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离开杭州与新闻，来到上海 | 三明治
我写不出稿子来了。并且暂时找不到原因。
这听起来很离谱。2020年，我大学毕业，成为杭州一家报社记者。两年时间，我写了371篇稿子，再往前推，我喜欢写信、写散乱的文章，在酒吧的餐巾纸上续写剧本，同时也是互联网话痨，微博一天能发几十条。
但它就这么发生了，在今年。领导甚至不算责怪，只安抚我：“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我心知肚明并非如此。《李诞脱口秀工作手册》斥之为：“写不好，还写不坏吗？”——是的，我连坏也写不出来，交稿时间拖到开天窗边缘。
《巴托比症候群》脱胎于《抄写员巴托比》，一个以书写为生的职员，在推窗见墙的办公室里，突然只说：“我不愿意。”抛去才华问题不说，我认为这算是一种病症。本子上是半途而废的几行字，划痕所占的面积还更大一些。只是盯着纸，就像被辣椒呛住般想要流泪。厌恶乃至憎恨再次阅读写下的字，在他人提起自己的稿件时，变得粗鲁：“别再提了。”不切实际的妄想升起，睡前祈祷稿件能自己完成，是真心的祈祷。
七月，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写稿谋生。我提出了离职：“我恐怕无法再承担工作。”这不是客套。我原本想就此休息一年，但一种不甘心，伴随着再也写不出的恐惧，我还是来到了三明治。
那天，我在看555街区报导的招募，“关心环卫工人几点清扫555的落叶，关心安福路上一条弄堂的门卫每天常规的生活”。我隐隐期待，这能否让我恢复写作，或者说，恢复知觉。
工作记录
很惭愧，离职前，我是一名特稿记者——天，特稿这个词多么能满足年轻人的虚荣心。光是视觉上，它的篇幅就堪称惊心动魄，藏着一稿成名的野心——但你大约没有看过我的稿件，我有自知之明。
说不定你见过我的名字。在小红书上，我曾经被采访对象截图称“吃人血馒头”，图中包含我的真名、手机号和工作单位。那也是今年关于这个问题争执最火热的时刻，东航失事后。我所联系的并非遇难者家属，而是民航从业者。
被“曝光”的上午，我已经记忆模糊了。在工作中，我们常一边联系采访对象，一边自嘲“我不会被挂吧”。采访对象往往可以要求使用化名，但记者在发出邀约时，已经暴露了足够多的隐私。“这不算什么。”我似乎试图这么想。
问题在于，我是否的确赞同自己正在吃人血馒头。这位反应激烈的采访对象，回复了我一长段话，大意是我更应该去调查事故成因。
MU5735在春天坠下。3月21日，快到傍晚时，我往行李箱里塞了外套、长袖，又担心广西是否已经热起来了，胡乱咨询着几位藤县人。合上行李箱拉链后，消息来了：不去现场。我坐在瓷砖地板上，发呆，不想追究这是哪个层级下达的要求。现在不用担心气温了。
作为一个不能调查的记者，在灾难中，再做其他的挖掘，是否算是带血的原罪？
我确实也关注着遇难者家属。他们的态度还算温和，大多只在私信中拒绝采访——我不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复了我。我只觉得自己很虚伪。我在私信里写下了一长段的安慰，没有使用“遇难者”这个词，只写“乘客”，我写道“希望能有好消息”，总之，我还是以“我是记者。如果你愿意公开聊聊，随时可以联系我”收尾，图穷匕见。所有的安慰，看起来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减轻负罪感，我向他们强调，即便不是采访，只想要找人聊聊，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随时畅通。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不再拦截外地号码。但是，显而易见，他们没有再联系我。
这太正常了，一个不在现场的记者，能做什么？不能提供法律援助，不知道最新情况，也无法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更不像其他家属一样感同身受。我没有再询问过他们，是否需要媒体帮助。
新闻事件生命短暂。有那么几篇文章，时隔多年还是会被人阅读。但想要再成为焦点，就很困难了。这场灾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3月就结束了。也许随着调查进展，它还能再回到视野里片刻。对于记者来说也一样，旧事重提需要契机。而遭受灾难的人，悲伤并没有截止日期。
相信持续关注这件事的记者都知道，即便是现在，至少还有五名遇难者家属，仍在微博上记录着灾后的日子。他们出现在了我的微博最常访问记录里。我做了很不专业的事：灾难过去了四个月，常常是深夜，我还是会近乎自虐地依次点入 ，看着他们或是痛骂，或是痛哭，或是忏悔。
