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一直被“困”在岛上｜童言专栏

文｜童言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除夕夜。

我穿了一条印着不规则图案的明黄色半身裙，裙摆松散，随我进进出出厨房。因为忘记给父母买飞机票来新加坡，我决定邀请四家朋友来吃年夜饭。我烤了两只鸡，买了新加坡特色捞鱼生，还有朋友带来的土豆沙拉，东西合璧摆满一张长方形木桌子。

朋友陆续到来，我们喝了一些酒，聊了很多天，那个叫“新冠病毒”的话题只客串打了个照面。我们都以为这只是另一场“非典”，几个月后就会过去。

晚餐结束，客人散去后我骑着自行车，独自到红灯区里的寺庙上香。临近午夜，寺庙里已聚集了许多香客等上头柱香。我并非虔诚佛教徒，一年就来那么一次。主持寺庙的阿姨染了火红头发，每次见面都祝福我“吉祥如意”。我按照她的指示，磕了头，上了香，祈求来年平平安安。

回到家，我躺在沙发上浏览机票，计划要回一趟广州，去一趟泰国。新年钟声敲响时，我给孩子准备了红包，心满意足地准备迎接鼠年到来。

这么一个普通除夕夜，我记得真真切切，因为从那天起不久，世界像被谁连根拔起上下左右摇晃，熟悉的生活碎了一地，我还来不及捡起来悼念，诡异的新日常扑面袭来，口罩，消毒液，社交距离......还有最始料不及的，

2020年，我一直困在这个叫新加坡的小岛上。

新冠病毒到来之初，编辑让我写写新加坡的情况。我码了几千字，尽管提到自己的忧虑，但文末还是满怀希望，相信情况很快会好转。文章发表后，一位读者留言：情况基本如此，但并不代表日后不出现社区传播。

我读了觉得好笑，这也太杞人忧天了吧？！新加坡对疫情控制得很好，不仅设有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甚至还动用了血清学，在看似无关联的病例中找到传播线索，WHO还点名表扬呢！再说，我只要不去人多的地方，应该很安全。所以我马照跑，舞照跳，连口罩都不用戴——政府说了，身体不适人群才戴。

可这样的安全感很快被迅速攀升的病例数字打破，连续好几个客工宿舍爆发大规模传染。这些从发展中国家来的打工人，揽下本地人不愿做的脏活累活，其居住的客工宿舍条件却极其恶劣，又脏又挤还不通风，这就成了病毒传播的温床。新加坡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可惜病毒早已在社区扩散，正如那位读者所预言，每天病例喷井爆发。

三月末，朋友群里已经开始流传“停工停学”的说法，就像远方聚集的浓密乌云，一面阿弥陀福巴望奇迹，心底却又十分清楚，要来的暴风雨怎么都躲不开。果然到了四月，李显龙总理宣布政府采取名为“断路器”（Circuit Breaker）的临时措施，除了保留医院，超市，公共交通等必要服务，其他活动全部停止。

要不是亲身经历，我很难想象本来全速前进的一座城市，猝然刹车倒地的样子。隔离期第一天，街上弥漫着病态的安静，如久病在床的人脸，面目苍白。超市里频繁出现空缺货架，卫生纸早被抢光了，原本占据四五个排面的意大利面，大概因为欧洲城市也正封城，仅保留可怜的几包。我想起了记录前苏联解体时的一张老照片，空秃的肉档前面，站着一位俄罗斯老妪。她的惆怅与失望穿越时空，落在2020年的我心中。

封城期空空的街道

相比其他国家地区严格的封城限制，新加坡对待岛民还算仁慈。餐厅允许外卖，周末买点好吃回家，心情顿时愉悦。我家附近的滨海道还开放，在家辅导娃网课抓狂了，到海边骑车跑步散散心的确不错。但想要在沙滩上漫步甚至停留就不用盼了。长长十多公里的海岸线，全部由红白胶条隔开，仿佛进入某犯罪现场，要是谁敢停下来聚会，肯定会被天上巡逻的无人机逮住。

一个月的封城好不容易熬过，可客工病例每天依然徘徊在六七百之间，正如一个反复高烧的孩子，唯有继续喝药打针才能痊愈。因此，封城措施延期一个月，大家闭着眼睛一口吞下这剂苦药，继续回到各自洞穴苦苦等待。终于到了六月一日，新加坡解封啦！如此重要时刻，我恨不得在天台欢呼。可媒体反应冷冰冰，毕竟所有人脑海里都想着同一个问题：

生活恢复正常了吗？

还没。

新加坡解封时，社区传播数字已经保持在每天十例左右。为了防止疫情反弹，政府实施“三步走”计划，即分三阶段完成解封。第一阶段和封城时没多少区别，大部分商业活动依然停止。学校倒是开了，不同年级学生岔开时段返校。我带了孩子去理发店剪头发，路上看到明显多了一些行人和车辆，城市总算恢复了些血色。

