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被表哥们性侵，那个“游戏”成了我生命里无法填补的窟窿 | 三明治

看菜七的这篇故事时，我的心时刻在揪着。难以想象她是用怎样的心情写下了这个深埋心底的童年遭遇——作为乡村留守女童，当年十岁的她多次被几位表哥性侵，这个故事的梗概光是打下来就已经让我毛骨悚然。

熟人性侵在我们的生活中普遍而隐秘。2020年，“女童保护”统计了中国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最小仅1岁。熟人（即教师、亲人亲属、邻居等）性侵占比74%。然而，曝光出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经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比7，这意味着，一起性侵儿童新闻曝光的背后，或许意味着已经发生了7起案件。

在写作和回忆这个故事的过程中，菜七经历了好几天的情绪崩溃。然而，她还是以极细腻而富有想象力的文笔，写下了这段遭遇及对她后来的影响。她庆幸自己是一个相对钝感的人（又或许“钝感”只是她选择自我保护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消化和掩埋了这件事，因此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再正常不过、与朋友嬉笑打骂开着玩笑的普通女孩；可同时她也深深地知道，那个事件是她生命里填不上的一个黑暗窟窿，相伴而来的，是隐蔽而几乎不可磨灭的改变。

写完后我近乎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愿意发表。出乎意料，她秒回说，愿意。她说，“让更多人看到，或许是这些文字存在的意义吧。”

——短故事导师 邱不苑

创伤预警：本文含有性侵相关内容。若引发不适，请根据自身情况暂停阅读或观看。

我的小学是在镇上读的。

晚上住校的女孩儿们睡在宿舍里，一个宿舍有12个床铺。灯光在狭窄的空间里显得明亮，女孩儿们坐在床边，分享着一角钱到两三块钱的零食，聊着天。五角钱可以买来五小块儿甜甜的巧克力糖，两块钱可以买来大袋能吃几次的薯片，最受欢迎的还是五角钱一包的辣条，够一个宿舍的人都吃一根，吃完大家往往吸溜着嘴巴，回味无穷地舔着手指上残留的辣油，在一片闹腾中洗脸刷牙。那些当时以为终结不了的话题，现在散落在记忆里的汪洋大海里，只言片语也打捞不起来。唯一清楚记得的，是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掀开短袖，在肚子上摸了几下，然后抬起头，“我是不是有孩子了呀，你看我的肚子，好像比以前大了。”

话是对文文说的，她比我们年长两岁，在一群黄瘦的女孩子中，已有发育的模样。五年级的女生，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所好奇，我这句话并不突兀，只是显得调皮，在文文听来，就是常见的开玩笑。于是她笑起来，“怎么可能，说什么呢你。”

我也笑起来，似乎真的只是想开个玩笑，逗一下她。

其实不是的，我是真的怕肚子变大。

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冬日，新年刚过去没多久，人们穿着厚厚的棉服在家里嗑瓜子拉家常。太阳挂在白茫茫的天上，虽不晴朗，总归是有阳光的。

“出去玩吗？”我正吮吸着一包方便面里的调味料，口子没有撕好，鲜红的辣椒油粘在塑料袋上，我低着头，狼狈地吃着。听到表哥问话，我立刻抬头，随即开心地点头。

村子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不多，我们也很少在一起玩。

那是二十一世纪初内陆的一个小乡村，年轻人们大都奔向外面闯荡，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留在家里的，往往是老人孩子，和选择继续种地养牛羊的人们。

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几年回来一次，每次过完年，待上几天，便匆匆离开。对我来说，他们是活在电话那端，只有冬天才会露面的人们。爷爷奶奶虽然宠着我，但毕竟年纪大了，在玩耍时，比起同龄人，我更喜欢跟大一些的表姐表哥们待在一起。

那时我10岁，是同辈里最小的孩子，亲戚们又住得近，所以我自小便是表哥表姐们的跟屁虫。

表姐们温柔可亲，任我怎么没大没小地跟她们开玩笑始终都轻声细语，被我拉着去河里抓一上午的小鱼也笑吟吟的；表哥们没有这么耐心，他们受到大人委托来我家时，简单地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把从山上摘来的野葡萄或者家里炖好的鸡汤往桌子上一放，瞥到我在，就朝我开个冷不丁的玩笑，也不看我的反应，扬长而去。

