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搬到新加坡，我们家差点过上双双失业的生活｜三明治
当陈飔和丈夫里奥决定从法国举家搬迁到新加坡发展的时候，他们没想到这段过程会如此曲折。里奥拿到一家初创公司CEO职位的offer，却卷入公司高层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而向公司提出辞职、独自带娃的陈飔熬过最艰难的二十天。“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命运之手会将我们推向何方。只是在每一个灰心失望、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互相打气，再咬一咬牙关，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
文 | 陈飔
编辑 | 二维酱
走到邮局门口，我停下了脚步。
我的包里放着一封辞职信。手伸向那封信，捏在手心，攒了一会儿，又松开。
要不要现在就寄出呢？
一小时前，我向公司口头提出了辞呈。根据法国的劳工法，正式员工辞职必须通过邮局寄挂号信通知公司，通知期是从邮局寄出挂号信的那一天算起的三个月。今天是五月二十日，如果今天寄出，那么三个月后，八月二十号，就是我的正式离职日。
也许再等几天再寄出吧？既给公司和客户多一点时间找到接手人，也先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为了找新加坡的工作，先生里奥已经先我一步辞职了。
踌躇再三，终于还是把那封已经被我捏皱了的辞职信，放回了包里。一个带着孩子的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失业。
01
2019年初，经过各方咨询、信息收集和实地考察，我和里奥共同决定，举家搬去新加坡发展。选择新加坡作为目的地，主要是考虑到，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华人文化是主流，我们双方都能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也能给孩子一个学习中文的教育环境。加上近年来巴黎的治安每况愈下，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问题频出，我们便加快了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法国的进程。里奥于二月份辞职，专心找新加坡的工作，终于在五月份的时候，拿到了一家初创公司CEO职位的聘用书。
这家公司是做医疗健康大数据的，由一个法国人主创，拿到了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投资。里奥初去面试的时候，面的并不是CEO的职位，而是COO。面试他的人，是公司现任的COO玛丽安，她打算辞职，为自己找一个替代者。
里奥与玛丽安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两人相谈甚欢。面试的结尾，玛丽安却突然话锋一转，询问里奥：
“其实，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坐上CEO的位置。”
接下来，玛丽安向把公司的现任CEO弗德吐槽了一番。这家公司是弗德两年前创立的，虽然他的创业理念很好，工作也非常拼命，但作为CEO，却德不配位：公司成立两年以来，弗德多次一意孤行，犯了好几个战略性的错误，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引起了投资人的普遍不满；且此人脾气暴躁，反复无常，不信任下属，经常对他的下级们讥讽、挑衅甚至辱骂。性格直爽的玛丽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继续与弗德共事，才愤而辞职的。
玛丽安透露到，这家公司的主要投资团队A公司的各大投资人早就密谋想要换掉CEO，如果里奥有意向接替CEO的职位，她可以马上安排他与A公司投资人的面试。
里奥自然是心动的。他一直很向往尝试一下最高执行官的决策过程，这个级别的职位显然是他职场生涯中一个极佳的机会。他也希望能在互联网经济的大潮里，抓住机遇小赚一把。
而我一开始的态度，却没有他这么乐观。一方面，互联网初创公司，90%以倒闭告终，加入这样一家经营状况不佳的公司，风险太大；另一方面，里奥一直以来都在环境单纯的初创公司工作，没有在复杂的职业环境和人性中生存的经验，并不擅长政治斗争。如果这位现任CEO真的如同他所转述的，脾性和人品有问题，里奥处在这样一个两面夹击、合力将对方推下台的微妙境地，估计是自身难保，胜算不大。
但玛丽安雷厉风行，次日便将里奥引荐给了A公司主要投资人尼古拉。尼古拉也是法国人，在详细询问了里奥的工作经验，讨论了他对公司业务的见解之后，和玛丽安一样，尼古拉很快就表达了对里奥的欣赏。他解释道，公司的几个主要投资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想要让弗德走人了，他们认为，弗德作为公司的CEO，却缺乏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公司目前投入的几千万欧元，预计七月之前就要烧完了。几个投资人打算在七月之前，以不再投入新的资金为威胁，逼迫弗德下台。
