是偏僻、荒凉，与繁华的上海滩全然是两个世界。
我们5月9日傍晚出发，驶过看不到头的江底隧道和过江大桥，听说五一假期这里非常拥堵。到达崇明岛时天色已暗，过了收费站后，路灯肉眼可见地减少，车窗外一片漆黑，只有几块农家乐的霓虹招牌在暗夜里闪烁。
棠棠在路边接到我们，手上提的户外灯映照出她干练的短发和灰色围裙，但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透露出她并非普通的乡野村妇。后来我们得知，她曾是某个生态相关NGO的员工，因为来崇明岛考察用地与老贾相识，也一头扎进田地里，两人在疫情期间领了证。
农场入口在路边不及人高的篱笆中间，一扇轻易就能推开的柴门。路上太黑，我们打开了手机电筒，白光照亮脚下凹凸不平的田埂和旁边的草丛树影。跟随棠棠穿过曲折的小径，来到一座亮着灯的塑料大棚前。这个大棚不是用来种菜的，而是承担了餐厅、储藏室，还有临时休息处的功能。门帘外一侧有一口井，提供用水来源，另一侧拴着一只小田园犬，正趴着睡觉。
进入大棚，地上放了一大盆新鲜的蚕豆，不锈钢操作台上有一些厨具。大棚顶覆盖着葡萄藤，绿叶和枯枝缠绕在一起。中间的木架和桌子上，杂物堆得满满当当，跟外面的杂草丛生的田地一样，看上去有种漫不经心、疏于打理的无序感，却也显得生机勃勃。
大棚里的储物架
饭桌上，四个人正有说有笑地围坐着吃饭，他们是农场主老贾，学徒小军，还有一对从市区过来的夫妻。这对夫妻跟我们一样是到访者，他们在“废柴农场”订购蔬菜，时不时会来看看田里的情况。丈夫是搞艺术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笑着说“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生了”。
我们被邀请入座，棠棠翻出几双长短不一的筷子，让我们凑合着用。我拿过一个瓷碗，发现碗底沾了粒小石子，将它擦去。桌上的菜摆了满满一桌，其中有一口很深的铁锅，盛着粗细不均的手工面条，某种认不出的菜叶子混在里面。我问了一句，老贾回答说，“最近青黄不接，没什么蔬菜，所以只能把花菜叶子也拿来吃了。”
当晚的食物还有从田里采摘的应季蚕豆和黄豆，碎成渣状的豆腐，一碟花生米，一盘烤饼。“废柴农场”里的人都是素食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日三餐吃的就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菜。除了因为水稻小麦产量不足，会从外面买些大米面粉。
“每天都吃这些，不会腻吗？”我盯着面前那盘绿油油的蚕豆，看不出它的特别之处，只觉得如果每天都吃差不多的食物，实在有些乏味。对于我发出的疑问，他们仿佛听见了可笑的事，纷纷笑着摇头表示不会。
我夹了颗蚕豆放进嘴里，仔细嚼了嚼，旁边的小军突然问，“你发现没，这个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看我困惑的表情，小军直接解释道，“我们的菜味道特别丰富，就算每天都吃同样的菜，同样的做法，也能吃出不同的感觉来。”他还说，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豆子是这么甜的。
按照老贾和小军的说法，使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菜，原本的味道已经被破坏了。“废柴农场”遵循的是自然农法，摒弃现代农业中农药、肥料、除草剂、机械耕作等种种便利手段，让作物按自然规律、以原本的模样生长，他们认为这样长出来的菜滋味丰厚，能提供给身体更饱满的能量。“这个比有机蔬菜更高级一些。”小军告诉我。
怀孕的妈妈一边端着碗大口吃花菜叶面条，一边跟我们说，“我已经吃素十一年了。”她说自己在穆斯林家庭长大，以前很爱吃牛羊肉，经常早上起来就吃一斤白切牛肉。后来就完全不再想吃，只对从土里自然生长的东西有食欲。
“我走在外面，看着地里长出来的蔬菜，都会流口水！”她挽着袖子，语气豪迈，接着把碗里的菜叶和面条一扫而尽。
当天的晚饭
半路出家的农场主
“废柴农场”的主人老贾是个半路出家的农民。他曾在河北的国营企业工作，后来做过自由职业、个体户。老贾人生的分水岭在2008年，那时他33岁，厌倦了城市里按部就班的生活，觉得城市里缺少能真正打动自己的东西。一次偶然的农村调研，让他接触到超出经验的陌生世界。他决定放下一切，去农村种地。
没人教他怎么种地，都是从书上，从网络上自学的。最初在上海另一个郊区南汇，主要种水稻，也种菜和树，边种边摸索。书里教的是如何使用农药化肥，老贾把农药买回来之后，却迟疑了，“这不是毒药吗？能把人毒死的那种，气味也特别刺鼻。”老贾说，他从本能上害怕这个东西。
他从网上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些国外生态农业的实践经验，接触到冈田茂吉提出的自然农法，后来又读到一本对他影响很大的书《一根稻草的革命》，作者是日本的福冈正信。老贾在书里看到可以不用农药化肥的种植方式，于是有了信心，开始朝这个方向探索。
