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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叫米香菊,这名字是她自己偷改的 | 三明治

小妞卫 三明治 2021-02-01


文|小妞卫
编辑|万千


姥姥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讲究好看,更讲究规矩。比如逢九时,过年三天不出门。我印象中那一年正是姥姥逢九的日子。在东北,从室外回到室内,衣服得脱好半天。那天是大年初二,屋子里吹了很多气球。姥姥没和我们一起出门,回来时向我们说着:“气球都扔在地上不好,大过年的挂起来多好看,我下午全挂起来了。”


末了补了一句,“快挂完的时候给摔了一下,碰着了头。”


妈妈听了说给姥姥做头部按摩。60多平米的房子里,我爸在厨房做饭,油滋滋响,一股股的猪油香飘过正在重播春晚的电视,飘到我鼻子里。而我在房间磕磕巴巴练着琴。


“妈,这后面好像是嗑出来个包,要不你去躺会,一会吃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


可是谁想到,姥姥那一觉睡的可真的太沉太长了。从天黑到天更黑,饭也没吃,一直没起床。


后来家里又来了好多人叫她,有医生拿针扎她,她还是不起床。血压计越来越紧的声音,啪啪拍血管的声音,我妈跪在床边一声声地叫“妈,你醒醒。”太多人挤在房间里面,地板发出吱吱的抗议,医生们没脱外套,好几件大衣蹭在一起沙沙的响,担架出门时,撞到窄窄的门框,铛的一声。


然后,突然一切都安静了。60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十一岁的我、厨房没吃的菜、卧室没合上的琴,以及顶柜上五颜六色的气球。


我既怕黑,也怕浪费电。翻出来好多蜡烛,点在客厅和卧室里。在那个漫长的夜晚里,没人告诉我另外一边在发生着什么。烛火一闪一闪的,冒着黑烟,和我一样,又小又没用。


从我出生,只要姥姥住在我家,就是和我一起睡。我靠里,她靠外。那晚,我依旧靠里躺在自己那一边,我看见姥姥的枕头下面,压着她年前新买的裤子。这是她的土办法,裤子要提前一晚压在枕头底下,穿的时候平平整整,裤线利利落落。那时候,我根本想都没想,姥姥再也不会穿上那条裤子了。






我姥姥叫米香菊。这名字是她自己偷改的。原来叫米兰竹,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有君子硬朗之气,但当年流行女孩的名字里有花。而米香菊是个紧跟潮流的人。


米香菊出生在河北行唐县一个叫米霍口的村子,快十岁的时候,村子里有了穿大头靴,带钢盔,拿刺刀的日本大兵。可是扎着两条黑油油麻花辫的米香菊没怕过日本兵。反倒可以从他们那里骗来糖。干农活的手裂了口子,还能让日本大兵给她涂点带香味的雪花膏,“那种雪花膏后来都没见过,舔一舔都是甜的”。当然,转过头来,也是同样一批日本大兵拿着尖刀指着她的哥哥们在农田里挖弹药坑。讲到这部分的时候,姥姥就会改口叫他们“日本鬼子”。


米香菊从不服输,她左边和脸分开的耳垂可以作证。那是打架的时候,被人拽坏的。


在米霍口村,女孩叫“小妮子”,不招人喜欢的女孩就是“脏小妮子”,米香菊的种种表现,基本属于“脏小妮子”。这也让她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能识文断字了更要上房揭瓦了”。


米香菊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爸爸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当家里其他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她在三四米深的地窖里纺线。后来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因为认字,得到了一份工厂的工作。米香菊好几年不和这个妹妹说话。


不到20岁,米香菊结婚了。嫁给了她从来没见过面的邻村青年,并随这个青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山西一个叫轩岗的小镇,投身祖国煤炭事业的发展。米香菊爱干净,但她的爱人是一个煤矿开拓队的队长,每天一身煤灰回到家,米香菊很嫌弃,“爱干净你去面粉厂” 她老实巴交的爱人也很无奈。