三表哥高中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外漂着，不定期回来。他皮肤黝黑，身材瘦长，脾气乖张，对他的父母总是没什么好脸色，不爱搭理人，偶尔跟我开几句玩笑，往家里带回过几次女朋友，但都不长久。

五表哥初中辍学，大人说是怕他跟学校里的坏孩子们混久了后毁掉，就强制让他停学。此后五表哥一直在家里帮大人干农活，他面相老成，长得粗壮，终日沉默寡言，看上去憨厚老实，亲戚邻居们都说他勤劳能干。村里五表哥这种没有继续读书的，一般结婚早一些。在我读小学一二年级时，他就被安排着跟周围村里的姑娘相亲，大人们一次次地忙前忙后，但女方有的要求男方准备一套县城的房，有的不满意五表哥长相，有的被五表哥拒绝……最后都不了了之。

表哥们很少主动带我一起玩，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更多地是在忙活着自己的事情，就算有空，顶多跟我说几句话，不会特地陪我玩。但那天，他们开口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好!"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扔掉手里的调料包，跟他们一起，也没有想着表姐们都不在会有什么不妥，只是怀着对大孩子们的信赖与崇拜，就这样离开满是大人的屋子。

走在蜿蜒的小路上，没有人开口说话。沿着这条路一直朝下走，可以看见明镜般的河水。夏天里，我常常在河边捡石子玩水，一待就是一下午。虽然冬天水冷，但河边对我来说仍是有极大吸引力。走在两人身后，我暗自期待着，心里雀跃不已。忽然，表哥们折向旁边有着灌木丛的土坡，离开了小道。那里可能也有其他好玩的吧，我想着，没有迟疑，紧紧跟着他们。四野阒然，他们停下来，沉默地看着我，才发现有我这个人一样。

大人们这会儿还在院里喝酒晒太阳，一个接一个的扯几句陈年旧事，一会儿伸长脖子红着脸恼怒地争辩着，一会儿又小声嘟囔起来。

如果我反悔，离开土坡，5分钟不到便可以跑回家，扒拉出自己喜欢的玉米软糖，胡乱抓把瓜子，提一个小凳子坐到人群中，听着一些我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偶尔插几句嘴，逗得他们直笑。觉得无聊了，就拽一下爷爷的衣角，说爷爷我刚去河边了，又跑回来了。爷爷会不以为意地点点头，继续聊着天。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天会是我生命里极其普通的一天。但我站在土坡上，等着表哥们接来下的安排，没有想要离开的想法。

“躺到这里。”三表哥把他的外套脱下，铺在地上。我躺了上去，不知道表哥们要带我玩什么游戏。

“脱下裤子。”他又说道。

这是什么游戏？我在心里想着。以前怎么没有玩过？怎么还要脱裤子。

想归想，我还是脱下了裤子。大人们总是夸我听话懂事，他们喜欢这个样子，我是知道的。虽然偶尔我也会犯懒，跟爷爷奶奶们顶几句嘴，但也是偶尔，大人们在跟别人聊天时不会说这些。我是让人省心的，不会给大人惹麻烦的。

“闭上眼睛。”我闭上了眼睛。

拉链响动的声音落在耳边，三表哥压在了我的身上，用他的腿夹着我的腿，嘴巴盖在我的嘴巴上，脸上。过了一会儿，三表哥起来，换成五表哥。最后，他们说，睁眼。“疼吗？”三表哥问。

“不疼。”我摇摇头。虽然下体确实有些不舒服，他们的嘴巴也很粗暴地擦着我的脸，但这件事情带来的奇怪感远远大于疼痛感，我平时摔上一跤都比这疼许多，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我没有摔跤而是两个人叠在一起扭来扭去的情况下问我疼不疼，便说了不疼。

