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在早市理发的七十岁阿婆 | 吴楠专栏

2022年上半年，沈阳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闭，大大小小的理发店暂时休业。没人知道封闭到何时。也没想到人的头发长长后这么不舒服。女人或许还好办些，男人们都受不了了，尤其是习惯短发的男人们。社区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找来了几位“志愿者”给小区的居民理发。其中一位瘦小的阿婆引起了居民们的愤怒。“只有她理发是要收五块钱的，其他的志愿者都不收钱。”大家在业主群里七嘴八舌，说不去她那里理发。没想到疫情解封后的早市上我又看到了她。阿婆的脚边依旧立着那块牌子，“理发五元”。

文 | 吴楠 

2022年3月的沈阳，虽是春天，却寒冷依旧。阳光的金黄也只是在中午时变得暖和。与两年前的封闭居家相比，这一次方方面面都有了应对措施：蔬果店和超市允许50%的店员上班、快递员要配送的订单暴增、志愿者和大白的数量看起来还算充足……当社区为封闭了一个月而无处理发的小区居民安排了理发的志愿者后，大家更是拍手叫好。

我们小区理发是从正午十二点开始的。理发的地点在小区的主干道上。封闭前这条主干道上还是车来车往，如今车都趴在各自的车位上。可以并行四辆车的主干道成了敞开式理发店。风一吹，那些被剪掉的碎头发都被吹跑了，连吹风机都省了。而且有风有阳光，病毒好像也躲得远远的。

三位“理发师”间隔两三米远。两位男“理发师”的身后都有两三个居民边等待边晒太阳。可阿婆“理发师”身后却一个人都没有。一位大爷拦住想走近的人，透过淡蓝色的口罩都能看到愤怒的表情，“她理发是要钱的。”

果然阿婆的椅子腿旁放着可以折叠起来的四张硬板，不知道是铁的还是塑料的，灰蒙蒙的白色底，上面四个红色的字：理发五元。

旁边两个男理发师戴着口罩忙得不亦乐乎，阿婆不但不慌，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做起广播体操。阳光明媚，阿婆的影子小小一团。

有人打趣，“大姨，志愿者剪头不都是免费的吗？”阿婆一边做扩胸运动一边大声回答，“我可是专业的。”距离三四公里外的“小河沿早市”上有五六位和阿婆如出一辙打扮的理发师，都穿着白大褂。通常男理发师不戴白色的帽子，但女理发师会戴。帽子和白大褂是配套的，乍一看都是医用的。

“你这个牌子上的字像印上去的。”我隔着一米远，对扩胸运动的阿婆说。阿婆扭头看了看，又笑嘻嘻地说，“我哪里识字，找练书法的老头帮着写的。”

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的阿婆会写的字的确不多。她曾经住在沈阳中街旁边。如今中街是沈阳主要的商圈之一。阿婆记得自己两三岁时的中街白天基本没什么人，到了傍晚那些富家小姐就化好妆、穿着旗袍出来逛街、吃饭和打麻将。而那时阿婆还被家人称为大妞，每天被姐姐背着，端着母亲煮好的一锅茶水和几个家里用的瓷碗，再带上几个板凳，蹲在离家不远的路边卖大碗茶。一份茶可以让赶路人喝到饱，价格连如今的一分钱都不到。

如果不是跟我这样好奇的陌生人聊天，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早被阿婆忘在脑后了。小区里没有人找她理发，但她并不打算收拾回家。阿婆说自己答应了要坚持到下午三点。我问阿婆家在哪里，她说了一个小区，我听都没听过。她又换了一个医院的名字，我立刻知道了。阿婆说她家就在医院旁边。“可这几天公交车都停了。”“哪有啥的，我走路习惯了。”阿婆丝毫不觉得窘迫。

阿婆在早市出摊，无论冬夏都是走路。出门总是比太阳升起来早那么一点，这样到了早市时天已经亮了，阿婆就能看清楚下剪刀时的头发了。“天再冷，人也要剃头吧！”这跟吃饭一个道理。有钱就吃好的、用好的，去高档的饭店和理发店。没钱，四块钱一碗的面一样能填饱肚子，五块钱一位的街边理发一样可以让脑袋清爽。

阿婆的行头里最大最沉的要数折叠椅。推子、剪子、梳子、围布那能有多沉。其实一张塑料凳可是要轻得多，区别是没有靠背，凳面也没有椅面那么大。阿婆执意要用折叠椅。不知道是为了节省不买新椅子，还是因为老式的折叠椅用料更扎实结实，阿婆总是把折叠椅和买菜用的小拖车用绑带捆到一起，拽到早市。

