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费城沙发客房东，“生病上瘾”的底层打工人 | 三明治
我到纳姐家的那一天，她生病了。
今年五月的某一天，我的飞机刚落地费城还在滑行，手机就跳出她的信息——“不好意思啊，我这两天肠胃不舒服，可能不能带你到处玩了。”
飞机渐渐停稳，乘客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冒出脑袋，如同被磁铁吸引住的小铁屑一般向过道贴去。想起她前两天和我说要来机场接我，我坐在座位上回复她的信息，“我刚落地，注意休息！那就不麻烦你来接我了？可以给个地址吗，我自己过来。”
很快，我收到回复；
“我已经抵达大厅的停车场了。”
这是我和纳姐第一次见面，纳姐的全名是纳良吉，为了方便我叫她纳姐。她是我的沙发主，这也是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沙发客。见面之前，我一遍遍梳理脑袋里她的个人简介给我留的印象：俄罗斯人，刚搬来费城不过一年，只有两张照片，还都是很随意的素颜照，看起来个头挺小。
纳姐看起来确实和照片一样瘦瘦小小的，大概一米六左右，被淹没在机场到达大厅的人群车流里。她棕黑色的直发刚好扫到肩头，下面是一件米白色的t恤和黑色尼龙布长裤，衣服尺寸看起来有些过大了，遮盖了她的躯体从两侧松松垮垮地垂了下来。她的车和她的人一样看起来小小的，红色小汽车一眼看上去却鲜艳又张扬，比她有标志性多了。
我刚打算把包放下来，纳姐就抢先一步帮我卸下了身上沉重的旅行包，砰地一下用力丢进了车的后座。我挤进她的副驾驶，后脚刚缩进座位她就在外面“砰”地一声甩上了门。她可一点都没有一个病人的样子，我内心暗暗奇怪着。机场出口的停车场到处都停满了左右挪动试图离开的车，如同一块密密麻麻爬满了蜜蜂的蜂蜡，纳姐把嘴抿成一条直线，双目直视前方，左右灵活地摆动着方向盘，小车往左扭一下往右拐一下，如同一只瓢虫。我们好几次差点撞上别的车，引得那些司机摇下车窗狠狠瞪着我们，纳姐也不甘示弱地瞪回他们一眼，然后迅速收回视线。
不过两分钟我们就冲出了重重叠叠的车流。纳姐一边猛烈地咳了两声一边猛踩了一下油门开上高速，瞬间一股力推着我的背，内心再次暗叹这个女生只是看起来柔弱，开起车来可一点都不柔弱。
纳姐的家在费城南边一个并不富裕的街区，丢满了各种易拉罐和废纸的街道很狭窄，两旁还停满了车，只能勉强让两辆车肩并肩擦过。纳姐告诉我，这里住着很多生活水平并不高的人，很多都是外来人口，因为付不起隔壁纽约的房租选择了附近的费城。这里的房屋虽然排成一排却歪歪扭扭的，每一栋平楼都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墙上也长满了不同的装饰品，有琉璃有陶瓷也有铁片，从头到脚透露着一股倔强。
好像爬上三楼已经耗费了她全部精力，纳姐只带着我简单转了一下她的公寓。一室一厅，客厅被隔板分出了一个小厨房和洗衣间。客厅还算宽敞，铺了一个给沙发客的气垫床板之后还有不少空间。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个足够容下两个人的气垫床，心里浮起一丝感激：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条件了。沙发客，顾名思义，留给我们的住宿经常通常只有一张单人沙发。厨房旁边是同样狭窄的洗手间，勉强能容得下一个人的转身之地。老旧的水龙头要使劲拧才会一股一股涌出水流，旁边是一个擦得闪闪发光的小收纳架。
纳姐抬手指了一下沙发示意我坐下，自己一屁股坐在了饭桌前，整个人如同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她人是坐着，但是嘴没闲下来，依然在不停地和我介绍费城有什么好玩的，市场，二手书店，冰激凌店，街边摊……什么都有。自从她下了车后整个人都飘飘忽忽的，身体状态确实看起来不是很好，说着说着会停顿一下喘两口气，完全没有了摆弄方向盘时势不可挡的气势。
我从上车开始就没有说几句话，一直在听纳姐不停地絮絮叨叨，进了她的家门继续听她絮絮叨叨。她的声音很细也有点沙哑，但是如同水流般源源不断。她貌似也不需要听众做出什么反应，也不在乎我这个陌生人会怎么看待她。她身上似乎有一套自动运行的程序，只要我站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接收到某一个特定的信号——附近有听众——然后她就会连续不断地说话。她什么都说，说她的肠胃又不舒服了，估计是昨天晚上吃的意面酱过期太久了。
“过期太久了？”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关键词。
她停顿了一下，喘了口气，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起身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了她，她眼角闪过一瞬间的愣怔。
