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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决定去结婚|三明治

阿海 三明治 2021-02-01

作者阿海曾参加短故事学院,在疫情封锁中写下《女友、母亲和我,在疫情中的三位女性》。上个月的每日书彩虹主题班,阿海记录了她和女友在纽约登记结婚的经过。她写到:“要结婚的人是没有时间自我谴责的。” 而在真正迈出这一步之前,她坦诚地与我们分享了她对自我身份的追索和对婚姻的思考。


文|阿海

编辑|备备




认识小陆两个半月后,我决定和她结婚。


那时候我26岁,小陆36岁,我们借交友软件认识,然后火速地开始半同居。夏天的高温裹挟着我,我觉得自己在爱情的狂喜里汗津津地不停跳舞,一直在出汗,有时候出眼泪。


八月初的纽约,我们在热烘烘的太阳下眯着眼睛,等公交车来。上车后,小陆坐在我右边。空调隔绝了窗外的热气,我拿出薄毛衣穿上。


我说:“要不然还是尽快结婚吧。”


小陆眼睛一下就红了,好像有些不敢相信。“怎么突然就决定了?”她问。


“你觉得我会让你没有身份吗。”我说。


小陆的工作签证即将在九月到期,而她的公司似乎并没准备给她申请签证延期。我早些年通过家人拿了绿卡,和我结婚,就能保证她在美国有合法地位。


我们在公交车上说定了结婚。我们牵着手,阳光照得我能清楚看见她脸上的毛孔。


第一次说起“结婚”时,我和小陆认识刚满十天。五月底,全美迎来亡兵纪念日(Memorial Day)和三天长周末,我们正在纽约市北边的Beacon小镇游玩。在租住的小木屋里,她声音有些哽咽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并不想settle down.”


我大概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前一天晚上,我带小陆见了我的大学好友,交谈之间,我没有承认小陆是我的女朋友。我们才刚认识,还在相互了解的阶段,更何况,她也没有说过要我做她的女朋友呀。


“为什么你觉得我不想settle down?”我问。


没想到这一问,让她抛出重磅炸弹:“那你敢结婚吗?”小陆的眼底微微涨红,像受了极大的委屈。


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拿这件事打趣她:“你都没说过你喜欢我,也没让我当你女朋友,认识十天就要逼婚!”


她有些窘迫地憨笑着:“就是喜欢你嘛。”





据小陆说,她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喜欢我了。那天,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日料店门前,我一边看手机一边等待她。不一会,一个穿着黑绒西装外套,一头短发打理的层次分明,眉眼柔和的人走到了我面前。我抬起头,正对上她带着笑的眸子。她笑起来时,柔和的小脸露出孩童般的天真,与她的职业打扮并不相容的天真。后来,我才察觉到小陆在别人面前是不太笑的。当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时,她往往露出天真还带点憨实的笑,似乎在向我泄漏什么快乐的小秘密。


初次见面,小陆很直接:“你比照片上美多了,拍照的人是恨你吗。”


我不就是长照片上那个样子吗?反倒是她,真人可爱太多了。


我们进了日料店聊天喝酒,小陆棕色的眸子里有种光亮,牵引着我的一举一动。她长久地、不带攻击性地注视着我,在她的目光里,我觉得自己说出的每句话都充满感染力。我拨了拨头发,在她带着笑意的凝视下忍不住沾沾自喜。


我们一直待到日料店快要打烊。“出去走走吧。”小陆说。五月的晚风微微发热,我们在终于安静下来的街区沉默地走着。她之后回忆,当时太害羞了,都不敢牵我的手。从日料店到小陆家,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我心里升起一种莫名的信心。我越来越确信,和身边这个拥有柔和笑容的人一起,不管走去哪都可以。


那天晚上,我留在了她的住处。


遇见小陆之后的日子,我总是坐地铁往返于她家和我租的房子。我心情高昂地奔赴在见她的路上,觉得自己既是风,又是风中翻飞的风筝。世间万物都让我感到满意,满意得像是我亲手创造的。不,比那还要好——是我和小陆创造的世界覆盖了原先的地表,而其他一切的人都浑然不知。我们手牵着手走在人潮涌动的街头,共享着创世的奥秘,爱人的指尖传递的,是人世间的温度。


和两个好友聚餐时,我对她们说起小陆:“When you're in love...”