阿婆在小区里的第一个“顾客”是一个小孩子。理完发，孩子妈妈理直气壮地说了声谢谢，牵着孩子就走。完全忘记在剪头时，先是问怎么只有两把剪子、一个推子，又接着问到底是不是专业的，最后好几次打断阿婆，一会儿要这里剪短一些，一会那里要留长一些。弄得阿婆手忙脚乱。

关键是没有给钱。阿婆越想越窝火。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可是专业的。”阿婆决定去早市摆摊前，也说过这话。家里的老头子的态度是惊讶里带着轻蔑。那时阿婆只给老头子理过发。

阿婆还是大妞时，十二岁就下乡了，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她是替已经读初三的哥哥到农村去的。大妞家里的人丁算是很少的。别人家都是四五个孩子满地跑，大妞家里就她和姐姐哥哥。可十二岁的女孩到了农村能做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嫁给当地的农民。大妞出发前，母亲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和当地农民搞对象，“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娘。”知青点见大妞还是个孩子，下乡第三天就被安排到厨房帮工。

大妞在知青点一直呆到了快二十岁才回到沈阳，母亲托关系安排她到一所九年制学校后厨做饭。一次邻居问大妞在学校教什么？大妞随口回“当校长”。

十二岁的大妞变成五十岁的阿婆，半辈子都做着家庭妇女做的事：做饭。可惜总被丈夫埋怨做得千篇一律。吃了一辈子的饭菜谁都会腻，阿婆用类似的话辩解过几次，后来懒得说了。阿婆说不出诸如不爱吃就去下馆子的话，在她的脑回路里就没有这样的认知。

阿婆下过一次饭馆，是跟儿子一起赶火车。儿子带着她在距离火车站不远的粥店里吃了馅饼、小菜和粥。儿子去吧台买单，阿婆竟然把碗筷收拾好，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桌子上叠成一摞的碗筷不仅让过来收拾的服务员惊讶，连儿子也流露出尴尬。

如今阿婆和老头子分房睡了十几年。甚至吃饭都是坐在桌子的对面。唯一亲密的时刻是每周一次给老头子理发。而这样的亲密也在两三年前结束了。丈夫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型变成彻底没头发，比预计的要快。以前老头子每天去早市买菜，可没头发后，男人的自尊心让他不愿意出门。几乎没有买过菜的阿婆破天荒去了早市买回一顶帽子。帽子买回来，老头子依旧埋怨，认为阿婆的眼光不好。阿婆习惯了老头子的嘟嘟囔囔。

萌生去早市摆摊念头的阿婆决定先去早市“知己知彼”。她不到六点就出了门。哪里想到五六个理发摊子早就支楞起来了。每个摊位之间不像卖菜卖衣服卖杂物一样挨得紧紧。早市的理发摊不能用电，不能洗头不能吹头发。大部分是给男人理发。女人们如果不烫不染，只是剪头也不是不可以。阿婆看了两三天，没看过一个女人来理发。而理发大部分也是用推子，而不是剪子。毕竟推一个寸头比剪头发要迅猛得多。

阿婆还是大妞时，老沈阳的美发屋都是资本家才消费得起的地方，剃头匠会背着剃头挑剔走街串巷。自己能行吗？要不算了吧。就像老头子说的，谁会找我剃头呢！阿婆比起其他的男理发师年纪都要大、身材都要瘦小，看起来也没有理发师的架势。

这些念头没耽误阿婆一天天地去看。她发现路边理发师，都穿着并不干净的老式白大褂。她琢磨起来，哪里能买到这样的白大褂呢？这道难题是被老头子解决的，虽然他嘴上说这种白大褂就是以前国营商店售货员才会穿的，还是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了铁西区动迁一条街，花五块钱淘来了一件半新的白大褂，还免费蹭来一顶老式医生帽。老头子告诉阿婆，这属于套装。

老年人本来睡眠就少，第一次去早市出摊，阿婆更是兴奋得到凌晨一两点都没睡着。四点多起来给老头子做饭，五点多出了门。已是初秋，阿婆穿了羽绒马甲。幸亏老头子买东西只图便宜不图款式，那件白大卦是男式的，足够宽大。

阿婆是那天第一个到早市的理发师。早市沿着一条人工河旁的狭长街道，理发师们并不在早市里面，而是过了桥的另一侧。阿婆挑了稍微靠边的位置。十几分钟后，理发师们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一开始好奇地打量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的阿婆，很快就有人粗声大气地开了第一炮：你是哪里的？怎么来这里剪头？

阿婆没想到会有人这样质问自己。阿婆这辈子忙活过的地方就是厨房。一个在学校做了一辈子饭的女人，下班回家后还要继续做饭。此刻对于六十多岁的她而言，甚至判断不出理发是一份工作还是一种冒险。这样的无措被一个晃荡过来的中年男人打断。男人穿着夹克叼着烟，眯起眼睛对阿婆说，“新来的？一天摊位费十五。”阿婆愣了，“我才来，还没赚钱，怎么就要交钱？保护费吗？”“这老太太，你可不要乱说。知道市场管理不？我每天早上过来收一次钱。跟你第几天来没关系。”男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袖标，晃了一下，又塞了回去。

