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中重回“单身”那一年｜三明治
文｜密斯赵
编辑｜万千
30岁那年，我有了一个重做黄金单身女郎的机会。
前一年夏天，先生找到了教职，新婚一年的我们即将从纽约搬去中西部某风光无限的小镇。先生担心我没有心理准备，提前给我展示了小镇的图片，看着如《西部世界》场景般的巍峨大山，我当时就懵了。只在北京、香港、纽约生活过的“大城市病”重度患者的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在小镇的生活。旅行？可以。生活？那里有什么？朋友听说了，也都笑言，我是他们心目中最不可能离开纽约的人。彻底离开纽约前，我们回国见了我爸妈。临上飞机，看到爸妈的背影，自十八岁就离家的我第一次在分别时崩溃大哭。后来我俩都觉得，倒不是我终于长大了恋家了，是想到要搬去乡下，对未知的恐惧。
小镇风景美如画
我们很快选定了一个两居室，从学生变成教授，我俩对"adulting"的过程都很兴奋，第一次置办了非宜家的家具——床板、书桌、餐桌、茶几、地毯、床头柜……每一样都花了心思，有的订做、有的是中古风、有的在flea market淘到的宝。然后是装饰——花瓶、日历、钥匙盘、桌垫、时钟……整套布置下来，就从夏天过到了感恩节。这是我们第一个有精力也有能力打造的家。
悉心打造的家
我甚至马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我拿出自办理后就在家积灰的驾照，在先生一个星期的陪练后，上了高速，开车20分钟，去公司集中的隔壁镇上班。周末，我们去农夫市集、去公园爬山、去小溪戏水。纽约来玩的朋友，说这里让她想起《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冬可滑雪夏可漂流
我们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主要是先生的同事。乡下纯朴，系主任和其他前辈会邀请新教员和太太去家里派对。和纽约不同，这里的派对6点开始10点结束，说Potluck的时候，没有人只带一瓶红酒或者芝士拼盘，他们带的是自烤披萨、自制咖喱、芝麻菜鹰嘴豆泥沙拉、砂锅龙虾粥。和我有小小代沟的先生是最年轻的教员，大部分教授都不在我的年龄组，他们的小孩被爸爸们抱在怀里或者满地爬，妈妈们则忙着谈起即将完成的著作或是暑假的特邀计划。
小镇很美、也很白，近九成人口是白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白人邮递员、白人外卖员、和白人修理工（在纽约，这些职业大多由少数族裔担任）。他们大多彬彬有礼，见面寒暄十分钟起跳，令习惯了大城市“没人在乎你”的我反倒浑身难受。他们问你周末要做什么的时候，是等待真实的回答——去哪里玩？玩什么？和谁去？
我也第一次在走进某些餐厅、酒吧的时候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不受欢迎——那是一种氛围，没有人说什么，但你一定感受得到。有Uber司机和我们说“布鲁克林那帮肮脏的hipster”，有人夸奖在美国长大的先生“你的英文说得真不错”，走到哪儿都一定有人提出那个纽约人不会问的问题，“那么你是从哪来的呢？我是说，原本……”。和纽约的朋友说起，他们说，恭喜你，理解了我们ABC的成长经历。
第二年春，热爱运动的先生稍微适应了小镇生活，而我，在度过了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工作日和百无聊赖的周末之后，在无数次抱怨他把我拖到这个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多样性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什么东亚人的小镇后，我终于跟先生提出申请在纽约的工作，没想到他说自己早预想到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啊。对哪里的生活不满意，就会想要逃跑。”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结婚的时候就知道。”
“那你还和我结婚？”
“没办法啊。” 他抱了抱我。
在先生的支持下，我踏上了重回“单身”之路。
我到现在还记得拿到工作offer那天。我的兴奋，一定吓了HR一大跳。我能听到他在电话那头纽约中城冷冰冰的样子：“嗯……OK，我可以和你核对细节了吗？” 那时我才想到，我一定是被中西部人民影响，完全忘记了我们大城市人的冷漠和高效！
我爸妈听到这个消息，立马表示强烈反对。我爸直言不讳说我疯了，“你几岁了还老长不大，什么年纪的人就该干什么年纪的事！” 我妈委婉，问我先生怎么看。公婆毕竟不是亲爹妈，比较客气。公公跟我先生说，夫妻还是在一起比较好，他们结婚43年，除了出差，从没两地分居过。公公又疑惑，说我这么爱撒娇，走的时候不会哭吗？先生回答：“相信我，她一定会哭的。” 公公对我的既难过又坚持要走很不解。
就这样，我哭哭啼啼地重回纽约，说好先去一年。
纽约真好！就像是一阵子没有性生活，你已经忘记了它可以有多好，等到下一次结束，你带着忍不住的笑意对自己说：“啊，原来这么好！”
回纽约第一天，我约了三个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潜在室友看房。她们的公寓在十条街以内，都是老房子，高顶、明亮、有独特设计的大厅和门窗。和上一次初到纽约不同，在美国五年的我已经配上“文化滤镜”，可以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比如，第一个女生，三十五岁左右，热爱瑜伽和有机食品。她语调过分欢快，讲到职业时又语焉不详。她的厨房很漂亮，有各种farmhouse风格的厨具和餐具。这是个挺典型的纽约女生，被一切最新潮流吸引，但她的品位"basic"，有迷失在大城市的迹象，她的过分欢快更暗示着情绪的不稳定。PASS。
