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诊所和三段跨国婚姻，我们是同事、姐妹和家人 | 三明治
作者丨W医生
编辑 | 恕行
2001年夏，我告别父母亲友，以及一起工作了五年的南方一所医院的同事们，以闪婚的方式移民美国。2005年，我在新泽西州考取了针灸和草本药剂师执照，开了诊所，专攻西医各科疑难杂症里的保守疗法。诊所和药房几次搬迁，目前位于新州Warren镇中心。
在福田医院，我第一个轮转的科室是心内科老八楼，在那里结识了小徐和花姐两位护士，情同姐妹。如今她们也在我的诊所上班，所以我们称诊所为“老八楼海外部”。我们仨，一个是当年相当被看好的医生，另外两位则是科室里最能干的护士，这样的组合，优势互补，是最强大脑加上最强执行，抢救危重病人时总能配合默契。
就工作量而言，美国诊所不能和国内门诊相提并论。我在急诊就曾经有过一个大夜班接诊88个病人及连续出救护车五次的记录。我学的是西医，兼修中医，在国内时是急诊科内科医师。新州的针灸界有这样工作背景的医生并不多，所以诊所经常很忙，处理的都是相对复杂的医案；花姐和小徐的助力，使我如虎添翼。
即使已经离开医院多年，我依然会梦见值班查房交接班和抢救危重病人的情形。小徐和花姐也一样，梦里总有许多以前工作时的记忆碎片：监护仪，显示器，氧气管，安瓿瓶，来来往往的人。
老八楼在2001到2009年之间，出走了三位员工，先是我，接着是小徐，再后来是花姐。我出国后，小徐和花姐一直单身，于是先后由我为她们做媒，嫁到了美国。这辈子我就做了两次媒，都是我的闺蜜，而且都还成功了。大家来到美国之后，各自经历了许多事情，分分合合，终于在去年的疫情期间，于诊所重聚，再现了当年的雷霆三人组。
老刘主任曾说，“老八楼一下就走掉了我的三名猛将。”
“是三朵花。”我纠正他。
“你们仨在美国要互相帮助，好好工作生活，我们都会很想你们的。但她们有你，我是放心的。你们都很聪明能干。”
老主任的话让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刘主任是亲自把我从院长办公室领到老八楼的人。假如当时院长问我选科意愿的时候，我首选的不是心内科，也许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01
97年，我从医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初涉江湖，第一站就是福田医院老八楼心内科。彼时，小徐和花姐已经在科室工作了五年。
上班的第一天，查完房，我坐下来写医嘱。组里一位小实习医生凑上来，小声对我说，“老师，你要小心这里的护士，心内科的护士都非常厉害，很凶的，尤其是四大恶人，千万不要得罪她们呀。”他用下巴指了指护士站，并努了努嘴。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只见护士站那边一片袅袅婷婷，哪有什么恶人？
“过些时候你就知道了，总之要小心啊。”实习生语重心长。我笑而不语。
几天下来之后，我开始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
在心内科住院的病人很多，病床总是不够，监护室也不闲着。早晚交班查房，收治病人一刻不停，还有各项诊疗操作。医生开医嘱很体现水平，如果对病情判断不准确，对护理程序不了解，就会开出很多令护士难以执行的长期或者短期医嘱来。护士要三查七对，过医嘱，执行医嘱，发药，抽血，护理，工作量非常大。不上道的医生，会使护士们非常恼火。但大部分护士即便心里再不爽，对医生说话还是很客气的。
唯独心内科的护士，脾气大，而这里面脾气最大的，又非“四大恶人”莫属。小徐和花姐位列第一二大恶人，只要她俩在，实习生们人人自危，就算是科里的医生，一个不留神也要挨骂。她俩心直口快，嗓门最大，对事不对人，也从来不给谁面子。小徐来自湖北武汉，高冷大方文艺腔，皮肤白皙爱看书，扎一个马尾辫，额头光洁饱满，爱穿高跟鞋，唱王菲的歌，不笑的时候，显得很凶。花姐来自广东农村，天生是一个爆仗，性子又急又烈，直肠直肚，一言不合就开骂，火爆的性格全院闻名。这俩恶人的护理技术十分过硬，几乎从不出差错，任何时候都镇定不慌，抢救时甚至能顶一个医生用，救治能力十分突出。
我经常暗中观察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她们敢说敢做、刚直不阿的性格很欣赏。因为我从来都是大家眼中的乖乖女，服从全员指挥，老好人一个，明明那么的优秀，却又那么的不自信。
很快我就适应了心内科的工作，并顺利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小徐和花姐，与我搭班最多。我羡慕她们的无畏，甚至觉得，假如我够自信，也会毫不犹豫成为像她们那样的“恶人”。在工作上，从一开始，我就神奇地从没有被她们骂过，为此我也问过她们原因。
“我们骂的是那些又蠢又懒的人，那些自以为是还不知所谓的人，不是你这种又聪明又什么都做得好好的人。”
“跟你上班省心啊，还舒心，你没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医嘱，又什么都愿意帮我们做，你在我们都很舒服。”
