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我松开了手里的红气球｜三明治
在27岁，不丢鱼曾感受到失败的电击。虽然在父母的口中，她是一个在美国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女儿，但是“当我意识到记忆中的人都已经前行在各自的生活和事业轨道上，不少已经成就斐然，而我还沉浸在封闭的想象世界中不可自拔时，我感觉自己被失败电击全身、彻底摧毁了”。在八月短故事的写作里，她写到自己这几年的成长，这是一个女性用自己的探索回答一个奥德修斯式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文｜不丢鱼
编辑｜万千
一直到27岁，我都没有买过黑色的衣服。
我从小就怕黑，讨厌一切黑色的东西：黑衣服、黑书包、黑乌鸦、黑垃圾堆、黑洞洞的蹲坑、还有写完毛笔字以后黑油油的手指头。我从来不买黑色的东西，尽量不往蹲坑里看，一沾上黑色的污渍就拼命冲洗掉，好像这样就能避开所有人间阴暗面一样。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闭眼后我突然开始胡思乱想，想到有一天我亲爱的外婆会死去，还有爷爷奶奶，然后是爸爸妈妈，姐姐和我，以及全人类、地球、太阳系、宇宙，一切都将变为尘埃，毫无重量地飘停在一望无际的空洞中，没有感知，只有窒息、黑暗。我呼吸加剧、身体紧缩。第一次被一种彻底的黑暗攫住，不敢睁眼。
次日一早醒来，阳光照进房间，日常生活嗡鸣着展开。谢天谢地，似乎没有人知道或在乎我夜里产生的古怪想法。我忽然心安下来，涌起一阵对平凡生活的感激与热爱。就这样，我继续活着，多数时候积极向上，偶尔困惑、绝望；有几次被那只黑暗之手猛拉住脚后跟，我会用尽全力挣脱出来。
但是，27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开始买黑衣服，大量地买，一整年穿的衣服都以黑色为主。我曾一度以为这是自己审美进化的结果——看那些高级服装设计师，清一色的黑！但是现在想回去，大抵是因为我当时内心世界的光灭了，因此不再恐惧黑暗，甚至需要黑暗，用一团黑暗来蒙住另一团黑暗。
那是2017年，我跟随老公从纽约搬到亚特兰大后的第二年。当时特朗普刚上台，我公婆家人都是他的支持者，我和老公都是他的反对者，而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加上我的事业处于待定状态，我感到迷失、孤立、恐慌。
当时，大概每月一次，我会在关灯睡觉时突然抽泣，无来由的。或许是想起爸爸小时候对我的一些好，想起他的老去，我的孤独，人必死的命运；或许是想起家乡的青山绿水、灰瓦白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飘零感；或许是被内疚感折磨的缘故，我会无止无尽地剖析过去，陷入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自我谴责和自我厌恶中。
家乡，浙江中部，2015年
那些我自认为曾经伤害过的人、做错的事、说错的话、失去的机会……都像高清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而观众只有我一个。
当我意识到记忆中的人都已经前行在各自的生活和事业轨道上，不少已经成就斐然，而我还沉浸在封闭的想象世界中不可自拔时，我感觉自己被失败电击全身、彻底摧毁了。每当我情绪崩溃时，老公就会拉开灯，耐心地倾听、安慰我，告诉我他无条件地爱我、支持我，直到我鼻孔通畅、呼吸平稳、我们相拥而睡。当然，我也时常会迁怒于他。
我是为了支持老公的学术搬到美国南方的。刚开始，这里的气候和花草十分吸引我，我们又是新婚夫妻，所以我没有多想就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纽约。
近年来，由于亚特兰大气候好、生活成本低、就业机会多且日趋国际化，成为美国年轻人迁入的首选城市之一。但这依然是一个黑人白人争权夺利的重商之地。我总感觉这里的人不知道如何对待我这个搞语言艺术的中国女人。
安顿下来后，我发现自己正在被迅速边缘化。虽然我已经有了临时绿卡，还有在纽约获得的学历和实习经验，但我几乎不可能在亚特兰大找到对口的工作，所有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我的教育背景是文学和创作，之前实习的单位多是国际化非盈利机构或NGO，而亚特兰大以金融、商业、医疗等行业为重。加上我初来乍到，举目无亲，我很快就开始质疑离开纽约的决定。当我发现自己在纽约辛苦建立的事业平台就这样崩坍的时候，如坠万丈深渊。
在纽约 UNFPA 实习，2015年
