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障者，我的耳朵里有一片旷野 | 三明治
作者 | 素安
编辑 | 依蔓
我已经忘记了正常能听见声音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我真的太年幼了，还未好好听清世上所有的声音，就缺失了大部分听力。就好像近视眼一样，在近视之前，看的东西都是清晰可见的，一旦陷入模糊不清，就伴随一生，要么快速加深，要么就是缓慢的增加度数。
失去听力的故事要从幼儿园的一个夏夜说起。
记忆里是吃了两块奶油蛋卷，第二天起来上厕所，站起来的时候头开始眩晕，就呕吐起来。老师们把不舒服的小朋友们集中在一起，救护车来了一辆又一辆，在我昏迷之前，我的眼睛还在看向天花板的吊扇，它在呼呼地转。
再后来，对幼儿园的记忆就只剩一些零星碎片。比如手拉手散步会经过养了猫头鹰的笼子，猫头鹰的眼睛很大很凶猛，也很漂亮，是琥珀色的；比如每周三的电子琴课，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他们下班后会来陪我上一节课；再比如幼儿园放假前的游园会，很好玩，玩得手里汗津津地，糖纸的颜色都化在手上。最后我就穿上了有花边衣领的白衣服，外面套着学士服，就毕业了。
感觉这一切，都在那场食物中毒之后快速掠过了。我仿若失去这部分记忆一样，全然想不起剩下的日子我是怎么度过的，只清楚记得我去小学参加入学考试，老师考了我两道题。那年秋天，上小学了。
我生来就活泼好动，喜欢亲近人，大人们也很喜欢带我出去玩，也觉得我可爱。听他们说我小时候上学时犯了错，老师看着我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一副无辜的样子，也不忍太过责罚。用老师当年的话来说就是，“六七岁的孩子也还不懂错误的严重性，教育过了，记得就行了。”
一年级的时候，上语文课，照惯例进行单词听写。我总是用左侧来听，老师走到我右侧了，我就非要转身，用左边来听。那时候我已经识得很多字了，幼儿园的时候我能把报纸上大部分的字读完了，也很喜欢看书。卷子成绩很好，但听写始终一塌糊涂。年轻的老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教师便请爸妈带我去看看多动症，看看是不是因为多动引起的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症专家仔细看过，凭经验判断我应该不是多动症，可能听力有问题，所以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忽视他人说出来的话。爸妈便把我带到耳鼻喉科，做了好些测试，果然如此。
当年八岁的我诊断出双耳神经性耳聋，左侧轻微，右侧中度。医生仔细询问过往病史时，判断是那年食物中毒时留下的后遗症。当年的我差点没熬过来，休克多时，高烧不退，放了几个大冰块也无济于事。于是医生在一次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镇定剂，人活了，埋下这个病根。
当时年纪太小未能很好地表达，上了学才发现，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幸运的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左撇子，使用左侧耳朵较多，所以左侧听力没有下降得厉害，属于轻微级别。但这个病不可逆转，即便是放到了现在，也不是更换人工耳蜗就能解决的事情，它是神经受损，所以只能佩戴助听器来减缓听力下降。
这个病确诊下来之后，我们也没有特意去寻医问诊，毕竟是神经系统的病，依照20年前的医学水平，还不能很好地给出治疗。倒是相熟的医生提议，可以试试针灸治疗。
我还记得那时候去中医药大学找针灸老医生，坐了好久的车。那个房间都是艾灸的味道，烟雾缭绕的，熏得眼睛都疼了。老医生听完爸妈的叙述之后说愿意一试，但要持之以恒。我当时在想，废话，即使是华佗也需要时间的呀。小孩子嘛，难免不懂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没有去成。