“是的，”纳姐点了点头，顺手接过水，放在桌子上。“保质期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建议，过期了也继续吃，只要别放太久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买的时候它已经快过期了。我在超市基本只买临期产品。”
纳姐一边轻轻咳嗽一边掰着手指头和我算，一罐大概600毫升的番茄沙司意面酱，如果用正常价格买的话需要6美金，但如果等到它过期前一个月放到了临期产品货架上的话就只用2美金甚至更少。她经常在临期产品区逛，看看能不能捡到超值买卖。但是长期这么做也有风险，比如一不留意清理就会吃到过期太久的东西。
“但其实过期太久了的吃的还有一个作用，你想知道吗？”纳姐突然努把力提高了声音，神秘兮兮地。
“什么？”
“可以让你生病，”她抬起头，如愿对上我惊愕的眼神，满意地继续说，“生病可太有用了。”
“生病有什么用？”
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纳姐不急着回答，身体往后稍微靠了靠，捧着水杯想了想，再慢慢倒出她的故事。
时间回到2018年，纳姐28岁，已经跟着家人移民到美国十多年。因为父母的工作经常换，她经历过无数次搬家，最后在这一年，她决定去纽约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计划她没有对任何人说，就像她对自己的学历背景闭口不谈，我只知道纳姐早早就离开学校了，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也没有人脉。那时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一技之长，找工作四处碰壁。她一开始住短租房，后来付不起房租了，还没找到工作就住青旅，纽约的青旅也不便宜，所以她也睡过大街。纳姐的手在空中和我比划着大小，说她最苦的时候睡觉的地方只有勉强够自己身高的一块毯子。
辗转一个多月后，纳姐最后在一家手工纺织厂暂时留了下来，当手工艺人并不是她喜欢的，但是她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份工作让她租得起一间单人房，至少她在纽约这座城市有了落脚处。她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赶七点的地铁去工厂，然后踏脚踏板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出工厂，回家之后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得马上睡觉，第二天又要六点钟起床。没有周末。
在这样的生活下，她连对时间的感知力都消失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份工作做了多长时间，于她而言，时间的坐标系只剩下早晨七点和夜晚十一点地铁站里列车进站轰隆隆的回声。如同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到点开机，沿着固定路线运转，深夜十二点，她一躺上床，仿佛身后的开关也被触碰到了，整个人一下子像一盏灯般熄灭了，跌入死寂的黑暗。
纳姐起身走到我的气垫床旁，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床上，脸向下趴着说，“就是这样，一下就睡着了。” 她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转瞬即逝的笑容如同一只在水面上掠过的鸟，在嘴角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皱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后，纳姐在工厂生了第一场病，急性肠胃炎，她上吐下泻的样子让老板觉得她实在需要休息了，于是她休了三天假。
“真吝啬，”纳姐抠着手上的茧对我说，“她（老板）都不问我病什么时候能好，只说我未来三天可以不上班了。但她还算有点良心，至少工钱照给。”那次肠胃炎的病假是纳姐进了这个工厂以来第一次休息。那几天纳姐躺在狭小的出租公寓的床上，盯着挂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的小吊灯，听着隔音不好的玻璃窗外传来的车轮碾压马路的咔哒声，她就这么躺在床上，恍若隔世。
纳姐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当时的生活过得有多么惨，一边眼珠子却如同桌子上滚动的玻璃球一般滴溜溜地转着打量我，似乎在怀疑我是否能体会她的痛苦。
“你在学校读什么啊？”她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我听得正入神，突然愣了一下回答道，“历史和政治。”