逐步回归自然的过程中，老贾意识到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是人为灌输的概念，比如种地要施肥，比如每天要用牙膏刷牙，“我已经很多年没刷牙，也很多年没吃过任何药了。”老贾说，当你吃的食物很优质，身体会维持好的状态，开始种地这十年，除了偶尔被风吹得头疼脑热，基本没生过什么病。
“废柴农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自由散漫，不修边幅，并不是我们原先想象中“田园牧歌”式的农场，第一眼看上去更像是一片野生的荒地。但老贾说，这五年来农场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接近一个“丰富的家园”。他指着大棚前面的几棵树，“你看那是李子树，是我们种的，那边的杨树，自己长起来的。”
“废柴农场”里的秋千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从事农业？老贾回想起来，发现对于试图摆脱体系束缚的他，这几乎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他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因为要从体制中获得资源，唯有做到自给自足才能脱离控制。“在城市里，所有的资源都是被控制的，你要花钱才能得到。但农业不是，农业靠太阳，只有阳光是不受控制的。”
说这话的时候，老贾坐在大棚前的木凳上，他皮肤黝黑粗糙，衣服和胶鞋都沾着泥土，灰蒙蒙的，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整日扑在土地里的地道农民。可他聊起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平和，思维清晰，还时不时反问我们几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做现在的工作？”“你觉得赚钱重要吗？”试图掌握聊天的主动权。
老贾喜欢看儒释道相关的书，平常干农活时，他把手机放在地上听书。问起通常听什么内容，他说最近听了“一席”，我点点头。他又提到常听的王东岳，我并不了解，后来听同事说，此人的哲学思想在网上有些争议。
农场新人小军和古月提到老贾时，称他“涉猎广泛、融会贯通”。在刚走进大棚时，我们就注意到了正对入口的那面书架，上面的书大多是老贾的，从《稻盛和夫全集》到《木工基础》，从《古文观止》到《黄帝内经》，还有一套《三体》。但老贾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耕读隐士，“他很关心时事，不仅朋友圈转发，还经常发到我们的小群里。”
会员基本都是外国人
“废柴农场”的经营模式是会员制，产出的农作物要供应给十几个会员，每周配送一两次。会员们在微信群里下单，统一价20元一斤，比同类品种的市场价高出许多。这是农场存活下去的主要收入来源。即便食物能自给自足，一年也得付4万左右的土地租金，还要网购一些生活生产物资。
最早是老贾的朋友介绍了一个法国友人来农场当志愿者，成了他们的第一个会员。那位法国人又陆续介绍给其他朋友，所以现在会员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为主，其中有设计师、艺术家、NGO成员、老师。为了保持客源稳定，他们答应如果离开中国，会介绍其他朋友过来。老贾说，在法国有类似“社区支持农业”的生态农业项目，他们比较熟悉这种模式。而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对夫妻，是会员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
“我也想发展更多上海本地的客户，但很困难。”老贾说，“因为我们对会员有要求，首先要理解自然农法的理念，最好能亲自过来看看。还要接受我们产量少而且不稳定，我们吃得少的时候，给他们的也少。”
对于产量不稳定这件事，老贾刚开始花了些时间去适应。想通之后觉得，“不稳定就不稳定吧，干嘛一定要追求稳定呢，这是思维定势，只要大家能接受就行了。”
秋天是作物产量最丰富的时候，可以给会员列出农场供应种类的清单，让他们自己选择。而像四五月份，青黄不接的季节，工作量反而增大，为了维持给会员的基本供应，老贾叫上大家一起去地里“找菜”。枇杷、槐花，甚至一些野菜也摘来发货，他们对会员的饮食喜好有大致了解，有时不用告诉对方有什么东西就直接按预订的斤数寄过去。