“因为你工作上让人挑不出毛病，还是个奉献型，当然不会骂你。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太积极，害得别人想偷个懒都难。”
“你没架子，人特别好，爱操心，对谁都恨不得掏心掏肺。又软柿子一样，没个脾气，谁都能捏。”
02
缘份是奇妙的东西。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同龄女生，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闺蜜，一起度过了很多彻夜长谈的夜晚和一起出游的白天。
我们谈原生家庭，成长经历，谈看过的书、电影以及遇到的各种人，还有对未来的梦想；下了班，又可以约着去逛街，下馆子，或者回到宿舍继续聊，追韩剧，补眠，烧饭吃。逛街时，她俩并排走，我跟在后面给她们拎包，看她俩试衣服，砍价，做跟班听她们说医院的八卦，发现她们总是那么一针见血，令我眼界大开，给我恶补了很多社会知识。
共事的几年，我们一边成长，一边互相支持。一线医疗人员的工作生活三班倒，很辛苦。除了强度很大的工作之外，我们还要共同面对科室人际和医患关系的压力，每天如履薄冰的同时，结下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我是文艺女青年，性格敏感，多愁善感。小徐的共情能力很强，对我的任何情绪她都能稳稳接住，理性地帮我分析，总能理解我并支持我。花姐不吃我们的这一套，大白话简单粗暴，不管是否利于行，先忠言逆耳再说。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婚恋。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统一意见的领域。关于爱情，婚姻，遇人，择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那几年，明里暗里的，我们作为未婚女青年，都陆续被热心人安排很多相亲饭局，仿佛女青年的单身是一种病，人人得以治之而后快，不过我们都不爱去。
被拒绝了好意的人觉得我高冷，其实我是一个在有着极强控制欲的母亲管控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的人。而她俩则因为心性清高，并不愿意随波逐流，看穿很多所谓的媒人其实都是为了来看热闹而已，故此更加不为所动，高质量的单身生活不香吗？而且她们也不是软柿子，所以敢前来硬捏的没几个人。有些不自量力自以为是的媒人，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灰头土脸地轰走了，恨恨啐一句“四大恶人”。
我始终没有她们那么坚强。2001年，我以闪婚的形式逃跑了，逃离了那些我改变不了的所有，我总是以为，逃离是最直接有效的新的开始。然而，越到后来，我越加意识到，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改变，是无法通过外力来获得拯救的。真正的救赎，必须源自内心的觉察。
当时，“四大恶人”里面已经出嫁了两个，只剩下花姐和小徐，因为单身，在别人眼里恶度加倍，走到哪里都是话题，压力可想而知。那几年，她俩焦虑、沮丧、压抑的心情，我不止一次在电话上和电子邮件里感受到。关于这个现实社会，我们有时就是这么无力。
03
转眼我已来到了美国几年。不同的体制，国情，不同的环境，一切都是新鲜而令人兴奋的。美国的生活节奏很快，但我适应得也很快，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唯一困扰我的，是我的家庭关系。父母选择来美国和我们同住，出发点是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但一个屋檐下没法同时有两个主人，我原先希望用婚姻来逃离原生家庭的计划落空了。
几乎是盲婚哑嫁地和Z先生组建了家庭之后，我性格里的硬伤无可避免地开始浮出水面。面对不能理解自己的伴侣，沟通不良的亲密关系，以及来自原生家庭的持续压力下，我的抑郁症多次被诱发。
所幸的是我和小徐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分开的将近五年时间里，每天的电子邮件或者信件电话，从没间断过。我们无话不聊，隔着重洋共生。在那些焦虑无助的时刻，小徐就是我的树洞和定心丸。任何时候只要我需要倾诉，她都会在那里倾听，不断给我心理的陪伴和共情，也给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她，就没有我今天的安然无恙。她对于我的意义，可能大到她自己都难以想象，使我相信世上总有一些人是为我们而来的，就像我们也为他们而来一样。有一次我抑郁发作达到最低谷，情绪已经涣散，给她发邮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几个小时，她就立即拨打了越洋电话，敏感察觉出我的异常。即使电话费那么贵，她还是一直耐心隔空陪伴，直到我情绪稳定，握着电话睡着了。我永远记得她对我说的那句话，“最艰难最想放弃的时候，请再多坚持一天。要相信多等的这一天，会使很多看似无法改变的事情改变。”她要我发誓会这样做，她才能放心。这句话从此成为了我的救命锦囊。
