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小时辗转三个国家机场，仿佛穿越了几个平行世界 | 童言专栏
文 | 童言
2021年6月3号，我们一家搬离新加坡。
这个日期我们半年前已经确定，但鉴于我从来是最后一刻才开始收拾的人，只要一日未到，我依然继续按部就班。过去半年，新加坡的日常也允许我按部就班，疫情控制得很好，还一度登上彭博新闻全球抗疫排行榜第一位。除了眼见的口罩和遥遥无期的出国假期，生活基本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样子，甚至开始为后疫情时代畅想。
可就在出发前一个月，新加坡疫情出现反弹，社区传播轮番出现，其中最大的感染群之一，就来自樟宜飞机场。那时的我开始隐隐担心，问了一个朋友，是否需要准备防护眼罩或传闻中的PPE。朋友全家去年顶着疫情高峰从法国搬来新加坡，经验丰富。“不用，“她说，“不过当时我们已经得过病毒了。”
我最终还是没有准备防护眼罩，临走前的忙碌冲淡了我的担忧。再说，在新加坡这座小岛上困了18个月，就算病例比之前增多了一些，我也感觉到安全，就像在动物园里呆久了的黑熊，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但这种战斗欲望却在去机场的路上意外复燃了。当时是晚上八点多，车外下着磅礴大雨，孩子们坐在车上哭得叽里呱啦，说舍不得他们的朋友。我也想哭，可我哭不出来，脑袋里负责情绪的部分仿佛被某种东西拦截了。
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我伤感，但是我更害怕，因为一直被保护得很好的我，即将要刺破保鲜膜，离开舒服松软的巢穴。我从来没与病毒面对面，就算我每天都在阅读关于病毒的新闻。就在我踏出车门那一刻，我感觉这个在全球肆虐了一年多，夺走千万人生命的病毒，也许就在我的指尖。我检查了一遍临走前新添置的防护措施：消毒湿巾，消毒液，在原本的口罩上再添加一层医用口罩。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我抱了抱还在擦眼泪的孩子们，“接下来的18个小时，还有一场漫长的战斗等着我们。”
我给他们重复了重要事项，叮嘱一定要洗手，不能到处乱碰乱摸。然后，我一手推着行李车，一手拿出照相机，仿佛一个战地记者，大步迈进看不见的硝烟战火。
出发厅大门，比我想象的松懈和简单，连体温都不用测量。两位工作人员的作用大概只是拦下无关人士，确保持票乘客进入。想起平日在新加坡市内走近商场餐厅前，除了体温计还要用App登记tracetogether防疫追踪，个人信息即时联网上传至卫生部门。
走在机场，最大的感受是寂静。记忆中人来人往的喧闹像收音机被按下停止键。空间还是那么广阔，本来用于加快值机速度、疏散人流量的机器，现在都成了摆设。值机人员倒还挺放松，除了口罩之外，只是穿制服。我在机场里扫了好几圈，终于发现了一位穿着PPE的工作人员。
因为太安静了，每一次脚步或轮子踏上大理石地板，声音都回荡在空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樟宜机场，工作人员比乘客还多。无需忙碌，他们走得很悠闲。
过了海关走进候机厅，机场或许为了省电，灯关了，许多商店门也紧闭着。我还记得认识的一位参与设计樟宜机场的朋友，他说机场专门铺了地毯，就希望乘客走慢点，停下来多购物。而此时，莫说购物，人影都少见。
在走去登机口的路上，我遇到了好几次这样的队伍。转机乘客一个个排好队，前后由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护送”，从一个登机口走至另一个登机口。前阵子机场发现病例感染群之后，有关部门决定将机场划分区域，接待来自南亚或印度乘客的到达厅为高风险区。从新加坡出发风险其实很小，但为了不让乘客随意走动，只能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
走到这里我才发现，往日的登机口已经不再具备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竖起的登机信息。而且，早到的乘客不允许提前进入登机口。这些工作人员的装备让我错觉自己身在医院。我举起相机拍下照片，工作人员过来，说这里禁止拍照，还让我把照片删掉。我问为什么不可以，工作人员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也就蒙混过关，保留下照片。
还未轮到登记的乘客们，散落在小食店附近。本来市区内已禁止堂食，机场大概谅解乘客，保留了一些供饮食的座椅。但大家都吃得很安静，都不敢大声说话。还有乘客在角落的椅子凳子上休息。记忆中凌晨时分的樟宜机场，比此情此景活力多了。