“政治，”纳姐冷笑了一声，“你学什么政治呢？学十七八世纪的那些白人咬文嚼字的调调吗？”
我下意识想反驳，但又无言以对，因为我下学期报了的一门课确实是近现代欧洲政治理论，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十七八世纪的白人”说的话。纳姐看着我的沉默得到了答案，顿时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向窗外看了一眼：“你是中国人，费尽心思跑来美国读大学，一天到晚读的都是美国政府想让你们知道的西方理论。我是俄罗斯人，费尽心思地在美国不接触这些狗屎般的陈词滥调，但却发现这些调调早就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一部分。没有人抗议，我们早就生病了，只不过我们不自知而已。”
我听着纳姐的话，脑袋有点走神，想起费城的名字“Philadelphia”在希腊文中指的是“自由友爱”，在美国独立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来自欧洲各地和南美洲的移民顺着英国的航海路线涌入了这座城市，如今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费城居民继承了前人的多样性和民主意志，造就了这座格外激进自由的城市。
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联想，很快被纳姐再次响起来的声音打断。她和我讲到她如今依然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次生病的感觉，反反复复念叨着“坐牢”这个词。她说，纽约的城市布局就是方块格子，她那个时候感觉床上的自己就是在方块格子里坐牢的犯人，但是她那个时候天天都在想,要是真能坐牢该多好，至少不用累成自己这个样子。
“坐牢的人有福气。你想想，管吃管住，每天的劳动时间就那么一点，这生活说真的比太多人好了。”
“可是坐牢没有自由。”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空气静止了一瞬间。纳姐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坚决而又沉重，如同在阅读自己的命运：“我们都在坐牢。或者更准确来说，我们都在病房里。我们以为的自由其实都是打着自由的旗号对我们各种控制。我不用社交媒体，因为上面的信息都是洗脑的多手信息，都是别人想扎在我们身体上的药。所谓的自由，其实只是让我们心里好受一点的安慰。”
纳姐的手在空中到处乱指，瘦弱的手指看得到清晰的骨头。“还有，你学政治的是吧，那你肯定知道最近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你出门去看看，看看大街小巷是不是全都插着“stand w/ Ukraine”牌子。我在这里真是受尽了白眼，有一次进商店被一位先生撞到，那擦得锃亮的皮鞋看着真让我想吐。他一定是故意的，不然为什么撞到我之后要转头对我笑呢。走在街上也总有人看我，我每次一回头又找不到是谁在看我。他们自由吗？行尸走肉！”
我悄悄打量了一下纳姐的脸颊，脖子，和露出来的手臂，没有发现什么伤口。纳姐的外貌也并不能让人一眼看出她是俄罗斯人，我对她所称的他人敌意产生了一丝怀疑，于是问道，“所以有人上前来欺负你吗？”
这句话似乎戳到了纳姐的某个痛点，她声音向上提了提，“没有！这才是最气人的，这群懦夫就在暗地里狠狠地想象着怎么打翻我这个俄罗斯人，怎么杀死我这个俄罗斯人，但他们不上前行动，不用负任何责任。多轻松多赚！你不需要把这些人想得太好，人人都是暴力的，只要有特定条件允许他们这么做，人人都会互相残杀。只要一开门就容易死，只有这栋房子和我的车是安全的。”纳姐眉眼之间写满了浓厚的不信任，如同一只察觉到洞口外传来沉重脚步声的紧张的兔子。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太阳落山了。我的视线所及之处都浸泡在暗蓝色的夜幕中，耳边只有她激动却依然柔弱的声音，如同在听一个音量被人调得很低很低的宣战广播。要不是她字句之间夹杂着阵阵咳嗽声，我已经忘了坐在自己面前的还是一个在接机的时候捂着肚子咳嗽连连的病人了。
我在费城那几天纳姐的身体情况都不是很好，所以白天我一个人在费城里到处逛。我在清晨七点半和纳姐一起出门，我出去逛，纳姐带着病去上班或者买菜。我想起几天前她带着病来接机，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纳姐对待沙发客格外热情的表现，后来才知道，生病是纳姐生活的主旋律。
地图上来看费城, 夹在华盛顿和纽约两个世界级都市之间，成了很多支付不起这两座大城市房租和生活成本的人选择的避风港。每当我走在费城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看着道路两边装潢精致用彩色盆栽装点的红白色老房屋，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纳姐那愤懑的眼神。眼前的景象和纳姐公寓所处的破败街道相互重叠，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构建出了这座分化严重的城市。