突然之间,我说不下去了,反复在心里掂量着这两个词:in love, in love......I'm in love.


我创造的天地顷然间消失了,原来我不是造物主,我只是,恋爱了。





没有习俗规定两个女人结婚应该穿什么,裙子或者裤子,西装还是吊带,全凭自由发挥。一决定结婚,我开始在网上物色衣服。


我们去过曼哈顿上东区的一个婚纱店,架子上的纱裙们又重又长,店员是一位中年女人,我从她泛着红色晒斑的脸上读出点不耐烦。我们没有预约,无法试婚纱。我放弃了实体店,两个亚裔女人的婚礼,又没有很多预算,何必去婚纱店,花大价钱并接受店员的窥探呢?


我和小陆都是比较随性的人,甚至连各自的爸妈都不打算通知,就像我们也没有对亲人们说过:我是同性恋,我喜欢女生。瞒着家里人结婚,直接避免了可预见的纷争。懦弱也好,自私也罢,要结婚的人是没有时间自我谴责的。


我雷厉风行地订了婚纱、西装外套、各式连体裤,寄到了再试,不满意又退,总算为我和小陆选好了结婚礼服。八月底,我们搬到新租的一居室小家,两人的东西把房子撑得满满当当,暖黄的灯光下,家里一切都看着恰到好处。


可是我不好了,我太恐惧结婚了。


那会我不用上班,每天小陆去工作以后,我就在家整理搬家的纸箱。整理总让我获得一种对环境的掌控感,当我把箱子一个个拆掉,把衣服和杂物一件件在柜子里摆好,我感到短暂的满足和踏实。


突如其来的情绪像飓风一样腾地一下掀翻了我。我究竟是不是小陆的挚爱?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感情破裂怎么办?以及,更要命的那个问题:和她的前任们相比,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保证我们爱得长久,不以分手收场?


找不到答案,这些难题压迫着我。我在家里哭,走到公园里哭,边买奶茶边哭,晚上躺在小陆边上哭。小陆晚上睡不好,白天一边工作一边担心我,她的脸明显苍白了。我在情绪的狂风暴雨里反复折磨着自己和小陆,终于在九月中旬撑不住了,向忧虑和动摇投了降。


“还是先不要结婚了。”我坐在沙发上对她说,用苦笑掩饰着自己的难堪。


“好。”小陆表现的很平静。





当小陆在小木屋里向我抛出“结婚炸弹”,在她充满委屈的注视中,我说了一句折中的话。我告诉小陆,三十岁以前,我不考虑结婚。


少年时代,我目睹过婚姻是如何绑架着两个互相嫌恶的长辈,他们长期地妥协、容忍,后来还是撕破了脸走到终局。慢慢地,我断了在婚姻中寻找归属感的念想。既然婚姻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抚养后代,正好,我也不想要后代。


初二的我曾窝在床边,向母亲倾泻了我对生理性别的不满。“女人要来月经,还要生孩子,我不喜欢当女人。”母亲一脸担忧地望着我,我认命似的接着说:“但是这辈子我就是女人,就好好当女人吧。”母亲的神色瞬间松弛下来,“对呀,当女人挺好的。”她说。


如果少年时的我曾对当“女人”有什么抵触情绪的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质疑过自己是个女人。多年过去了,我忍不住想,尽管“女人”这个认同给我带来了强大的归属感和绵长的连结,但有没有可能,这种认同也是一种自我禁锢?