他们问我话的模样不再像是跟我开玩笑的同辈，一下子成了高高在上的大人，而我习惯了根据大人的表情来回答问题，并在大部分时候给出一个在我看来会皆大欢喜的答案。大人们喜欢这样，问到累不累、吃不吃零食，我一直都知道，不累、不吃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我坐起来，完成了任务般，像往常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回答可以让面前的两个表哥满意。

那天是怎样结束的，我已经忘记了。留在记忆里的，只剩下琐碎的边角——苍白的天空，以及我躺在地上仰望视线里表哥们高大的身体。

很长一段时间，我将这视为一场大孩子们与我之间私密的游戏，这个游戏是需要背着别人的，不能让其他人看见。游戏的过程很简单：躺下、脱衣服、穿衣服。

大人们不会问一个小孩子跟大孩子们玩了什么游戏，我也不觉得这需要让大人知道。

父母隔三差五地打回来电话，爷爷奶奶跟他们絮叨几句便会喊我来接，“菜七，快来跟你爸爸妈妈说句话。”

在不远处听他们说话的我便会不情不愿地走过去，收掉跟爷爷奶奶说话时的放松自如，悄然变成一个闷葫芦。电话线那端的人们说一句话，从东南沿海传到内陆腹地，那声音石子般一下下敲着葫芦壳，我就摇摇晃晃，发出声响，有时他们连说好几句，我摇晃的时间便长了些，发出的声响也大了些。

翻来覆去的几句话不过是看电视要离得远一点，以后别近视了，多帮爷爷奶奶分担家务。我站在桌子前，握着听筒，低声说嗯，这个“嗯”的音一般会拖一会儿。至于为什么要拖一会儿，可能是孩子气的不甘心吧，想听点别的，跟上次打电话说的不一样的，跟爷爷奶奶们每天唠叨的不一样的。但总是没有，可能他们也不知道除了那些，还可以对我说些什么吧。

就这样，他们问一句，我答一句。手指摸着座机电话上的一个黑色污渍，想要把它擦掉。不时有淹没在阳光里的灰尘透过头顶上破了一块儿的窗户落到身上，我抬起头，看见尘屑像镀了层金的雪花那样纷纷扬扬，心里想着快点结束这无聊的电话。

后来，五表哥又一个人跟我玩了三四次这样的游戏。

“可别跟你爷爷奶奶说。”每次做完游戏，五表哥都是这句话。他会把声音压低，一边提裤子一边看着我，用着跟刚刚带我下河摸鱼完事后叮嘱我要保守秘密的口气，说别让大人知道。

我透过他在我面前坦然的模样，听到的不是"可别跟你爷爷奶奶说”，而是——我们在做的游戏，是不好的，我是错的，你也是错的。你的爷爷奶奶不喜欢你这样做，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咱们都要完。来吧，你现在可要好好听我的话，是咱们一起玩的游戏，咱们才是一伙的。

要偷偷做，不能被爷爷奶奶和其他人知道的感觉，很羞耻，而这种羞耻，却又是我熟悉的。

这熟悉的羞耻感，与某些似曾相识的片段重叠，构成一个外面贴着“请勿谈论，禁止入内”的黑暗空间。它们存在于躲闪的目光和匆忙带过的话语里，是我永远无法光明正大从大人口中听来的未知。

一只鸡跳在另一只鸡身上，有的鸡因此背上光秃秃的一块，我见了不乐意，心疼毛被踩掉的鸡，把耀武扬威的那只鸡赶下来，问爷爷为什么大鸡要欺负小鸡，爷爷笑着说它又使坏呢，奶奶则别过脸，明明刚才看热闹也在笑，却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花时间，小声说，啧，女孩子问这些做什么。三年级的我，大致可以从爷爷奶奶遮掩的态度中猜到事实，但不明白为什么我问这种问题就是不知羞。

又想起了某次奶奶跟邻居黄婆婆谈到了常月，常月是黄婆婆的孙女，但因为常月的爸爸对黄婆婆不孝，黄婆婆也就连带着讨厌常月。

“她这么一点儿就来了？”

“可不是！我在厕所里看到的。”

“你说现在的这女娃呀，跟妖精一样。”