待到六月中旬，全岛已经准备好进入第二阶段，除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大型场所外，大部分商业活动基本恢复。消息出来那天午夜，憋了两个月的新加坡人迫不及待去了久违的餐厅用餐。我家附近的酒吧开业第一天就爆满，人们就着音乐和小酒，谈论甚欢，脸上一点也看不出隔离期留下的痕迹。我持谨慎态度，一个月后才敢下馆子，还一定要挑室外或通风顺畅的餐馆。

常去的拳馆也开了，泰国教练高兴得像嫁女儿一样迎接我们，红光满面。他在拳馆工作了15年，还是头一次这样闲得慌。我曾在封城期间碰到他好几次，不是跑步就是骑车，总之用各种运动打发时间。我本来还有些犹豫，决定回去拳馆练习前臆想出诸多忧虑，甚至想要不戴着口罩上课，又或者强烈要求教练带防护面罩。可当我站在熟悉的蓝色地板上，看着倒计时的红色数字跳跃时，我什么都忘记了。

小朋友们终于正常上学了，我和几个妈妈立即抓紧时间聚会，一见面就尽情倾泻辅导网课时遭遇的焦头烂额。但我发现，大家都在隔离期间培养出一些新技能。有的朋友尝试了扎染，彩色晕纹染在织物上，再朴素的旧衬衫也顿时花哨起来。也有朋友开始玩拼图，在facebook上找到交换拼图小组。组员切磋拼图技巧，也互相打气，正是隔离期最需要的。

今年经历的起起落落是一道伤口，尽管无法具体衡量深浅，但身处岛国新加坡，我自觉被保护得很安全。听朋友说，三月份时的巴黎病毒肆虐，她和家人都感染了，丈夫甚至连续发烧了12天。还有一位朋友，她在西班牙的妹夫从感染到去世只中间仅相隔九天。这位朋友平日一直很理性，很少笑容，看上去总让人想起严肃的签证官。可说起她在西班牙的家人时，方框眼镜后面，泛着悲伤而克制的眼泪。

七月中，电影院和博物馆都陆续开放，疫情总算遏制住了。但新加坡脱离“危险期”前还必须打赢另一战役——登革热。今年由埃及伊蚊引起的登革热病例打破了往年所有记录，峰值时每周平均近两千例，登革热警告图上显示全岛一片红艳。新加坡是花园城市，平日依靠大量外来劳工打理绿化地带。隔离期他们不能工作，绿地野蛮生长，给伊蚊提供了滋养场所。我很少听到身边哪位朋友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谁谁谁中了登革热的消息却不绝于耳。好在越来越多劳工恢复工作，社区加强力度清理打药，最后总算化险为夷。

新日常的街頭

生活好像终于正常了，可仔细想想，却又缺了点什么。

进入八月，朋友间聊天忽然告别了封城时的低潮，一下转成感叹：“好久没出国旅行了！” 这听上去实在有矫情之嫌，背后却和本地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

在新加坡，东边与西边仅相距五十分钟地铁车程，步行周游全岛也只需五天时间，所以“国内游”概念毫不存在。疫情爆发前，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短板，毕竟周围邻里布满度假胜地，随时飞到泰国巴厘岛转一圈，轻松至极。现在不一样了，机场关闭，飞机停飞，五百七十万人口都被困在岛上，

这可怎么办？

不用担心，聪明的商家早就海陆空全方位给岛民设计了不同“度假”方案。首先出场的是fly to nowhere，由新加坡航空推出，在本岛上空旋转三小时落地。只可惜飞机还未起飞就遭遇投诉，说气体排放污染环境，立马下架。

但新加坡航空随即又想出了飞机餐厅的主意，“乘客”可以在停泊于樟宜机场的两驾A380客机上享用美食和娱乐设备。票价根据选择不同舱位而定，50新币到600新币不等。其中最贵的头等舱，花上几百新币可享用四道菜式。憋坏了的岛民无视不菲价格，开售近半小时，900个座位一抢而空，甚至还加开四天晚餐，同样爆满。

游轮行业也不甘落后，推出"Cruise to Nowhere"，船在新加坡海域范围内漂个一天一夜后返回码头。为了保证乘客安全，所有人都必须拿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后才允许登船。本来此度假方式深受欢迎，孰知十二月初游轮发现一例疑似病例乘客。尽管相关部门早做防护措施，其他游轮也如期出航，但据统计调查，一半左右新加坡人对游轮出行持不信任态度。

今年，新加坡旅游业受到重创，旅客人次和收益呈自由落体，本地酒店损失惨重。外国游客不知何时归来，各大酒店为了自救，争先恐红地开始招揽本地游客，度假套餐眼花缭乱，什么原地度假（staycation）、一日度假（daycation）、工作度假（workcation），只要顾客愿意，总能找到入住酒店的理由。

我们选择了一日度假，在一个雷雨天到达酒店。孩子们不管天还飘着细雨，一头就扎进海里，四小时后才再次出现。我舒舒服服地躺在沙滩椅上，这才想起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就是那部叫《土拨鼠之日》的电影翻版，每天在相同的鸟叫声中醒来，又以相同姿势入睡。我原本对这趟一日度假如此不屑，可这样奢侈地躺了一下午后，我才发现就算仅几小时的度假，我也尝到了丝丝偏离轨道的甜意。