我老公的学校在中城，校园里的中国同学一般比我小好多岁，多是理工科背景。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其实也有不少，学校为此开办了一个家属班，召集因为伴侣迁来而没有固定工作的家属在一起互动交流。我参加过几次家属班的活动，放眼望去都是女性。
偶尔有一位男性出现的时候，我会走上前去动情地对他说：“你能支持你妻子的事业简直太棒了！”
他有些尴尬地解释：“噢不，我是来这边工作的，最近跟公司请假在家带孩子，好让我老婆专心读完研。” 他想说的是，自己这种尴尬的局面只是暂时的。
家属班里的女性来自世界各地，大都在本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有不错的工作，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学业，漂洋过海到了这里。这种选择顺理成章、无需过问，因为她们是女人。由于初来乍到、语言不通，这些女性在交流时只能停留在肤浅的话题上。我们甚至玩过“我的名字叫什么”和“性格测试”这类游戏。有些妈妈带着新生宝宝来聚会，有些已经怀孕了，不少在交流厨艺，很多在学习英文。我参加过几次聚会以后就再没有露面。在我当时灰暗心境的照射下，我看到这些女性家属的世界也都黯然无光，虽有怜悯之情，但我无法忍受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这个事实，于是走为上策。我迫切地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事业平台。
离开家属班后、找到工作前的那段日子，我的人生直线滑到谷底。有一天，我拿着一件灰白色针织衫到附近一家洗衣店干洗。一周后回去拿，发现本来已经旧得发黄的袖口现在竟然破了。我很生气，跟韩国老板娘理论。她用夹生的英语满不在乎地说袖口本来就是破的，帮我缝回去便是。又等了一周，我回去视察，发现掉线的部分只是被胡乱勾了几针而已，老板娘却要收我十美元。我怒不可遏，扔下钱、拿了衣服就走。我走进一家咖啡厅，点了一杯拿铁，打开苹果电脑，使出吃奶的劲在 Yelp 和谷歌上给那家洗衣店留下了主题清晰、情节跌宕的差评，揭露这家不负责任的小店如何毁了我在纽约买的一件高档针织衫，还上传了几张照片为证。
几个月后，我收到谷歌的邮件，说我的评论得到了上千人的关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当时早已消气，看到邮件时脊骨发凉、惊恐万状。我这个彻头彻尾的 loser，难道我的人生价值就在于拖垮另一个少数族裔的小生意吗？要是我写的作品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就好了！
我心惊肉跳地删除了那些差评和图片，接下来好几年都活在这一新增的自责中。至于那家洗衣店，我再也没脸回去，也不知道它是否还好。
在删除差评的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 low 得不能再 low 了。我决心要振作起来，做一个于己于人更有用的人。
奥德修斯离家漂泊二十年，每每遇到陌生人，都会被问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城邦，还有你的父母在哪里？”两千年后，我们遇到陌生人，被问的也总归是这几个问题。
自从离开校园以后，每当被人问起 “你是谁？“ 这种问题，我就窘迫地抓耳挠腮。以前读书的时候只要说我在什么学校念书就完了。24岁研究生毕业以后，还有两年时间可以蒙混过关，说自己刚毕业，在焦头烂额地实习、找工作、办签证、等机会等等。26岁结婚后，签证问题解决了，浑身的肌肉和神经都跃跃欲试想要开启职业女性的精彩人生，给父母创造一个“我的小女儿在美国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真相。可是换了一座城，就像换了一个世界。
失败给我当头一棒，把我打回原点。
这个原点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17岁到27岁之间换了两个国家六座城，每到一地都算是一个起点，每读一个学校都是一段开始和完结。但是地域迁移和教育背景这些简历上的子弹头，一行一行地大致能勾勒出一个人在公共空间留下的痕迹。雇主会根据这个轨迹来判断“你有什么技能？你对我们是否有益？”等实际问题。而雇员在面试时则谨小慎微，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穿着、眼神、举手投足等细节早就排演过无数遍了。
这些职场语言与其说是为了帮你寻找自我，不如说是为了帮你摆脱自我，好让你无缝衔接到一种企业文化中去，目的无非是盈利或权力（盈利和非盈利机构不过是面子和里子的区别）。公共部门和高校或许是一个例外，但是权力爬升的游戏规则却是类似的。