我父母也是有些心大，换成别的父母可能就要各种问医生各种伺候着。我爹妈倒好，很快接受了，除了说话声音要大一些，别的放任我而去，让我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该上学就上学，该写作业就写作业，跟老师提要求就是说话声音要高一些，要把我的座位安排得前一些。
小学时没有佩戴过助听器，我性子有时候也急，总觉得女孩子们围在一起说悄悄话不告诉我。我听不到，心里跟被挠了一样痒痒的，就觉得她们在说我坏话。于是各种吵架打架就来了，今天我说你两句，明天你推我我推你。还记得那时候老师都很年轻，只罚站，写个检讨。若是放在今天，怕是对方家长会把我告到裤子都没了吧。还是当年的教育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四年级的时候父母工作太忙了，照顾我的小姐姐攒够学费，要回家上学去了，所以他们就带我去了住宿学校观察。那所住宿学校很有名，在当年也算是收费拔尖，它有名之处在于可以从小学直升到大学。我当时已经跟学校的小伙伴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也不喜欢待在家里，没有自由，看了眼图书室满满当当的书架和满校园的绿树，就说想去这所学校。爸妈再三和我确认，我点了点头。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很快，我就转学了，开始了住宿生活。
那个学校主打英语，我基础还不算太薄弱，认单词和写短语还可以，但是听力实在是我的难处。我可以看唇语来分辨发音、单词和进行日常交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学会看唇语。大概是小时候不知不觉就学会的，儿童时代就是如此，吸收新事物极快。
当时的英语老师很年轻，湖南人，脾气也有些火爆，但是性格和人品非常不错，也是为学生们好。我的听力一直都是她的难题之一，她把我带到家里开小灶，然后教了我一些方法，我的进步仍然缓慢，在课堂上我听不清楚，小孩心性也散漫，于是产生无所谓的想法。
我记得有一次学到某两个元音发音，老师发音，每个学生都起来回答是什么音。到了我，老师发音，我看着她嘴巴回答了。由于这两个发音非常接近，一个尾音短促，另一个结尾正常。那时候我要靠单词才能分辨，即便是听，也要多听好多遍才能分辨其中的细微之处。如果不能看唇语，我就无法把握单词的准确性。大概是看我答对了两次，她对我情况也有所有了解，觉得要再考一下我，就遮住了嘴巴来发音，果然，我连续答错。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课堂里站着，答错一次，同学们哄堂大笑的样子。老师说一遍，我就答错一次，冷汗渗透背后，手脚发冷。老师再说一遍，我还是答错一次，同学们又笑了起来。最后是怎么收场的我也记不清了，大约是老师放过了我，跳到下一个同学了吧。
现在想起来，老师是太过年轻了，也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听障，所以方法会很直接。但她的严厉为我的英语科目打下了好基础，她带我们两年，我们班每个期末人人都考出一百分，极个别是98或96分。我还记得升中考时我的英语考了一百分，她首先打电话给我妈报喜。再后来她当了母亲，人也变得柔和很多。
她平时虽然对我们很严厉，但对我们也很好，我并没有记恨她这件事情。只是偶然想起来的时候，觉得我当时应该冲出课室哭泣才对。
上初中时，我才第一次配了助听器。
那时快要中考，英语听力实在是我的弱项，以至于会特别影响成绩。恰逢复查，医生便建议我去配一个助听器来为升学准备，我就去配了右耳的助听器。明亮的医院房间里，摆放着一些倒模用的黏土和耳朵模型。医生身上是好闻的消毒过后的气味，他让我侧着头，将粘稠的黏土倒入我的右耳里。我能感觉到痒和冰凉感，耳朵被堵住了，逐渐变得干燥和沉重。过了好一阵，医生将凝固的模型从我耳朵里扯出来，我好奇地看着模型，第一次看见耳道的模样。
当年采耳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每个店都会有个耳朵侧切面模型，可以让大家看到耳朵的内里结构。我当时看到黏土模型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外耳廓，然后就是一小段耳内通道，也就是耳道，然后就在耳膜处前一点就停住了。