我已经离开了医院这个是非之地，在异国生儿育女，重回校园和考场，一路过关取得了相关的医疗执业资格，着手准备开办自己的诊所；她俩却依然在里面“水深火热”，值不完的夜班，应付不完的考核，铁打的单位流水的领导，纠结的医患关系，苦大仇深的医改政策都是不变的话题。她俩后来都升了护长，在医院的急诊科和外科各自独当一面，性格还是那么直，也成为了“剩女”，高不成低不就。
医院里的风言风语，使她俩疲于应付。小徐成熟一点，选择含蓄沉默，一笑置之。花姐则总是把不怀好意的媒人骂回去，“要你管！”在别人眼里越发显得怪异了。转眼她们就进入了三十岁，在国内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不是被介绍一些大龄离异男，就是丧偶男，还有一结婚就得给人做后妈的，她俩被气得没了脾气。本来各自买了单身公寓里，生活自得其乐，偏偏医院里就是总有不少人都对她俩指指点点。
04年一次邮件里，小徐写道，“自己的心，就像沉到了河里的石头，虽然感觉得到水流在身边匆匆经过，却对自己无能为力。”这句话，使我心疼，我的冰雪聪明的女友啊。我第一次萌生了给她做媒的念头。我试探她的意愿，择偶已经够折磨人，出国做过埠新娘则是更大的决定，意味着更多未知的人生。
她第二天回邮件说，“好。如果我们再能在一起，我愿意。”她同时叫我也帮花姐留意一下，并且说，“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你不是用眼睛看的，你是用心去看的。而你又是那么了解我们。有你在那里，我们不怕。”我顿时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就要以一己之力，把我最好的女朋友带到我的身边了。我开始用打猎似的眼光看身边的人，一见到熟人圈里有貌似合适的单身男子，我就主动上前询问，估计我当时的样子，像极了卖保险的。我自己已经随便嫁了，姐妹们可不行，我不允许。
03年一次普通的聊天时，一位杨姓老师聊起他有一名学生，广东人，人品不错，银行工作，年龄也合适。我立即请老师帮我牵个线。我手上没有小徐的照片，就把我们视频对话时她的头像打印了出来，黑白、朦胧，扎个马尾辫。
我把这张纸交给老师，他皱了皱眉头：“你不是说她和你长得很像吗？怎么不是鹅蛋脸，是个大圆脸？”但老师还是把他学生的电话给了我。我像揣着宝贝一样把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带回了家。
晚上，强压心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拨打了过去，单刀直入，“请问你是杰吗？我是杨老师的助教W，我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女生，现在我想把我最好的女朋友介绍给你。她人在中国。是医院最年轻的护士长。希望你能考虑和她交往。”
我不歇气地可能讲了五分钟，把小徐的情况详细介绍。从她的人品，她的才情，到她的爱好等等，讲完才发现自己握电话的手心都出汗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媒。电话那头一直是沉默的，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你”就没了回音。我正在暗暗着急，又一句话传入耳中：“我们见个面吧，容易说话。”我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像自己中了什么大奖，兴奋得一夜未眠。
那个周五，这位叫杰的男生，约我在纽约的一家日本餐馆吃寿司，见面。他不是一个外向的人，问一句答一句。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适合小徐，小徐也适合他。我仿佛看见了他们以后幸福的样子。我记得自己恳切地对他说了一句很傻的话，“我对你很满意。请你看看我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的，就会更喜欢小徐那样的，我们个头差不多，但她样样都比我好，比我有趣，还会弹钢琴。”对面的男生温和地笑了，和我交换了邮件。我又把小徐快递寄来的照片，交给了他。
回家的火车上，我激动打电话给小徐，说，“看了看了，我给95分。”后来小徐对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那么宽松？这是95分吗？最多65分。但她还是和他开始交往了。她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最好的女友已经找到了她的幸福，我为她开心。她也希望我得到幸福，我信任她，但愿你会是那个对的人……”
一开始他们的邮件会先转发给我，仿佛不是交友信，而是等领导批阅的文件。我总是看着这些邮件傻笑，简简单单的几句寒暄话，我翻来覆去读，愣是脑补看出了爱情小说的样子。搭上线几天后，我就识趣地退出了，让他们自己联系。我会每天早晚查房一样问小徐怎么样怎么样，她都说不怎么样。我又问杰怎么样，他也说不怎么样。分别聊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俩的沟通没有在一个频道上。小徐说，感觉像“温水煮青蛙”，没有激情也没有太多共鸣。我只能在中间帮忙解释，做他俩的桥梁，白天和杰聊，晚上和小徐聊，操碎了心。