但是心灵的原点呢？那个最初的想要离家、寻找意义的念头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芽的呢？这种内心隐秘的渴望是否更有助于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不幸的是，但凡涉及到心灵的话题，往往无利可图，也不涨学历和工作经验，还能让你变得离群索居。我在美国南方这几年，为了摆脱人生困境，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愈发进退两难。
我从小喜欢写作，却需要摆脱母语重新寻找自己的声音。我在异乡用外语读了写作班之后，却使尽全力也难以自食其力。我在婚后享受到了签证自由，却受到了地域限制。在极为有限的就业机会中，我在经济回报和精神回报之间又难以取舍。
纽约大学写作班，上课剥桔子喝酒，2014年
我是谁？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接下来将要走向哪里？
2017年，我做过半年中文家教，时薪15美元。我带过两个黑人学生，他们都在亚特兰大的摩登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家长意识到学习中文、参与国际化社会的重要性，对我很是敬重——这也反衬出我的中产阶级白人公婆思想多么落伍。我回圣路易斯过节的时候，会被老公的弟妹们问起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移民吗？”“请问中国有四季吗？”“请问中国有萤火虫吗？” 在我经历人生危机、自信心受创期间，公婆家的这些丢人事迹经常闯进我的大脑，把我搅得愈发心烦意乱。
2018年初，我去北京做了一个月的国际艺术家驻留，混迹老外圈、艺术圈和农民工群体，写了一篇散文，开始了我的英文非虚构创作生涯。虽然没有经济回报，甚至需要自己倒贴旅费，唯有写作能够调动我所有的理智与情感和全部的人生经验，让我忘记自己、忘记时间，用文字消除边界，融入一个更大的存在。
北京红门画廊艺术驻留基地，费家村，2018年
2018年秋，我立志回纽约找工作，做好和老公异地的准备。一回纽约就撞到好机会，帮皇后区一家英文媒体写了两篇特稿，一篇关于法拉盛无证移民，一篇关于赴美生子现象。但是，一完稿，报社就倒闭了，现在还拖欠我稿费。
近年来，美国的地方报纸纷纷关门大吉，记者举步维艰，而大报日趋政治化，成为党派互撕的战场。我想过去法拉盛的小餐馆打工、继续写小人物的故事，想过去格林威治村的高档意大利餐馆当服务员、偷听上流社会的八卦，想过去威廉斯堡的一家社区书店做兼职搬书工、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我渴望“融入生活”，融入那种能够让我忘记死亡阴影的平凡生活。
写作班里的学院派气息及其精心铺设的一条狭窄的成功之路——通过社交、申奖、政治把脉，打着艺术家打破常规的旗号、谨小慎微地遵守权力爬升的游戏规则——令我失望透顶。（我承认，这种失望难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嫌。）我喜欢在油腻肮脏的街道上观察行色匆匆的人群，在充斥着鱼腥味的潮湿菜场挑三拣四、回味童年，在与满嘴口音的普通人交谈中捕捉不经意的、最接近大地的美。
没想到千回百转，我最后在亚特兰大找到了一份半职工作，帮艺术史系的一个教授组织爱琴海北岸的一个考古项目——考古学家粗糙的双手不仅接近大地，还伸入大地！
过去两年来，我作为项目协调员帮来自欧美十几个国家的二十几个考古学家制定暑期考察行程、管理财务、撰写报告、编辑论文，学到了很多在我经验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制定跨国行程的技能。虽然我从未去过欧洲，但是我通过 bookings.com 等网站已经对黑海沿岸各国古墓葬边的路况和旅馆了如指掌了。我和老板开玩笑，说咱们俩应该联手成立一家国际旅行社，准能发大财。
当幽默感复苏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正在好转。
从2018年底开始，我的日子像抹了油的三轮车一样往前滚：翻译、上班、写作。早在纽约时，我就和两位朋友成立了一家翻译公司，近年来一直有翻译项目忙活，还因此结交了不少五湖四海的朋友。当父母问起我的人生计划，也就是生娃计划时，我就用忙不完的翻译和大学里的工作搪塞过去。