之所以要用黏土提取耳道模型，就是为了方便制作助听器。助听器也很多样，如果选择挂在耳朵上的，那叫外挂式助听器，多数用在老人家身上，它价格便宜且就是一个放大功能。我选择的助听器小小个的，可以塞入耳朵里，像入耳式的耳机一样。既然要入耳朵，就要稳固，不要随便被人碰撞掉落，所以就要有尺寸来定制。
戴上右耳助听器的时候，我跟我妈说，哇好大声，也好清楚。
确实，我听到路上所有的声音。菜市场里的摊主叫卖声远远传来；路过的车子轰鸣飞驰着；住在二楼的住户“嘭”地一声把阳台门关上。许许多多细碎的声音涌进耳道，传入耳朵，我贪婪地把它们都抓住，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回到学校，注意力也集中了很多，但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广播的声音和大操场的声音过于嘈杂，就像海上的浪，一下又一下猛烈打下来，引发我的头疼。我也不愿去太嘈杂的地方，也很害怕小孩子多的地方，孩子的尖叫打闹和嚎哭，对我来说实在过于吵闹了。
初中时我因为听障而产生疑心病变得特别厉害，所以性格古怪，很容易发脾气。加上少年时代大家都年轻气盛，正赶上青春期的叛逆，也有了校园霸凌。
那时我脾气火爆，经常嘴巴不饶人，所以导致大家对我是想欺负就欺负，也骂过我聋子什么的。现在回想起来，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我性子过于急躁，容易为朋友出头，也容易被人当枪使。加上听不清，又不冷静了解事情，所以当我出完头之后发现，所谓的朋友，不过就是火锅丸子，各怀不同的芯罢了。
进入高中之后，大家好像一下子成长起来，戾气也没有那么重了，多了些体谅。他们对于身边的我也有了些迁就。我对于“疼痛感”好像天生迟钝，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疼痛，对我来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没有往回看也没有揪着不放，十五、六岁之后我的成长飞速，性格也调整过来，慢慢定性。大家给我一点善意，我就能记得好久，也不想去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一些朋友和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去竞选了学生会，成为一名外联部长，也举办了义工社和许多篮球比赛、音乐节等。我也曾在很多个夜晚自己默默哭泣，也想过逃避被孤立的现实。我也记得校园里的那些阴暗角落，也记得那些人的脸。但我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我只是听不见而已，又沒有什么不一样。
好在我一直保持阅读习惯。那些时候我沉迷阅读，减少无效社交。阅读室是我常去的地方，在那里看完了很多书。集体活动时我总是被嘲笑被落单，我也无所谓。听不清我就说听不清，希望大家谅解，就大方一些。反正我都是一个人了，也不用再隐瞒遮掩什么。还能有比青春期一个人常常落单被嘲笑更坏的结果吗？没有，所以我害怕什么。
逐渐习惯了单耳佩戴助听器的日子之后，就要迎来高考了。
南方的盛夏炎热多雨，雷阵雨总是说来就来，高考前的几次摸底考试，广播里的听力对话被闪电闪得波动，听都听不清，加上时不时的打雷声，让我完全放弃了听力部分。
幸运的是，英语老师理解我的难处，主攻单词和作文，训练了我好久。高考时，果然又遭遇了雷暴雨，广播完全听不清。粗略浏览了卷子，选择题和作文都熟门熟路地填写。至于听力，算了，连蒙带猜，争取把答案全部填上吧，好歹也是交了个写满字的卷子。
成绩还行，妈妈希望我能留本地。填报志愿的时候，当年本地的三本线全部流失，只能轮入大专线补报，在北京、天津、大连里，我填了天津。
上大学之前，我特意去更换了助听器。助听器跟电器是一样的，每隔五六年就要更换一次。电器还能更换零件和维修，助听器毫无办法，老化了就能换新的。加上随着年岁增长，我对声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听歌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听不清，周遭环境如果过于嘈杂，我就无法抓取对话里的要点，也无法及时反应。