终于在登机前一小时过了安检，来到登机口。这个时候坐飞机的唯一好处，上座率极低，一眼数尽一同登机的乘客有多少，就算大家走动谈话，行李箱磕磕碰碰，声音都抵不过空旷，迅速被安静吸收掉。只有这个小男孩，一直和他弟弟跑来跑去。小朋友喧闹的快乐，仿佛是异常里唯一的正常。
在飞机上，一位好心的空少提醒我，欧洲人现在不怎么戴口罩了。一下飞机，机场摆渡大巴上赫然写着“请带好口罩”的字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亲切，新加坡与丹麦，本来没有关联的两个国家，现在因为戴口罩，突然多出一种共同语言。
尽管出发前航班已经要求我们做了鼻拭子测试，到达后，哥本哈根机场又要求我们再做一次，说只要入境丹麦，都必须出示核酸阴性结果。测试倒很快，15分钟出结果，等拿到阴性通知书，才有资格过海关。
我们需要在机场等候三小时后转机。尽管口罩还是常态，但总体感觉比新加坡轻松得多，也没有看到穿着PPE或医用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我竟然还听到了音乐，这才想起怪不得樟宜机场寂静得吓人，原来那儿的音响，只留下广播信息的功能。
我给住在哥本哈根的朋友打了电话，她正在上班路上。哥本哈根经过前后几次封城后，市内生活已趋于正常，朋友甚至还接待了来自奥地利的访客。现在，只要提供出发前48小时的核酸结果，或者出示欧盟疫苗证书，就可以放心进入丹麦旅行。尽管如此，机场温度感觉还没回暖，靠游客支撑的例如纪念品店，奢侈品店，依然关闭，客服中心屏幕也显示着“close”。
餐饮类商铺还开着，并添置了一些防御措施，即在柜台立起了透明玻璃，服务员只在玻璃后面工作，顾客自取食物。堂食可以，但要提供最新的核酸测试阴性结果，或者疫苗证明。倘若你在过去7天到180天得过病毒，也可以此作通行证，大摇大摆在餐厅里享用食物。
一到达斯德哥尔摩首都机场，我就找到了这块要求核酸测试的牌子。但仔细一看，对象只包括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及周边人民，大概因为病例大多来源于此。在等待行李的空隙，我听到广播提醒乘客注意保持距离，并建议到达乘客居家隔离。注意，是建议，并非强制，就算政府专门应对天灾人祸的信息网站上，同样也只用“建议”二字。
在一片蓝色无纺布中，我开始看到了几张裸露的面孔，这让我十分不自在，毕竟长久在新加坡居住，口罩地位俨然与衣裤鞋袜同等，我无法想象出门不戴口罩的情景。而最令我吃惊的是，机场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戴口罩的。
出了到达厅，迎面走来的人们都没有带口罩，有的更迫不及待地把口罩丢进垃圾桶，瑞典仿佛成了“避口罩天堂”。据在这里居住的朋友说，瑞典政府觉得，既然已经要求公民保持距离与勤洗手，就应该相信他们会严格遵守，再要求戴口罩便多此一举。
走出机场，瑞典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盛夏。我清晰看到每一个人的面孔，快乐，放松，仿佛病毒从不曾来访过。我从防疫最严厉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出发，经过逐渐开放的丹麦，最后到达几乎放飞的瑞典，18小时的旅程，像穿越了三个平行宇宙，留下的疑惑比时差更让我晕眩：我与病毒擦身而过了吗？为什么三地对待病毒的态度有着天渊之别？严格隔离与放手共存，两者终会在中间相遇吗？
我无法回答，但口罩和消毒液，我想，还是再保留一段时间为好。
作者
童言
三明治专栏作家、签约作者，著有个人作品集《我的生活，我的故事》，曾参与出版《破茧001：你未曾体会过的人生》、《我们与我们的城市》等书籍。全职妈妈，目前居于宜家小镇，育有一双儿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专业，瑞典Uppsala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硕士。曾在瑞典、埃及、拉脱维亚、英国、日本、新加坡不同国家的很多城市游走，供职于宜家、拉脱维亚大使馆等机构。
主要作品：《我的流浪人生，从瑞典开始》《瑞典养护院里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的第八年，婆婆 Vera 搬进了老年公寓》《和阿尔兹海默症斗争的Vera，以及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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