尼古拉进一步鼓动里奥说，赶走弗德的工作，由他们几个投资人来负责；七月份以前，让他顺利上任。
于是在五月初，尼古拉正式给里奥发了offer。等我下班回家，里奥早已冰好了一瓶香槟，兴冲冲地给我倒了一杯。他坐在沙发上，翘着腿，举起香槟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放心辞职了。今年七月以前，最多九月，就来新加坡与我会合。”
02
“你旁边有人？”车载电话那头的男声忽然变得警觉。
彼时我们正驱车前往郊区的公婆家度周末。下周一，里奥就要踏上去新加坡与团队会面的旅程了。弗德打电话来向他布置任务，安排与团队各级成员的会议。而这通电话的时间点，又恰恰卡在我们开车的途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网络信号，里奥不顾我的反对，将车停在了公路旁边的绿化带上。
“实在抱歉，我在开车，咳嗽的是我太太。”里奥向对方解释。
“哦，代我向她问好。”电话那头，听不出对方的表情，“但是我希望你清楚，我们现在的讨论是严格对外界保密的。”
里奥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我会意，把堵在心头的一口气强压下去，打开车门准备下车。
恰在此时，婴儿的哭声，不合时宜地响起。可能是被车载对话吵到，他醒了。
“哇，这一定是安东尼奥吧，好可爱啊！”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阴阳怪气的假笑，笑毕又说，“但是，我说了，我们的电话，最好能在更加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你看，我女儿刚出生，我现在不得不在医院里陪她们母女，但我都能找得到安静不受干扰的环境，你应该也不难吧？”
这次我不等里奥眼神示意，迅速拉开车门，解开儿童座椅，把安东尼奥抱了下来。车内的空气被此人黏糊糊的声音充满，再不下车，我几乎要呕吐出来。
四周是法国南部乡间初夏的青草地，一脚踏进去，就有蚊虫急不可耐地扑上来。我一边驱赶着绕着安东尼奥嗡嗡转的蚊子，一边拍打着粘到我腿上的小飞虫。不远处就是公路，并没有一个遮蔽的地方，我只好抱着安东尼奥在路边草地上走来走去。阳光热辣辣地舔上来，不一会儿，安东尼奥的脸就热红了，啼哭不止。我抱着他，用手给他扇风、驱蚊，却怎么也止不住他的啼哭。旁边公路偶尔高速开过一辆车，对停在路边的我们鸣笛发出警告。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在路边是危险的，但又无处可去。从我们打开的车门里，继续传来那个趾高气昂的男声，和里奥偶尔插入的辩解。
终于，电话打完了。我把安东尼奥抱回车里，他已经哭得满脸通红，热得衣服全都粘在身上，小腿和胳膊上都是蚊子包。才一岁多的小宝宝，就这样在三十度的大太阳下暴晒了近二十分钟，就因为他爸爸的这通工作电话。我想到那个阴沉的男声，怒上心头，正打算开口抱怨，却听到里奥有气无力的声音：
“看来明天我的新加坡之行，凶多吉少。”
03
6月5日，里奥启程去了新加坡。
从第一次与弗德见面，里奥就把他描述成了一个擅长洗脑和控制员工的变态老板。出于好奇，我也从领英上搜到了弗德的照片。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弗德的发际线已经退到头顶，将他原本的方脸硬是扩张成了长方形；分得很开的眼睛，眼神里透着精明和凶狠；最奇特的是他的嘴，下巴突出，下牙床盖着上牙床呈“地包天”状，露出十几颗歪七扭八的牙齿，如鲨鱼的牙齿一般密密麻麻，令人不寒而栗。
弗德对里奥态度的轻慢自不必说，短短两周，里奥亲眼看见他当着旁人的面把员工骂哭了三次；还会在里奥与未来同事开会的时候，突然闯进会议室，傲慢无礼地质问他们说了什么；更不用说他密切监视着里奥与公司的其他高层的联系，里奥甚至不能单独和玛丽安吃午饭，因为弗德害怕他俩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更有甚者，有一次他竟然偷偷跟着里奥去上厕所，因为怕里奥私下和远在美国的投资人联系；实际上，里奥只是在和我打电话。
其实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弗德的手段尽管不上台面，但他的动机，却无可厚非。这是他一个人创立的的公司，从无到有创业的过程，如同生产和养育一个孩子，亲眼看它慢慢成长、壮大；不管这孩子长成什么样，哪一个做父母的会心甘情愿将孩子拱手让人？弗德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换作我们，可能也会像他一样，竭尽全力要将这个公司占据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然而弗德为了自己的公司，可以放弃脸面、尊严、原则，甚至自己的家庭。里奥告诉我，弗德的二女儿刚刚出生没多久，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在重症病房住了十几天。而弗德忙于工作，就去探望过三次，去的时候还带着电脑在医院工作。而对他的大女儿，他索性直接错过了她的出生，因为在连夜加班。