以上这些关于米香菊的故事其实我并不知道,都是从姥姥口中一点一点打听出来的。比如耳朵的故事,是我俩在车上等我爸下楼,我捏着她的耳朵问,“你的耳朵怎么了”,她才说的。我爱打听的姥姥的事。我问她,“你爸爸叫啥”,“米洛生” ,“你爸怎么叫米骆驼呀”。我姥姥因此好几个小时不理我。





姥姥抱着129天的我


和米香菊初识于我出生两个多小时以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当然,“老太太”这个称呼是不能当着她的面叫的。有一次我二舅不小心脱口说:“你这个老太太”,我姥姥站起来问他,“你叫谁老太太?”。


在我的眼里,她就只是个姥姥。之前那大半人生好似没活过一样,她从不是调皮的小妮子,不是追时髦的少女,也不曾是人妻,人母,只是我的袄袄。我上了小学才会叫姥姥。


小时候,每逢周六日,姥姥已经到我家了,我爸妈都还没起床。我爸一手点烟,一手给我姥姥开门,然后就往厕所跑。而我正在尿盆里玩得不亦乐乎。姥姥把我拎出来,擦干净,再准备早饭。她爱看我吃饭。我嘴里嚼着,一手还拿一个饺子,坐在学步车上追着姥姥要。9个月一顿饭就能吃13个饺子,被她当成美谈,处处和朋友炫耀。


我每天午睡起来,姥姥要用一个深蓝色的水给我泡半瓢橘子粉水,是那种颗粒很大,很粗糙的橘子味颗粒,每次泡好她都放在厨房的洗衣机上。午后的阳光里,一双小胖脚垫起来,一双粉嘟嘟小胖手伸向一个深蓝色的水瓢。那种劣质的橘子水成了我备受疼爱的证明。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东北某个小镇的后厨打工,负责在晚上厨房关门后清理整个后厨。而用的一种橘黄色清洁剂像极了橘子水的味道。在满是剩菜剩饭,到处油腻且极其闷热的后厨,那种清洁剂给了我巨大的安慰。


姥姥总是在我的生活里。像个旧摆件,不知道从哪来的,反正就在那。这也让我误以为她会永远在那。





我和姥姥在南京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从轩岗搬到了大连。我和姥姥有了第一次离别。在车站,我从背后抱住她,才意识到,姥姥快比我矮了。“你快点来找我啊”,我一再嘱咐她。


可是飞机一落地,我眼前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学校,新的朋友,我坐公交车上下学,我最爱吃的水果变成了草莓。姥姥被我忘了。我没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也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后来听说,在轩岗,姥姥抱着比我小6岁的表妹,告诉她,“下水井的另一头就是丹丹姐姐,你叫她,她就能听见”,然后两个人冲着下水井喊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骗我妹妹,还是骗自己。


还听说姥姥回家了,自己躺在床上也喊,“芬儿(我妈),妈想你了”,那时候我妈都38岁了,除了上大学,从来没离开过我姥姥。所以当时很多人也劝我妈别走,“都是科长了,而且还有老妈”。但我姥姥一直支持她去大连,说自己这样还可以去大连旅游。其实,她把想念和不舍都自己悄悄吞了。我有时会想,但凡那时候,姥姥表现出来一丝不愿意,就没有我如今走南闯北的勇气。


我出生107天姥爷就去世了,但我姥姥不喜欢住在子女家,仔细呵护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她院子里养着十几盆君子兰,客厅里也有十几盆。每天早上她要把所有的君子兰搬到架子上,晚上再搬回地上,说是要接地气。君子兰的叶子,永远都一尘不染。早上六点多,姥姥要去房后面的水塔山上做操,八点多再坐公交车到我家看我。下午四点多她一定要回家,因为和自己老姐妹的牌局不能耽误,十点多回家看固定的电视节目。