……

透过零星的几个词，我听出来了，她们是在说，六年级的常月开始用卫生巾了。可我不懂奶奶和黄婆婆为什么要说常月是小妖精，还一直笑，那种笑，不是发现我偷吃菜园里刚熟的黄瓜的宠溺的笑，是发现了别人丑事的取笑。

如果是我呢，如果我和五表哥的游戏被爷爷奶奶发现呢，大人们会怎么谈论我呢，我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比小妖精更糟糕的存在呢？

恍惚间，我看到了奶奶别过的脸，我仿佛听到了黄婆婆说，“啧，那个菜七，比小妖精还贱。”

我想要退出，不再避着大人跟五表哥继续游戏。

但抵抗没有用，五表哥不会理睬我的一句句“不要，不行”“我不想”。他会弯下腰，钳制住我的胳膊，一路推推拖拖，把我带到某个杂物间，在积满了灰尘的塑料膜上，急切地开始那个游戏，最后留下那句话：“可别跟你爷爷奶奶说。”

我本就不善于扮演跟大人作对的角色，不会拒绝大人的要求。

我会的，是在面对一些诸如“菜七，你长大了肯定嫌弃我们老，不想养我们老头子老奶奶”的问题时，大声抗议，说不会的，我才不会嫌你们。这样的套路式问答是老人喜欢的，也是在我的擅长范围内的。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故意与他们反着说，往往会逗得老人们心满意足。

可面对幽灵般随时出现在我面前、低喃着要跟我玩游戏的五表哥，我只会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要，我不想。

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我快要到家，再走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爷爷奶奶了。忽然，面前有个人直直地冲我走来，扫了一眼，是五表哥，我避之不及，想要跑，但又发现自己在路上，随时有人经过，感到安心不少。他来到我旁边，俯下身子，用商量的语气说，咱们再弄弄，好像这是属于我们两人的协议。

我说不，然后喊了起来，或是没喊，或是喊的声音不够大，被一路拽进周围的小树林时，没有一个人经过。我喊叫着，踢打着，但他的力气很大，伤不到他。他说，你别叫了，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了。

听到他的话，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快来个人看到吧，把我们都看到吧，我宁愿这样被看到也不想继续和他之间所谓的游戏。但没有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木条树枝捆住我的腿和手，快速地绑好我，扯下我的裤子，拉开他的拉链，扑在我身上。我的嘴被撬开，不属于自己的口水淌在我的脸上，湿湿的，那味道挤在我的鼻子周围，我觉得自己正被一头野兽啃咬着。

关于我整理好衣服，从树林里背着书包一步步走出来的细节，已被记忆稀释，变得无关紧要，因为那天真正让我无法忘却的，是五表哥接下来的一句话。

在要离开树林的时候，他低下身子，向我耳语，你下次跟常月说一声，让她过来，也让我弄弄。

我心里一阵颤栗，眼前的躯体，不知何时已没了人的模样，变成一头面目狰狞的恶魔。他披着老实木讷的外表，日复一日地伪装着自己，心里龌龊无比，试图将我拖向更为肮脏不堪的深渊。

那时我不懂他话里的兽性，只是对去找常月跟他一起玩游戏这件事本能地排斥。

我再怎么无知，再怎么胆小懦弱，也知道跟五表哥一起玩的这个游戏是不好的，知道他这样说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

常月的爸妈精明而刻薄，对外人有说有笑，对常月的奶奶黄婆婆则恶言恶语。

我很少找常月一起玩。她留着绸缎般的黑发，家里有干净整洁的地板，穿的衣服总是粉粉嫩嫩。我则顶着乱蓬蓬的鸡窝头，穿着表姐们的旧衣服，在一扫地就灰尘四起的屋子里吃饭睡觉。虽然她跟我说话时客客气气，但我知道，我们太不一样了。

他为什么敢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另一个女孩？他为什么以为我会按照他的要求把常月拉到他跟前？他看不出我想摆脱这个游戏吗？他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他不怕常月的爸妈知道吗？心里觉得他说的话荒唐极了，但我还是点点头说，好。