灵感突发时，我会继续英文创作。今年夏天，我斗胆找到亚特兰大主流英文媒体的一位编辑，抱怨本地新闻报道太过黑白分明，鲜有华人身影，毛遂自荐让我来写一篇关于中国移民的报道。没想到引起了这位非裔编辑的浓厚兴趣，她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们的确倾向报导白人和黑人的议题。最近编辑部刚开会讨论这事呢！我们应该容纳更多元的声音、关照不同种族的移民社区，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就这样，我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机会，撰写了一篇有关本地中国城的报道，使出吃奶的劲帮受疫情影响的华人商家招徕生意，结果皆大欢喜。报道出来后，非裔编辑给我打电话，说主编看了我的文章，十分认可。这位女主编说：“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故事。”
非裔编辑还说：“我一直记得你提的意见，说亚特兰大过于黑白分明。现在我考虑选题的时候，会提醒其他撰稿人你说的这句话。”
我非常欣慰，也终于体会到，郁闷是改变的开始，抱怨是民主机器的润滑油。难怪美国人成天扯着嗓子跟一个假想敌争得面红耳赤，原来他们早就深谙此道了。
虽然我在不断“发现自我”，但是不知为何，每当被人问起身份，我依然要犹豫，心虚地应付过去。根据提问对象，应付方式有很多种。对同龄人我会说我做翻译、写文章，对方一般会马上对我失去兴趣。对长者我会说我在大学里上班，对方会“噢”一声，默默把我归类为在一个舒适体制内有份体面工作的年轻女人，这让我心安、又有点难堪。
偶尔，我会狂傲一番，说我是作家，在写一本书，自己有一个翻译公司，帮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国际机构做翻译，还在组织一个古希腊考古项目，把对方吓得拔腿就想跑。
最近，在外公的葬礼上，二舅舅问我目前在做什么。我仰天长啸：“哎，我也不晓得，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一直在犯自我认同危机。”
没想到，这位大律师舅舅回答说自己也有同感，把在场的两个儿子都听呆了。我发现这个回答最管用，最能拉不同人之间的距离。
事业忙碌起来以后，我信心倍增，穿着和妆容都明亮起来，晚上不哭也不瞎想了，对老公温和了许多，公婆家的事也很少占据我的大脑空间了。我开始摆脱世俗的枷锁，在文字的世界里畅游。我感觉自己一步一步终于爬出了深渊，第一次看到了宽阔的地平线。今年，我发现地里开始冒出一个喜人的小土包，我兴奋地为它浇水、施肥，盼着它长成一棵大树。
亚特兰大植物园，2020年
平台固然很重要，特别是在起步阶段。但是越到后来，自己越需要成为自己的后台。我今天可以有一份工作，但我如果明天失去了这份工作（比如在疫情期间），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事业的终点。攀着节节枝桠，我似乎寻找到了自己生来要成为的那棵树，这个“我”扎下根，调整好姿态，剩下的，就是放手，任其生长。这或许是我在离开纽约以后获赠的最宝贵的精神自由。甚至我常挂在嘴边说的“等我回纽约以后”这个念头都不能再束缚我了，因为纽约或许是我的出发点，但只有“我”才是我的目的地。明年，老公就要博士毕业了，接下来无论我们选择去哪里，我都有信心不会再让自己丢失了。
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次聚会是2020年2月20日，我在纽约举办生日派对。我约了三十来个朋友，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家常菜。我老公提前去一家中国人开的零售店买红气球，吹大了扎成好几束塞进 Uber XL 里运到餐厅，把我们的角落照亮。他还用微薄的博士生薪水为我预订了两个 Lady M 抹茶千层蛋糕。吹蜡烛许愿的时候，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光顾着笑。三十岁了，我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也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我只记得那晚，在朋友的陪伴中，在美食、小酒、玫瑰、气球和笑声的围绕中，我的内心是充盈的、没有一丝惧怕。这种变化在简历和银行账户中都看不出来，在社交媒体上也难以传达，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依赖它。
深夜，餐馆打烊后，我和老公以及三五个女友拉着红气球，顶着深冬的狂风，一路欢笑着走到哈德逊河边。我老公拿出相机，数一、二、三，我们就笑着跳着放手让气球全都飘走了。
几朵红气球在曼哈顿上空打着旋儿升腾，飘过星星点点的窗口，很快就在夜空中消失不见了。
生日许愿,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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