“你知道弗德是怎么跟我形容吗？”里奥在电话那头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倒吸着凉气，“他竟然把自己生病的女儿，叫做‘不可避免的风险管理’。这个人真的拥有人类的良心和感情吗？”
里奥在新加坡的那两周，每一天，弗德都喜怒无常、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自己决定光荣退休，让里奥好好接班；一会儿又歇斯底里地跟投资人在电话里嘶吼，把会议室的门踹得震天响；外面的员工们似乎都习惯了，充耳不闻，只有里奥心惊胆战地听着弗德的吼叫：
“除非你们端把枪来把我干掉，否则，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离开公司！”
04
里奥在新加坡的二十天，也是我独自一人又上班又带娃的二十天。
作为职场妈妈，白天上班前要先送孩子送去日托保姆家，下班再赶回来接。由于家里没有老人帮忙，里奥一走，我就只能独自照顾孩子。早晨六点半起床，先把自己洗漱收拾好，然后叫孩子起床，给他穿衣、吃早餐，送到保姆家以后，我再赶地铁上班，要倒三次地铁加城郊列车，从巴黎南端，穿过整个巴黎，历时一小时，到达西北郊的公司。中午时常利用午休时间投简历，甚至偷偷躲在会议室里跟新加坡的公司进行电话面试。下午六点匆匆下班去赶火车，因为要赶在七点前准时到保姆家接孩子。接回家后，给他做晚饭，喂饭，洗澡，八点半送上床以后，我才能坐下来吃饭。
而这样的生活，天天如此。
到了第三天，我已放弃自己做晚饭。但巴黎的外卖既贵，且慢，而且大多数高油高盐，不适合两岁的孩子吃。于是我在去朋友家蹭饭时，硬是厚着脸皮跟她讨了许多她做的包子饺子粽子，冻在冰箱里。每天晚上，要么把这些“施舍”来的食品加热，要么买外面的冷冻速食，喂饱孩子和自己。
第五天，周末连续两天独自带娃的我，终于放弃了自己从前“不给两岁以下孩子看电视”的信念，将娃放在电视机前面，自己坐下来，喝杯酒，刷刷手机，喘口气。
第十天，家里的烘干机坏了，我愣是网上找了视频，自己把它修好；又翻出了之前就有有问题的床垫吸尘器，也顺手给修了。
这二十天，可能是我最疲于奔命、最艰难、最崩溃的二十天。我就靠着冷冻食品、给娃看电视、买买买和偶尔与朋友的见面，独自熬了过来。
05
“我刚刚才知道，原来尼古拉给我开的offer，竟然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的。”
看到手机里里奥发来的这条消息，我从清晨六点多的迷糊梦中立刻清醒过来，给里奥打了个电话。
在里奥的新加坡之行的最后一天，公司进行了股东大会投票，决定弗德的去留。股东大会里共有五个席位，弗德占一个，公司CTO也是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印度人埃米尔占一个，其他的几个投资人，根据份额占了剩下的三个席位：以尼古拉为首的公司A占两个，另外迪拜的投资人B占了最后一个。这五个席位中，弗德自然投给了自己，并且说服了埃米尔；埃米尔虽然对弗德也有不满情绪，但是和新来的里奥相比之下，弗德毕竟是他熟悉的人，何况弗德再次给他画了新的大饼，许诺了将来的更多利好，因此埃米尔也投给了弗德。
剩下的三个投资人席位，尼古拉原本信心满满，要说服投资人B，但是弗德不知怎么拉来了一个新的潜在投资公司，他威胁说，如果自己被赶出公司，这家公司就不会来投资了。投资人B因为对公司的盈利前景觉得不明朗，早就想找人接盘，于是便将手中的票地投给了弗德。
于是，股东大会以三票反对、两票赞成的比例，否决了罢免弗德的提案；里奥自然也不能成为公司新的CEO了。
“也就是说，尼古拉早在近一个月前就给我发的那封offer，连同他开出的薪酬待遇，全部都是无效的。因为他只占5个股东席位中的2个，他根本就无法一个人决定聘用我。”
里奥还告诉我，在股东大会前，弗德已经联合CTO埃米尔，将玛丽安开除出了公司；而尼古拉对此不闻不问，而他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向玛丽安承诺，会努力保住玛丽安坐稳COO的职位，直到里奥上任。
那时，我们都做好了九月份搬家去新加坡的准备：我已经向自己所在的咨询公司以及我服务的客户公司都表明过，将在八月底九月初离职；同时还通知了我们日托保姆，自九月份起我们就不再送孩子去她家了，她也马上找好了下一个家庭。也就是说，到九月份，我们会处在夫妻双方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并且无人看管孩子的状态；而两个人在新加坡的offer，都还遥遥无期。
接到里奥的那通电话时，我刚刚下了地铁准备去上班。早晨的巴黎西北郊，阳光努力透过薄雾，发出有气无力的浅金色光芒，彷佛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我竟然是太阳”这个事实。彼时我沉溺于一个叫《乐队的夏天》的综艺节目已半月有余，每天周旋于工作、带娃和面试新加坡工作的日子，这个综艺节目是唯一能点亮我生活的事物。在闷热的地铁里，拥挤的街道上，或是孩子睡去以后的夜晚，我如饥似渴地追这个节目。自己年轻时热爱过的摇滚乐队从未离我这么近过，而年轻时有过的对长长未来的梦想和盼望，为何今日却已变成朝九晚五、冷冻食品、婴儿奶粉、对老板对客户的跪舔，和生活中一次次的挫败与失望。