“我建议就是双耳佩戴，她左侧还可以，如果只佩戴右耳的话，长期下去是会连左侧一起下降的。”医生说。
听从医生的话，我选择了双耳佩戴。又是熟悉的房间和医生身上好闻的味道。这一次是双耳灌入黏土，头特别重。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头变大了，就是电视上做出的大头特效那样，快摔到地上了。
比起第一次单耳佩戴时带来的惊喜，双耳佩戴是猛烈的撞击。我收到了更为丰富的声音，它们涌入我的耳朵里，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形成相应声音，与脑海里的画面配对成功。我再也不用反复听取同一句话，与人交流时只需要重复一到两次就可以听清，思维也变快了，因为声音清晰，脑子也变得灵活起来了。
因此，我也步入了双耳佩戴助听器的成年阶段，离开熟悉的校园和城市，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飞离这座南方的城市，奔赴一个充满新奇的地方。
没有戴助听器之前，我在假期也会坐飞机去旅游。那时候飞机的轰鸣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我的听力本身就比常人减弱，这也算是个好事，至少不会因为巨大的轰鸣声而感到头疼、晕机、呕吐等现象。戴了助听器之后，起飞时声音袭击进入耳朵，被助听器放大了十倍二十倍，直冲脑门。脑袋嗡嗡地响，耳鸣也随之而来，加上机舱密封，整个人都非常难受。
这种难受程度让我想到了小时候为了治疗，进入高压氧舱里的感觉。我吸着氧，忍受高压舱的密不透风，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在昏暗的灯光里，脑门上的汗滴下来，模糊了印刷的字体。
我在飞行途中，尝试摘下助听器，有所减缓，但听不清空姐的声音。我尝试着通过辨认唇语和看旁人的选择来选择饮品和餐食，有段时间因频繁飞行，导致对飞行餐有很强抵触感，最终会在吃饭时间里沉沉睡去。
复查的时候，我跟医生讲到这个困惑。我十分想听清大家在说什么，每个人发音时唇语都有他们自己的形状，加上发音相似、重叠的单词太多，我也不能完全辨认。如果有人要跟我说话，我还要摘下耳机，带上助听器才能听清。如果能有一个好办法，就可以让我摘下耳机之后不用再带上助听器那就好了，这样我就只需脱下耳机直接反应，助听器可以一直带着使用。医生了解到我的困惑之后，提出让我去买一个头戴式的降噪耳机，带绵柔垫圈的那种，就可以完全包住带助听器的耳朵，不需要摘下助听器去佩戴普通耳机，也不会太近距离靠近助听器，有一定空间。助听器就是这样，太靠近了它本身会引发鸣叫，如同报警器一样。有时候带着它小睡，不小心压到耳朵，就会惊醒。
买了耳机之后，在飞行的时候戴上了，开启了降噪模式。一下子就从喧闹模式切换到水下模式，非常安静，戴着它睡觉的时候，很像是把头埋进厚实云朵里，松软的、舒适的。即使耳机里什么都不听，也不会被噪音影响，睡觉的时候睡得很沉也很踏实，清醒的时候有助于思绪的集中。
大学时我在天津，这是个很美的城市，但它也是个“相声”城市。每个天津同学的确都会说相声，尤其是单口。天津话特有的腔调一响起，那些词一连串地说出来，叽里咕噜地进了耳朵，不留下一个字，但留下了一地问号。
有段时间我很爱听本地人说话，吵架的时候脱口而出的俚语像一支支穿云箭，声调忽高忽低地射入对方身体里，一场唇枪舌战下来，把对方射成一个筛子都是常有的事情。而我除了努力听懂他们的话之外，还努力在地上拾起简单的日常方言用语。不出三个月，倒也听得懂他们的某些词语了，也习惯了机关枪一样的语速。
我的专业是英语，老师通常都带有地方口音。这下可好，带着口音的英语与普通话滚进我的耳朵里，又滚了出去，留下脑子里的字母碎片。我常常一头雾水，又要问身边的同桌，次数多了之后索性就先自学，一看大一教材还能“蒙骗”过去，于是就开始开小差，玩游戏、看书。到了要考四级的时候，老师开始放磁带了。熟悉的英语发音、熟悉的单词又回来了，那些日子的备考，让我回想起了高三的奋战岁月。
也许是从小住宿的缘故，我很快地适应了大学生活，并开始往外延展，交朋友、参加活动。