大三的暑假,为了确认自己的性取向,我跑到理发店,把上野树里在《最后的朋友》里的剧照拿给发型师,希望把自己彻底改造,好成为一个肉眼可见的女同性恋。剪了头发后,街上看我的女孩子确实多了些。可是,不知道是身材还是样貌的问题,我怎么都无法变成树里或者《重庆森林》里的阿菲那样雌雄同体的酷女孩。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抓牢了自己作为同性恋的身份。作为一个性少数,如果我选择步入同性婚姻,在寻求法律保护的同时,也是在向并不完美的婚姻制度投诚。在众多标签和身份之中,我经常摇摆,总是迟疑,担心它们会伙同婚姻制度,对我进行不公平的瓜分——女人、同性恋、妻子,这些名词的集合就是我吗?


可在盛夏的火热空气和令人发昏的荷尔蒙作用下,我更新了自己的计划:我将在合适的时机向爸妈出柜,然后在我和小陆认识的第二年,一起回国拜访对方的父母。我们会名正言顺地把对方介绍给亲人们,不管他们点不点头,我们都要结婚。


因为我遇到了“那个人”。我要尽情享受开明的制度,像所有对自身特权毫不在意的异性恋那样,想结婚就结婚。


当小陆的签证遇到问题后,我英勇地决定,现在就结婚。然而,我成了自己结婚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说定结婚以后,我的言行却变得越来越古怪。我们在餐厅吃饭时,我在手机上翻出纽约时报的文章《结婚前必须要问的13个问题》,一题一题地仔细考察小陆。我反复询问她和从前的约会对象们相处的细节,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她们从里到外地比较。我毫不讲理地质问小陆,如果她曾经爱上过别人,又怎么能确定她会一直爱我,永不变心呢?


某一刻,我迟钝而痛苦地意识到,那位“命中注定的恋人”压根不存在。每一次爱情的发生,除了主动的人为选择,更是被动的机缘巧合。如果我没有认识小陆,我们大有可能会和其他人相遇,然后恋爱。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结婚呢?婚后又爱上别人怎么办?时间长了,我们会不会对彼此的身体失去兴趣?浑沌的苦水在我心里倒来倒去,日日夜夜沉甸甸的。


与此同时,小陆三番两次地听到我提起了“开放关系”,这个话题也让她感到不安。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相处得好好的,正在积极准备结婚,我却偏偏要和爱情的排他性对抗,折磨彼此的感情。


我寻思着,开放关系或许是当代婚姻的解药。我告诉自己:必须放弃通过爱情和婚姻来印证自身的独特性,那是假的;也得从电影电视上宣传的“一生一代一双人”里清醒过来,都是幻象。我们对坚贞爱情和一生一世陪伴的追求,完全是受了文化和社会的哄骗——在美国,将近半数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婚姻这个正在塌陷的大厦,又怎么可能稳固得了两个女人的爱情?





在我说出“先不要结婚”以后,小陆藏不住自己的失望,声音暗哑地说:“起码你让我体会到了要结婚的快乐。”她的话苦涩、带着哭腔,我想起衣柜里已经请裁缝改好的婚纱和礼服,心里突然酸胀起来。


那个时候,小陆又在想什么呢?每天早上,她顶着苍白的脸去上班,时不时还趁着午休的间隙回家里看我。有一次,她从餐厅打包了小椒牛肉丝、酸辣汤,趁热拎回家,看着我吃完,再拖着疲劳的身体回公司。她总是担心我一个人不好好吃饭。


“我们不用结婚,但可以住在一起。“她说。“我不想要开放关系。”她还说。


我在家里哭的时候,小陆也躲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哭。她流着眼泪在微信上给我打字:“哪怕我自己不能接受,如果你需要,我也可以让你去尝试,我会在原地等你。”


卧室的窗外有脚手架在施工,我们关着窗户,整夜整夜地吹着风扇。哪怕白天互相传了几十个包含“爱你”的信息,也比不上黑暗里全裸着的一次拥抱。小陆静静地趴在我身上,我抱住她的背,独处时的那些想法,在抱着她的时刻,显得多么愚蠢可笑。