放下里奥的电话，手机视频里正播放到刺猬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州》。我在公司楼下的车站里，慢慢蹲下来，像被打脱了皮的狗，像无人收留的流浪汉，像任何一个没有尊严的生物一样，没脸没皮地哭成了一滩烂泥。
“我那些残梦 灵异九霄
徒忙漫奋斗 满目沧愁
在宿命身后 不停挥手
视死如归仇 毫无保留
黑色的不是夜晚 是漫长的孤单
看脚下一片黑暗 望头顶星光璀璨
摇旗呐喊的热情 携光阴渐远去
人世间悲喜烂剧 昼夜轮播不停
一代人终将老去 但总有人正年轻”
十分钟后，我从包里拿出纸巾擦干眼泪，又取出粉饼，仔细地补上妆，稳稳地踩着高跟鞋走到公司门口。刷了门卡，对保安笑脸相迎，乘坐电梯到了九楼。九楼的尽头，还有三五个会议在等着我。作为一个有一份全职工作要做、有一个娃要养、有一份房贷要背的成年人，我并没有崩溃过后、一走了之的权利。
06
就在我们以为很快就要双双失业、失去所有收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五月份时我跟客户和老板提出的辞呈，只是口头通知，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而根据法国的劳工法，正式员工辞职，是需要一个复杂的流程的：要去邮局寄挂号信，离职日期以公司在签收挂号信后的三个月为准，才能算法律意义上的正式辞职。
但是，因为我的犹豫和谨慎，五月二十日那天，我最终没有寄出那封挂号信。也就是说，我的口头通知辞职，实际上完全没有生效。
我从公文包的底层翻出了那封一念之差没有寄出的挂号信，撕了粉碎，扔进垃圾桶。公司和客户屡屡问起我的离职日期，我以签证时间不确定为托辞，表示自己无法预知离职时间，要以签证日期为准。
同时，我们都拼命地面试其他的公司。面对同事，我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地一如既往地上班，对辞职日期愣是不松口；面对亲友，我们只是含糊地说，快了快了，再等等。其实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命运之手会将我们推向何方。只是在每一个灰心失望、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互相打气，再咬一咬牙关，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
终于，在八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去哥斯达黎加旅行期间，里奥收到了另一家新加坡初创公司的offer，职位待遇与之前那家持平。而我之前投的一家保险公司，也到了终轮面试。与新加坡相隔14小时的时差，我在哥斯达黎加晚上七点半，简陋的旅馆里，和那个当时并不知道会是我未来老板的西班牙人，愉快地聊了一个半小时。回到巴黎，我便收到了这家公司的offer。
那天我们开了一瓶香槟。过去那无数个等待结局的心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后记
2019年10月26日，我们一家三口携着猫，终于登陆新加坡，开始了新的生活。四个月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一年之内法国前前后后封城三次，在法国的朋友们一边在家上班，一边独自带孩子，苦不堪言，纷纷羡慕我们早早选择离开，去了一个安全高效且有强大服务业支持的国家。
而我们将这一切归功于运气和恩典：一年前，当我们第一次到新加坡旅行，对着面前美味的椰浆鸡腿饭，一拍脑门决定要搬家过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之后会用九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一场跨大洲的迁徙；经历了挫折，也付出了代价。当我们转过十字路口，站在一条崭新大路的起点往回望时，才发现当初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念头，最终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到新加坡一年后，我们被邀请去玛丽安家玩。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武吉知马山下一栋偏安一隅的房子里；屋后有很大的院子，绿树成荫，宽阔的草坪上立着两个小小的球门，孩子们在上面踢足球。还有一个不大的卵形泳池，池水清凉，我们泡在水里，握着啤酒闲聊。突然，玛丽安开口：
“你们还记得那个弗德吗？”
我们笑了，就好像玛丽安说了个笑话；这个人对我们和玛丽安的影响，都还历历在目，谁会忘了他。玛丽安接着说，那家医疗健康数据公司被查出了偷税漏税，弗德本人正在被新加坡税务局追查中，估计往后几年的监狱生涯是逃不掉了。
我眼前浮现出弗德的脸，那眼神中透出的精明和凶狠，即使只是看照片，也曾令我不寒而栗。现在，这眼神再也不会威胁到我们了。头顶热带焦灼的阳光，照射进清凉的池水里，热度就散了，融化成镶着金边的蓝色的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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