身边另外几个男理发师都交了钱，交钱时还不屑地瞟了一下阿婆，透着“不懂规矩”的意味。“我没钱，我就是来试一下。有人找我理发，我就交钱，没人找我理发，以后我也不来了。”阿婆的语气就像是在揉一个面团。男人似乎不想和一个老太太扯不清，“明天你再来，我就收三十。”

阿婆平日的摊位总会比其他几个人更靠近街道半米。这是阿婆故意使出的小伎俩。她想有更多的顾客，所以会更靠近人们走过来的方向。实际上效果没那么明显，来找她理发的人并不多。

小河沿早市是一条从小桥桥头一直延伸到临街菜市场的蜿蜒道路。路面不算宽敞。这条路也是不少人上班的必经之路。早七点后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依旧有不少车辆会前赴后继地扎进这条双向三车道的道路里。与别的早市不同的是这里多了理发师，手抓饼、油条、馅饼之类的早餐摊则被“挤”得和早市脱离了关系，在差不多一公里外的医院门口。

小河沿早市旁边有两个三甲医院，其中一个是肿瘤医院。光是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一沉。阿婆本想把自己的摊位远离肿瘤医院一些，但她发现如果这样只能去桥的另一侧，而那里的人就更少了。

阿婆每次摆自己的小摊位时，都会把椅子先对准几块地砖的缝隙摆上，再用力按几下。背对着肿瘤医院的方向。但阿婆很快发现，这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那个女人是推着男人来的，男人坐在轮椅上，面色发青，年纪五十出头。女人让阿婆给男人剃个光头。阿婆还是第一次给人剃光头，她没想过推子到底能不能剃到“光”的程度。

女人似乎看出阿婆的迟疑。那个男人的头发看起来还挺厚挺多的。女人拽了拽阿婆的衣袖耳语，“化疗啦，掉了三四天头发啦，自己受不了。”女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阿婆以为这是两口子，女人却说自己只是护工。

阿婆咬牙开始推头发。花了比平时长两倍的时间。男人要给钱时，阿婆说“等你出院来了，再来找我剪头，我再收钱。”又说，“那面早市有卖帽子的。”

阿婆回家后一边做饭一边琢磨，自己不能因为对方是病人就一直不收钱。来理发摊剪头的男人，大部分都是早市摆摊的摊主、来早市买菜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以及住院的病人。她出来摆理发摊是为了赚钱的。十块二十块的也是钱。再说阿婆一天也就有五六个顾客而已。

阿婆发现如果有女人陪着男人过来的话，一般会选择自己。单身男人则不会。阿婆看起来比其他的男理发师要干净、温和，轻盈得像一只老鸟，可以扑着风浮起来。

但秋天总是到来的干脆利落，不像春天那样犹犹豫豫。这曾经是阿婆最喜欢的季节，却给阿婆带来一些烦恼。从入秋起，阿婆的白大褂下衣服一层层躲起来。最冷时要穿毛衣、棉衣、羽绒服。零下五度以后，阿婆的理发摊不得不“冬眠”。

老头子也不理解阿婆。特别是阿婆给他理发后，他一惊一乍，“就你这手艺，还有人花钱找你剃头？”阿婆也不理他。十点多从早市收摊回来，开始准备中午吃的面条。老头子不问阿婆的收入，开玩笑似的说这是阿婆自己赚的零花钱。

零花钱？阿婆可不觉得自己的收入是零花钱。在学校后厨做工时，她的工资和去实习的老师一样，在工人群体里也不算是低的。那时老头子的收入和自己也不过差了三五块钱，换做现在或许就是二三百块钱。但阿婆习惯了不吭声。

阿婆记得刚结婚的1978年，自己去国营菜店买了两根黄瓜，用的还是粮票。回到家被丈夫劈头盖脸一顿骂，说买的不新鲜。大妞怎么都没想到，丈夫居然把黄瓜扔到了四合院的垃圾桶里。大妞当时就掉眼泪了，又气又急，气的是丈夫怎么可以这么蔑视自己，急的是那两根黄瓜用了四两粮票，而且买之前她是想回家拌个脆生生、爽口的黄瓜咸菜。

大妞变成如今的阿婆，丈夫成了老头子。她再没买过菜。哪怕后来粮票退出、超市遍地。哪怕如今她每天都去早市。也从来都不买菜。一根葱、一头蒜都没买过。

老头子和阿婆的共同行动是每个月老头子都要去银行去刷一下工资卡，看退休金有没有到账。每次到了这天，他都会提前和阿婆来一句“明天陪我去银行”。老头子不会用智能手机。阿婆原来也不会。两个人到了银行都是求柜员帮忙。