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开放关系,我只想抱着她。


九月末的一个周二晚上,我又一次说出了让她痛苦的话,小陆无比虚弱地说:“你走吧。不要再管我了。”她闭着眼睛不看我,身体瘫在沙发里,好似被抽干了所有心力。


突然间,我像是从她的虚弱中汲取了能量,生出了坚定的信念:我们必须在一起。


“明天就结婚。”我说。


第二天中午,当我和小陆来到纽约市政厅时,因为前一晚的哭泣,她的眼睛正肿的厉害。


当天,我们拿到了结婚许可证。根据纽约州的规定,需要请牧师在六十天内为我们举行婚礼,然后才能领到具有法律效益的结婚证。





几周前,小陆就把万年历研究了个透,九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据说是黄道吉日。婚礼定在中央公园的Gapstow Bridge举行,算是个小景点,离我们家步行只要十分钟。我给发型师香蕉、摄影师董小姐、韩裔朋友Jeesu发信息:我周六要结婚了,你们能来参加吗?


前一晚睡得挺好,周六我们不用闹钟叫就醒了。简单收拾一下,我和小陆坐地铁去了香蕉工作的发廊。香蕉虽然年纪比我小,但是已经和她太太结婚两三年了。她轻巧又麻利地编好了我的头发,别上细细密密的黑卡子固定,再把小陆的短发用夹板做出卷度,不出三十分钟,就搞定了我们的发型。


我和小陆告别了香蕉,去附近的家具店买了几个酒杯,又跑到韩国城吃了炸鸡,取了蛋糕,再回到家时,已经中午12点了。距离约定的2点,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我把刚买的马卡龙取出,每两个装在纸质的小盒里,这是一会要发给大家的喜糖。不知怎么的,我有些发慌,手心又热又滑,根本没心情装马卡龙,不得不让小陆来完成。记忆中,我又着急地吸了家里的地板,确认了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就开始化妆。


总算把脸涂好,已经1点了,好不容易套上婚纱,我后背都有点汗湿了。可千万不要迟到呀!当我们穿好鞋子,拿着前一晚我亲手做的捧花准备出门时,离2点只差十分钟。


走出小小的公寓楼,我们立马来到了熙攘的大街上。在人来人往的路边,我转过头去看小陆,此时,她也转过来看我:她头戴白纱,脸上因为化了妆微微地发光,像油画中的女子一样透着无辜和柔润。这个美好的女人轻轻地对我说:“你真美。”


不少行人含着笑看向我们,我牵着小陆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脸上忍不住带着笑。路上,我的凉鞋带子散了,我还拎起裙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系了两次鞋带,还好,不算太狼狈。


走到Gapstow Bridge桥下,公园里的游人缀在草木间,我周身都透着热气,环顾周围,没找到朋友们。Jeesu和她的丈夫Daniel很快发现了我们,两个一身白的女人在人群里,想必挺扎眼。Jeesu笑着问我,上次见面好像是几个月前了。我想了想,确实,上次和小陆一起见他们俩是在六月,那时,我才刚认识小陆不久。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过去几个月的眼泪,简直像是别人流的。婚纱下面,汗珠顺着我的大腿在淌,实在没有多余的水分用来哭了。


几分钟后,Nai和Henry也出现了,Nai是小陆在纽约认识最久的朋友。Nai带着相机,先给我们拍了几张照。又过了一会,我最喜欢的男性友人彼得到了,他风风火火地走向我们。同年早些时候,彼得申请了纽约的牧师执照,彼得一到,意味着我和小陆可以举行仪式了。


我们三个走到桥下的空地上,彼得站在我们面前的石头上面,他微微俯视着我们,温和的脸添了几分肃穆。彼得拿出文件夹,开始念英文的婚礼开场白,牧师说的那一套在电影里面早就听过了,但从他这么一个黄皮肤的年轻男子嘴里说出来,还是有些新鲜。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告诉我们可以互换誓词了。