这么不温不火谈了几个月，双方都淡淡的，眼看没戏了。两人都对我表示感谢，小徐说不要太累了，不要勉强了，彼此太多不了解，算了。我很难过。
一天，忽然福至心灵，我把这几年我和小徐的信件全部打印了出来，这里的内容涉及我们的三观，对时事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大到风花雪月，小到芝麻绿豆的生活小事，无拘无束的语言，嬉笑怒骂，无遮无掩，是我们的原色。当我把这厚厚一沓信件交给杰的时候，我对他说，“请你看一看这些信件，看完了之后，假如你还是对她没有感觉，就算了。”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小徐，但正是这一动作，使他俩的关系火速升温，大概是因为他懂了更多的她，而她也惊喜地发现“他怎么忽然就开窍了”。缘分的桥，终于搭起来了。
04
05年3月30日小徐来到美国。出嫁的时候，小徐是在我家穿上的嫁衣，盘起头发，我给她打的伞，送她上的花车。我自己没有婚礼，没有穿过婚纱或者晚礼服，却在闺蜜的婚礼上穿了。晚宴前她在休息间补妆的时候，司仪对我说，等下你代表女方讲几句。我的眼泪一下子冒出来，小徐也是。我们泪眼婆娑地对望着，司仪说，千万不要哭，妆会花。
小徐的第一个家，安在木桥镇离我家车程五分钟的地方，走路可达，我们是一碗汤的距离。和我一来美国就开始上学考试找工作的做法不同，小徐从嫁过来的第一天就做起了居家太太，仿佛医院的这些年消耗了她太多，终于可以缓一缓。我虽然很希望她能来我的诊所上班，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但她尊重她先生的意思，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说是“嫁鸡随鸡”。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料到的。我没有想象过小徐做全职太太的模样，以为她会和我一样重回职场，然而她没有，只在我诊所某些非常需要人手的时候，客串帮忙过几天。
也许是因为她先生性格沉稳，情绪稳定，小徐结婚后改变很大，不再锋芒毕露，为人处世也没有了原来的那种尖锐。她对我说过她的原则，就是明确关系中的边界感，然后“对自己低要求，对别人也低要求。”在这一点上，小徐比我聪明很多，婚姻家庭关系里能做到游刃有余，“既然结婚了，就图个平安长久，若需要改变，就改变，人总要往前走的”。因为住得近，我们经常互相走动，做什么好吃的，都可以送一碗到她家；有什么事情喊一声，几分钟他们就能来到家里。那段时间，我很幸福。
后来小徐随丈夫工作的变动，08年六月离开美国，即将在香港和沙特之间往返，我们又要分开了。他们启程离开新州前一夜，我辗转难眠。凌晨四点，月亮西斜，我静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走出家门，发动车子开到了她家楼下。五点多钟，屋里亮起灯光，里面的人起床了。再等了大概半小时，我上楼敲门，她先生开门看到我很诧异，因为他也正准备送小徐到我家和我告别，没想到我先一步来了。小徐刚洗好了澡，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我们拥抱在一起，彼此的脸都湿湿的，她摸摸我的大肚子，埋怨我冲动。那一天是六月二号，离我的预产期还有一个月，小徐也刚刚怀上了二胎。
这一分开，就是七年。我们又回到了天各一方的以前，还是每天靠邮件和电话联系，话题总围绕着孩子和家庭。沙特的生活很不一样，除了买不到猪肉之外，蔬菜的品种也不多，她上超市还要按照穆斯林的规矩蒙上头纱，以及在祷告音乐响起的时候抱着孩子离开商场，“落荒而逃”。在香港的生活则和大陆差别不大，只是居住的地方很小，街道上广告牌的霓虹灯在夜晚闪得公寓里的人失眠。
2015年初，因为小儿子有自闭症，在香港无法得到良好系统的治疗，家里气氛开始绷紧。小徐和我不断讨论着对策。恰好我家老三也是高能自闭症，因为学校以及教育局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注和师资扶持，孩子恢复得很好。于是，深思熟虑后，杰和小徐决定由她带着三个孩子先回美国，并委托我为他们寻找合适的房屋，一定要和我家一个学区。“就全部拜托你了。”
此时我已搬到Warren镇，找房子和做媒一样，全凭了解和勇敢。一天，我看到家附近路边一个“吉屋自售”广告牌，心念一动，就把车开了进去，沿着蜿蜒的小路，一直到了这间大小合适，位于小山坡的独立别墅面前。前门有一棵很大的茱萸树，我仿佛看见小徐在树下朝我招手。于是我敲门，见到了屋主夫妇。我说，“我就住在附近，现在我想为我最好的女朋友一家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带我参观一下。”
这次小徐再次与我住同一个镇上，新家离我家依然不够五分钟，还是一碗汤的距离。从找房子到看房子、办理贷款、找律师、验屋、维修、讲价钱、交屋、购买家具，以及联系她家老三上学的学校，安排好自闭症评估和入学等一系列事情，由我和小徐的先生沟通，我全权代理。几个月后万事俱备，小徐和三娃从香港飞回来，拎包入住。