但早市可没有银行柜员。阿婆知道现在人们几乎不用现金了，和自己也牵扯其中还是不同。阿婆硬着头皮向另外几个男理发师学用微信和支付宝收款。第一天，男理发师给她讲了一遍。她不会，最后是男理发师替她收钱，再换成现金给她。阿婆拿了五块钱给男理发师买烟。男理发师笑得，“你以为和你那个时候一样呢！”阿婆也笑。她的头发都白了。小小的白色的头颅，竟有几分稚气。

第二天，阿婆拿了笔和纸，瞅准不忙时把如何收钱写下来。男理发师看了一眼阿婆的手机，说用孩子淘汰的老手机太慢了，收没收到钱都不知道。阿婆跑到早市里逛，希望能有卖二手手机的。但这样的摊位通常是在夜市，和手机贴膜的小摊合二为一。

阿婆到底在距离早市不远的一家通信小店淘了一台略好些的智能手机。后来新冠疫情防控需要出示绿码，她自己鼓捣了半天弄不明白，又请教男理发师。男理发师都是比她小六七岁的五十多岁男人，语气里带着不耐烦，“你家孩子呢？”

那是1980年代，那时阿婆跟老头子还在农村，老头子跟着石油钻井队去干活了。儿子才一岁多，夜里忽然发高烧。近半个世纪前的农村哪里有像样的医疗设施？阿婆急得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看着哭都没力气哭的小婴孩，埋怨阿婆怎么才把孩子抱来。

赤脚医生是同村的大姐，学了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没能力处理如此紧急的情况。大半夜两个女人急得不行，赤脚医生大姐出了个主意，要不试一试鸽子血？鸽子血可以拔毒。

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式的自我安慰。可阿婆一辈子都是想到就要去做的人。她抱着儿子挨家挨户地求。那是一个大村，分成三个小村。阿婆求到凌晨三四点，顾不上什么脸面。村里人也实在，终于找到了有鸽子的人家，杀了两只。阿婆用手把血涂抹了怀里的儿子全脸全身。如今她已经记不清鸽子血抓在手里的感觉，只记得儿子在天亮后睁开眼睛的微弱哭声。

阿婆的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不在她和老头的身边。倒是光顾阿婆理发摊的顾客中不少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四十多岁的样子。没活儿时他们也会去应聘医院的护工。但最近阿婆常听农民工说，如今护工的管理越来越严，还需要专业培训和证书。“少要几个钱，先有一份工。”阿婆忍不住插嘴。农民工就嘿嘿嘿的笑起来。

“他笑什么呢？”阿婆也不明白。也许是害羞吧！四十多岁的儿子也会害羞吗？阿婆只记得那个天亮后啜泣着活过来的小婴孩。

冬天很快到了。早市别的摊位多半照常出摊，理发摊则不行。但阿婆早上会来早市溜达一圈。

那是个小雪天，阿婆照常来早市转悠。忽然有个菜贩拦住她，说是等下要参加学校家长会，早上三点多就起来上菜，来不及剪头，问阿婆是不是开理发摊的。阿婆打量了一下菜贩，的确呛毛呛呲（东北方言，头发乱且长）。阿婆让他等着，回家取了工具和椅子。

阿婆吃完午饭才发现，菜贩子给自己转了五十。第二天，阿婆又去早市，把多的钱要退给菜贩。菜贩不肯收，说是感谢阿婆救急。两个人东拉西扯，几个男理发师在一旁看热闹。知道缘由后，一个男理发师来了句，“老大姐，你挺有样啊！”

从此“老大姐”成了阿婆的代号，在这里几个男理发师都有自己的绰号。“铁拐李”是一个左脚有些跛的高个子，“大牙”则是一个干瘦的小个子，还有“刘哥”“老秀”。阿婆挺高兴，自己终于在近一年后成为了这个早市里货真价实的一份子。而不像那些顾客只是路过。

阿婆的回忆被小区居民的话打断。“现在是疫情，你懂不？别人理发都不要钱，咋就你搞特殊，趁着机会要钱？”到底还是有人一屁股坐在阿婆面前的椅子上，要理发，但不肯付钱。阿婆看着这个胖胖的三十多岁的大嗓门男人，简单地说，“我就是干这个的，这是我的规矩。”

阿婆想自己从来没说过这么硬气的话。这些琐碎的变化似乎是从自己去早市理发开始。人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规矩，哪怕晚一些也没关系。就像2022年的春天虽然冷，桃花推迟了一周，到底还是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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