回家后，我没有去找常月，一直没去找。

他也没有再向我打听常月，而且似乎吃准了我的胆小。挑着大人们在另一间屋子做饭或者聊天时，他悄无声息地来到我家，坐到我旁边，伸出手想要摸我。有大人在身边，我感觉踏实了很多，便死死瞪着他，说“不”。这声“不”没有作用的话，我会继续大喊着“婶婶（我对他母亲的称呼）”。顾忌到有大人在附近，他也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最后怏然离去。

后来，他没有再找我做过那个游戏。收起自己尖利的爪牙，在我面前，他又戴上了那副用来掩饰丑恶内心的面具，生活就这样恢复了平静，但对他随时出现并把我拖走的恐惧感如影随形地伴随了我好几年，直到六年级父母回来，才慢慢好转。有时候我会猜着，他自己去找常月了吗？应该不会吧。但我既不会找常月问这件事，更不可能去找他，所以真正的答案，我也不知道。

两年过去，除了心理上习惯性地厌恶五表哥，一场场梦魇般的游戏化成了记忆里的残片，让我偶尔会怀疑它们存在的真实性。五年级，女生之间会悄悄提醒着，说你看谁谁谁胸开始发育了，谁谁那个来了。那时没有生理课，男女身体发育的相关知识大多是从大人们的两三句话中拼凑而来。关于月经，我们统一用“那个来了”来代替。到底是什么来了？“大姨妈”“月经”“生理期”这都是两三年后我才接触到的词。男生们喜欢趁着老师不在跟女生开毫无底线的黄色玩笑，并在班里大肆嚷嚷，他们每喊一句，就会刺痛我的神经，让我回到那一个个噩梦般的过去，提醒着我，关于我的曾经，都是真的。

我的肚子是变大了吗？我是不是有孩子了？要是真的怀孕了怎么办？我沦陷在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中，一边继续像一个普通小学生那样上课下课，另一边则煎熬无比，独自捂着这个丑陋的疤痕，辗转反侧，沉没在无尽的恐慌中。

六年级，在外打工的父母回来，带着我搬到了小镇上，此后我生活的重心成了适应和父母相处，关于怀孕的恐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掐断。

逢年过节回爷爷奶奶家，偶尔会看到五表哥，在大人们面前，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过于老实而时常遭到别人欺负的角色。听着大人们对五表哥的怜惜，我从来不会反驳，只是觉得恶心。

长辈们大多袒护我们这些小辈，是很朴素的袒护——因为你是我们的亲人，我看着你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所以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在我们心里都是好的。这种袒护，在五表哥身上十分明显。读书时他与流氓无异，整天跟着一群混混瞎闹，被婶婶强行拉回家后，假模假样地收起了自己的青面獠牙，从此在大人心中便是一个迷途知返的好孩子，闭口不谈他的从前。

他旧习未改，烂到骨子里了，从来都没有变好过。我在心里说，也只能在心里说。

初中三年，父母争吵了三年，家里始终是无休止的谩骂。他们挑剔着我的言行举止，见我始终沉默着，咒骂的声音越来越大。爷爷奶奶给予我的温暖与包容，在父母身上我怎么也扒拉不出来。他们不能接受我被骂后的哭泣，也厌恶着我的寡言，对他们来说，这是软弱的存在。我在家里越来越沉默，终日机械地写作业、吃饭、睡觉。

有一位较为年长的老师了解到家里的一些情况，他轻声轻语，想要抚慰我，说，你不要被家里的情况影响了，现在要好好读书。我点点头，说老师我知道。剩下半句话我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老师我不会被影响的，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怎么样了，我每天在学校里可开心了。

我在学校里确实很快乐，和朋友们一起读闲书，分享八卦，也一起躺在床上悄声说着各自身体的变化。尽管已经了解了发育知识，可我还是不太能正视自己的身体。朋友笑着调侃着我们截然不同的身材，我嘴上打着哈哈，心里却浮起了层层不安，是因为三年级的事情吗？想到这里，羞耻感便包围了我。

高中在小县城，远离我的小学，远离我的中学。

同学们吐槽着学校的作息安排，面对一沓沓试卷叫苦不迭，为被压缩的假期忿忿不平。我平静地接受着一切，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做题，只是与我的从前相比，这些显得鲜活生动。面对着热情友善的同龄人，我深知我们的不同——我失去了跟他们保持一致心境的能力，我永远无法做到像他们那样开朗潇洒。