第三个女生金发碧眼，典型WASP（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长相，和她的见面是一场面试。
“我可以给你喝什么吗？咖啡还是水？”她礼貌招待，安排我在沙发入座，自己坐在高我半阶的木椅上：“现在，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于是摆出面试时的标准微笑和美式态度。
“听起来很不错，你知道，我和另一个室友，我们都不是二十出头的傻女孩了。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吧，我现在在读医学院，在家的时间不长，所以你会拥有很多自己的空间；我的室友是个理科生，在Google工作。” 她暂停片刻，似乎在等待什么。
我马上接话：“听起来很棒。”
“我想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不是不喜欢朋友，我们会办聚会，但是我们都要求室友尊重彼此的空间。之前那个女孩，她的父母整天从外州来看她，三个人住在我们这里，短期是可以的，但长期可不行。”
我点头附和。
“我们要确保住进来的女生和我们脾气相投，你明白吗？我们不想要那种互不理睬的室友关系。” 她一边说一边展示着手上的钻石戒指和卡地亚手环。
面试半小时后，她似乎还算满意：“好了，我很喜欢你，不过我也要尊重我的室友，你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可以过来见她呢？”
她送我出门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她是不是大学姐妹会的成员，她骄傲地点了点头。
第二个女孩，我后来的室友，和我一见如故。有时候你不得不为人与人之间莫名的缘分惊叹。她来自费城，体型比我大两个码，大学后决定来纽约闯荡。我们的背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我们都讨厌“名媛风格”的女生，都喜欢城里的老房子而不是城外的“豪华”公寓，我们听同样的独立乐队，我们对彼此的社会参与鼓励支持。虽然这是我见过的房子中条件相对不好的一个，我当下几乎就准备签约了。她看我一脸纠结，拍拍我的肩膀说：“别这么大压力，你先想想，我等你到明天。”
那晚，我怀着轻松的心情去下城参加派对，见到了我的编辑和他时尚界的男友，认识了一个写奇幻文学的朋友，最后和赶去捧场的在百老汇剧场工作的学妹吃了晚餐。打车回借住的朋友家时，车窗掠过许许多多我打扮相似的女生，那些和我有着同一款姿态的她们，给我强烈的归属感。
一年了，纽约好像从未改变。有着不同追求的年轻男女们，离开自己的州和国家，带着欲望来到这里，消耗这座城市提供的一切、也被这座城市消耗。这里有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最先锋的思想、最蓬勃的文化，世界触手可及，而你在一切的中心。
我所习惯的生活——即使它并不一定好过其它种，在我回纽约的第一天，一下子都回来了。
纽约好像从未改变
一个星期后，新工作开始。
公司打卡
公司是我的dream company，同事是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棒的作品。和我之前的工作不同，这也是一家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很“白”的跨国企业，白到我整个部门，有一半员工的姓和名都可以是first name。
我进公司正值年度忙季，所有通常需要一个月做完的培训，都要在两个星期内完成，每一天都overwhelming。和同事们谈起我的感受，他们都说，“懂”、“一样的”、“都是这样过来”。我听了，安心一点。但还是有一次，我下班之后打电话给先生，说着说着突然大哭起来。身为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强烈的“不够优秀”。虽然同事们都算亲切，但因为背景文化的不同，一种淡淡的隔阂总是横在我们中间，而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一个人点外卖、吃饭、看电视、重新住进一切从简的小屋，我忍不住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想起在小镇时每天下班后，和先生大聊当天八卦的时刻。小镇那份工作，比起我现在的，要无聊得多，但我记得他对每件小事的打趣，我们笑着讨论哪个人物值得进入彼此的写作。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成为故事，丰富了我们两个人的经历，又让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这间公司，我也第一次直面自己的“普通”。艺术管理这个行业比较小众，大部分人听到，都会有一些幻想。你总会觉得，做这行的女孩子和别人有一些不同，身边有那么一圈彩色泡泡。但来到这里，部门的每一个女孩，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我的翻版。我们都来自优秀的大学；大部分拥有更好学校的硕士学位（这其中一个学位是艺术史或是其它相近的liberal arts学位，另一个则是经济或者商科）；我们都有在其它画廊或者艺术机构的工作经验；我们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每一个人的工位前都装饰着插画、花朵、来自东欧或是设计师制作的手工咖啡杯。那些平时把我和我的朋友区分开来的东西，在这里是那么趋同无聊。