2016年小徐的姐姐和妈妈来到美国探亲，姐姐摸着家里的家具对她说，“没有谁能够做得到像W这样对朋友的，真没见过。”
而我，后来也真的看到了这幅画：小徐在那棵门前的茱萸树下，向我招手。阳光从树梢透射下来，洒满整个前院。
05
小徐结婚后，多次跟我说起，要开始留心帮花姐介绍了，我们两人都离开了南方，她一个人在那里要顶住医院和家里那么多压力，其艰难可想而知。花姐说，“实在是没有选择了，一刻都不想呆在国内了。被生活吊打，太辛苦了。”
我分析她的火爆性格，觉得不大好找，一个人单身越久，就越难改变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和生活习惯。她年纪不小，假如男方是传统的亚洲人，会对生育力有更多考量。亚洲男生娶妻求淑女，喜欢女方温良恭俭让，花姐性格这么烈，嘴巴又不饶人，找中国人实在有点悬。而美国人的婚恋观和亚洲的大不同，虽不介意年纪和职业，但重视感情体验，自由度大，婚姻状况错综复杂，没结婚却有好几个孩子且孩子的母亲都不同，是常有的事情。经济上，也多数是AA制，这样的搭伙过日子方式，加上文化和语言不同，我不确定花姐能否接受。
我再一次开始了物色。我留意到一对菲律宾患者夫妇，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他家的孩子陪着当司机，男生沉默寡言，其貌不扬，但性格似乎非常沉稳，坐在候诊室等待的时候，就像老僧入定。能孝顺父母的孩子，总坏不到哪里。一聊起来，得知这儿子在银行工作，三十大几，还是单身。我一听，马上灵敏地嗅到了可能性，就把花姐的照片给他们看，又对花姐的为人和性格一顿夸。夫妇两人看后都表示很喜欢，答应拿回家让儿子看看。
两天后，他们的儿子，Van（我们管他叫中巴）亲自来到了诊所，要和我面谈。因为彼此都比较熟悉，他就直接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相互交换了信息，就像在谈判，气氛还挺正式。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他的答案均令我满意。一是我因为担心花姐的年龄，影响婚后生育，就问他，“你会希望有小孩吗？”他回答：“这个事情，以妻子的意愿为主，想不想生，生多少个，都她说了算。”另一个问题是：“经济上你会和她AA制吗？“不会。我的钱和她的钱，都是她的。”亚裔，单身，没有生育焦虑，没有AA制压力，除了外型当真配不上花姐之外，其他都似乎是个不错的人选。
当晚，这对夫妇和Van还特意来到小徐家，和小徐也见了面。因为知道我们和花姐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主动提出让小徐也看看，如果我们两人都觉得可以，Van再联系花姐。既然媒人的担责风险减半，我自然十分愿意。于是，小徐也充当家长，再问了Van家里人几个问题，大家都感觉还可以。送他们一家人下楼后，我和小徐马上视频了花姐。
一听说是外国人，花姐急得哇哇叫，连声说不行不行。不懂英文怎么交流？“翻译软件呗。”我们说。“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Van的类型，绝不是花姐心中的理想型，她最不喜欢的，他几乎全占了。小徐说，“你要相信W，她看人不是用眼睛的，而是用心。”花姐长吁短叹，答应交往看看。
我的印象中，Van是个非常慢节奏的人，没想到这一次他居然是个行动派。很快他就给花姐发出了第一封邮件，并抄送我。我还记得Van是这样写的（英文）：“你好。我是W医生的朋友，我父母是她的老病人。她是我父母最信任的医生，而你是她和小徐的最好的朋友，我已经从她们两人口中了解到了一些你的情况。现在她俩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彼此，甚至组建家庭。我是一个好人，你也是一个好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好人就应该和好人在一起。如果觉得合适，我会尽快到中国与你见面。”我印象中，这是沉默寡言的Van最勇敢的一次行动。他俩也是邮件联系，这次我还是“师傅带进门，修行看个人”，看过他们几次通信后，一横心就没再管他们，随他们扑腾去。花姐真的用了翻译软件，那么蹩脚的翻译居然也聊出了点感觉。Van第一次去中国，拿不准带什么过去，我帮他买好了花姐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装了满满一大箱。
花姐在后来总是感叹，这些年她相亲的次数，没有一百次也有五十次，很多相亲对象的条件都比Van好，为什么最后却没有成功，完全不能解释，只能信命。听说他们的交流主要靠肢体动作，没有了语言优势，花姐的表达力被严重限制，也许第一次尝到了“有话说不出”的苦，就算骂人，也没人听得懂。Van是惜字如金的人，中文一个不懂，却也不畏生，非常随和。当花姐带他和其他亲友见面，他只负责埋头苦吃；回到花姐农村老家，Van能陪家里的小孩玩，也能按照老人的要求帮忙干活。这样只做不说，吃饭不挑食的性格，深得老人家喜欢。花姐说，那一刻，她知道，“完了，这就是命。”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人越不想要什么，老天越要给你什么。年轻的时候最讨厌秃头矮胖子，结果绕了一圈，还是找的这样的，除了头没秃，别的都是自己最不想要的，这就是命。”