最近地里的洋甘菊开了，他们摘下一些，搭配薄荷寄给会员，介绍说可以用来泡茶喝。有人收到以后特别喜欢，在会员群里感叹，“盒子里装满了惊喜”(The box is full of surprises)。
白板上记录着农场里种植的农作物品种
待在城市里感觉每天都在消耗
大棚里的书架上，除了老贾的书，还有一些英文原版书，是属于棠棠的。她英语好，平时与外国会员沟通也靠她。
书架后有张简易的床，学徒小军平时会在这里小憩。一个多月前他才从被疫情封锁的家来到这里，跟着老贾他们学习务农。
小军是广西人，说话时能听出些口音，他今年三十二岁，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七岁，家人都留在广西。他之前在一家医馆里做针灸推拿，医馆要复工了，问他要不要回来，他拒绝了，原因是不想待在大城市。
“实在受不了，待在城市里感觉每天都在消耗。”小军说，“城市里的人，就算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都正常，到家还不觉得晚，还要继续干别的事。身体只会越来越差。”
小军发现自己本能地抗拒这种“常态”。他在中医养生的圈子里接触到了生态农业，听说在崇明岛上有人在实践自然农法，拉着箱子就来拜师学农。他觉得干农活的人脉象都比较有力，“正气足”，也没有那么多心理上的病。
每天清晨，日光透过塑料薄膜洒进来，他带上工具钻进田野里，天色暗下来就回到棚里吃晚饭。透明大棚仿佛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泡，将他与过去厌倦的生活暂时隔绝。
在田里劳作时，小军也习惯把手机放在旁边听书，学中医知识。在他离开医馆时，同伴以为他放弃了，“你去干农活了还怎么学中医？”
“就因为我干农活，才能更好学习。“小军反驳说，“真的静下心来了。”他发现自己的专注力和学习效率都有很大提升，这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可你现在没有收入，家里人不会给你压力吗？”我问小军。
“肯定会啊，有人说你不赚钱，以后小孩上学怎么办？”小军说，“我觉得，以后如果他们不想读书就不读了。”
大棚里的一个角落
用劳动填补教育缺失的母女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小军一个人，在我们吃饭时，旁边有个小女孩一直在跟老贾聊着种蘑菇的事。女孩叫小文，今年十一岁，齐耳短发，瘦高个子，皮肤已经晒得有些黝黑。她读到小学四年级，据说有些厌学情绪，她妈妈带着她来到“废柴农场”，跟外界切断了联系。
小文的妈妈看起来端庄得体，我们问起母女俩为何“出走”，她表达出对当下学校教育深深的失望和厌恶。“学校只看重知识，不教怎么做人。”她愤愤地说，“知识在哪儿都能学，但更重要的东西学校不行的，那还不如带她出来。通过劳动，跟着老贾棠棠他们做事，也是一种学习，至少待人处世不会差的。”
小文刚来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慢慢开始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最近一直挂在嘴边的蘑菇。天气好的时候，母女俩还会在农场的田野里搭帐篷露营。小文妈妈说，她们计划要在岛上住三年。
老贾和小文共同完成的蘑菇培养盒
当天晚上，我和若冰在农场里体验了一次“大棚露营”。住的大棚里两边种了菜，中间垫层木板，放上帐篷就能睡觉。小文不断提醒我们，“不要踩到蘑菇了。”原来旁边的土里有蘑菇，要非常仔细才能从一片青绿植物中，辨认出零散分布的一朵朵白色小伞。这座大棚里没通电，只能打着手机电筒进出。
农场在黑暗中陷入沉寂，外面天空一侧泛着隐约的诡异红光，大概是城市的光污染。躺在距离土地很近的地方，耳边伴随着蚊虫、蝉鸣和风声组成的低吟浅唱，进入睡眠。凌晨时下了场雨，砸在大棚的塑料膜上，噼里啪啦，像是豆子撒在地上。
第二天小文一脸悲伤地宣布，有蘑菇被踩到了。
“美丽乡村”里的半农半X
吃早饭时，我们见到了古月，她租的房子离农场有七公里，前一晚我们到农场时她已经回家去睡了。古月是个爽朗活泼的姑娘，留着利落的齐耳短发，披了一件自己改造的民族风拼布披肩，她会跳即兴舞，用毛笔画符。
去年十月，古月从上海城区搬家到崇明岛，开启远离城市的岛屿生活。在那之前她全职工作过五六年，主要是市场营销策划类的工作。那时候她就不喜欢坐班，如果公司要求坐班，她会去跟老板争取，能不能更灵活自由地安排时间，哪怕降薪都可以。
可城市生活还是一点点把她逼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古月总觉得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开心，大部分时候都处在忙碌和麻木的状态里，滋生出一种虚无感。于是，她下定决心逃离浮华的城市，希望能从大自然里获得内心的宁静。
“为什么想到来崇明岛？”我问古月。