她从没按时上学放学,或者朝九晚五的上过班,但一生都按着自己的时间表,严格执行。





终于到了一年夏天,我姥姥要来大连了,还有我二姨,我表姐,以及那个冲下水井喊想我的表妹。那时候,我们还在租房子。5个大人,三个小孩住在一个38平米的房子,是个开间,中间用书架隔开,成了两个卧室。我爸支了个行军床睡在厨房。天热,我们就拿着凉席躺在楼底下,被蚊子咬到处是包。更有缺德的蚊子,咬了我妹的脚心。她才四岁不到,搞得她走几步就要脱鞋挠脚心,越挠越痒。我就说她“彪”,结果惹火了我姥姥,告状到我妈那,说我怎么这么说妹妹。其实,“彪”是我新学的大连话,意思是傻乎乎的。我的本意是给姥姥展示一下我的新本事。


姥姥迅速适应了大连的生活。她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每天早晨六点半在楼下的广场做健身操。这套健身操她做了几十年,教会了很多同龄老太太,成了她的社交货币。现在我偶尔看到楼下跳广场舞的阿姨们,都会想起我姥姥。想她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组建起一支队伍的。应该是很有号召力的老太太吧。


“宴席不招隔席人,隔辈难教隔辈人”,这话对我姥姥不适用。她给我立的规矩非常多,比如筷子不能插在饭里;人不能坐在枕头上;不能在背后说人坏话;不能说饿死了,困死了,累死了等;你说“她说晚点回来”,她立马就得问你“她是谁”,“我妈说晚点回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我有我的规矩,凡是姥姥解释不了为什么的,我都不听。而很多“不听”现在再看都成了遗憾。


从我家到学校有两条路,小路走20分钟就到,但那是一个很陡的坡,走一趟气喘吁吁,所以我一般都坐公交车绕大路走,时间差不多。一天傍晚,姥姥突然让我带她走走我上学的路。我带她到坡底下,指了指学校大概的位置。可第二天放学,姥姥竟出现在学校门口,她自己找到路来接我放学了。但我没和她一起走,选择了和同学坐公交车去买文具。


这是姥姥唯一一次来接我放学,当时我对此毫无知觉。我非常恨自己的残忍。我和同学走了之后,姥姥是什么表情?她转过身又顺着坡走回家时,是什么心情?我从来没想过要问她。直到学到朱自清的《背影》,我才想起这件事。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问了。姥姥那时候生我的气了么?


当所有的疑问,怨恨,遗憾都丢进了空气里,无论你用了多大力气去扔,都没有反作用力,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时候,我才感受到失去。就像我一直在想那年的大年初二,最不听话的我为什么偏偏听了姥姥的话没有把所有的气球都踩爆?为什么没有嘲笑她“逢九不出门”的规矩把她拽出家门?我坐在她的病房里一直在想,害怕这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错误。





姥姥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那些天里,我看到爸妈拿回来一小瓶血,说是从姥姥头里抽出来的。隔几天,又看他们拿回来很多类似装玉镯子的首饰盒一类的东西,说是给姥姥退烧用的特效药。没人有时间给我具体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等过了好几天我真正见到了病了的姥姥,最主要的感觉是陌生。


姥姥躺在床上,气管被切开,鼻子里插着胃管,头发也剃短了,嘴微微张着。才几天没见,她的脸凹进去了。更奇怪的是,她眼睛是睁开的,但医生说她处于深度昏迷。我坐在另一张病床上,距离姥姥的床大概两米左右,盯着她正在输液的手看。那是我多么熟悉的手啊,那是我摸着才能睡着的手啊,可是,我碰都不敢去碰一下。


但是看着看着就习惯了。后来姥姥从医院回到了家,还是睡在我旁边。最开始,大人们还担心我姥姥睡在我旁边不安全。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把我姥姥踢下床,或者总是在半夜钻进我姥姥的被子里,她因此练就了压被子的神功。但这次我姥姥搬回来以后,我睡觉就突然老实了,除了半夜我还是把手偷偷伸进她的被子里。