一位曾经参与过马航MH370报道的编辑，告诉我，今年，遇难者家属仍会在媒体群里，抱怨媒体毫无推动。编辑感到无能为力。
我问过自己：“我真的做对了吗？”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有一个遇难者家属的好友。我以记者身份和她对话时，她都说不需要帮助。准备离职时，我以私人的身份问了她类似还好吗的问题，她第一次告诉我自己状态很糟糕，需要帮助。
在特稿部，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抱有野心或是被迫席卷入舆论的人。留给他们的时间都不多。
离职前，我做的最后一篇热点稿件，是关于“赏金状元”全同学的稿件。连续三天的热议，我联系上了不止一位认识全同学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提供全同学的联系方式，据说他不想接受采访，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敷衍我的借口。我试图说服他们，比如“不回应，流传的说法会更多”、“他完全可以自己说清楚”等等。这显得我比较愚蠢，因为没几天，争议就慢慢消失了，调查也没有推出结果。全同学保持沉默，就他个人的结果而言，大概是做对了。
注意力真是稀缺资源。我常常感觉到人们喜新厌旧，一时之间对某事热衷到讨论只有几个字的细节，一时之间又好像全然不在乎了。我得在开头就使尽花招，尽量每几段就来点“劲爆”的细节。刺激一点，但也不要太刺激。
在杭州做特稿，总给我一种割裂的感觉。我并非互联网从业者，这个评价可能并不客观：杭州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城市。曾经（或许现在也是）以旅游出名的城市里，景点以西湖为中心扩散开，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完成热点稿件以后，走在杭州的街上，我觉得不太真切。
孤山和太子湾公园里，长得像板栗的麻栎果，会在秋天成熟。保安曾见过，有人扛着麻袋收集果实，他们打算用以磨出黄褐色的豆腐。白堤在晚上十点半前，人总很多，不只是游客，还有下班后的情侣和一家人，以及一位在此兜售玫瑰花的女人。
宝石山上的麻栎果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在特稿部。入职时，我还是白纸一张，从未写过新闻，我的第一篇稿件最终只被采用四个字。我对新闻也谈不上什么热情，我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没怎么接触过新闻，误打误撞入职，只是想把手上的事做好，却无从下手。
是本地新闻部收容了我。在那里，我写的是一些杭州故事，以纠纷为主，当天报题、采访和出稿，每天如此。那段日子的夜里，我常常和朋友好友在西湖边散步。好友比我早一年毕业，也在传媒行业，我俩都是异乡人。谈话内容无非是工作怎样的不适应。
应该是在夏天，我和好友注意到了老李，就在白堤。老李和他的朋友显得很特别，一人拉着手风琴，我有十几年没见过这种乐器了，一人拍摄，上了年纪。我有种奇怪的直觉，这可能是一篇稿子，但我总是很羞怯，是好友先去搭话的。
于是，我们得知他们是朋友，一人叫老李，另一人我忘记了，六十多岁——但拒绝被叫老人，因为“七八十岁才是老”——刚从南京骑行来到杭州，年少时，其中一人曾在白堤拍摄婚纱照。
这倒也真能算是新闻。那个夜里，我们聊得其实不那么专业。一部分原因是，我和好友的愁苦太明显了。老李说：“谁没年轻过呢？看到你们皱眉，我大约也知道为什么。”老李又说：“单位的干部总是那样的，向来如此。年轻人想被认可，好好干，总有办法的。”
次日，领导勉强通过了这个选题，可能是为了鼓励年轻人。
完成报导的首要功臣，还是老李。我还没有查证的意识，是老李把他们的日记本、骑行规划图和家族群聊，都展示给我。老李的女儿，就在香港做记者，她给我提了些建议——伦理上说，这大约有些问题，只是那时我没有编辑，这个陌生女人倒担当了编辑。
写老李稿子的数据不好，从新闻性和文本上说，也平平无奇。但我喜欢这次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找到一手线索，那是真实的联结，和陌生人，和杭州。
西湖边
真奇怪。原本以为，回顾两年记者生涯，我最有感触的会是特稿部分，那些爆炸性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结果并不是。我最怀念的，是在杭州的一次连锁采访。