最开始我没有想要加入辩论赛，一是怕我听错或者听漏，二是对方语速太快，我会反应不过来，尤其是嘴快的天津人，就更让我觉得“绝望”。我一直都在做智囊团和后援，我对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思维发散有信心，经常会给辩手们模拟对方的想法，从而做出不同的后备方案，让他们在赛场上灵活使用。
“诶，你要不要尝试一下辩论，我觉得你可以。”
“啊，可是我耳朵不好呢，我怕反应不过来。”
“没关系，你四辩就可以了，就问一两个问题，然后总结就好了。”
“啊，那……我试试？”
在老师和同学鼓励之下，我报名做了四辩。其实我也蛮想上场辩论的，香港电视剧里的律师们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我也很憧憬。正好也觉得这次是个挑战自我的机会，加上我善于总结和抓字眼漏洞，四辩确实是个比较适合我的位子。
到了上场那日，辩题我还记得，是“该不该见义勇为。”对方是正方，想尽一切办法去驳倒我们，一场听下来，他们一直在攻击我们的普通话不标准，给出的观点也很普通，于是我们就抓住了一些漏洞进行反击。我在做辩论总结的时候，也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去反驳、总结，不出意外，我们获胜。
通过这一次辩论，我知道自己的可能性非常大。也是从这场辩论之后，我开始了挑战自我，尝试新鲜事物，做演讲、主持班会、去给不同的人做培训和聊天。需要大量“你来我往”的语言挑战我都战胜了，更别说其它挑战了，有些甚至都不用说太多的话，只需要心态和勇气，就能做到。
我也会像正常人一样，希冀有个甜甜的恋爱。
身边的人有在大三的时候就领证结婚了，当时结婚对我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一个听障者，对象不介意我的缺陷跟我在一起就很好了，还指望什么结婚？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个健健康康漂漂亮亮会来事的媳妇呢？即便我是后天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也是挑拣中的一个负分项。加上我对孩子没有期望，我也不喜欢孩子，也学不会相处。我深知自己的缺陷之处，所以秉着“活在当下”的想法去追求感情。
在校园之外，我热衷于探店。十几年前还没有“探店”这说法，只是喜欢一家店，就会长期去，变成忠实客户。我常去的一家咖啡店坐落在水滴体育馆旁，韩国街上，那时交的男朋友在店里打工。是一家咖啡和简餐店，由几个朋友一起投资，也颇有些“老友记”的味道。最开始我只是去吃饭喝酒玩耍，慢慢地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咖啡和餐食的内容。
那时恰逢世界杯，我们成宿成宿地在店里看比赛，一起玩。当然，睡觉也还是回宿舍睡的，爬墙也要回去，毕竟第二天的课都是专业课，跑也跑不得。二十岁的恋爱真的特别美好，现在想起来，耳朵里全是进球时的喧哗，夺冠时的欢声笑语；他深夜里说下的情话，几对情侣一起聚会时的样子，那些声音都被我清楚地听见了，传入脑海里，储存起来了。
但青春美好的恋爱也大多无疾而终。我们这些人最终都离散了，彼此之间因城市不同，再无联系。但我始终记得那些声音，它们是如何在耳道里变大，变成清晰的文字，飞向我脑海里的储存格。然后我把它们关上了，锁住了。
但同时开启了另一个格子。格子的名字叫做：我想拥有一家咖啡店。
在毕业的第五年，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咖啡店。至于开咖啡店的过程，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从开第一家店到今年已经六年了，我手头上有好几家咖啡厅在运作。这是六年前的我从未想到的。
我也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我们认识七年，在一起五年，去年九月领证。先生比我小了五岁，刚在一起时我已经是27岁了。父母即便不是怀着戒心，也是出于担心，在恋爱初期便强烈反对。我性子执拗，坚持下来了。坚持一段感情，有时候不一定要硬碰硬，要两个人真心真意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前不久是情人节，晚上跟先生一起在朋友的餐厅里吃了一顿晚餐，他给我带来了一束红色的郁金香。晚餐很好吃，没有烛光，有朋友（主厨们）的关照和偶遇的朋友，他们俩也很甜，我们就一起开开心心过了个节。