往北一直走，十几分钟的功夫就能看到街道一点一点变干净整洁，两旁的盆栽花朵开始变多，行人的神态一点一点变轻松。再走十分钟，就能看到西装革履的白领稳稳当当地拿着一杯咖啡，各色咖啡店、餐厅，纪念品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起来。我进入了游客最多的区域，眼前的费城古色古香又矜持高贵，正是各大旅行网站上展现的样子。即使偶尔有垃圾车“轰隆”一声驶过，旁边的人也只是笑着叹叹气说这座城市真“nasty”，有着一个家长看着自己耍赖的孩子无可奈何又宠溺的语气。
傍晚我回到纳姐家里，帮她做做饭，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和她聊一个晚上。每当我和纳姐分享白天的见闻，纳姐都会静静地听着，然后说她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她终日待在自己的家里，守着她那目光可及的真实。纳姐是我见过最活跃的病人，一个人在家里把房间打扫得整整齐齐，不出门或许更多是因为她前面说的不相信外面的世界，而不是自己身体状况不允许。可是纳姐始终无法把自己与外界割离开来。她拒绝和人构建长期的深层关系，格外乐意与我这种陌生人进行不深不浅的对话。
我从未听纳姐过多谈论她的家庭与亲人，她在我心中好似一个无根的人，一个漂泊着的离散点，讲的所有故事都只有她一个主角。但纳姐对有关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从各种观念、经历、信仰，到生活习惯，讲述得无比真诚，似乎她相信这样能换来对面的人同等的真诚与不保留。我也就给予了，于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聊四五个小时。
纳姐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自从第一次生病从工厂休假的三天后，她再回到工厂，脚上踩着机器，心却翻来覆去咀嚼着过去三天的休闲和自在。纳姐觉得自己找到了获得免费假期的绝佳方法。工厂里没有人抱怨想要放假，却总有人隔三差五地生病，纳良吉还困惑过为什么同事们都不需要休息。现在她觉得自己开窍得太晚了。从此她走上了生病请假的漫长道路。当她感觉自己需要休息，身体在声嘶力竭地说停下来的时候，她就会去一趟百货商店，把所有她过敏吃不惯的食物买回来全吃掉。有时候这并不管用，所以纳姐家里也时刻囤了一些过期的食物。
纳姐说着又起了兴致，攒了一股劲站起来一脸神秘地拉我到了厨房，拉开了一个柜子，里面码了一盒又一盒的饼干薯片。
“这些都已经过期了，但是他们没有过期很久，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吧。我从超市临期货架上买的，便宜得很，而且吃了顶多让你拉几下肚子，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你可以请假。唯一要记住的一点是千万不能喝过期牛奶酸奶，那些会把你真搞生病。我喝过一次过期牛奶，结果拉肚子太厉害进了医院，把请假照发的工钱全部花光了，自己还倒贴了一些，不值得。”纳姐两只手扒拉着各个包装盒，如数家珍。
我看着满满当当的柜子，内心还没有从惊愕中平复，心想怪不得她这么活跃，或许这次她也只是在装病吧。我问她：“所以你这次生病也是……”话还没说完，纳姐就摇了摇头，哑着嗓子打断了我：
“不，我是真的病了。”
纳姐的装病生涯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不是她突然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而是装病这条路弄假成真了。通过吃坏肚子来获得假期是会上瘾的。一开始纳姐只有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这么做，直到后来慢慢变成了固定流程。纳姐逐渐被卷入了一场交易，用不再属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来明码标价地从老板手下兑换假期。
她一个月会随机抽取几天“生病”，不能太固定，频率不能太高，这样不至于被看破。“其实老板估计知道我们是装的，哪里有人每个月都生病的？她只是不说破，反正也不用给我们额外放假了。我们有办法吗？没有，我们只是手工人，老板没有用机器把我们踢掉就不错了。”
可是在这场注定一败涂地的交易里，纳姐的本钱正在被慢慢耗尽。大概又过了半年，有一次她又用过期饼干把自己送去厕所之后，整个人被剧痛裹挟，从马桶翻身滚在了地上，肠胃传来一阵阵痉挛告诉她这一次事情不简单。