之后,我还学会了给姥姥翻身。把压在身子下面的枕头抽出来,胃管放到另一边,胳膊放在胸前,腿弯起来,用垫子帮她翻45度,把两个枕头从肩膀垫到胯骨的位置,胳膊和腿放平,检查胃管和尿垫,盖上被子。那时候,我和我妈走在外面,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说,“到时候你姥姥能这样,推着她出来也好呀”。姥姥身体底子好,我们也一度看到了希望。


为了方便照顾,大概一年后,姥姥被接回了轩岗。我们又开始回老家过年。我姥姥一年会给所有的晚辈织一件毛衣,一条毛裤。所以我从小过年都有一个仪式,就是年三十上午,去我姥姥家接毛衣的袖子。姥姥生病后自然是没有新毛衣了,但姥姥在就是过年回家的全部意义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姥姥又会说话了。有一回,我妈喂她吃猪头肉,问她好不好吃,她说“一股半吊子味”, “为啥是半吊子味” ,“因为你就是个半吊子”。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姥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姥姥回轩岗后的第二个大年,我们买了大年初一的火车票。因为回去的有点晚,我给姥姥打了个电话,她说“我等你们回来”。


“那一刹那稀松平常”。多年以后,看到琼·狄迪恩的这句话,觉得一刀插进了我的心。


“我等你们回来”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谁能想到这是姥姥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知道那是姥姥唯一一次接我放学,走多长的路我都会和她走的。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句话,我绝不会挂电话的。





那天晚上,我按照扫除的顺序应该打扫客厅的工艺品架子,我妈下班顺路去超市买火车上和带回家的吃的。唯一反常的是,我二舅打了好几个电话,每次都问我妈到家了没。直到,我二舅又打了一次电话,说:“姥姥不行了”,我记得我问:“‘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二舅嘱咐我去公交车站接我妈。我拿上钥匙就出门了。没时间认真想“不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家和公交车站间隔着一条泄洪用的河,我在河的这边就听见我妈嚎哭。


我看着她朝我走来,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呢子外套,手里提着两大袋子从超市买的好吃的。袋子是白色的,在我记忆里,特别刺眼。


我一直没时间哭。我要照顾悲恸的妈妈。在家里,后在上了火车,我都要照顾她。是她没了妈妈,而我只是没了姥姥,我不能哭的。到了轩岗,回到那个姥姥带我长大的家里,我坐在那个曾经和姥姥一起睡觉的小床上,听见我妈在隔壁放声痛哭,我还是没有哭,我希望自己懂事一点。


一个很黑的晚上,我们被大人带着,走了很多蜿蜒的小路,没有路灯,路面沟沟坎坎。我明明知道要去哪,但我还是问我二舅,我们要去哪,“太平间”。进去之前,大人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哭,眼泪掉在姥姥身上,姥姥会走的不安心。我没哭,甚至有点兴奋。姥姥睡在一个抽屉里,被拉出来,脸居然是粉色的,脸颊平展,光滑,熟悉极了。我特别想摸一摸,就偷偷碰了碰她的手。我不记得姥姥的手是凉是热。只记得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哭。什么是永远失去,什么是死亡,我还都没想明白。


火化姥姥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姥姥平时总带的一对金耳环变成项链坠子带在脖子上,因为大人们说要有金器保护,小孩子才能去火葬场。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大人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我的项链给哥哥带上了,他是男孩子,年纪还大,可以去那个地方。而我和另外的两个表姐一个表妹被留在家里。我还是没有哭,只是生气,他们没带我。


听说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姥姥的五个孩子跪在大雪里,给她磕头,抱头痛哭。而我,并没看见。我和二舅申请,用自己的72块钱零花钱,买了家人别在胳膊上的孝字牌。花72块钱,是我当时能想到的,为姥姥做的唯一的事情。


我第一次哭是处理完姥姥的后事后回到大连。我坐在书桌前,准备写日记。以前,我在这里写作业,姥姥会坐在后面缝东西或者躺着睡觉。而那一刻,我的背后谁都没有,我不敢回头,对着墙面放声哭。我在日记里写了满页的姥姥,边写边哭。