下午六点，一日度假到此结束。变回灰公主前，我回头望向酒店客房，一些房客正在半平米不到的小阳台发呆。可客房不是停止对外营业了吗？我随口问了工作人员，一位皮肤黝黑的女孩，

“那些是正在接受隔离的房客。” 她说，从医用口罩上方挣扎出来的一双细长眼睛，含笑弯了弯。

我道了谢，刚才好不容易轻松了一格的心情，顿时又新添了些沉重。只要隔离制度一日存在，度假再美好，大概也只是短暂的自欺欺人罢了。

向往远方

十一月中旬，一条消息眼前一亮！

鉴于新加坡与香港控制疫情得力，两地携手推出“航空旅游泡泡”，两边居民只要在出发72小时前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测试，并且在14天之内没到过香港或新加坡以外的其他地区，即可展开无需隔离的旅行。为了吸引更多香港旅客来新，新加坡交通部长王乙康专门用粤语宣传。专属航空十一月二十二号才正式启航，机票提前抢空。预定到机票的朋友更是美滋滋地开始筹划，听说现在的香港酒店价格十分划算。

可就在航班即将起飞之际，香港迎来第三波疫情，病例数字一下从个位蹿升至近百。旅行泡泡计划本来只推迟两周，后来延期至明年，最终如盛开后的昙花般从此败去。

消息出来那天，全岛居民轻轻叹了口气后，埋头继续生活，就像水中一条条热带鱼，揣着各自的悲伤前行。今年需要叹气的场合太多了，无论坐出租还是到食阁吃饭，总能听到“今年真难”的感慨。我不难发现城市里的一些餐厅，商铺，疫情结束后就人去楼空，只留下黑乎乎的伤疤，不知何时才能长出新的血肉。

好心的房东先生给我们减了租，他是业内出名的航空领域律师。受疫情影响，以前律师所最得意的并购合作生意，现在连提都不敢提。他的女儿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本计划在那边毕业工作，就像许多新加坡精英一样，如今被老爸勒令回国并开始供职于本地博物馆。“怕了，怕了，还是回到身边好。”房东先生摇着头说。

新加坡今年失业率创十年新高，幸亏政府三翻四次拿储备出来救济补助，再就业培训计划配套也相对齐全，服务饮食行业呈反弹趋势。反而在新的外国人，渐渐感受到悄悄缩窄的工作市场。政府出资鼓励企业优先聘用本地员工，工作签证申请提高门槛，这意味着外国人来新工作的机会不再如以前那般轻易。一位朋友，女飞机师，停飞两月后接到解雇通知。倘若她想继续留新，就必须找到可以担保她工作签证的单位。可投了一圈简历，甚至已做好在餐厅当服务员的准备，最终还是失望而归。

站立在如此宏大的劫难背景面前，每个人的悲伤更显得渺小而孤独。我的伯父与姨婆在今年相继去世。我本应该回到我家人与朋友的身旁，现在只能通过冷冷的屏幕传达安慰。

还有我认识的女佣，她们的孩子都留在了老家，有些孩子才几岁大，今年只能通过视频交流。菲律宾和印尼疫情一直处于崩溃状态，她们既思念孩子，又担心家乡的情况。可工作并不能因此而停止，这些女佣们每天照样把主人家的孩子照料好，只有晚上才贪婪地浏览手机上孩子的照片。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今年的状态，要是没有疫情，我或许会参加一次泰拳比赛，又或许会在我母亲的家乡潮州开一次线下摄影工作坊。计划虽然都落空了，可想想过去，哪一年缺少遗憾？这样特殊的年份，家人朋友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更加弥足珍贵。

解封后回到拳馆

至于孩子，正常上学玩耍，朋友圈固定，我本以为他们不会太在意身外变化。只是有一天我在看电视，屏幕出现演唱会人山人海的场面，孩子惊讶喊起来：“他们都没戴口罩！”

我迫不及待要告别2020年，可踏入2021年，我始终有点踌躇。新的一年更好还是更坏？答案或许预言家才知晓。那我还是依旧把自己打扮得得利索，像迎接每一天一样迈向未知的远方。明年此刻，希望世界回归日常，好让我如愿踏出小岛？

作者

童言

三明治专栏作家、签约作者，曾参与出版《破茧001：你未曾体会过的人生》、《我们与我们的城市》等书籍。全职妈妈，目前长居新加坡，育有一双儿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专业，瑞典Uppsala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硕士。曾在瑞典、埃及、拉脱维亚、英国、日本、新加坡不同国家的很多城市游走，供职于宜家、拉脱维亚大使馆等机构。

主要作品：《我的流浪人生，从瑞典开始》《瑞典养护院里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第八年，婆婆 Vera 搬进了老年公寓》《和阿尔兹海默症斗争的Vera，以及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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