“一开始我跑几趟厕所就好了，所以当天基本都能康复。后来变成了真生病，我的身体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卧病在床的时间从三天到五天到一周，到最严重的时候去医院，医生说我的肠胃问题很大了，要卧床四周。”长期紊乱的饮食习惯加上刻意的食用过期食品让纳姐的肠胃不堪重负，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躺在公寓的床上被疼痛折磨着也让她再也无法获得从前休假般的快乐。老板一次又一次地皱眉让她胆战心惊。
纳姐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这意味着她的好日子结束了。她开始频繁生病，缺勤过多工资被一扣再扣，还要每天担心被开除。时间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日子开始了，纺织工厂受疫情的冲击订单数大大减少，纳姐发现几乎每隔一个月身边就会消失一批人。和她一起吃饭的同事们一个一个地走了，她没有问原因，也不需要问了。
她想停止这场交易，重新回到从前的生活，至少能保证稳定的收入，再来慢慢考虑换工作的事情。可是她真的能停下来吗？
纳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又咳嗽了起来。我把她放在桌上的茶杯递给她。她喝了两口茶，缓了一下，又接着说。“当生病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健康成了一种需要庆祝的大事情。每当我终于感觉好一点的时候，我高兴到恨不得告诉全部同事我好了，在工厂里蹦蹦跳跳，还买糖果巧克力分给同事和经理。他们拿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但每个人都把糖果收进了自己兜里。我都觉得可笑，为什么我拼了命搞好的身体要感谢那些对我视而不见的人，感谢那些把我当狗用的人，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地想感谢他们。”
昏黄色的灯泡接触不是很好，一闪一闪的。纳姐的面容在灯下若隐若现。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有愤懑，有自嘲，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悲哀。她如同一个深陷沼泽地的人，用尽一切方法依然无法自救，在愤怒与绝望之中缓慢却无可避免地下坠。
纳姐就这么拖着自己病怏怏的身体又过了半年，期待着她的身体和疫情都会好转起来。可是她的身体和疫情一起越病越重了。疫情扩散得越来越凶，各种变种层出不穷，工厂开始加大裁员力度，人人的命运都如同风中漂泊的蒲公英一般。纽约物价越来越高，可她的工资被一降再降，已经低到开始影响正常生活的地步了。她又开始光顾超市临期商品区——这次并不是囤零食等他们过期，而是去买廉价的食物果腹。
纳姐意识到，自己想保住这份工作就必须得去上班。于是她给自己的病情严重程度划分等级，从半天到三天，最严重的时候也只能请一周的假，然后带病上班。管辖她这个车间的经理好几次找她谈话，言语间透露出工厂的难处，最后免不了要再把薪资降一等。她好几次暴跳如雷地想抗议，可是喊出来的声音又低又哑，一点气势都没有，经理打个哈哈当没听见就糊弄过去了。同事们对她的处境有目共睹，但他们除了在旁边看着也没有别的更多可以做的事情。毕竟，他们自身都难保。
我握着咖啡杯的手指在微微颤抖着，和纳姐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着的身体对上了拍子。这是我和她第一次在某种事物上有了一种隐秘的共鸣。我和纳姐无论是社会背景，精神状态，还是生活习性都大相径庭，我与她也仅仅相识了三天，她却把自己的人生故事一股脑地都倾倒了出来，颇有点交浅言深的意思。这几天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的脑袋上方迟迟无法落地：纳姐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或许是感到孤独而我刚好是一个还算合格的听众，又或许是想让一个年轻人提前认识到社会的残酷。
可是终究会有人撑不住，被系统淘汰掉。在2021年3月，在纽约闯荡了三年的纳姐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在这座城市待下去了，离开了工厂，收拾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行李，拖着无精打采的身体，和一批同样拉着大包小包神情凄凉的工人们一起坐上了前往费城的大巴车。
纳姐选择了费城的原因和大多数来自纽约的工薪族一样，费城距离纽约和华盛顿都很近，房价和生活成本都相对容易负担一些。对于纳姐来说，费城还有一个优点——安静：“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在大城市待着了。大城市是吃人的。”纳姐已经在费城住了一年，也决定开始接待沙发客了。