她提到自己曾在荷兰的一座叫格罗宁根的小镇留学，第一次发现“原来人的生活可以跟自然如此融合在一起。”她对荷兰的乡村田园念念不忘，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
回上海工作时，古月周末会跑到青浦之类的郊区，去有机农场里帮忙除草，从中获得短暂的治愈。来到崇明岛，她觉得这里像是另一个格罗宁根，有小小的房子，潺潺的小河，到处都种着蔬菜果树，是自己怀念的田园风光。
最初她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农民，直到发现“废柴农场”，从老贾手里租下了一亩地，一年租金不到两千，开始跟着他们一起种植。看着亲手播下的种子在一场雨水后探出嫩芽，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存在。那时候她开始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待下去，内心困顿的哲学问题将会得到解答。
古月带着我们去看了她种的那块地，指着每一小片区域解说，“这个开着白色花的是胡萝卜。”“这个是豌豆，叶子太老已经不能吃了。”“这里是秋葵，还有丝瓜在地底下没长出来。”古月说她刚开始种地时，完全分不清这些作物，每次拨开杂草查看时都忐忑不安，担心把好不容易发出来的芽碰坏了。现在每小块地上还插着写有蔬菜名字的小木牌。虽然只有一亩地，但古月希望将它打造成一片迷你的“食材森林”。
属于自己这一方小天地里每天的变化都让古月感到兴奋。一场雨过后，土里一下子窜出嫩绿的芽，“你看这多可爱啊！”古月指着幼嫩小巧的新芽说，“想要抱抱它。”
她还种了两株洋蓟，长得个头高大，叶片粗壮，顶上结着像莲花一样的果实。“本来只有中间这个最大的‘妈妈’，结果下了场雨一下子生了四个‘娃’，太厉害啦！”
茁壮生长的洋蓟，后面是在地里干活的小军
种地之余，古月跟爱好烹饪的伙伴大福一起研究各种食物的做法，他们做面包，做泡菜，把每种当季的蔬菜捣鼓出不同的花样。古月看着一排玻璃罐里泡着的各色蔬菜，里面浮游的微生物，说它们仿佛是自己养的宠物。
古月看过一本书《半农半X的生活》，所谓“半农半X”指的是一边亲手栽种农作物，获得安心的食物，一边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换取收入。合上书她感叹，“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
曾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大福，搬来崇明岛生活已经两年了，同样实践着“半农半X”式的农耕生活。促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的动力，是去新西兰澳洲的打工换宿经历。他与“废柴农场”里的伙伴交情甚笃，时常过来一起吃饭聊天，也会帮忙收割找菜。
他在租的房子附近找了一块田，就在村委会的斜对面。别人家的地都是整齐划一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耕得笔直，种得规整，而大福的那片则是杂草飞长，几乎看不到菜在哪里。他说村里的人一直对他颇有微词，“毕竟他们要建设美丽乡村。”
大福在田地边上种了花，让它看起来美观一些，还弄来一个废弃的卡通摇摇车，想作为吉祥物，可是并没有得到认可，只好遮挡起来。这几年各处都在推进“美丽乡村”，房子要新，农田要齐，看起来整洁有序。即便在崇明岛这样的郊区，“废柴农场”放任自如的种植和生活方式也算是异类。
因为不用农药不驱虫，大福种的几棵卷心菜被虫子啃得面目全非，他看得心疼，但还是说，“虫子吃完我们再吃，放心”。
大福的地里被虫蛀的菜
古月租的房子距离稍远，她是跟一个设计师朋友合租的，一栋小小的平房，两个人月租500块，房东阿姨经常送她们蔬菜，再加上田里自产的，足够日常所需。房间墙上贴着她们自己的画，衣架是用屋后捡的树枝做的，又去废品站捡了几口水缸放在门前。
客厅的窗外有一小片金黄的稻田，电线上停着几只麻雀，另一侧卧室的窗外是翠绿的树林，时不时传来婉转的鸟鸣，除此之外，安静得听不见其他声音。这是古月渴望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安宁，也是逃离城市的人视若珍宝的理想生活。
*图片拍摄：二维酱、若冰
若冰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作者
三明治故事打捞员，每日书项目负责人。相信写作是对抗虚无感的最佳路径。热爱故事，关注新鲜事物，更关注其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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