06
花姐在09年的12月15日抵达美国，第一次见到了大雪。我去她家探望她的时候，她正拿着个小铲子，在前院玩雪，兴奋得像个小孩。老天似乎知道花姐的宿命论需要助力，婚前还总是担心自己高龄不易怀孕的她，闪电般速度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小巴，和中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花姐怀孕期间，和婆家同住，一开始大家总是客气的，毕竟她初来乍到，脾气也都还收着藏着。但相见好同住难，在Van的家人面前，因为语言不通，有些关键的事情上，花姐无法准确表达自己，暴脾气没有地方发挥，加上淡定的Van对她也基本是免疫的，年纪轻轻就患了选择性耳聋，随她怎么暴跳气出内伤，他也巍然不动，花姐没招了。
爆发的导火线是花姐发现Van对婆婆千依百顺，平时有求必应也就算了，明明月子里的产妇更加需要帮手一起照顾新生儿，他却事事以婆婆为先，花姐需要他的时候，他人影都不见，原来被婆婆派去做别的事了，使她委屈至极。外国人家里爱养宠物，小狗小鸟扑棱个不停，人抱狗，狗亲人，花姐对此深恶痛绝，这完全超出了她洁癖的底线。远嫁已经够孤独，月子里还落下病根，生活习惯那么不同，一切都使她非常郁闷。
大概在小巴四个月左右，花姐再一次和婆家发生了争执，Van没有坚定站在她这一边，花姐爆发了。她决定什么都不要，离婚，买机票，立即回国。那个下午，Van颤抖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说花姐正准备去机场，他已经藏起了她的护照。我正在上班，被惊得目瞪口呆，连忙联系了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帮着劝，先稳住花姐再说。朋友冲到花姐家，家里正乱成一锅粥，花姐在哭，小巴在哭，朋友也哭。听说，才几个月大的小巴，就仿佛懂事了，明白妈妈要走，就用小手抓着妈妈的衣服，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哭得撕心裂肺。
朋友把花姐直接带到诊所，我也放下了手里的活，陪着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姐，失魂落魄，双眼哭得通红，看了让人心疼。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肩膀。她呜呜流着眼泪对我说，“人还不如不结婚。还不如在国内单身，如果没有小巴，我真的不想在这里了。”
我也有点手足无措，只好安慰她，“没事，委屈你了，不行干脆搬出去吧，你自己有个家，完全是你自己做主的，就好了。不要说傻话，我们已经是母亲了，怎么能不管自己的孩子呢？如果搬出去还不行，再考虑回国。”
Van来诊所接她的时候，我也和Van长谈了。他同意和花姐搬出去单住，只要不离母亲家太远就行。花姐卖掉单身公寓，作为首期，很快从婆家搬了出去。我和她去家具店看家具的时候，她已经神清气爽。
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一切顺利了很多。花姐为了对抗大小两巴，用功学英文，嘴上的功力渐渐恢复，嘚嘚起来，无人可敌，于是我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她。她依然能干，操持家里的事物井井有条，一开始不大会烧饭，逐渐也得心应手，嘴上虽然总说当初嫁给Van是多么不得已，却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活出了真滋味，三不五时发个圈，撒点狗粮，夫贤子孝。Van有时说，真的很感激W医生，使他有了个家，换来花姐的抢白，“我可不谢她，如果不是…我才…”翻来覆去那几样，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
除了小巴上幼儿园前在家带他那几年，花姐从空降美国的第三天开始，就一直在我诊所上班，我一直需要一个非常能和我配合的人，而她需要一份工作。她是农村孩子，骨子里不服输，当年一个人拼搏，来了美国也如此。学开车，学英文，重回学校上课，并考取了护士执照。
花姐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小徐已经回了香港。小徐特意交代她，要好好听W的话，有事情多和W商量，不要轻易发脾气，暴脾气能改就改；记得W现在是你的老板，注意尊重她，不能让W难做，一定要常怀感恩，多想想她对你的好。小徐又对我说，花姐单身时间这么久，在医院又做了那么多年的护长，肯定已经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一套行事风格，不一定能够改变，况且有性格的人之所以有性格，是因为幸运地被很多懂她的人爱着，嘱咐我一定理解花姐。假如在以前，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仨还可以把话都摊开来讨论，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认知，实际情况也比单身的时候复杂，所以更加要注意沟通。