学校外面就是书店，我经常去那里挑书，遇到喜欢的就买下。后来发现了一本杂志，内容挺丰富，便期期不落，周六下午放学就在书架前翻找着最新出来的。某天，趴在座位上，打开杂志，打算从立体几何与文言文里面短暂地脱离一下，翻到一篇关于性侵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性侵”这个词，虽然以前我从未看过，也没有听说过，但一看到它，我便知道，自己和这个词之间的故事，小学三年级便开始了。

后来，了解到了越来越多有关的文章与新闻，当时我没有手机电脑，获取社会动态的方式无外乎是杂志、每周五下午学校统一放的《新闻周刊》、同学间的聊天。很快，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些崭新的词语——熟人性侵、性教育、割礼……围绕着”性侵“这个词，我越走越远，看到的越来越多。可能是时间太久的缘故，明白过来自己的曾经的处境后，我没有大哭，没有歇斯底里，只是愈发地关注着“性侵”这个词。一开始是因为想要清楚当年那个还是小女孩的自己经历了什么，但过着过着，我的重心已经分散到了其他方面。

学校是实行半封闭式寄宿制。一天中午，大家在宿舍里洗着衣服，我们聊七聊八。话题不知怎样到了“性侵”上，大家说一句叹一句气，气氛沉重起来。我搓着衣服，说着，听着，过了一会儿，我想了一下，缓缓开口。

“我有个朋友，小时候一起玩的。她小学时，被一个亲戚性侵过。”

“天哪！”

“唉——”

“她放学走在路上，被那个人拽走，力气太小，反抗不了。”

“唉——”

“她怎么会告诉你这些？”

“我俩一样大，像姐妹一样，玩得很好。”

“你那个朋友现在呢？”

听到这句问话，我愣住了，手一下下地拧着衣服， 仰起头，转过脸。

“她在技校，也是高三，平时会跟我打打电话，挺好的。”

“唉，她还在读书就好。”

大家又唏嘘了一阵儿，就散开做自己的事情了。

我站在洗漱台前，望着盆里的衣服，为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到满意。

是啊，她还在读书，她没有自暴自弃，她活得好好的，像不曾经历过那些一些，虽然是技校，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还活着。

多好啊！

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对，就是我。我读着普通高中，跟你们坐在一间教室上课，跟你们在一个食堂吃饭，跟你们在一个宿舍睡觉，跟你们在一起聊天。话浮到了心口上，我使劲压着，随口改了几处，没有说出来。

我是不是过得也挺好？

高考完，拿着一份极其普通的成绩，我选择逃离我所熟悉的一切，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

脱离高中生活，大人们减少了曾让我压力倍增的刻意体贴，不再过问成绩排名。我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我贪恋着这份轻松。

家里逐渐接受了我失去他们眼中一帆风顺人生这一事实，无奈承认我并没有改变命运的能力。我终于成为一个会出错，会使他们期待落空的普通人。

体面成绩、名牌大学、漂亮工作、一帆风顺的生活——亲手撕烂了这张多年来束缚着我的网后，我挣扎着爬出来，痛快地与身旁的康庄大道挥手告别，在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飞奔着，欢呼着。

父母也习惯了我的寡言，虽还是不满意，但也不再多说什么。争吵变少，我们甚至偶尔开开玩笑。二十年来，我们终于学会了成为一家人，彼此磨合，彼此包容。

生活从激流勇进退去，变得缓慢悠然。往日奢侈无比的平静时刻，现在却稀松平常。曾经的不堪，仿佛一段不值一提的小插曲，无人谈起。

我常常发呆，回想起从前，觉得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醒来后，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模样。

现在的我，也许拥有着曾经梦想的状态吧。

但几年下来，我都忘记以前的自己，是怎么一点点不见的了。

那个喜欢跟长辈们撒娇的菜七，和表姐们打电话时哇哇大哭的菜七，搭着被窝跟朋友说悄悄话的菜七，表面上不在乎家里的争吵、整日和朋友们呆在一起、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的菜七，被痛苦反噬时一声不吭、就那样走过了年少时光的菜七，只属于曾经。她一直留在原地，而我从未与她挥手告别。