纳姐也想过鼓起勇气走出外面看看，却被经济实力和身体状况束缚在自己的公寓里。她的身体处于这个病怏怏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她的工作也比较清闲。她现在在一家服装店打打杂工，一周只用去三天店里，其他时间在家办公就行了。这是她的身体勉强可以应付的状态——这可不是因为她有一个善解人意的老板，而是她的身体太虚弱了，直立腰板坐上一个小时就疼得哎哟哎哟直叫唤，更不用说干其他的体力劳动了。这种状态她自然不能找高强度的工作，只能刻意寻找这种清闲的活干，好在她的英语还算优秀，不至于和她一些朋友般到处找工作都没有下文，只能四处找短租房过着流浪的生活。纳姐高中刚毕业就跟随家里人从俄罗斯移民到了美国，而十七岁的她那时一句英文都不会，也没有钱报班学英语，每天就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一句一句地跟读，到现在已经到了和人交流毫无障碍的水平。
她窥视外界的工具就是那张留给沙发客的气垫床。她的工资仅仅足够维持她的日常生活，所以她三十多岁了，不打算组建家庭，也不打算寻找爱人，因为“谈恋爱的费用太昂贵了，还得天天出去约会，我休息的时候只想在床上躺着，除非有人愿意天天就和我在床上躺着什么也不干。我之前谈过几个，没一个愿意的。”
纳姐唯一的社交活动便是每周日开车去二十分钟车程外的一家教堂参加聚会。可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特定的宗教。她可以同时相信耶稣、佛祖、和阿拉，但从不愿意去正式隶属于某个宗教。她认为宗教的本质是培养“有人性的人”，所以纠结于不同宗教的细枝末节区别没有意义。说着说着她又激动了起来，想提高一下音量，却又哑了嗓子，只能双手握拳狠狠地捶打着软趴趴的沙发。
“那你喜欢费城吗？” 我突然想起她之前对纽约这种无情大都市的反感，问道。
纳姐沉默了。她的沉默告诉我，即使是这座各种文化百花齐放的移民城市，她过得也并不开心。
纳姐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加上并不好的经济状况和不敢过多步入门外的世界，她只能通过做沙发主来邀请外面的人进入她的小空间。至少在这个空间里，她是安全的。“这张气垫床是我唯一看看外面世界的工具了。我不能放弃它。我自己不会去外面闯荡，但我可以邀请外面像你一般的旅行者来我家里。这是一样的。我需要你们这些能听我讲话，也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的人，这样我才能扩充我的脑容量，不至于死的时候想想自己这一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过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纳姐突然认真地对上我的视线，眼中没有这几天经常挂着的嘲讽、愤怒，或者冷漠，只剩下真诚的底色。
“一定要继续当沙发客，你们是这个有病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自由人了。”
我和纳姐只待了短短的三晚，我走的早上纳姐依然没有完全从肠胃病里恢复过来，站在楼梯道等我穿好鞋的时候，她面容痛苦地扶着自己的肚子。
我哼哧一下把沉重的旅行背包压在了背上，一起身看到纳姐隐忍的模样，不禁问出声：“你还好吗？要不要吃点药喝点水？”
纳姐舒展了一下眉头，抬起头看了一眼手机，“七点三十五了，你该走了。记得反锁门。”
说完这句，她和我一起走下了楼梯，我啪嗒一声扣上门扭上了锁，背后，纳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虚弱得连声控灯都没能亮起。
纳姐是我的第一个沙发主，也是开启我沙发客之路的重要人物。在纳姐之后不久我在纽约被沙发主骚扰，是一度非常想从此放弃沙发客的，因为那件事情给我的阴影太大了，而且我认为不应该让关心我的人再一次担心。我在书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在想，纳姐的生活与经历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以什么身份去书写她的故事，去试图解读她的人生？如今我能给出的答案大概是，她对我的影响。她给了我很多灵感，也给了我很多动力，是指引我继续在沙发客的路上前行的路标。我在写的并不只是她，也是许多在与生活做着近乎徒劳的抗争的人。我在路上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装着她的眼睛，在代替她和如她一般的所有人看世界。这是纳姐与我的人生交织点，也是我们与世界的人生交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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