我和小陆没有提前写下誓词,只是在心里想了个大概。我已经记不清,小陆具体讲了什么,我一直看着她的脸,抿着嘴笑个不停,眼睛里有点湿。然后,该我讲了,像无数人对无数人说过的那样,我对她说:“我会永远爱你”。我带着全部的我说出那句话,包括我的固执和惶恐。


摄影师朋友也在几分钟前到了,他姓董,留着一头披背长发,大家昵称他为董小姐。他上午刚拍完另一对朋友的婚礼,又急忙赶到中央公园,看到我们以后就举起相机,噼里啪啦地拍着。交换戒指时,我捏着小陆的戒指,手指滑得差点拿不住,有惊无险地套在了她的无名指上。小陆给我戴上以后,我立马凑过去亲了她。


亲完后,彼得才说:"You may now kiss." 我和小陆忍不住大笑起来,朋友们也都笑了。我笑了好一会,她挨上来又亲了我。Jeesu和Nai作为婚礼的见证人,分别在结婚许可证上签了名。在满眼全是绿意的公园里,我和小陆结婚了。


董小姐和Nai给我们在公园里拍了不少照片。我站在小陆旁边,对她说:“终于知道拍婚纱照时,那些人都在想什么了:“热。”


结婚实在是太热了!





曾经,我暗暗嫉妒小陆的坚定——她怎么就能确定她想和我结婚呢?我冲动了几星期,动摇了一个月,直到领结婚许可证的前一天晚上,才清楚地知道我想结婚。


那个晚上,我的大脑发出了明晰的指令:就算我们的爱会黯淡,就算小陆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爱我,我也要结婚,因为我爱小陆。我本该不求回报,但她也愿意和我结婚,这多么奇妙,差不多是一个只有我们两人掘出的神迹。


不像那些过时的童话,任何故事都不应以“主角快乐地结了婚”作为结尾。对包括我在内的性少数们来说,和爱人结婚,是需要某些特权才能做到的事。


婚后不久,经前同事Billy推荐,我开始在一个电视剧组办公室上班。在乐于宣扬包容、多元的电影行业,当我对同事们说出“my wife”,没有人会不尊重这个包含了法律效益的称呼。我想不经意间,和同事说起“我老婆”。可惜的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实在太繁重,我几乎没时间和办公室的任何人闲聊。


感恩节前夕,我难得提前下班,急匆匆地刚冲出办公楼,就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人送花给我。我吃了一惊,除了小陆,没谁能干出这么肉麻的事了。拿到花,上面还有个小卡片,果然是她买的。我在同事们面前有点发窘,憨笑着向大家出了柜:是我老婆送的。


小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得意,我回到家后,她美滋滋地说:“这样他们都知道你已经结婚啦。”


我看着小陆傻乐的样子,忍不住想,她可真呆头呆脑得厉害。我整天带着油兮兮的眼镜,蓬头垢面地忙个不停,办公室里哪有人会多看我一眼?也就只有小陆,每天早上分开以后就开始惦记我,还担心别人对我有什么企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有人等我回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六点一过,心里就像点了把火似的,在工位上坐立不安。


这份工作从2019跨进了2020,今年三月,纽约出现了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居家隔离期间,我和小陆度过了相遇一周年的日子,也很有可能,会在隔离中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在家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每时每刻的朝夕相对,偶尔会有烦闷的时刻,但还是充满了温情和爱。我开始发觉,婚姻中布满了明处的光和暗角的影,这些光影里飘着无数细小的灰尘,有些闪闪发亮,更多的,平常得不足为外人道。


大部分时间,我和小陆都不戴戒指。我们在路上走着,阳光和灰尘均匀地泼在身上。





本文来自每日书2020年6月的彩虹主题班。
彩虹班主要书写关于性别与性向多元化的话题,
近40名每日书作者参与进来,
在6月共同记录下了这些缤纷多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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