小徐很细心，她一直在我和花姐之间起到了微妙的杠杆作用。她仿佛意识到，从无话不谈的闺蜜变成上下级，没有她在中间协调，“粗枝大叶”的花姐和细腻敏感的我之间，要重新磨合，需要一段时间。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有好几次花姐在工作上和我意见不合，有些话也没有挑开来说，彼此都闷闷不乐，甚至一度觉得，可能在一起共事，不是最好的选择，并各自和小徐私聊。多亏了小徐能够分别站在我们各自的立场来周全考虑，合理分析和解释，为我们及时消除了误解。
小徐对我说，“对花姐，你要有一说一，不要含糊，不要让她猜，原则是怎样就怎样。她虽然脾气急，性子直，等她回过神来，她就明白了。”又对花姐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单身时候的你了，你现在是在美国，我们回不去了，只能朝前走。我们总要成熟的，成熟就是既有能力接受自己，也有能力改变。”
于是我们良好合作至今。如今花姐的脾气改了很多，还升任诊所经理，管理得妥妥当当的，让我看病没有后顾之忧。小徐于2015年11月回到美国，这样，我们仨又重聚了。
07
由于小徐是单枪匹马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美国，生活里没有了她先生的在场，她必须从学开车开始，一步一步，重新适应。这次，是我和花姐不分彼此轮流去帮助她。我陪她练车，带她去考驾照，安慰她考不过不要紧，安全第一，再接再厉。花姐去买菜总帮小徐多买一份送过来，我们平时也常在她家聚会，聊聊天，说说往事，再看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就顺手帮她做了。
重聚后的每年，我们都在各自生日时安排一起出游，美名其曰“充电”。去过宾州，进过赌场，爬过山，下过海，迷过路。有一次在去手指湖（Finger Lakes）的高速公路上，因为聊天开车太慢，我们被警察截停了。帅帅的警察走上来一看，车里三个傻大姐，一脸无辜，一查，既往行车无任何不良记录，于是挥挥手放行，叮嘱：“到了目的地葡萄园不妨可多喝点酒。”
一年冬天，小徐因为干衣机使用不当，竟然着火了，浓烟滚滚，她吓得赶紧打电话给我，我们让她快点报警，并催她带着孩子以最快速度离开家，要注意穿好衣服保暖。Van和Z先生都第一时间赶到她家支援，我们随后也去把她孩子接过来我家。可以想象消防车呜呜朝她家浇水的时候，寒风中的小徐是多么彷徨。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在美国达四年之久，但自始自终，她没有抱怨过，总是随遇而安，这一点她是我们的榜样。
小徐的先生两年前从香港回到美国常住，正当我们为他们一家终于团聚而开心的时候，却不料他心脏突发不适，进了急诊。那天早上，小徐打电话给我，说先生胸闷，血压量不清楚，让我过去看看。我拿上听诊器就冲到了他家，仔细检查后，认为有室上性早搏的可能，应该马上去医院。在社区的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救护车就把他转到了心科医院，幸好及时处理，情况还算稳定。和小徐在医院的咖啡厅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有点唏嘘，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多事的中年。
无独有偶，前年Van忽然身体不舒服，来我诊所看了之后，诊断是急性胆囊炎，黄疸，需要转专科，急诊手术，但他不愿意手术。花姐很着急，要我帮忙劝，Van总是很听我的。我陪着Van进了急诊，安顿好了，直到花姐来接班。那几天，我和小徐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花姐，在Van面前说话那么温柔，轻声细语，柔情似水，简直无法和她平时的形象联系起来，我和小徐下巴都惊掉了。过后，花姐对我们说，“那有什么办法，就是命。”Van做完手术的那天，我们三人在医院外面吃饭，席间都默默的，各自想事情。
她们两人，在各自的婚姻中度过了磨合期，进入平稳期。我却反其道而行，在不和谐的婚姻中，努力为自己而抗争（上一篇关于婚姻文章）。说来也是好笑，三人里我第一个结婚，后面又给她俩做了媒，一路“保驾护航”，老母亲一样操碎了心，没想到最后，要恢复单身的竟然是我。这个神反转，让她俩无所适从。花姐希望我原谅Z先生，像她那样认命算了，只要还能过下去，就不要想太多。小徐则希望无论我做什么决定，都能遵从自己的内心，只要最后的结果是我得到内心的平静。
花姐说，“难道不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吗？人生几十年，算了，忍忍也就过去了。唉，反正我是认命了，没办法。”