我重新审视这间从小向往的dream company，在我20几岁时，它也许是我的终极目标，符合了我浪漫或者说虚荣的向往。但现在呢？我还需要一间大公司的光鲜名声吗？我是不是在拿到offer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它对我现阶段的生活带来的到底是好是坏？它值不值得让我离开先生、离开我们共同建立的生活？
两个月后，我习惯了新工作，开始五天上班、周末宅家的routine生活。上一次在纽约时的朋友，许多都离开纽约了，有的回国、有的成家。和我同龄的朋友，大多走进了人生新阶段。朋友，已经不再占有他们工作之外大块的时间。但慢慢地，我也交到了一些新朋友，纽约最不缺的，就是我这样的女生。我们一起去美术馆、逛vintage店、吃网红餐厅、参加讲座。
我和室友也越来越亲近，我们给家里买花、开红酒聊到醉、怂恿对方请病假翘班、聊楼里猥琐的邻居和公司的drama。我甚至听到她言之凿凿地对朋友说，“冬天要喝热水，对胃好”。
在我逃离小镇前，我和先生约定，每月至少见面一次。我们一直遵守。小镇到纽约要搭四个小时的飞机，但他一直利用所有可以到东岸出差的短暂机会，和我相聚，几乎把所有周末都搭上了飞机上。我也回去过几次，每次分别都泪眼婆娑。我甚至能感受到自己的枯萎，虽然这么说似乎矫情了一点。
我十八岁离家。爸妈一直记得，我和他们道别的时候，雀跃地冲进人群，头也没回。自此之后，我一直自诩是独立的都市青年，只身在别的城市生活，我享受自立的兴奋和没有羁绊的自由。离开纽约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为了先生”搬去小镇，最终我说服自己，我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朋友问我，这两者除了后者是个更好的心理安慰之外，有什么不同。现在我重回纽约，“独身”思考“共同建立”的意思。结婚之前，我独立、自我，从没有想过以两个人为单位做任何事情，婚姻于我非常遥远。婚后两年，我“顺从自己的内心”，离开先生、回到纽约，然而似乎只有离开了，才让我把“在一起”这件事看得更清楚。
我不再是单身了，我想要的，是我们共同的生活。
半年后，我和先生决定，不管他能否找到东岸的教职，一年后我们一定要回到一起。第二年春节过后，他收到了好消息。
这对正在“终身教授轨道”上的他来说，既是努力，也是幸运。由于他的工作性质，职位少得可怜，再加上地理位置、学校水平等等，每年开放可供他申请的职位凤毛麟角。何况，这意味着他要放弃前两年的积累，在另一所大学，重新开始。先生原本也担心系主任介意，没想到辞别时，一贯严肃的他十分理解地对先生说了自己年轻时和太太（也是教授）异地的经历，他说：“我当时觉得，所有不和她一起的时间都是虚度。”
我们异地这一年来，双鱼座爱哭鬼的我，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发了多少次脾气。直到先生的教职尘埃落定，他才第一次问我，有没有想过，他每天在家里面对我们一起买的摆设、一起布置的家、那张巨大的双人床时是什么心情。先生是我遇过最不情绪化的人，连发脾气都很少见，但我想到留下来的他、和任性走掉的我、想到他对我的支持，我才意识到他这大半年，也许比我更辛苦。
先生做了一张卡片向我宣告：我回来啦！
先生博士毕业前，我为可预见的自己因为他的工作性质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不平，他每次都说，compromise不一定要我做，我可以追寻他，他也可以追寻我。我当时并不相信，但经过这次，我开始信了。
去年6月，我和室友道别，搬出在上西区的老房子。她搬回费城了——她希望在30岁前结婚安顿，可纽约的生活似乎和她的人生理想背道而驰。我和先生一起，在纽约对岸租了房子。对爱纽约的我俩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不喜欢这里中产郊区的品位、几乎没有diversity的氛围，但这里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生活的可能。我们一起学习、继续着adulting的脚步。
Housewarming
转眼就是今年，疫情来袭。据报道，许多独自生活的男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公司也专门为此提供了培训。我和先生不约而同想到了我们去年的处境：如果他没有找到东海岸的工作，如果我们依然分居两地、不能见面、不能感受到对方……我难以想象。
自结婚以来，总有朋友问我，结婚有什么感觉？和谈恋爱有什么不同？我每每语塞。如今回想这短暂的一年，我想起结婚一周年时，先生送给我的一副挂毯作品的复制印刷画。画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独角兽，被系在树上。作品介绍是这样写的：
“独角兽的绳索松系、圈舍低矮，只需轻轻一跃，独角兽就可以轻松逃走。但很明显，他乐于被束缚在此（his confinement is a happy one）。”
To The Beloved T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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