和表哥们做过的游戏，早已成为爬行在记忆里的一只只蛞蝓，对我也再产生不了什么伤害，但扫上一眼，心里依旧是翻涌不止的厌恶。

也许是大脑保护机制太强，也许是高中时期对家庭失望带来的痛感太过猛烈，各种原因交织着，使得我身上并没有明显的被性侵过的痕迹。

我很快开始新的生活——在老师没有起伏地念着幻灯片时趴在桌上打瞌睡，跟朋友们围在一起看恐怖片，结果几个人在凌晨被吓得嗷嗷叫，周末犯懒就在床上躺一天。也会时不时地跟以前的朋友们唠嗑，嬉笑地讲着各自遇到的糟心事，调侃着对方的脸是不是又变大了。

但痕迹也是有的，只是埋藏得很深，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生根发芽，现已枝繁叶茂。我反感与异性产生亲密的肉体接触，可以说到了厌恶的程度；条件反射性地排斥着跟五表哥相似的一切——刻意压低的声音、意味不明的眼神、悄无声息的步伐……只要在人们身上看到与记忆重合的某一个特征，不适感扑面而来，我便浑身戒备，一言不发，转头就走。

这些事情存在着，像是生命里无法填补的窟窿，终年累月地张着黑漆漆的口子，有时候我会短暂地凝视着，但从未想把它们点亮。黑着就黑着吧，总有地方是亮的。

和朋友聊天时会谈到性侵，就一个相关的时事分享彼此的观点。某次，她给我看了一句话，“那只是一个以后会用很多次的器官。”简短直白，一下子戳中了我。看到这句话，我感到心里的包袱有卸下一些，轻松不少。

在传统眼光的审视下，被性侵的一方大多会有种“我不干净了”的羞耻感。受害者会用这种眼光来衡量自己，批判自己，甚至会唾弃自己。

我也有过这种状态，青春期时表现的尤为明显。那时不能正视自己身体的发育，即使在生物课本上写着这是正常变化，我还是无法接受。因为我会联想到童年时跟表哥们的游戏，总是觉得这两件事有些关联。

后来接触到了”性侵“这个词语，断断续续地读了相关的文章书籍，关注了一些做性教育的博主，再加上长期和朋友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现在可以较为客观地面对自己的经历。

客观源自我想摆脱这件事情带来的阴影，想更好地生活下去，并不意味着我对“性侵”是客观的。我可以对自己客观，但在这个话题上，我不会客观，也客观不了。施害者罔顾人伦，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而对受害者造成的人身伤害、心理阴影、精神创伤不是一时可以消解的，极端情况下，后者终其一生都被困在泥潭中挣扎。

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时，我更多地是为孩子们心痛，为性教育的缺位而焦虑，倒是不会激起自己的心理创伤。最大的折磨就是面对心里的一连串想法：我自己可以走出来，但是其他人呢？其他真的怀孕了的女孩呢？她们还能继续读书吗？不读书的话，她们以后怎么办？她们的人生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完稿到现在，我脑子空荡荡。从前的记忆变得虚无缥缈，伸出手，我却无法将它们握住。纵然三天前我还在跟朋友们回忆高中生活，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当时班里的八卦。朋友有些地方记不清楚，我还得意地补充细节。但这篇文章写完，我的记忆仿佛经历了一次飓风，被性侵这件事情，曾是记忆里的巨大荆棘，现在，这棵荆棘被连根拔起，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顺带着脱离地面，飘向白茫茫的天空，不再真实可靠。

每想到，此时此刻，某个角落，这件事情仍发生着，一些男孩女孩们正饱受摧残，我心中便满是愤怒。不得不承认，由此产生的愤怒给我带来了持久的力量。偶尔，我觉得这个世界了无生趣，但一想，不可以啊，还是要活着，那么多不堪，我还没有做点什么呢。

他们本可以和同龄人一样，他们本该有着更多选择。

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很多生命本不该就此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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