说来也有趣，先生的外形健硕，性格却温和。由于听力的原因，我时常会引发急躁的模式。两个人在一起必定会吵架，我经常跟先生总会为某些小事而吵起来。每到这时先生都会闭嘴，让我安静，然后慢慢地跟我讲道理。正因为先生的孝心、诚恳、温和和老实，让我的父母也喜欢上他，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家人。
婚前先生做过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深刻。我因为耳朵的缘故，会特别留意城市里的残障组织。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由视障组成的组织，他们也是以咖啡为基础，鼓励和培养更多残障人士就业。为了让很多正常人感受到残障的不便，他们也会不定期举办活动。
让正常人感受几分钟残障人士的生活，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们分组，先生坚持选择听障组。
听障组就是用纸巾或者棉花堵住双耳，或者单耳，由大家自行选择。先生就模仿我的失聪程度，用纸巾堵住了左耳，用棉花堵严实右耳。然后按照他们的流程，从进门开始，走到吧台，点一杯咖啡，然后等待，拿取再喝完。这个过程也就十分钟，先生很认真细致地感受着，努力找到与我有一些同感共情的地方。
我跟着他身后，看他认真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一米八的大个子，偏着头一遍一遍听着对方重复话语，也忍受着对方音量的逐渐提升，用着肢体语言加少量话语来表达。我还记得他取下耳朵里的纸巾与棉花时，深深地拥抱我。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这些年因听障带来的不便，但没有人愿意尝试，与我尽可能感同身受。先生有，他很理解我有时候的急躁，也谅解我听不清的焦灼，更能对我始终耐心。他会事事都照顾到我的感受，在我需要的时候聆听我，不会因为自己的“自私”或者不耐烦而忽视我。他也让我学会了不再“自私”（来自独生子女的通病），不因为自己的缺失而歇斯底里去敌对他人。他也非常支持我去挑战自我，学会更多的技能。
于是我在朋友圈里写下：“一晃眼五年了，婚也结了，该有的仪式感也有。生活里的细心也还保持着，在外面也是各种提着拿着背着，时不时还有些小玩意哄我。愿大家都能被平凡又温柔的爱着。”
作者后记
我一直都想写下自己听障的故事。
比起其他残障朋友，我们的缺失部分确实是看不出来，有些人也认为，我们都能看见，那就没什么问题。其实不然，我们缺失的部分也是一样不可逆转的，也是一样会迷茫不安，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它们写下来了。
在选择写什么的时候，感谢依蔓让我坚定了选择把听障故事写出来的心。我们在这十几天内也做了很多的交流，通过写下它们，我也剖析了我自己，把成长经历又过了一遍，发现了更多细节，也与过去那些心结做了一个和解。感谢父母让我开心快乐地长大，能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感谢我的先生，包容我，一直都站在我的身边，握着我的手，给我力量。
你看，文字的力量就是这样，它会让你得到解脱，会放下一些不如意，也会在字里行间完成了对自己的和解。这只是一个开端，后续我会写下更多关于听障的故事，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系列，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听障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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