小徐对她说：“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衡量她。她好不容易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一次话，而不是软柿子一样，你就应该支持她。她那么能忍，肯定是已经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我们要天然站队她，完全地相信她有能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还要当圣母到什么时候？怪就怪她以前太没有边界感，总是无视自己的感受。”
有一天我忽然悲从心来，坐在诊所的休息间里流眼泪。花姐刚好经过，怔了一怔，连忙走过来，把我抱住，就像当年我把她抱在怀里那样，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急急地说：“不哭，别傻，没事的，想开一点，没事的。你看连我都变了，我也不去想那么多了。”她的声音渐渐里也有了哭腔，安慰人一直不是她的强项。
08
去年疫情，诊所停诊三个月。六月一号缓慢复工，工作细碎而繁琐，和疫情前相比，有很多改变。花姐因为要在家照顾上网课的小巴，暂时没有办法归位，其他员工也是同样的问题，诊所人手严重不足。小徐义不容辞地出山来帮我了。那正是美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疫苗还没有出来，个人防护也不足，一线工作的风险很大。她能不顾自身安危，冒险来诊所上班，我心里感激得无以复加。她说，“有什么好谢的，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战斗？关键时刻我们不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吗？”
几个月后，疫情趋向平稳，花姐归队。我们三人，终于再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聚，完美再现了当年老八楼的紧密协作。诊所有了她俩的加持，我看起病来更加心无旁骛。看着她俩疾走的身影，听着她俩对话中的医学术语，我仿佛又回到了老八楼，哦，这里是老八楼海外部。
休息时，我们有说不完的八卦和往事。“八卦有益健康。”小徐总结。我的记性很好，对她们来说有时简直是灾难。很多痛苦的往事，或者糗事，说过的傻话，她们都说自己早已忘记了，而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她们对此很有意见，要我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经过她俩的一番说教，我开始怀疑，也许人生真的根本没有什么苦，只要你肯健忘。忘掉那些刻骨铭心的我执，不要去追究谁对谁错，放下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只努力爱自己，过好当下，让时间去说明一切。命运的齿轮就是这么严丝合缝，沿着既定的轨迹一直往前，终会到达它应该到达的地方。
3月8号是小徐生日，她们来我的公寓聚会，同时也为我暖屋。她们在公寓每个角落视察，在沙发葛优躺，因为满室阳光明晃晃，她俩还夸张地戴上了墨镜，并且说，以后这里就是常聚基地，也是离家出走时的暂居之所。她们举杯庆祝我恢复单身，祝彼此平安，幸福，自由，快乐，并强调说，“不开心的事情要忘掉，说三次。说的就是你！以后怎么开心怎么来。”
四月二十五号花姐生日，我们再次在公寓聚会，重申了“余生以快乐为本”的闺蜜精神。
七月份我生日，她们问我想怎么庆祝。我说，我想去跳伞，试着做一件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她俩毫不犹豫地说，“陪你。”
作者后记
我在诊所写完这篇故事的那个下午，初夏正好，窗外那棵金银花的香气，在空气中随风铃摇荡。小徐和花姐在护士站聊以前的事情，笑声一阵阵传到我的耳朵里，使我觉得很幸福。
我幸运地拥有很多非常有个性的女友们。每当我回想起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以及她们对我说过的话，给我的爱，我都很温暖快乐。走在她们中间，我仿佛在近距离地欣赏世上的美好。然而这些细腻的美好，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是先有种子还是先有花，先有花还是先有果实，都不重要了。
我知道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是为我而来的，就像我为她们而来，这里面感情的纽带，是我们称之为缘份的东西。它来过，也就足够。缘份是不需要被证明的，就像看见了一朵花，看见即存在。但感情却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它是从一粒种子到开花结果的过程，这里面有梦想，有期许，有付出，有等待，有信念，要有光。当然，也会有失望。“失望”本身也是一粒种子，它是新一轮的希望。
那些很多的瞬间，使人生显得分外值得，回味无穷。为了这个中滋味，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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