后来,在姥姥离去的这十几年间,我总是哭。在俄亥俄做梦醒了哭。在波士顿的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华人老者带着小孙子,我哭。在北京的火锅店,一个老人抱外孙上洗手间,我哭。渐渐的,我明白了,我不是哭她离开了,是哭我没机会和她道别,没机会好好爱她。


上班以后,我争取每次清明节都能回去看她。我买很多祭祀的东西,衣服、鞋子、手机、汽车,我亲吻那快石灰色的墓碑,跪在前面的黄土上,告诉她我都是硕士了,告诉她我能挣很多钱了,告诉她我上过电视了。除此之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每次回轩岗,这个地方都什么变化。因为鼓励环保,这个以出产煤碳为主的小镇在近几年更是逐渐衰败。人们纷纷迁到附近的城市,而他们故去的亲人也跟着被纷纷迁走。在姥姥、姥爷的墓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坑。毫无遮掩的黄土坑,野草在里面顺生。这里曾是这个小镇上某些人生命最后的归宿。





去年十月底,我们也给姥姥姥爷搬了新家。二舅找了镇子里会看事的老人,拟了一份环节复杂,时间精准的迁坟流程。姥姥的五个子女,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女也全都回来了。提前一天预演流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悲伤,完全像是一次家庭聚会。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用金银纸叠元宝,直到真的叠出金山银山为止。天黑前,我们又把准备的东西对了两遍,不敢有丝毫披露。


为什么人在出生前没有这么具有宗教意味的流程呢?是对死亡之后的世界有更多的忌惮么?我觉得多半是因为活着的人对离去的人总是抱有遗憾的,存有愧疚的,所有的仪式是做给活着的我们的。姥姥不过是配合我们出演。


负责破土的是两位60多的大叔,这是个体力活。10月底,天还没亮的山里冷得让人发抖,但两位大叔穿着薄秋衣一直在冒汗。大姨二姨没去车里取暖,站在旁边时不时和大叔们说点好话,大概是希望他们每铲子下去都能谨慎些,别碰伤里面的老父老母。


大概四十多分钟后,我看到了土葬的姥爷从旧棺材里被抬出来。本来这是不该看的,但我庆幸我没听话。我看到姥爷躺在红色的被子上,带着黑色的毛毡帽子,看上去没有任何腐坏的痕迹。像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个人物,没有一点恐怖,特别可爱。因为我对姥爷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印象,这一面值得怀念。


之后我看到了被火化的姥姥,她的骨灰盒被抬出来,也放进新的棺材里,可能是因为骨灰盒小,他们提前准备了长长的麦秆放了进去,假装是姥姥吧。怎么我那么活泼可爱的姥姥就成了一捆稻草呢?我站在一旁,与姥姥最后一次擦肩。


那一瞬间不是悲伤的,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副无比微暖的画面。那时候我还没有她的腿高。姥姥拉着我的手,站在快落山的阳光里,隔着她的裤管,我看见后来在书里读到的那种只有光,没有芒的太阳。



我决定把姥姥的故事写出来,我想用“赛博朋克”的精神让她活着。米香菊是那么动人可爱,她该被记得。而且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我周围。


迁坟仪式结束后,Y先生在姥姥的墓前向我求婚了。


姥姥。你看到了么,钻石好大一颗呢。


姥姥,我很好,你常来我梦里啊。




作者后记


写姥姥的故事是在2014年波士顿的一个深秋的晚上决定的。当时充满了强烈表达的欲望,希望姥姥的形象通过自己的文字再活灵活现起来。但life happens,生活发生着。一直到2020年的盛夏,终于在故事学院完成并发表。仅此一点,就值得感谢。


写字对我而言一直更偏向于私人的事情,但这次在编辑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问自己写姥姥的外部价值是什么?


如果你读完它,想到了自己爱的人,它便有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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