距离采访老李有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一则投诉，对方抗议称，市民共享单车的停放地，被电瓶车挤满了——除了投诉人，我没发现还有谁在乎这件事。总之，采访结束后，我在停车处对面的奶茶店写稿。
奶茶店里，有一个孩子说个不停，我抬头看着他——她和妈妈，也就是一个外卖员，待在一起。很快，外卖员把作业本摊在桌上，和奶茶店员打了声招呼，便去送餐了。紧接着，外卖员回来，又陪着孩子，这样循环了几次，我大概理解了，这是专门负责奶茶店的外卖员，她似乎不得不带着孩子。
这就是我的第二篇稿子。一位带着孩子的女性外卖员，和一家奶茶店的故事。过程中，我向同事借了一辆电瓶车，试图和她一块送外卖，结果我自己一口气撞了车、晒衣架、树和小区大门，心灰意冷地就近找了家修车铺。
修车铺里，一位外卖小哥与我搭话：“你这车得花不少钱，前面全都得换了。我上次也撞得像你这么惨。” 将近一个小时的等候和修车时间里，不止一位外卖员在此停下，抱怨车辆如何拖累他们的工作。我就算再迟钝，也意识到了：修车铺，对外卖员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
老板娘很好说话，她喜欢我写的女外卖员稿件，也不知道是怎么看到的。我得以在修车铺待了两三天。有几个福建来的小孩（他们坚称自己已经成年，我对此表示怀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修车铺闲聊。他们不想进厂，所以来到了杭州，名义上送外卖，实际上以睡懒觉和泡吧为主。很快，他们就回老家了。据说，他们住的那片小区，大多是外卖员。
这一个链条，出于各种原因，在修车铺这里，便中断了。在杭州，有一家称得上做在地文化的自媒体，名叫“城市秘密”。我喜欢这个名字。城市里也许没有那么多新闻，但到处都是秘密和故事。
在本地新闻部，老师要求我尽可能熟悉杭州，最好能听懂杭州话（至今我仍未能完成）。
第一个周末，我坐地铁时，还在背行政区划和站点。更多时候，我坐公交车采访，窗外的景色从老城区延安新村，钱塘江边的新楼，而杨公堤一带的桥，总像过山车，失重感让车上的孩子大喊。
我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大多来源于这一年。
我来到了上海，不再做新闻。编辑曾经教过我一个简单的新闻定义：不普通的人，或者普通人做了不普通的事。那现在，也许我做的就是，普通人，做的普通事。
写出这篇文章真不容易，我一度要放弃了。每写出一句，我都要怀疑：真的有人要看吗？这里面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闻。不过，三明治的slogan是“own your own story”，好吧，这就是我的故事。
做出搬家的决定，是痛苦的。这不算合适的时机，疫情之后，“稳定”似乎更重要。
搬家始于七月初，我连续追看了五天疫情发布会，特意记录了我计划搬去的区域里的中高风险地点，有时，一天能增加七个风险点。杭州的社区工作人员对此也很谨慎：“我只能说，这是今天的要求（从上海非中高风险区返杭，仅需“三天两检”），我没法保证你回来时如何。我建议你不要去。”
看房期间，在一个公寓楼前，中介问保安：“七号楼解封了吗？”保安摇头。我追问为何封控，这可不在我的风险列表里。中介轻松地回答：“就是这样，时不时突然封一栋，没事的。”那天，我不得不做好了回杭要被隔离的准备。
另一方面，我曾在上海读了五年书，这里给我的回忆并不美好。我是广西人，在这里经历了和城市文化的碰撞，为了虚荣，我曾经花费奖学金的一半（一万元，当时算是巨款）购置衣物。我跟着其他人一起，尝试一些时髦的活动，看话剧，记住鸡尾酒的名字。外滩让我感觉渺小，金色的灯光里，我总是没办法躲开别人的镜头。
2020年，我下决心离开上海，过一种健康的生活，去往看起来还能接受的杭州。没想到2022年，我又回来了，依然不算时髦和有底气。
在上海，我读到一篇描写纽约的文章，里面如此形容：
“穿过这座城市的郊区时，她在想，就好像所有一切都在高速行进，所以坚固的东西都抵御不了这种损耗，最后只能烟消云散，檐口被刮飞，窗户在塌陷。她知道她怕真的把这些说出口，怕面对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大家都自愿地跟上这种节奏，自愿地加速再加速，直到最后毁灭。”
这符合我曾经对上海的感觉，也符合我对新闻的感觉。但我希望，这次我有勇气，真正面对这座城市。在这个不断加速的世界里，我们能否看清彼此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